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　1800年

　　赤壁之战，可能是冷兵器时代，最令中国人津津乐道一场战争。这是因为，它包涵了所有戏剧性的元素，比如强弱对比鲜明的军队，意志力坚强的统帅，反败为胜的曲折历程，还有就是，气贯长虹的英雄故事。
　　
　　发生在公元208年秋冬之季的这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人的审美情趣的集合体，它符合有关战争胜负的道德判断——以强凌弱者必败。但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这场战争并非用道德解释那么简单。从追击当阳，到抢占江陵。曹操的军事指挥艺术堪称完美。即便后来为人们所诟病最多的失误——未能尽早追击刘备，破袭夏口，而在江陵修整时间过长，也并非毫无道理。毕竟，在涉及到调动数十万大军，兼顾步兵、骑兵、水军等不同兵种的大规模作战中，光是等待部队集结，以及辎重、后勤的补给，就需要数月之久。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兼跨我国地形中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涉及山脉、平原、江河、湖泊、沼泽等多种复杂地形，难度不可谓不大。
　　
　　以部署和动员能力来看，曹操也堪称典范，在刚刚完成平定北方的战役之际，就能迅速开凿玄武池，操练北方罕见的水军兵种，并在短时间内集结数十万军队，一路高歌猛进，士气之高，极为罕见。也正是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刘备与荆州势力的松散军事同盟，迅速解体。新任荆州长官刘琮束手投降。曹操能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举夺得南北要塞襄阳，也正是部署得当，战略得体的自然结果。如果以曹操出发时夺取荆州的战略目标而言。这场战争进展至攻占江陵为止，则是曹军大获全胜。
　　
　　遗憾的是，战局的进展并没有就此为止，一旦夺取荆州的局部战争，演变成统一全国的全面战争，则无论是战略制定，还是战术的施展，其实施条件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在这一重大转换上，曹操却未能及时做出调整。这样的后果，随后在幕阜山脉与江汉平原接壤的丘陵地带，一个长江南岸叫做赤壁矶地方爆发，不可谓不是历史的偶然。
　　
　　然而，即便是赤壁之战对“南北之间的数百年分裂，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场战争在随后的1800年中，在中国人头脑中的位置，远高于它本身的历史地位。这无疑得益于从诗歌、小说、戏曲到民间语文对那段历史、那场战争及涉入其中人物的“合理想象”，其中《三国演义》不过是其中集大成者。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部《三国》，都有一个曹操、孔明和周瑜。
　　
　　即使到了当代，三国的“演义”仍在继续，只不过换成了更现代的形式。比如在日本人及其创造的游戏中，年轻的一代就看到另一个“三国”，在这里，是以指标化的统率力、武力、智力、政治力、魅力来评判人物，而不是在中国沿袭千年的道德善恶。
　　
　　于是，赤壁之战过去整整1800年后，一个叫吴宇森的人试图续写“三国”。虽然电影标榜“还原史实”，但正如这位导演所说，中国电影一直以来承载了诸多中国文化的遗产，包括武侠精神。“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能够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表达出我们的精神寄托和文化诉求。”而吴宇森想表达的诉求，包括那些人物，及其所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因为“三国人物与我心目中的英雄在理念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想藉此表现“中国人的勇敢、智慧、团结精神”，于是，故事就不再是“瑜亮之争”，而是“瑜亮相惜”。
　　
　　但这离1800年前的事有多大程度的相合，已经无从考证了，正如你走在今日的赤壁，已无法看到当年的熊熊火焰。H

《国家历史》2008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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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观点
　　010旧闻
　　011新闻

　　012 封面故事 赤壁1800年
　　040解密 中国鹞式“垂直起降”——无法完成的“四号任务”
　　046特稿 笔杆子决战枪杆子 ——读史琐谈中日知识分子
　　054发现 神秘的麦田怪圈
　　057专栏 张鸣
　　058人物 最优秀的《时代》记者 最出色的越共间谍
　　063口述 李立三与李莎的革命浪漫
　　070史家 杨奎松：怀疑是一种美德
　　075专栏 傅国涌
　　076地方 千年兴废于一城：荆州古城墙
　　080专栏 雪儿简思
　　082留影 香港“左派”与文革
　　084战场 消失在中国的“新罗马军团”
　　088世界 为何古希腊人右脚不穿鞋
　　092读书
　　096影像 福尔摩斯来到中国
　　100逝者 还原亚当•斯密
　　
　　
　　[封面故事]
　　赤壁　1800年

　　赤壁之战，可能是冷兵器时代，最令中国人津津乐道一场战争。这是因为，它包涵了所有戏剧性的元素，比如强弱对比鲜明的军队，意志力坚强的统帅，反败为胜的曲折历程，还有就是，气贯长虹的英雄故事。
　　然而，即便是赤壁之战“南北之间的数百年分裂，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这场战争在随后的1800年中，在中国人中的位置，远高于它本身的历史地位。
　　这无疑得益于从诗歌、小说、戏曲到民间语文对那段历史、那场战争及涉入其中人物的“合理想象”，其中《三国演义》不过是其中集大成者。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部《三国》，都有一个曹操、孔明和周瑜。
　　即使到了当代，三国的“演义”仍在继续，只不过换成了更现代的形式。比如在日本人及其创造的游戏中，年轻的一代就看到另一个“三国”，在这里，是以指标化的统率力、武力、智力、政治力、魅力来评判人物，而不是沿袭千年的道德善恶。
　　于是，赤壁之战过去整整1800年后，一个叫吴宇森的人试图续写“三国”。虽然电影标榜“还原史实”，但正如这位导演所说，中国电影一直以来承载了诸多中国文化的遗产，包括武侠精神。而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能够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表达出我们的精神寄托和文化诉求。”
　　而吴宇森想表达的诉求，包括那些人物，及其所展现出来的真正的英雄主义，因为“三国人物与我心目中的英雄在理念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想藉此表现“中国人的勇敢、智慧、团结精神”，于是，故事就不再是“瑜亮之争”，而是“瑜亮相惜”。
　　但这离1800年前的事有多大程度的相合，已经无从考证了，正如你走在今日的赤壁，已无法看到当年的熊熊火焰。 　　
　　文一　 曹操的赤壁地理
　　文二　 复盘赤壁之战
　　文三　 周瑜身后的雅俗世界
　　文四　 三国武器
　　文五　 《三国》“东西志”
　　文六　 日本：“三国志新闻”
　　 
　　[战场]
　　消失在中国的“新罗马军团” 
　　为谋求在华利益，意大利从最初派出53人侵华“远征军”，发展成上千人的海陆军。但在二战中，随着战争态势的转变，他们中很多人不是死在盟军或中国军队之手，倒成为盟友日军屠刀下的“异乡鬼”。

[口述]
　　李立三与李莎的革命浪漫
　　1933年，驻留苏联的李立三邂逅美丽的爱情。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妻子，李莎从苏联来到中国。他们一生的经历沉浮，数经考验。对待历史，苦尽甘来的李莎坦言"这是历史，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
　　
　　[解密]
　　中国鹞式“垂直起落”
　　——无法完成的“四号任务”
　　林彪突然下令研制垂直起落战斗机，成为“极左路线”高压下的一项短期无法完成的任务。差点使歼八战机中途夭折。
　　
　　[特稿]
　　笔杆子决战枪杆子
　　——读史琐谈中日知识分子
　　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在他们的烦闷中，一个对抗的、分崩离析的日本出现了：尊王和攘夷、复古和维新、锁国与开国、保存国粹还是文明开化，乃至代议制还是军国化、战争还是和平……旧的“明治精神”已经死去，新的大正信仰并未诞生。这个分裂的、碎片化的观念世界，正是关东大地震的表情来源。

1923年9月1日，正午时分，在东京赤坂离宫，年仅22岁的裕仁摄政举行盛大国宴，招待各国使节。宾主言欢之际，一阵猛烈的、突如其来的颤抖从地底深处传来；在摇晃的大地、叮当作响的碗筷与目瞪口呆的来宾间，裕仁不顾礼节，踉踉跄跄地跑向殿外的花园。他看到了一幅山崩地陷般的图景。

新落成的、高达12层的东京塔，“像一根火柴棍似的被一截两段”；无数高大建筑顷刻间土崩瓦解。东京一下子显得低矮、空旷了，只有嘈杂的人群、鼎沸的声息和渐渐冲天的火光，连接着孤岛一般的赤坂离宫与遭逢灭顶之灾的日本。众多传记作家后来纷纷写道，在余震不断的离宫大院里，裕仁表情木讷、“呆呆出神”。

作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幢抗震建筑，这一天，赤坂离宫只遭受了轻微损伤；而在几百里外的日光小城，天皇与皇后也安然无恙。然而，对这个年轻的皇储、此后六十余年间始终代表着日本的“人间之神”来说，这场被称为“关东大地震”的灾难，仿佛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所留下的长长阴影，使这一天裕仁的呆滞表情，几千万日本国民的狂乱身影，定格而为此后二十几年的日本历史。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东京市区景象。

瞬间　　

大地震来临前，从东京到横滨，关东大平原一派升平景象。

在繁忙、安宁的气息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按照故旧相传的说法，每年9月1日是大凶之日，正如西方的13号加上星期五。直到11时57分，“皇后号”又一次鸣笛时，美国学者、科罗拉多大学教授科克里尔还在甲板上频频挥手；而前来为亲友送行的琼-詹森也记得，她在码头上不断挥舞手帕。一切依旧是平静、从容、基调欢快的。

仅仅一分钟以后，科克里尔目睹了一种可怕的、恍若幻觉的景象：港口骤然上升，码头也如同面团一般急剧扭曲、变形着。他后来告诉记者：“开始时，我们全懵了。后来有人喊着‘地震’、‘地震’，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往远处看，城市上空尘雾蔽天……”

与科克里尔相比，琼-詹森的印象更为深刻。后来，她在《瞭望》杂志上写道：“来自地底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被抛向天空。象九柱戏里的木柱一样相互碰撞后，我们掉进了水里。……船坞两头也沉入了水里，护海堤有一半倒塌。”

