“信阳事件”是当时极有代表性的突出事件，但是文中“路宪文将五类份子组织起来(指当时被划为敌人的地、富、反、坏、右)，吃得饱饱的，打党员，打贫下中农，”“宁要一斤粮，不要一个共产党员”。“‘打死一个党员，拿出一斤公粮’就要表扬。”一节是否事实？但报告中为何有此一节？
路宪文是地委书记，在大跃进狂热的时代背景下，他和所有的共产党干部一样，正在狂热的追随着毛泽东的左倾思想路线，难道他不懂得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方法？在工作中不是依靠贫下中农反倒去依靠“地、富、反、坏、右”？这显然是违背逻辑常识的，即使当时作为地委书记的路宪文和县委第一书记的马龙山是国民党特务，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也不会采用如此荒唐而愚蠢的手段进行“复辟”和破坏，进行阶级报复。
通过文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1961年11月3日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河南省委在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的指导下，从1960年冬到1961年春，在全省，特别是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其主要作法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就是来源于他自己对“信阳事件”的政治结论——“根据毛泽东关于信阳地区的问题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定性，”。毛泽东对于在他领导之下的政府治理的国家出现这样的事件，虽然与他的主观愿望所背道而驰，但毕竟是既成事实。
他心中明白，造成这样的悲剧事实，是由于他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教条地实用他的政治谋略和军事谋略上的成功经验，脱离了中国实际，而出现的屡屡的失误。尽管他心中明白，但由于他深知他在党内的地位来之不易，为了维护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不愿意在高手林立的党内同僚面前服输认错。他也曾经历过并深知，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一旦在党内失去既得的地位，他将会一生鸿图难展，权威不再，最终将屈居于人下。这是他的内心所不能接受的事实。然而，经济建设毕竟与政治斗争和战争不同，政治斗争和战争的胜利往往可以通过事前的带有欺骗性的情绪煽动，一鼓作气而达到目的；而经济建设则是长期的，是不可能一朝一夕而出奇制胜、立杆见影的，那得要根据客观条件作出科学的计划，经过长期努力，不断积累方见成效的。但是事与愿违，多年来由于他自己的狂热，把国民经济建设搞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造就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荒唐的人为造成的饥荒历史。党内知道内情的所有怨言，几乎都是冲着他来的，但畏于他的权威，他始终能把这一次次的危机控制在党内高层范围，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无法知悉事实真相，控制住民怨民愤，不致于完全失去民心。他很清楚，一旦他在党内失势，丧失了控制权，这些内情让全国人民都知悉了，他将面临着全国范围的口诛笔伐和追究的危机，这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可怕的。这是党内斗争的规律，他不能重蹈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覆辙。所以他在意识到“信阳事件”的严重性的同时，力图纠正自己的失误，但是又不能向国人承认这是自己所造成的失误。于是就以其惯用的政治斗争的谋略，将这一重大失误以“阶级斗争”理论来加以解释推托，转嫁危机于基层干部，嫁祸于“阶级敌人”。但凡有过毛泽东时代生活经历的人都很清楚，经过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历次政治运动，“地、富、反、坏、右”能具有造成全国性的上千万人饿死的这么大的能量吗？
人为的造成全国性的饥荒，上千万人的因饥饿而死，恐怕是当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死亡的人数所望尘莫及吧？他深知，这饿死人的责任一旦从法律的角度追究起来，他将是罪魁祸首，将会在党内，特别是在人民当中受到无情的唾骂。这是他在有生之年所无法接受的。所以，他清楚的知道，他必须牢牢地抓住权力不放并将这一权力延展至他身后的世世代代，以维护他的千秋功业和伟大形象。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必须采取强力措施，充分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既有权力，把所有对他的权威可能造成威胁的人彻底地清除。这就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千古灾难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