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毛泽东把大串连的“特权”交给学生时,巨大的“特权”便带来了巨大的动力。然而,特权必然沿着其自发的倾向无限扩张,当它超出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政治需要时,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对学生运动的限制与约束。从“放手发动”到“限制管教”这一过程,颇有代表性地注释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多种势力的合作关系。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极端十年》—精华选载(17)— 第八章 现实的利益分化与重组一切(1966年8月-196...
1966年8月18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在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划下,于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别有深意地穿上了一身绿军装,表明他正在亲自领导一场大革命,表明他握有军队的实权而且得到军队的全力支持,也表明他要否定现存的党和国家政权格局的决心。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袖章的形象,通过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在全国传播开来,成为大规模发动群众运动首先是发动红卫兵运动的巨大号召。从这天起,红...
《十六条》是一个放手发动群众的纲领,整个纲领贯穿了毛泽东“不怕乱”的思想。惟有天下大乱,才能乱掉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各级领导权。现在,军队在他手里,舆论工具在他手里,所以,“大乱”乱掉的是旧秩序和权力系统,却绝对乱不出他能够把握住的大局。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他已经掌握了优势;而在广大群众中,相对于他的政敌,他更有无可比拟的大得多的优势;进行文化大革命,他还怕什么呢?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极端十年》—精华选载(15)— 三 ...
当大大小小的学生领袖们由于某种政治权力在握而享尽风光时,投入造反的学生自然有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理想”。这场“大革命”,给了无数造反的年轻人“出人头地”之路。对于学生们以上的“革命”动因,1957年的毛泽东肯定要实行镇压的;而1966年的毛泽东不仅没有镇压(暂时),并且要尽可能地“借用”。当摧毁刘少奇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之后,学生运动中不可收拾的无政府倾向及青春期的狂放倾向成为建立新秩序的破坏性因素时,毛泽东使用了许多不是镇...
毛泽东认定,那些反党分子就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这是他对文化大革命之前政治形势的判断。他认定,刘少奇、彭真这些人就是要推翻他,打倒他。这个政治判断的性质十分严重,由此我们也能深刻透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文化大革命随后的发展虽然是在因势利导的过程中逐步推进的,很多部署毛泽东想必也是乘势而做的,具体的步骤是在具体的运动过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然而,摧毁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一批高级领导人物的权力,这在毛泽...
毛泽东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翻案联系在一起,就政治斗争而言是极为深辣有力的一笔。只有将《海瑞罢官》与党内已被定性打倒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打倒《海瑞罢官》,也才能真正将矛头指向站在《海瑞罢官》后面的党内当权人物。当《海瑞罢官》的支持者彭真等人在党内被作为资产阶级分子定性、打倒之后,政治斗争的战线已经极大地纵深推进了。这是毛泽东对对立势力的一个摧毁性打击。正是在对彭、罗、陆、杨的处理过程中,形成了文化大...
当后来的历史学家中的有些人将文化大革命归为毛泽东浪漫主义的革命性格,或者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归于他在权力上的多疑、猜忌与性格残忍时,我们说,这些都是不足道的。毛泽东虽然生性好斗,热爱革命,敢于破坏现存世界,然而,对于自己几十年经过艰苦斗争“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党和国家,不能说没有责任心。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也是在他的立场上不得不采取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行为的。正是为了打倒一个在当时看来无法轻易打倒的“...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这个给中国生产力发展造成巨大损失的社会大动乱,毛泽东自然有他的责任。然而,将此说成是由于他晚年昏聩所致,又绝对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非常清醒的政治大行为。当毛泽东感到,苏联的巨大外部压力有可能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联结在一起时,他显然不能再保持百分之百的从容。从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他主动发动的,然而,更深刻地说,有可能是他“被迫”发动的。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商品经济是制造差别的,竞争以及竞争所争得的差别是商品经济的生命力。毛泽东对“贫富差别”的恐惧,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核之一。毛泽东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断地将全社会的经济、政治归于国家,而将国家归于越来越集中的领导,造成最为集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社会上倡导“平等”,恐惧任何“贫富差别”造成的社会不安。他对两极分化的高度敏感与警觉,以极为典型的方式注释了“不患贫、患不均”的传统法则。柯云路历史研究专...
文化大革命是价值规律及其驱动的社会利益和感染的政治人物遭受打击的一段历史,是价值规律在政治高压下暂时被扭曲的一段历史。文化大革命在政治路线上的失败,本质上是由于其在经济上的失败。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崩溃,最终崩溃了文化大革命自身。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同时,就是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胜利,那已被近三十年的改革注释得明明白白。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极端十年》—精华选载(8)—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最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