何止是码头、船坞、护海堤？几乎同一瞬间，一个西方游客目睹了耸人听闻的一幕：“一大片森林以快逾火车、大约六十英里的速度，几近平移地从丹泽山上冲下！”在越过一个村庄和一条铁路后，它裹挟着几百村民与无数巨石直冲入海；片刻之后，“几平方英里的水域都变成了血红色”。

11时58分，也就是大地震来临的那一刻，一列开往真鹤、载员二百余人的火车缓缓开进了根川府车站。几乎还来不及停稳，铺天盖地的泥石流就汹涌而来。轻易地吞噬了这列火车后，泥石流缓缓流向东京湾，与它同时消失的还有根川府的几个村庄。

这个瞬间，从横滨港、东京湾到广漠的日本海，八千余艘船只顷刻沉没；在城镇林立、人烟稠密的关东大平原，“所有土地都如海水波涛一样上下起伏，丘陵、山峦急剧扭动着”。十余万间房屋轰然倒塌外，这场里氏7.9级、震源在东京西南方向九十公里外相模湾的大地震，让中央气象台、东京帝国大学的科学家们惊呆了：地震仪先是狂乱颤动，继而指针全部被震飞了；除一台进口仪器能勉强监测外，日本找不出另一架完好的地震仪；由于强度太大，此后几十年，人们为这场地震是7.9级还是8.2级争论不休……

与万余名瞬间丧命者相比，琼-詹森颇显幸运。掉进水里、受了一点轻伤后，她赶上了退潮。在左右摇晃的海水里，她勉强站了起来，并慢慢蹚水走上陆地。而在她惊恐、不知所措的目光前方，是无数被夷为废墟的城镇与村庄，是几百万来不及哭泣、犹如无头苍蝇般的地震灾民。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横滨的小女孩裹着被子取暖　　

火殇　

关东大地震是罕见的、次生灾害远大于地震本身的浩劫。几乎是大地刚刚开始摇晃，千百万居住在频震区、从小就学会如何逃生的居民，匆忙离开了自己的居所。然而，在他们的身影背后，不仅有塌陷的房屋，还有倾倒了的、正煮着午餐的碳炉。片刻之间，一百三十余处起火点出现了。

《东京纪事报》的一名记者后来写道：“一些人跑到街上，虽逃离了震魔，又遇上了火妖。他们倒在地上，浑身都是火烫的血泡。比起那些被烧得只剩一把灰的人来说，他们也许是幸运的。那一堆堆、一片片的灰烬，究竟包含着多少生命呢？没有人知道。……”

成千上万人在火中化为焦炭。这名记者亲眼看到，在运河一带，“数百名逃生者被烧死在那儿”。从这里开始，尸臭味久久不散，“几十里外都可以闻见”；在余震不断的东京与横滨，大火成为无数街区的主人。

当天下午，三场火殇让日本民众刻骨铭心、没齿不忘。

大约午后2点钟，大火席卷了整个横滨。这个居住着五十万市民，被称为“外国人的乐园”、“充满异国情调与冒险精神”的不夜港，渐渐地成为一个大熔炉了。科克里尔教授看到，几千名逃生者不顾一切、跳入大海，“他们一边游离酷热的海岸，一边高喊救命”；仅仅是“皇后号”邮轮就救起了两千余人。

地震爆发后，无数市民纷纷渡过隅田河，到河东地带避难；大约四万四千人聚集在陆军被服厂的空地上。然而，午后四时许，一阵龙卷风携来了几点火星，并燃着了市民携带的行李，以及被服厂一堆又一堆的军装。除了十几名幸存者，大约44，030人被烧死。

被服厂大火持续了几个小时。与此同时，一场“水上的火葬”也在进行着。当火势愈演愈烈之际，近万名无法忍受灼热的灾民，干脆跳进了东京湾；他们或抓住船舷、或依托着一块木板，漂浮在水面。《东京纪事报》记者后来写道：“他们以为这样又好受、又保险。”

但他们忽略了不远处的标准石油公司及其油库。傍晚前后，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十几万吨石油泄入东京湾，并引起了熊熊烈焰。火在水上燃烧！更要命的是，东京湾附近海域被烧沸了！侥幸躲避开大火的灾民，也无一例外地被活活烫死。后来，亨利-金尼以“水深火热”的字样，来描述这种最可怕的景象……

入夜时分，近百万神情漠然、心如死灰的东京灾民，聚集在宫前广场、日比谷公园与上野公园一带。其中皇宫附近聚集了约50万人，上野公园也聚集了近40万人。他们疲惫、麻木、如同无头苍蝇；而在他们的窃窃私议中，不仅夹杂着“大海啸要来”、“富士山将喷发”的谣言，更多的人还想起了那个古老的传说：在日本海深处，有一条巨大的鲇鱼；倘若太阳女神不满人间的统治者的话，鲇鱼就会翻身，地震就会爆发。只有天皇立即逊位，灾难才会停止、余震和大火才能过去。

表情　

或许，这样的议论声，正是1923年日本地震表情的注脚之一？它能够解释裕仁以及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反常手笔？几十年以后，法国学者爱德华-贝尔写道：“大地震来临时，几乎一切政府的自然反应，都是向世界通报灾情并呼吁国际社会予以援助。……日本人却千方百计地阻止信息的传播。他们干扰少数尚能工作的电台。直到实在无法隐瞒真相之前，他们始终否认发生了任何异常事件……”

又何止是封锁消息！几个月以后，《泛太平洋》杂志编辑亨利-金尼就发表了一份地震手记。这份手记完整地展现了官吏们的无能、颟顸、冷漠、残暴，日本民众的消极、麻木、绝望、听天由命。它是1923年日本地震表情的见证。在后来的年月，这份手记被不断转载、反复引用。

他看到了一个满目疮痍、几近人间地狱的关东平原：大部分工厂被夷为平地之外，在瓦砾和废墟间，“残肢断臂处处可见”；昔日繁华的川崎镇，“没有看见一处幸存的房屋”；而散落在残破家园附近的幸存者们，也一个个面如死灰、表情呆滞。亨利-金尼后来感慨说：“他们让我想起了一句日本话：一切都完了”……

让亨利-金尼最感不可思议的，则是十几万人遭遇灭顶之灾、几百万人在残垣断壁间嗷嗷待救之际，政府不见了！他多少有些愤怒地写道：“男人们呆呆地席地而坐，看着火焰慢慢吞噬着一切。如果有人来稍稍领导一下，他们也许能挽救整个街区。日本官员平时几乎无处不在，事无巨细都要施展一下他们的权力，此时却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甚至连警察也踪影皆无……”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那个历来强势、权力无边无际的政府，究竟到哪里去了呢？难道仅仅因为那个古老的传说、“天皇逊位”的惯例，他们就毫不作为、任凭千百万人自生自灭？

亨利-金尼知道，仅仅七天以前，加藤友三郎首相刚刚病逝，山本权兵卫虽然得到西园寺公望元老的支持，但他遭遇了政党的普遍反对，内阁迟迟难产。与此同时，先天弱智、被视为“白痴”的大正天皇自然不能指望了，年轻的裕仁摄政也难免经验不足。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个关头，在朝野深孚众望的西园寺元老又病倒在床；而没有他的表态，平素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政党与藩阀，都是不会出面的。他们担心自己的救灾手笔，会成为政敌攻讦的借口……

换而言之，日本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无政府状态。它使大难之日的日本雪上添霜、如同一盘散沙。但，它并不是1923年日本地震表情的全部。

如果说，对那个曾经廉洁、负责、极具社会动员能力的政府的沉沦，亨利-金尼早有觉察的话，那么，这一天，这个以勤勉、忠诚、不仅重礼仪而且爱互助的著称的民族，它的民众的反应，也让金尼深感意外。在手记里，他不断追问，为什么活下来的人，都脸色冷漠，不仅看不到庆幸，甚至看不到悲伤呢？为什么明明是举手之劳，他们却无动于衷，不肯去救护自己的家园和其他的受难者呢？……

作为“日本通”，这一天，亨利-金尼似乎百思不得其解。而更出乎他意料的，则是接下去日本政要的种种手笔。

2007年9月1日，日本举行地震演习，纪念关东大地震84年

骚乱

几乎是地震刚刚发生，成千上万的灾民就涌向赤坂离宫。他们不仅前来寻求庇护；他们的沉默与严肃，表达了一种无声的抗议、无言的要求：天皇必须逊位，政府必须立即组建。无论“鲇鱼翻身”的说法是否迷信，这不仅是千百年来的惯例，对于安抚人心、稳定灾民、动员官吏、组织救灾，它都有莫大的好处。

然而，对裕仁来说，他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前戏剧性的一幕：出任摄政前夕，平素痴痴呆呆、间歇性地发作精神疾病的大正天皇，却护住自己的玉玺死活不肯交出；后来是西园寺元老连哄带骗，用尽了对付顽劣幼童的手段，他才得到这个国家权力的象征。不难想象，倘若逼迫天皇逊位，这个疾病缠身、奄奄一息的白痴，很可能一命呜呼……

他不愿背负“不孝”的罪名。甚至，他还寄望以此博得贤明君主的美誉。他决心转移民众的视线，不仅是逊位传统的不了了之，他还要以这个手笔，掩饰自己的无能，并顺带地为日渐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洗脱罪责……

当天深夜，“朝鲜人暴动了，到处放火”、“大火是社会主义者与朝鲜人所放”、“他们在水井投毒，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种种说法弥漫了从东京到横滨的冒烟废墟。一夜之间，“天皇逊位”、问责政府的声浪平息了。

9月2日，在裕仁与西园寺公望的支持下，山本权兵卫内阁匆促宣告成立。在政党依旧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山本自己身兼首相、外相、文相、法相四职。而他就任后的第一个手笔，就是宣布国家进入战时体制。自然灾难就这样演变为社会事件了。

与此同时，在街头巷尾，无数青年、退伍军人组织了自警团。他们设立关卡，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在大刀、竹枪与棍棒的武装中，短短几天时间，数以千计的朝鲜人惨遭杀害。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事后宣称，共有231名朝鲜人、3名中国人和59名日本人因趁火打劫而被处决，其中“本国公民多属误杀”；但，不仅那些犯罪事实纯属捏造，无论朝鲜籍、中国还籍是日本本国的被害人数，都被大大地缩水了。

就这样，关东大地震引发的皇室危机，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了。在一个多月的屠杀、逮捕和宣泄之后，日本民众沉默地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在这场大地震中，共有99331人死亡，43476人失踪，另有103733人负伤。然而，除了活着的人眼神渐渐暴戾、性情日显乖张之外，它什么都没有留下。无数的死难没有激发至善与大爱，恰恰相反，它通往了1931年的满洲、1937年的卢沟桥和1941年的珍珠港。至少可以断言，在八年后征服满洲的那场战争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关东大地震的阴影。经历了深痛巨创的日本人如此向往新大陆，以至于不惜诉诸军刀。

关东大地震的日本表情，就这样定格了。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难道它仅仅出于裕仁的一个投机性手笔？大难来临之时，勤劳、友善、无比坚忍的日本人为何如此冷漠？它的背后，包含了这个民族怎样的心灵密码？……或许，只有站在时光的后头，人们才能读懂1923年日本特殊的地震表情。

2003年9月1日，日本消防员举行生化演习，纪念关东大地震80周年

“烦闷”　

一切可以追溯到1903年5月22日。那一天，在小城日光的华岩瀑布旁，年仅18岁的大学生藤村操削下一块桴树树皮，写出“岩头之感”后沉潭自尽。在后来轰传一时的这份遗书里，藤村操反复追问着人生的意义。他并且写出了自己的答案：“曰‘不可解’。”他说，“我怀此恨而烦闷，终至决死”……

不久，“烦闷”一词成为日本大学生最流行的词汇了。和“烦闷”同时出现的，则是“成功”。如果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脱亚入欧”、富国强兵为追求，几千万国民匍匐在这个目标之下，忍饥受饿、视死如归，从而缔造了“明治精神”的话，那么，从这里开始，这种精神不仅退居到了日本民族的心灵角落，在纷纭浩荡、不断嬗变的市井间，渐渐滋生的，恰恰是它的反面。

与父辈们不同，新一代青年追求的“成功”，和国家无关。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落幕，千万青年就生长着新的日本意识：大国地位已经实现，“现在该追求与国家目标无关的个人目标了”。为此，他们刻苦用功、考入大学，并渐渐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随即，他们步入公司、成为中产阶级，开始了效仿欧美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个人群是如此孤立：成为“新市民”、领取可观薪水的青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出身农村、或者家境贫寒的那些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依旧是从军。换而言之，他们不仅在观念上与父辈、与“明治精神”对立，他们在身份上也与自己的同龄人、特别是青年军人们对立。在一代人的身上，日本就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西洋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和代议政治的，另一个则是东方的、村社的、赤贫农夫和天皇制度的。

与青年军人们相比，他们优越、富有学识、饱受社会青睐。以他们为载体，现代政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宪政运动。所谓“大正民主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产物。然而，这种代议制是如此可笑、如此浮光掠影，一如他们与日本社会的关系：从原敬内阁、高桥内阁到加藤内阁，日本的政党政治始终笼罩在古老传统的阴影下；几乎可以说，它不过是老人们特别是西园寺公望元老的恩赐。以几任首相为例，他们大多出身军人，只是在需要政党支持时，他们才加入了政友会或者宪政会。

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党魁乃至整个现代政党，也迅速沦落进弊案不断、贪污腐败、卖身投靠、派系林立的泥潭。他们是上一代人，他们的欧美观念，不过是漂泛在水上的一层油花；他们有着欧美的言辞、杂交的大脑，但左右着他们的言辞与观念的，依旧是古老的日本之心……

所有这一切，都让青年们无比“烦闷”、始终烦闷。在他们的烦闷中，一个对抗的、分崩离析的日本出现了：尊王和攘夷、复古和维新、锁国与开国、保存国粹还是文明开化，乃至代议制还是军国化、战争还是和平……旧的“明治精神”已经死去，新的大正信仰并未诞生。这个分裂的、碎片化的观念世界，正是关东大地震的表情来源。正如1923年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顶峰、也是它的尾声那样，1923年，日本站立在时代的夹缝处。而关东大地震之后，迅速崛起的，则是北一辉、大川周明、永田铁山以及石原莞尔。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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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溪　孤绝之城

本刊记者  李远江

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是20世纪四川发生的最大的地质灾害。这场里氏7.5级的强烈地震及次生灾害，不仅夺去了近万人的生命，也让一座千年古城感受到被永久遗弃的孤独。 

一切只在顷刻之间。

剧烈的震动将正在城隍庙庙角凉亭午睡的张怀安跌落在地。他惊恐地看见大地震颤，山崩地裂，随即是飞沙走石，地面下沉。

几个小时前，敲锣打鼓的叠溪百姓还聚在城东南的城隍庙给城隍老爷“穿衣”，打算在十天后农历七月十五的城隍庙会上，向城隍老爷祈雨，求老天保佑，普降甘霖，拯救生灵——这里去年大旱，今年又已是连续四十多天滴雨未下。午后“穿衣”完毕，忙活了半天的百姓各自回家。和大家一样，看完热闹的警察局工人张怀安也打算回家吃饭，却被城隍庙的道士给叫住了。经不住再三挽留，张怀安在城隍庙吃了午饭，随后就睡在庙角的凉亭上纳凉。

惊醒过来的张怀安努力站立起来，试图赶回家中，但摇晃使他寸步难移。

一分钟后，大地停止摇晃，但四周巨大的隆隆声仍持续不断，沙石继续飞扬，一块崩落的碎石击中了张怀安的头部，他顿时失去了知觉。

三小时后，日落西山，尘雾稍歇，张怀安渐渐苏醒过来。当他睁开双眼环顾四周时，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整个叠溪全城下陷数百米，城背后的蚕陵山崩倒下来，将陷落的叠溪城重重掩埋，崩落的山石将岷江拦腰截断，形成一座高达100多米的天然水坝。整个古城仅残存东门瓮城一角和南城一小段城墙，张怀安的家已经连同叠溪城跌落谷底。他睡觉的凉亭正悬在岩上，而他也被震落在凉亭下的悬崖边，随时都可能掉下深渊。

一位家住城隍庙旁边的居民救下了悬崖边上的张怀安。地震时，这位居民刚好在城外种庄稼。救人心切的张怀安顾不得山石随时崩落的危险，赶紧下到陷落的古城废墟，试图寻找埋压在废墟里的亲人和朋友。然而，厚重的山石已将叠溪城深深掩埋，任何工具都没有的张怀安根本无计可施。他一遍又一遍的呼喊着亲人们的名字，废墟下面却是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回音。

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30秒，叠溪古城的历史被永远痛苦地定格。这是四川20世纪发生的最大地震。

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叠溪人来不急逃避，甚至来不及喊一声救命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全城一千多人口，在强震中逃生的仅有包括张怀安在内的15人。

入夜，叠溪上空下起了大雨，被壅塞的岷江水开始上涨，救亲人无望的张怀安回到凉亭暂避风雨。这时，其他几位幸存的居民也相继汇集于此。由于余震不断，暴雨倾盆，凉亭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大家胆战心惊，相互安慰着熬到了天亮。

张怀安和其他幸存者决定赶往56公里外的茂县县城。也许，那里有他们生的希望。

民国时期“川军三雄”合影，右起刘文辉、杨森、邓锡侯

遗弃

当张怀安们赶到，发现茂县县城也遭受了地震破坏。不少房屋倒塌，许多居民被砸死砸伤或被倒塌的建筑掩埋。幸运的是，这里离震中已经有50多公里，地震的强度已经大大减弱。

一开始，县长张雪岩并不清楚这次地震的震中究竟在哪里。地震造成电话线路中断，茂县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而通往各村镇的道路和通讯也大多断绝。为尽快了解灾情，争取外界援助，他立即安排电话员分道出发抢修电话线。

两天后，通往下游威州、汶川的电话很快接通，得知此路灾情不重。而沿江北上的电话员刚走出10余里，便发现山体崩塌，河流堵塞，无路可通，张雪岩也因此确定北路——即叠溪方向——是地震重灾区。

张雪岩立即向当时掌控川西北的国民党地方大员、28军军长邓锡侯电话报告了灾情。他恳请邓拨款赈灾，并安排军队搜救被困群众。

从茂县各乡镇劫后余生的灾民陆续赶来县城。张雪岩一面派人分赴全县各地调查灾情，一面想方设法发动当地乡绅捐款捐物，但无奈灾民越聚越多，而县城的物资又十分有限，眼看着县城粮食即将告罄，灾民将饿死街头，茂县告急。

此时，刘文辉、刘湘叔侄争夺四川霸权的“二刘战争”正进入紧要关头。跟随刘湘的邓锡侯正指挥自己的军队进攻退往川西藏区的刘文辉残部，既没有大量的经费赈济地震灾区，也无法抽调兵力参与搜救行动。

邓锡侯将张雪岩的汇报上达给了他的上司刘湘。

刘湘正忙于坐镇指挥“安川战役”。这次战役是二刘之间的最后一搏，刘湘希望据此将刘文辉彻底赶出四川。无暇它顾的刘湘口头答应张雪岩将派人携款入川，并将派兵疏通河道。

然而，10多天过去，刘湘的许诺迟迟不见兑现，引颈期盼的张雪岩不知道，他关于叠溪地震的灾情报告，或许远不如一份战事报告更让刘湘关心。

9月8日晚10点50分，距叠溪地震发生14天之后，邓锡侯致电南京中央政府，请求救援。在这封送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内政部、财政部、赈务委员会“钧鉴”的电文中，邓锡侯报告，“茂县八月望日午后二时许地震，势极汹涌。茂县叠溪镇全部陷落，南北约三十余里，东西约五十里，松平沟群山倒塌，岷江上游河流阻塞，松茂大道已无通路，松城情形尚不明了，人民伤亡财产损失为数极巨，全屯均受波及，房屋墙垣道路桥梁破坏甚多，实空前未有之奇祸”，恳请政府“速颁巨款，俾资急赈，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此时，政府最高首脑“蒋委员长”正坐镇南昌，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南京中央政府对这份灾情报告似乎视而不见。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内政部、财政部、赈务委员会，诸多要员选择性地集体失聪。

9月10日，张雪岩终于等到刘湘派来的人。然而，经过一番视察，刘湘的人发现疏通工程浩大，最后敷衍了事。

不久，山东青岛红十字会也派人来了，张雪岩喜出望外，派员陪他们一行前往视察灾情。“临行时说，转来一定开会决定，放赈时再转来”，但“望之又久，仍是口惠而实不至”，张雪岩失望至极。

截至目前，张雪岩没有领到任何来自政府的赈灾款项，也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官方救援。茂县成为叠溪地震后被抛弃的孤城。

几十年后，当我们仔细翻阅当年9月9日的四川《新新新闻》报纸，在该报第六版一块不大的篇幅，才发现一则关于叠溪地震的报道。同日，头版新闻是黄河决堤，这场几个月前发生的本世纪最大洪水仍在肆虐，导致陕、冀、鲁、豫、苏5省67县受灾，受灾面积约1.2万平方米，受灾人口364万人，死亡1.8万人。其他显要版面的新闻，分别有日本侵略军迫近关内、二刘大战进入决战、国民党“剿匪”即将发起总攻等等。

于是，在遍地疮痍的多事之秋，叠溪地震注定被忽略。虽然这次地震对四川川西北的这个茂县小城而言是灭顶之灾，但它既没有同期发生的黄河洪水灾难规模大、破坏强；也比不上日军侵略关系民族存亡；它的影响甚至也不如“二刘之战”，能决定谁执掌四川。上至南京中央国民政府，下至普通民众，有那么多更严重的灾难和“大事”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茂县，注定被遗弃。

1934年，刘湘留影

崩坝

孤苦无望中，张雪岩无奈地发现，来自县城各镇的灾民仍然源源不断地赶来。粮食告罄，饮用水被污染，瘟疫开始露头。

强烈的地震引起岷江上游两岸山崩，崩塌的山体在岷江上筑起了银瓶崖、大桥、叠溪三条大坝，把岷江拦腰斩断，使流量为每秒上千立方米的岷江断流。截断了的江水立即倒流，扫荡田园农舍、牛马牲畜。附近的21个羌寨全部覆灭，6800余人死亡。经过数十天的倒流，三座地震湖连成了一片，湖水随群山回旋绕曲，形成大小十一座地震湖。这一道道天然堤坝阻断了岷江的顺利下泄，一旦崩坝，奔涌而下的江水将荡平下游沿江两岸，后果将比地震更为严重。

邓锡侯等省府要员也意识到了此危险。9月17日，邓锡侯再次急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部院、南昌蒋总司令”，再次陈述地震后茂县的惨状，“最可忧者”，叠溪埝坝“一朝决溃，泛滥奔腾，堵截既苦无方，后患又不堪设想”。他再次恳求政府“爰集官民，组织震灾救济委员会，一面筹办急赈，收容难民，做临时之拯济。一面调查灾情，勘测水势，再谋所以安辑而利导之”。他表示疏通河道工程重大，非一城之力所能胜任，乞求“政界诸公”怀怜悯之心实施救援。

遗憾的是，“政界诸公”依旧没有回音。

无奈的张雪岩对高悬在上游的地震湖无计可施。他只好将险情通知茂县沿江的居民，提前做好崩坝准备。他也给茂县下游的其他地区打去报警电话，但据说多数无人接听。

10月9日晚7时，距岷江震后断流45天后，高160米的叠溪堤坝暴溃，积水奔泻，水高20丈，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急涌茂县、汶川。次日凌晨3时，洪峰仍以4丈高的水头直冲灌县、沿河两岸被蜂拥洪水一扫俱尽。茂县、汶川沿江的数十村寨被冲毁。都江堰内外江河道被冲成卵石一片，韩家坝、安澜桥、金刚堤、平水槽、飞沙堰、人字堤、渠道工程、防洪堤坝扫荡无存。邻近的崇宁、郫县、温江、双流、崇庆、新津等地均受巨灾。

成千上万的生灵被洪水吞没。

约10月12日，邓锡侯第三次——也许不止是第三次——急电南京，呈文“深夜大水”，沿江“上起茂、理、汶川，下迄崇（宁）、郫、温、双、崇（庆）、新各县均受巨灾”，“尽成泽国”，“人民淹毙者数千人，逃出者五、六千人，财产田庐漂没亦难胜计，大小堰堤破坏尤多”。

也许是前两次乞赈受挫的教训，这次邓锡侯先是赞颂“现逢圣明当国，食育万汇”，继而恳求“伏迄推已溺已讥之量，宏视民犹子之怀”，并小心翼翼地恳请“暂就棉麦借款一百万元”。为了免除南京的疑心，还表示将“设立四川经济分会，赈务分会负责保存此项专款，储作疏积修堰赈灾之用。其数不足，望速核拔。如其有余，当然收回”。

然而，请求“借款”而非“拨款”的一百万元，依然石沉大海。

此时，已取得二刘之战决胜的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10月4日，刘湘在成都宣誓就职。11月，刘湘纠集二十万兵力，对川陕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

1933年，国民党空军轰炸中央苏区

救助

从地震伊始，被抛弃的茂县等受灾县镇，“就地设法”孤独地自救，尽管这自救的力量如此微薄。

茂县、灌县等地纷纷自发组织起“震灾救济委员会”、“疏导扶进会”等救灾组织，捐资捐款。

9月9日，松茂同乡组织请愿团，赴南京乞赈，未果。

10月9日，茂县震灾会在《新新新闻》发布倡议，公开劝募集赈。

11月1日，汶川县长邓崇德一面向县属各绅筹借款项，以维灾民生计，一面将该县被冲毁道路划分六段，由灾民服役修筑，以工济赈。各县纷纷效法。

此次地震震中的茂县县长张雪岩，一面办理急赈，使灾民衣食两项暂能维持；一面就原有场镇高处建修聊避风雨的茅舍，使灾民不致流离失所。

但这一切都如杯水车薪。随着10月9日的崩坝，灾难再次来袭，民间的自救力量很快陷入困顿。

10月21日，灌县赈济会因经济困难停发面饼。此前他们募集的两千元赈济款已用光。

不断增长的灾民也使本就基础薄弱的茂县县城不堪重负。万般无奈，张雪岩劝灾民自谋出路，往成都甚至川外行乞。

在政府的漠然视之和民间的惨淡努力之外，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后世的人们从这次地震里稍稍得以慰藉，那就是当时的科学工作者，他们对此次地震、水灾的调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据当年曾先后两次参加叠溪地震调查的周郁如在1985年写的《叠溪地震锁记和对地震初步认识》一文叙述：“震灾后快满一月，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始派人前往调查，调查人有全晴天（成都水利知事公署技术主任）、诸有彬（四川大学学生），还有十余人同行。”

调查人了解情况后，于10月9日动身回茂县，拟将根据调查所得的危急情形报告，请调民工疏通积水。当日，调查队伍走了三十华里，投宿大店古庙内。晚饭后，行路疲劳的人们都已入寝，全晴川与老僧是故人，还在谈家常，耳闻河下忽来巨大吼声，二人急出门去看，只见江水壁立而下，朦朦大雾，如钱塘江潮一般，水已上阶。全晴川被老僧急拉奔庙旁山径逃避，还来不及呼唤庙内已入寝的同伴，倾刻水已淹过屋顶，瞬时即将古庙冲去。第一次去调查的人，除全晴川外无一人幸免于难。

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科主任常隆庆等人，也走遍了地震区内各地，对地震及水灾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了解，收集了很多宝贵的现场资料，拍摄了大量的地震现场照片。对震区的地质地理情况、地震情况、受灾情况、震前震时异常现象和损失统计及次生洪水灾害的调查和损失统计作了详细的调查，编绘了叠溪震后的地形图、地震烈度图，同时还编写出《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一书，这是中国人自己第一次对大地震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对地震灾情进行第一次全面的宏观烈度考察。在中国地震史上实现了重要的零的突破。

或许是灾难本身已经惨烈到不忍卒睹的境地，或许是科学家们的报告引起了的关注，或许是刘湘已经坐拥四川大权，总之，地震发生几个月后，四川终于要对叠溪地震后的积水进行疏导了。

刘湘拨款一万二千元（此前的二刘之战，刘湘花费军费上千万），调集民工500人，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由上校参谋郭雨中负责督工疏导，于1933年12月动工，次年４月完成第一期工程，终使叠溪水患得以稳定，保证了岷江中下游各县的安全。

张怀安和其他幸存下来的几位灾民重新回到离叠溪古城——如今已是叠溪湖畔——几公里之外的校场坝。没有赈济款，没有救援队伍，他们辗转数月，在经历无数希望和失望后，什么也没有等到，能保住一条命已是万幸。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一双手，在这片已成为废墟的故土上，重谋活路。  H

1933年，热河省一县城内，一批抗日志士号召当地百姓起来抗日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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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郑褚
　　

　　5月15日中午，我再度来到北川县城。
　　从14日下午3点多离开北川到此刻，北川在这一天里发生的变化令人惊奇。推土机推出了两个大停车场，从任家坪到县城的简易道路也修通了，照这个进度，大型挖掘机和推土机最快当天下午就可以开进县城。
　　县城没有被淹，相反这里变得热闹起来，大队前几天撤离的村民经过县城，赶回自己的老家，我直接赶去了曲山小学，压着范泉燕的预制板已经被撬开了，下面只剩下我昨天递给她那个矿泉水瓶。问现场救援人员，他们说范泉燕的父亲是昨天下午回来的，14日晚上7点，眼看水库决堤是一个传言，来自云南的救援队返回了县城，在茅坝小学，他们帮助范泉燕的父亲挖掘，十点左右范泉燕被救出，可是大约只过了10分钟她就停止了呼吸，医生说，早救3个小时的话，这孩子肯定就活了。

北川老县城救援现场　图/郑褚

　　这支云南的救援队在现场挖到夜里11点，救出了两名学生。15日早上他们再次回到现场，一名队员告诉我，曲山小学废墟底下，塌陷的教室里形成一个甬道，这里还剩下的最后4名学生。其中一个学生的腿被卡住，不把他救出来，最里面那三个学生也没法救，而里面那三个学生的声音也很微弱了。
　　救援人员一边施救，一边和孩子说话缓和他们的情绪，孩子和救援者已经很熟悉了，我在教室侧面听到他们的对话：
　　“你现在腿还疼吗？”
　　“比昨天还疼了。”
　　“我们马上就把你救出来了，里面除了他们三个还有没有人？”
　　“你把我救出来我就告诉你。”
　　这时，医生把这名救援人员叫到一边，说了几句，我听见救援人员说“不行，我做不到”，医生说，“他这条腿肯定保不住了，你只负责锯腿，放心把命交给我”，救援人员还是说，“我做不到”，医生生气了，说，“我自己下去锯，你帮我按着就行了”。
　　孩子的父亲也已经在手术书上签字了，在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中，孩子拖着一只腿从废墟中被抱出来，送上了担架。
　　按说剩下的三个孩子很好救，可是我们一直等到天黑，仍然没有救出人来。原来里面的三个孩子已经不能自己爬出来，必须要救援人员扩大甬道，爬进去抱他们出来。
　　一位医生告诉我，15号是救援最繁忙的一天，因为16号天亮以后，离地震发生已经80多个小时，受困人员存活的几率就非常小了，也就是说，救援工作将走向结束。
　　这之后，就是给震区防疫，消毒，掩埋尸体，震区这些危楼，大概都会用定向爆破炸掉以免危险，因为这里虽然不可能重建县城了，但是公路还是要继续使用。公路两侧的县城会变成草坪和树林，或许还会有一间地震灾害纪念馆，里面展出这些天拍到的照片。
　　换句话说，北川这座城市的历史已经结束，这里的所有过去，都将变成一段无处凭吊的历史。
　　清晨5点，最后3个孩子也被救了出来。救援队员一片欢呼，医生们也受其感染，以危楼为背景，与人合影留念。我也拍下几张照片，作为和这个城市最后的纪念。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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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的北川中学
　　 　　

　　5月12日晚10时过，我在网上见到了同事郑褚。这个时候，除了网络，所有通讯都断绝了。
　　刚刚到来的网上消息说，北川县城估计死亡3000人以上。郑褚是北川人，他的父母还住在离北川县城45公里外的桂溪乡。郑说，联系不上家里，他决定明天无论如何也要回北川，带上他的折叠自行车，路不通的时候就骑车。除了父母，那里还有他的很多亲戚。
　　北川所在的绵阳市也是我的家乡，另一个震区江油是我的出生地，包括姐姐在内等十余位亲戚也无法联系上。
　　次日（13日）早上，我们决定一起去北川，既为采访，也为寻亲。那里有我们的亲人。并且作为记者，14年来我到达过国内外很多的灾难现场，2003年春的SARS，2003年底的开县井喷，2004年底的印尼海啸，2005年底的松花江污染，现在虽然转做《国家历史》杂志，但正在发生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历史呢？我们没有理由缺席，何况它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的亲友身上，我们长大的土地上。
　　这天中午，我们乘上公司派出的越野车购完了生活必需品从成都出发，接到李承鹏打来的电话，李是我在《成都商报》的前同事，他听说我们要去灾区，要求搭我们的车一起去。
　　半小时后，李承鹏开着他的宝马与我们会合，李说，今天早上他从车上醒来，就觉得不对劲，灾难就发生在身边，虽然不是社会新闻记者，但作为四川人，也不能就坐在家里看电视吧？
　　　　
　　母校
　　
　　汽车上了成绵高速，李承鹏发现除了偶尔有几辆救援车辆北行之外，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驰援的紧张。但一到往安县的道路入口，气氛骤变，试图进入安县的车辆被大批交警拦住了，只允许救援车辆进入。
　　正当我们向警察说明情况准备进入时，李承鹏探出头叫住了一个人：“老段”。
　　此人是成都著名酒吧“1810”的老板，开了一辆越野车，装了一车东西准备送到北川去，那也是他的家乡，到此却被拦住了，跟着我们才被放行。
　　进入安县境内，才真正感觉到了强震的肃杀，沿途一半的房屋倒塌，人们搭起了各色的简易帐篷。
　　出了安县城上了去北川的二级公路，就进了山区，一路都是打着应急灯或拉着警笛的车辆急驰。大家都分工观察左右的山壁，震中雨后的山区随时可能塌方，一路上至少有四辆被砸得变形的车躺着。
　　到达北川境内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军车和救援物资运输车辆将汽车堵在离北川中学两公里远的公路垭口，我们只能下车步行。5月成都的天气已经颇为炎热，而在雨中的北川却山风料峭。
　　我和郑褚用背包装上了足够三四天吃的干粮和瓶装水，告诉司机老曹，如果今晚我们没有回来，可以权宜行事，我们做好了在里面呆几天的准备。
　　半个小时后，我们穿过车流走过任家坝收费站，这里就是救灾的大本营了。熟知地情的郑褚说，此地地势高，往下翻过一个山头就可以俯瞰整个北川城。因此这里也就成了救灾大本营，各路救灾人马、安置站和临时医疗站都在这时，还有各种应急通信车和帐篷。郑褚带着我们往北一中（北川中学）奔去，那里是他的母校。
　　走进校园，一座巨大废墟迎面堆放着。
　　那是主教学楼，建成于1997年，高五层，两排楼房呈Ｌ型，每排有20个教室。
　　旁边看起来更年长的楼房没有倒下，这两座教学校却成了一片瓦砾。
　　除了这座倒塌的教学楼，另一栋教学楼也严重倾斜，随时有倒地的危险，在教学楼的后面，学生宿舍楼由于地基塌陷，也出现了断裂。墙体厚实，外形古朴的行政楼也许是这所学校最结实的建筑，但是它也有两条粗大的裂缝。三台吊车在忙碌着，消防队员和军人一块块地往外搬运破碎的水泥块，成堆的课本散布其间：中国历史，英语，中学语文……
　　我们爬上废墟边缘，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那里，向我们指着一处缝隙：那是我女儿。一个孩子扑倒在冰冷的断墙下面，大半个身体埋在瓦砾中，但是露在外面的手臂仍然有动作。
　　很长时间才能挖出一个人来，通常都已死去。在两顶帐篷后面的一片空地，那里曾是学生们锻炼的单双杠，放着一排排蓝色的塑料袋，50个，每一个里面躺着一个人。
　　老段在这里遇到一个个的熟人，他的老师或是同学，一问家里情况，要么这个没了，要么那个没了。

老县城废墟前的民警

 
　　
　　孩子与女人
　　
　　我和郑褚决定去县城，沿着水泥路往前走。
　　这是郑褚极为熟悉的一段路，高中时候夜里偷偷翻围墙出来，去城里喝酒，上网，看球赛，然后再踏着夜色返回任家坝北川中学。
　　道路走出几百米就断了。准确地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上抬了十多米，悬在了空中。从悬路上攀下走不多远，道路又被一堆巨石拦住，最大者足有一辆卡车之巨了。
　　一队队的军人抬着担架走着。所谓担架，多是门板或椅子。每一个担架都有十几个人抬，不断地轮换。
　　翻过巨石阵，断路的尽头的山下，就是北川县城了。
　　此时天已经渐暗了下来，但仍然可以看得清楚：县城在数山夹峙中，像躺在一个锅底，此时已像大锅中的一堆砂石。山上是泥石流留下的巨大伤疤，而山脚的城市，已完全瘫倒了。尚未倒下去的，大约只有两三成。
　　2005年1月，当我从新加坡空军的直升机上俯瞰印尼的米拉务时，曾经有过这样的震撼。海啸把这个拥有３万人口的城市完全抹去了，地面上留下一块块的白色方格，那是房屋被卷走后留下的水泥地面；只剩下几个塔尖在阳光下闪烁着白光，那是坚固的教堂。
　　但不同的是，从空中看到的米拉务几乎没有人气了，像是一块化石。而北川，虽然同样看不到人，瓦砾冒出的一些烟，让我们确切地知道，在20多个小时前，这里还是一座生机盎然的城市。
　　从一座陡峭的山坡溜下去，我们站在了县城的水泥路上。最后一批撤走的军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问城里还有人吗，一位抬担架的救援人员说，：“有，但都是死人。”
　　空旷的马路和零乱的废墟中几乎没有人影，我们似乎置身于一座死城。
　　没有照明，绵雨以及随时发生的余震和滑坡，是救援人员必须在黑夜来临前撤出的原因。但想到这片广阔的废墟下，还有无数的人在呻呤、饥饿和苦痛，我们仍然感到很异样。
　　通往县城腹地的每一条路都堵死了，无水的河道便成了路。河上那座翻水桥也垮了，一台越野车、两辆三轮车躺在桥下。这是一座多难的桥，在过去十多年的山洪爆发中被冲垮过两次。
　　岸上有五个人抬着一副担架准备下到河道，我们赶过去帮助他们把担架抬下河道再抬上另一岸。
　　那几人一上岸，便累得瘫倒在地，有人拿绿色塑料布盖住担架上的人，有人则躺在塑料布上。这时我们才看清，随处扔的这些塑料布实际是尸袋。
　　那群人说，他们是江苏人，两个月前来这里办水泥厂。厂在山里边，地震后，他们抬着这位受伤的女子翻山越岭才走到这里来，已经20多个小时了。
　　再往里走，在一个叫“女人街”的地方，一堵墙下躺着三个人，最上面是一个女人，其下是一个男人，都已死了。他们身下压着一个小孩，正瞪大眼睛看着这群围着的陌生人。女孩的腿被两个大人压住了，只露出半截身子，而两个大人则被这堵移位的墙压住，完全无法挪动。
　　只能推断，在地震发生那一瞬，两个大人（后来媒体报道是孩子的父母）用身体护住了孩子，却被移位的墙给压住了。
　　救援者来自江油的攀长钢集团，他们赤手空拳已经救出了十几个人，花了五六个小时却在这孩子身上束手无策。
　　一名救援人员讲，实在不行，只能把上面的两人身体给切割了。大家默然无应。
　　天已经暗了，雨一直在下，余震中周围建筑在瑟瑟发抖。要撤离了，我们把自己包里的饼干和水递给女孩，然后找了一床棉被给她盖上，找了一把大伞遮住她。希望她能安然度过这一夜。
　　走过一个街口，我和郑褚突然听到一声隐隐的孩子哭声，感觉是身边楼上传来的，这是一幢两层楼房，底层是商铺，二楼住人，三楼是茶坊。那位攀长钢的职工闻讯戴上安全帽就往里冲，两分钟后他跑出来说在二楼找了所有房间都没有发现。正要走时，我们和另一名救援队员又听到哭声，感觉是从三楼传来的，那位职工和一名军人又冲了上去，在三楼也没发现情况。
　　有人说，可能是墙下压着的那个小孩在哭。救援者也不能再冒险了，我们只能宁愿相信刚才是幻听。
　　撤到河边，一只壮大的牧羊犬一直跟着我们，现在我们是它唯一能跟从的人类了，但它却一直没有勇气从街道跳下河道。
　　那群江苏人抬着担架往前面走，我们加入进去。走到来路时的那座山坡，我们才明白为何士兵们要十几个人抬一个伤者——要攀上陡峭的山坡，需要六个人同时抬，三五钟就得换人。所谓担架就是一块牌子，背面写着“某某公安局委员会”字样，三根杠子抬着，因为缚不牢，不时滑掉。这样的行进非常艰难而缓慢。
　　攀到半坡，旁边一个担架上裹着棉被，那是一个死去的人，推想是抬到半途死掉，被放弃的。那位长钢的小伙子说，把死者放下来，我们用担架。但没人上去动手。他走上去试图把死者翻出担架，发现被捆得紧紧的，只好放弃，说了声：“对不起打扰了，兄弟，我们也是为了救人。”
　　天已经黑了，一位军人说，干脆背，这样快点。江苏人赶紧说不行，伤者腹部受了伤，肠子都露出来了，不能背。
　　歇息时，一个江苏男人跪在担架旁亲吻着那妇女，鼓励她一定要坚持，并恳求我们救人到底。当然不会有人会放弃她。
　　黑暗中不时有哗哗的声音传来，那是周边的大山还在滑坡。这样一步步地攀爬挪动，最终是用绳子拉上了山坡，随后又攀爬过巨石堆和断裂路段，才看见远处有电筒照过来，此时已是８点过，这两三公里路段，已耗去我们近两个小时。
　　此时我们发现，那只牧羊犬已经跟上了我们——对于一条生命，求生总是本能。

救援队员在休息

　　　　
　　夜晚
　　
　　黑夜中的任家坝，依然车水马龙，救援人员和灾民用倒塌的屋檩窗框之类升起了火，以抵御这雨夜。部队搭起了帐篷，一些灾民在露天裹着被子已入眠了。我们沿着公路，找到了我们的车。司机告诉我们，李承鹏和老段已经离开去了安县。
　　在车上吃着干粮，公路上一辆辆的大巴上坐着军人，他们也得在车上过夜了。
　　十点过，北川中学里灯火通明，救援仍在继续。
　　中学门口露天躺着一些灾民或伤员，医护人员忙着给他们检查。
　　中学外，一个倒下的市场大棚形成一个“屋子”，炖好的肉块刚刚起锅，屋里，二三十位灾民围着两堆火开始了他们的晚餐，火里烤着土豆，主食是盛在脸盆里的煮粉条和土豆。
　　他们来自东溪乡华林村，那里到县城有5个小时的山路。北川本来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地、山体滑坡，泥石流每年都有发生，可是地震的威胁，似乎只存在于久远的回忆里。村民付兴琼说，1976年松潘大地震的时候，她还只有12岁，村里人都到防震棚里住了10天，可是很多人连地震都没有感觉到。
　　但这次地震显然超过了他们所有人的记忆。
　　他们中，好几个人的孩子都在北川中学读书：付兴琼的女儿，北川中学初二二班学生；张清惠的女儿朱晓燕，北川中学初二一班学生；梁艳碧的儿子李友泽，北川中学初三四班学生。
　　虽然近在咫石，他们都没有勇气去翻看那些挖出来的尸体。此外，李德勤的女儿，北川职业中学高一的李红梅，李中英的儿子，茅坝中学初一的吴定友，也都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他们本来不打算下山来的，尽管头天下午的地震已经让他们绝大多数人无家可归。他们说，现在的农村，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孩子们一般在山下城里上学，剩下的就是老弱病妇，现在走得动的走出来了，走不动的还留在山上。
　　那天晚上，他们全村剩下的人都是在山上的森林里度过的，13号早上一位从县城返回的人告诉他们，北川县城毁了，北川中学的教学楼塌陷，学生被压在楼下……他们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于是拼命似的冲下山，来到这里。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孩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年迈的父母还守在山村外的森林里。按照政府的安排，作为灾民他们应该被转移到绵阳的安置区，可是在绵阳一个熟人都没有，去那里干什么呢，说着说着，女人们就哭起来。
　　在聊天的时候，一次大的余震震得避难棚的塑料屋顶哗哗作响，但人们似乎对这样的震动已经麻木了。
　　12点过，手机里开始有了短信，虽然时断时续，北川终于和外界联成了一体。郑褚突然想起了在桂溪乡的父母，从地震到现在，一直和他们没有联系。但电话还是不通。
　　夜深了，篝火和电筒成了街道上唯一的光亮，雨夜的寒冷让我在车上无法入眠，清晰地数着，两三点钟震了一次，5点过震了一次。

　　　　
　　微茫的生机
　　
　　6点过，天微亮，我和郑褚，每人背上三瓶水和干粮，开始向县城进发。比我们更早的，是试图去寻找亲友和看看家里情况的灾民。
　　两支救援队伍也在微亮中进来了，一支来自辽宁，一支来自海南。
　　经历了一夜的风雨和余震，那个女孩还活着吗？这是我们最挂念的事。也许她年龄尚小，哭着哭着就能睡着，那些被困在废墟中的成年人，在这一夜的凄风苦雨中又如何捱过呢。
　　来到那堵墙下，拿开大伞，掀开棉被，小朋友探起身来，睁着眼睛看着我们。问她能自己喝水吃东西吗，她点点头，接过我们的水和饼干吃起来。
　　两路救援队员也在我们的带领下来到这里，双方商议之后，决定由辽宁救援队负责这个小孩。辽宁省消防总队巡战处副处长王大伟说：“交给我们吧，这孩子活了！”
　　海南救援队继续往新城区进发，这支队伍包括消防、地震、医疗等方面专业人员。他们在一位当地干部的带领下，准备先去县政府救人。
　　穿过一段山体滑坡形成的乱石阵时，一具具尸体躺在路边，有的被棉被遮住，有的还裸露着，仅这条短短几百米路段，就倒着十几个人。
　　我们一路走一路喊：“还有人吗？”
　　先是北川茶厂旁一个女声答应，我们循声过去，问到她在一幢楼房的一单元三楼，但被压伤了。而这座楼房被破坏得很厉害，消防队员看了说暂时无法进去，但人尚无危险，只能一会儿来救。
　　另一个声音似乎来自地底，就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下，一个少年头朝下栽在一个坑里，只露出一只脚在外面。也许，他是在躲避滚下的巨石而一头栽倒在这个坑里的，但我们此时已无能为力，因为这个巨石比一人还高。他还能伸出手来接过矿泉水，也许能让他再坚持一会儿。
　　一路走，在我们的呼唤下，废墟中不时有各种呼救声传来，但多数是暂时无法施救的。我们只能告诉他们，我们马上通知救援人员来，请他们再坚持一下。
　　而事实上，至少一些人是出不来了，比如压住少年的那块巨石，即使是普通的吊车都挪不动，何况断路完全阻隔了大型设备的进入。

被压在废墟下的茅坝小学学生

　　
　　曲山小学
　　
　　相对于刚刚经过的老城区，新城区建筑物损毁得要少一些，还有一些道路较为完好。我们跟着海南的队员奔县政府而去，路侧我们突然看到一块指路牌：曲山小学。
　　从两幢已歪斜的楼房之间望过去，看得见曲山小学的正门，一座教学楼已经大部倒塌了。
　　我和郑褚决定进去看看，从两幢危楼之间快速冲进小学，我们围着那幢三层教学楼呼喊，右侧的一个角落里首先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我们在这里，快来救我们。
　　声音来自几块预制板下面。第三层的地板掉下来，砸垮了第二层的地板，破碎的地板困住了那些呼喊的孩子。第三层的教室的黑板上还写着：“难忘的一课”。
　　从声音辨别，能出声的孩子还有两三个，似乎都是女孩。她们说，这里有三四个人活着，旁边的都死了。
　　教学楼中部，门厅的顶篷垮了下来，下面有两处也传出声音。我钻进去，一个孩子被一块预制板压住了，只能从夹缝中伸出手来，让我们看见。她的旁边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大腿处折断，腿骨伸了出来；一个背部露出大洞，内脏已经翻露。在一层水泥板下面，还压着一个孩子，只能从头发辨出是个男孩。他们都已死去。
　　在废墟深处，一位妇女蹲在里面，不停地向地下说着什么。她告诉我们，那里埋着的是五年级一班的学生，全班四十多人，她的女儿也在这个班，但一直没听到声音，估计是没希望了。而这下面，还埋着六七个活着的孩子，他们在预制板下，一个已经死去的同学挡住了他们。
　　这位妇女拎着一个篮子，说，虽然自己的孩子死了，从昨天开始，她隔一会儿就来到这里，给孩子们送水喝，跟他们说说话，让他们坚持，不要放弃。
　　我们立即跑出去通知了海南救援队，一名队员跟我们说，县政府那头埋了一位姓杨的常务副县长，腿被压住了，不易救出，但从说话来看精神尚好，暂无危险。救援队看了曲山小学情况，决定先救这些孩子们。
　　后来从媒体中得知，这位叫杨泽森的副县长于次日被救出来，不久后就死了。
　　救援队考察了三处孩子的情况，决定先救右侧那几个孩子。但这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头顶上的房顶随时可能倒塌，而孩子们被压在一堆水泥板下，必须切开水泥板才可能脱身。
　　救援队的领导商议后，认为需首先减轻房子倒塌的威胁再同时施救。接下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队军人被召唤过来，砍下一棵树用来支撑房子，消防队员则用工具一块一块地处理水泥板。一批人则盯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一有动静就示警。
　　从操场望过去，旁边是一个巨大的滑坡，大约一百多米宽，两百米长，整个山几乎倾覆了。滚下的石头最大的直径足有十余米。泥石一直覆盖到一座台阶。当地人说，那是茅坝中学，台阶处就是它的校门——整座学校全部覆盖掉了，没有留下一丝缝隙。据当地人说，学校四五百学生，只有几十个在操场上体育课的学生跑了出来。
　　在那块巨石阵中，只剩下一根旗杆还高高矗立着，虽然有些歪斜，但国旗还在飘扬。
　　我和郑褚来到街上，仍然随处有未及送走的尸体，仍然不时有废墟中传出的求救声，一队队的军人也在废墟中忙碌，但他们所能凭借的，只有手中仅有的铁钎、凿子和铁锤。不仅是他们，即使是专业救援人员，手中也只有一些便携救援工具。所有的大型设备都被断路阻隔在了城外。海南救援队的领导试图用对讲机请求直升机来支援，运进大型设备。
　　不过也有一些场景让人略微轻松点。在北川县职业中学，两侧各一幢教学楼没有垮塌，正面的一座宿舍则“坐”在了地上，一二层叠在了一起。士兵们发现楼里还有几个人，我们循声从侧面绕过去，隔着几米远，见到一只手伸在外面，而另一个房间一个女生也在求教。
　　那只手属于一个男生，他说，地震发生时，他们从教室跑回宿舍，没想到宿舍反而垮了。这个孩子问我，什么时候来救他出来，我只能回答，我们会尽快。
　　“我半个小时能不能出来？”
　　我答，我们会尽全力，很快了。
　　“我不想今晚还在这里睡觉了。”男孩说。
　　然后又问：“我的老师和同学呢？”
　　“他们应该没事，你先救出来再说。”
　　“我出来还要找他们耍呢！”这个同学说。
　　末了，这位同学说饿了渴了，一位救援者帮我们把水和饼干递过去，让他再坚持一下。
　　或许后来他是幸运的，不仅是因为救援难度相对较低，也因为他的乐观——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调皮的学生。
　　不远处，几名军人正从楼房里抱出一个小孩，男孩大约一岁多，只是头上擦破点皮。战士们听到哭声，然后钻进了已倾塌的楼房里，穿过一个房间才抱出这孩子。而在另一个房间，还能听到两个大人在呼救。
　　“里面有人吗”的喊声此起彼伏，回应声也不时响起。但救援人员和数量和设备严重不足，我们只能不断地安慰他们，救援马上就来，再坚持一下。
　　在县交通局楼下似乎困着好几名伤者，和我们说话的人语气比较平静，她说她自己伤得不重，但是有人已经快要死了。郑褚后来回忆说，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生和死的距离可能就是那么十多米，甚至就隔着一层几厘米的预制板，他们和我们一问一答，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场灾难，这就像是两户在阳台上对话的邻居。

震后北川老县城

　　
　　　
　　“我城”
　　
　　走到龙尾公园的桥头，郑褚偶遇了高中同学贾刚，他现在绵阳市卫生局工作，昨天专门赶回来救援。
　　郑褚问他，你家怎么样，那位同学指着河对岸：“在那里。”
　　那是一片彻底的废墟，远看像个垃圾推，滑坡的泥石推倒了这一大片地方，除了一幢虽已残破，但仍孤零零矗立的楼。
　　随后补充说，他父母承包的铺面在公安局门口，现在已经被完全掩埋了，他父亲上班的楼房已经成了平地，当时他父亲在5楼。
　　走在北川的街上，郑褚不时遇到熟人，不想问且必须问的问题就是“家里人怎么样”，似乎像他当年在这条街上散步时的随口打招呼。但通常的问答总是，某某还在，某某不在了。
　　贾刚拿着撬棍往前走了。我和郑褚站在一座吊桥的桥头，望着对岸那片巨大的“垃圾堆”和孤楼。这座城市我以前没来过，但在出生后的18年，我曾在这块土地生长，他们说着我熟悉的口音，他们讲的一些名词和地名，都可以勾起我的回忆。
　　而郑褚呢，他的家就在45公里之外的桂溪乡，那里有他的父母亲友；而在这座城市，他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期，这里有他的同学、玩伴、亲友和熟人。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和建筑，那条被阻断公路，他曾经时常半夜从北川中学溜出宿舍，走过这里到县城喝酒，然后再返回翻墙回去。
　　我也属于这个地方。我出生和生长在离这里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都属于绵阳市，现在也是灾区。地震发生后，整个北川成为孤岛，几名北川人走了三个小时，赶到安县和绵阳报信。我姐姐所在的绵阳市工商局北川县分局也死掉几十个人，其中也有她很熟的同事；姐夫在绵阳市建设部门工作，于当日晚上11点首批到达现场，他和同事们在废墟中刨着挖着，救出了十几个人。回到家里讲述，还忍不住痛哭流涕。
　　这是“我城”，是一座“我们”的城市，与我们有着土地、血肉和语言的相连。我曾经采访过很多遭受灾难的城市和人们，也曾有震惊，也有悲悯，但作为记者，我们终究只是旁观和记录者。
　　但这里埋葬着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胞，那种血脉相连，不容我们从容地旁观，冷静地记录。
　　我和郑褚商量，这是你的城市，你就写你的直击，以及你的记忆和这座城市的记忆。我们是一本历史杂志，但这座城市和这些逝去的人，都成为了“历史”。我们记录的当下，未来就是历史。

北川中学下山路

　　
　　逃生
　　
　　回到曲山小学，救援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但一个人也没出来。两三名救援人员正在切割水泥板，其他人排着队往外运送。
　　正在营救的教学楼右侧，被困的孩子都属于四年级三班，班主任叫唐春梅。那个不停说话的孩子叫李月，12岁，先赶来的是他舅舅李家刚；另一个家长叫杨明熙，县农业局的干部，地震后他一直忙着在单位救人，直到现在才赶来看看自己的女儿杨璐。
　　教学楼中间那个孩子一直在不停地喊，郑褚钻进去跟她说话，让她再坚持一下。孩子说，能不能借一下你的手机，我要给爸爸打个电话。但这里仍然没有信号，只能答应她，到有信号的地方就打给他。
　　她叫范泉燕，今年12岁。她很艰难地说，“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我很疼。”问她喝不喝水，她说喉咙很疼，不想喝。郑褚劝她还是喝一点，然后拿出一瓶水，把瓶盖旋开，她的小手从预制板的夹缝里伸出来，抓着水瓶慢慢缩回地下。
　　中午一点，我们来到操场上吃午饭，背的瓶装水和食物大多已送给废墟中的人，背包空了。太阳已经很炽热了。两天的冷雨后，立即是高温，瓦砾下的幸存者肯定更为难熬，尤其是那些无法得到食物和水的人们。
　　过了一会儿，部分救援队伍突然紧急集合，列着队往县城外开拔。半个小时后，海南救援队的人员开始核实一个消息：上游的堰塞湖随时可能决堤，一旦溃绝，可能冲垮县城上游两三公里的苦竹坝水电站，则洪流将淹没整个县城。
　　这时我们想起，早上刚进新城区的时候，一个妇女匆匆而过，她告诉我们，她是上游苦竹坝水电站的职工，地震发生后，走了一夜才走回县城，后面还有一两百人的大部队。她还说，苦竹坝上游泥石流已形成堰塞湖，非常危险。
　　此时，第一个孩子即将救出。救援队通过电台四处核对消息，都没有得到是否可能决堤的准确消息。
　　1时30分左右，第一个孩子被救出来了，是杨璐，除了腿上有点伤之外，基本无大碍。
　　而李月仍然在麻烦之中。她的腿被死死压住了，而救援者却面临着决堤的威胁。正要撤走的时候，一个男人叫了起来：解放军同志们啊，你们不能走啊，求你们救救我娃娃。”
　　一个军官吼了一声：“我就觉得不能走！”
　　于是救援队员停下来做最后的努力，几分钟后仍然没有进展。一位指挥员说，只能把腿硬拔出来或者是锯断。他问男人，要不你自己来动手，否则谁也不敢负这责任。
　　女人哭着对男人说，要不先保命吧。男人一拍大腿说，命也要，腿也要。据一位女记者报道，她听到李月也在喊，叔叔，别锯我的腿。
　　救援队员撤走了，留下了一些工具，让男人自己施救。
　　县城中一片忙乱，一队队的人马在向外奔跑。但疾跑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一队警察，十几个人，身穿黑色警服，用一把椅子抬着一位老妇，快速而从容地走着。一问，来自天津。
　　退到山坡上，就算基本安全了。那条狭窄而陡峭的山道，一队队的士兵、消防队员扛着担架吃力地攀爬着。
　　也有好消息。在撤退的路上，我们又遇到辽宁消防总队的王大伟，得知他们在女人街的那堵墙上切出了一个洞，把妈妈的尸体抬高后，于上午9时50分救出了那个小女孩。
　　后来媒体报道说，女孩名叫宋欣宜，３岁。就是总理刚到北川就看到的那个小女孩。
　　离开曲山小学时，进而攀到安全的高处，回望空旷的操场，回望仍然冒着几处黑烟的城市，我能做的只能是想：明天他们还在吗？如果洪水到来，一切都没了；如果没有洪水，他们还能熬得到第三天吗？
　　一到山上，手机又有信号了，郑褚收到一条短信，“全家平安，放心”，发件人是父亲。
　　郑褚给范泉燕的父亲打通了电话，原来他也在地震中受伤了，住在绵阳医院里面，他说，我就是走也要走回来，把我的女儿挖出来。
　　这个晚上，郑褚在绵阳南河体育场看到父亲，他是带着桂溪两所小学的教师和孩子们撤离出来的，大家劫后余生，都很感慨，有人建议出去买点酒来喝。在体育场席地而坐，刚把酒倒上，维持秩序的人就来干涉了，说不要喝酒，灾民喝酒也许影响不太好。大家默默地撤去酒杯，回到防震棚里。
　　人们躺在防震棚里仍然难以入眠，北川的建制会不会撤销，也是众人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是一座多难的城市，虽然历经千余年。历史上，它都是兵家必争的要隘；而百年来，它前后历经了五次水灾，三次大地震，其中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和1976年的松潘平武大地震，震中距此也就一两百公里之遥。不过两次均安然无恙。1933年，史载仅是“房屋无破坏，无梭瓦现象，普遍感到摇晃，人发昏”；而1976年，那年华林村村民付兴琼才12岁，感觉到的也只觉得大地微微一颤，也就过去了。
　　而上世纪50年代县城由禹里镇迁址至现曲山镇后，因地形逼仄，也曾有过多次动迁之议，都未付诸行动。
　　如今这场地震之后，县治搬迁已成定局，而县委书记宋明对媒体说，由于县境内已没有合适地点，县城可能搬迁到相邻的安县。
　　即使县城重建，仍然名为“北川”，但是我们的那座“北川”，承载了我们的记忆的北川，与那些我们无能为力相助的人们，已经被埋进了历史，成为一座遗址供后人瞻仰。
　　我对郑褚说，我们的报道，名字就叫：“我的家乡在地震”。 H

震前北川桂溪乡

　　羌族是中华多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古代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传说时期共工壅防百川，神农教民耕织，从炎黄到夏禹，到华夏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今羌族聚居的茂县、理县、汶川、北川县皆有禹迹及记载，尤以北川县禹里乡的大禹遗迹、记载、传说等为完整。学术界多数认为，根据传说和历史记载，北川禹穴当为禹所生地。
　　羌族是殷商王朝的“方国”。商王朝中也有羌族首领担任官职，武丁时期就有羌可、羌立作商王朝的祭祀官。周人与羌人关系更加密切。周与姜、羌联盟是武王灭商的重要条件。周朝立国以后，把一些姜姓羌人分封到中原地区，如分封在今山东的齐国，分封在今河南许昌、南阳一带的申、吕、许都是姜姓国。周时进入中原的这部分姜姓羌人，历西周之世，已基本上与华夏人相融合，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平王东迁以后，一些以羌人为主体的羌戎大量迁入中原地区。汉代，羌人分布很广，从地域划分，有东羌和西羌两大类。进入中原的东羌人已基本上与汉族融合，未进入中原的羌人大部分分布在今甘、青河湟地区。
　　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
　　活动在甘、青以至川西北的党项羌，在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建立西夏王朝。公元1227年为蒙古所灭。宋代以后，北方地区的羌人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南迁的羌人和甘、青、川交界地区的西山诸羌，一部分融合于藏族，一部分成为今日羌族的来源之一。
　　古代羌人分布极广，岷江上游是古羌人分布的重要地区。这部分羌人逐渐融合了从川、甘、青等地各个不同时代迁来川西北的邓至、岩昌、白马、白狗、党项等诸羌人，以及少部分已分化为其他民族后又迁入该地的吐蕃等少数民族和秦汉以来迁入的部分汉族而形成了现今的羌族。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6月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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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观点
　　010旧闻
　　012新闻
　　
　　014封面故事
　　我的家乡在地震
　　本刊记者唐建光和郑褚都是绵阳人，其中郑褚就是北川人。于是，震后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北川。站山坡上，望着几十个小时前还生机盎然的小城，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垃圾堆”。
　　多年的记者生涯，我们曾经目睹很多灾难和毁灭，但从来没有这一次有这样的感觉：这是“我城”，是一座“我们”的城市，与我们有着土地、血肉和语言的相连。我曾经采访过很多遭受灾难的城市和人们，也曾有震惊，也有悲悯，但作为记者，我们终究只是旁观和记录者。
　　但这里埋葬的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胞，那种血脉相连，不容我们从容地旁观，冷静地记录。
　　这是一座多难的城市，它由此结束了自己的宿命。“北川”将成为历史，至少我们熟悉的那个北川，郑褚在此长大的那个北川。被埋葬的不仅是那些建筑，更有那些人们和风物，
　　我们只能祈望，因为毁灭，北川能得到新生。因为死者，生者应活得更好。
　　
　　034解密
　　X行动--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角色
　　
　　044特稿
　　甲午中日公关宣传战：日本满清，谁是“中华”

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在军事上，也在外交、思想、舆论等全方面进行“总体战”、“超限战”，尤其不遗余力地塑造国家形象，精心装扮，巧妙公关，咄咄逼人，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52发现
　　谁发明了油画？
　　
　　055专栏 张鸣
　　
　　056亲历
　　二战盟军老兵亲历日本本土战俘营
　　解放东方“奥斯维辛”
　　
　　060口述
　　次子口述：韩复榘的功与过

“社会流传关于父亲的笑话很多，无非说父亲没文化，不仅是老粗，而且是大老粗。实际上，父亲出身书香门第，旧学颇有根底。”
　　
　　067专栏 傅国涌
　　
　　068风尚
　　近代上海小报视界中的摩登世界
　　
　　071万物
　　历史偶然性决定的键盘布局
　　
　　074地方
　　阆中：各教共存的风水之镇
　　
　　078专栏 雪儿简思
　　
　　080留影
　　八十年代初的夜生活
　　
　　082战场
　　铁窗里飞出的图式轰炸机

20世纪30至40年代，一些苏联最优秀的军事科技专家因各种原因被关进监狱里，这些高智商的“犯人”却在监狱里戴“罪”立功，他们设计出的装备甚至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
　　
　　086世界
　　被遗忘的加拿大奠基者
　　
　　090瞬间
　　英雄末路杨靖宇的最后三个月
　　
　　094读书
　　
　　098影像
　　
　　099逝者
　　王元化先生的精神遗产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6月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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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6日，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视察被轰炸的杨树浦发电厂。

　　上海解放以后，蒋介石及残部逃到了台湾岛，但其部分人马仍固守上海东南60公里处的高地和各沿海岛屿。国民党空军在这些地方拥有两座飞机场，可供战斗机和侦察机起降，而在台湾岛还部署有中型和重型轰炸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上海和江苏省仍旧是一个临战地区，由于有美国专家和教官在背后撑腰，国民党的飞机仍在该地区猖獗了好一阵子。
　　1950年3月初，蒋介石命空军加强对上海地区的空中侦察，然后开始不分昼夜地对该市重要设施实施系统轰炸，空袭目标包括市内发电厂、通信枢纽、电台等。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当时的居民已达600万人，也是整个远东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蒋介石及美国的阴险企图是，通过对该地区的空袭，造成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混乱。
　　这一阴谋在一段间内得逞了。凭借一时的空中优势，肆无忌惮的敌机在上海制造了恐慌，迫使上海一些企业、工厂和商店关门歇业，造成市内供应短缺，物价飞涨，投机盛行。在这样复杂而迫切的形势下，新中国政府转而求助于苏联政府，希望能帮忙化解这一危局。
　　　　
奉命出征　　
　　
　　1950年2月12日傍晚，在我指挥的高炮师师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高级副官在电话里说，首长要我立即赶往军区司令部。我一路快马加鞭，在夜里十一点整走进了基里尔•莫斯卡连科司令员的办公室。司令员命人叫来军区参谋长巴季茨基将军，并当着他的面问我：“斯皮里多诺夫同志，对于前往中国执行政府下达的任务，你是怎么看的？”
　　我在此前就早已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和毛泽东正在举行谈判，对中国开展军事援助是商讨的首要议题。对情况了如指掌的我便开口说道：我认为前往中国是正确的，如果需要我投票，那么我一定赞成。当感到上边已对此事做出了决断，我就不放心地问：“把我的高炮师交给谁管？”
　　为前往中国执行防空任务，苏联政府派出了一个防空集群，由巴季茨基中将出任司令，斯柳萨列夫将军任副司令，亚库申上校任歼击机部队指挥官，米罗诺夫上校为后勤部长。关于我的任命，命令中是这样描述的：“任命斯皮里多诺夫上校为第52高炮师师长，并将该师并入负责上海高炮防空事务的防空集群。”
　　我们这个防空集群的任务是，火速向中国军事指挥部提供城市防空支援，首当其冲的为上海和江苏，以阻止国民党空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猖狂空袭。这个防空集群汇入了各类部队，既有歼击机、防空火炮和探照灯，也有无线电技术装备和后勤部队。当然，此次出国作战的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派出的指挥员也都是莫斯科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