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罗汉”的“诞生”缘起于不久前的一场小冲突。因工程纠纷，江西抚州临川区人民法院公职人员芦涛在上班期间和一名包工头跑到工地上，对一位男子拳打脚踢。甚至，在公安、法院其他人员到场的情况下，还在指使一伙“不明身份”的青壮年对伤者进行更大规模围殴。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位公职人员的嚣张：“我是法院的，我代表国家罗汉，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

从构词法上说，当“国家”遇上“罗汉”，便有了“国家罗汉”。不过，若要想了解“国家罗汉”的深意，恐怕还得从“国家”与“罗汉”的意义分别说起。

首先说“国家”。自古以来，人们对国家（政府）的理解多种多样，既有工具论，又有神物论。相较而言，如今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国家印象莫过于托马斯•霍布斯笔下半神半兽的“利维坦”。而按照希伯来神话的原意，“利维坦”既会作为“人造的上帝”保一方平安，同样有其伤人嗜血的一面。简单说，国家是个好东西，但在其不受有效约束的情况下也可能变成坏东西。正因为此，经历了二十世纪腥风血雨的人类终于达成一个共识：为了让国家（政府）成为人类进步的保护者，就有必要将“利维坦”关进笼子里，避免其伤害它所要服务的人。

至于“罗汉”，据通常理解，本是佛界法力无边的护法者。不过，芦涛所说的“罗汉”显然没有“护法者”的意思，尽管“我是法院的”。在我印象中，在发生上述暴力事件的江西“罗汉”另有深意。比如我年少时就读的学校周围便是经常出没着一些“罗汉”的。江西本地人将这些流氓、混混、“赤膊鬼”统统称为“罗汉”或者“打罗咯”。这些人以打架、斗殴、敲诈勒索为风尚。离奇的是，有时他们还会像“那个时代的周杰伦”一样为不谙世事、渴望力量的学生们追捧。

就其出路计，当中有些人积习难改，便慢慢循着自己的“罗汉优势”三五成群发展成“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如上所述，“打罗”本来就有点“混黑社会”或争当“黑社会替补”的意味。所以，有些人也难免因此锒铛入狱。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心智的成熟，大多数“小罗汉”们还是走上了正道，有的甚至在居民小区里给业主们敬礼、护院，真做起了小区的“护法”。还有些人则通过关系被收编进入当地的权力部门。只是，其中不乏有人将权力理解为“拳力”，仍然恶习不改。时下人们批判的一些地方的城管动辄对小摊小扳大打出手，甚至有像湖北天门一群城管五分钟内打死魏文华的惨剧发生，想必也是与当地吸纳了若干大小“罗汉”有关。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当国家遇到罗汉”的危险了。如果这些混入权力部门的大小“罗汉”们不思进取，而是以其“罗汉精神”继续胡作非为，结果必是祸国殃民。所谓祸国，即是让国家（政府）失去信用，积累祸端；至于殃民，则是让百姓深受其“罗汉权”的侵害。由此可知，当国家遇到“罗汉”，最要紧的是让任何“罗汉”都不能染指权力。否则，久而久之，再有生气的国家恐怕也都会沦为“罗汉国家”，而接下来就只剩下“有气生的国民”了。

身在“国家”，心在“罗汉”。尽管目前还不知道这位芦姓“国家罗汉”的来历，不知道他说的“国家罗汉”究竟是指“国家级罗汉”，还是“国家的罗汉”；不知道他是不是像《武林外传》里范大娘所说的那样“我上面有人”，但既然他自称代表“国家罗汉”，想必至少是和“罗汉”有些渊源的。至于其所谓“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则表明他不仅有权、有钱，而且还有对待“你这个农民”冬天一样残酷的铁石心肠。

令人生疑的是，这位公职人员竟声称自己“代表国家罗汉”。莫非他在污蔑临川区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官和他一样也是“国家罗汉”？以我善良的本性，宁愿相信这定然不是临川这孕育了王安石与汤显祖的才子之乡的真相。若我的愿望属实，临川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们便可以找这位惹事生非的“国家罗汉”讨要名誉权了。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周末》专栏

2. 近日重读民国，无心作文，尤其影印版旧书更让我夜不成寐。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些未曾谋面的师友身边，回到那个思想光荣的时代。环视目下思想、出版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不自由，回想这一百年，从中华民国到中华党国，读书人一生长叹。

思想国访谈
　　记者华璐采访报道

 
　　南都周刊：你提出，俯卧撑的流行其实是网民开始关注公共事务了。这种起哄式、带有戏谑意味的网络语言能真正传达网民诉求吗？

 
　　熊培云：不是开始吧，应该说网民一直是关注公共事务的。事实上过去很多公共事件也是网民推动的，从孙志刚、非典、黑砖窑到最近几个月的周老虎……只是现在大家又找到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类似“做俯卧撑”这样的词语“公开地窃窃私语”。我想不是简单的起哄，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种日常的、磨碎了激烈的反抗。而且，这是一种特别的、夹杂着嘲笑的反抗。

 
　　南都周刊：有人认为俯卧撑跟打酱油一样，很大程度上是网民无聊和无厘头的宣泄。

 
　　熊培云：由于不能尽情、尽理地表达，从传达民意的角度来说，这种“马戏式”的表达是打了折的。但我不觉得无聊，实际上这是一种全新意义的“新话”。奥威尔在《1984》里面谈到用一种“新话”替代旧的话语以便让民众忘记过去，而现在流行于网络上的“新话”，恰恰是社会收复思考能力的一种尝试，其所见证的是中国社会的成长。如果承认话语是观念的载体，就知道今日“新话”的出现是件很有希望的事情。今日的“新话”代替过去的“新话”，我说这是——江山代有“新话”出，时代后浪推前浪。

 
　　南都周刊：大家采取这种戏谑、甚至吊诡的黑色幽默来面对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是与表达不畅有关吗？

 
　　熊培云：你知道中国过去几十年官方话语对社会话语侵蚀得很厉害，现在实际上是民间或者社会话语开始复苏了，社会在创造新的语言。

　　有个老先生和我谈到年轻时参加过一个婚礼，至今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舍妹与某某成婚。”结婚成家与“大跃进”有什么关系？这是典型的官方话语“入侵社会”，可叹的是当时老百姓离开官方话语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然而，现在不一样了。当人们回归生活的经验与常识，必然会重新拾起甚至创造适合或者属于自己的说话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听话”。所以，如今社会层面不仅有大众话语、知识分子群体话语，还有代表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话语。互联网话语更是千奇百怪，且不说“拍砖”、“灌水”、“顶”早已流行，更有“火星文”横空出世。比如“3Q得orz”，这小段火星文字一般人恐怕是看不懂了，译成正常汉语就是“感谢得五体投地”。大凡追求思维乐趣的人，看到孩子们这种奇思妙想，大概只有赞叹的份。如果这点小创造都要去封杀，语言生活谈何趣味？

　　这里有个关键词，“变话”。看中国的变化，其实是可以从“变话”中看到的。我理解的“变话”，就是话语体系的变化。过去只有官方的话语体系，现在是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或者说社会)话语体系并存。

　　与此同时，这种“变话”还表现在，除了创造“新词”，同时也创造“新义”。比如在“公家至上”的过去，“钉子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但是，随着国民物权观念的萌发与成长，如今“钉子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捍卫民权的一种象征，网上甚至还出现了“钉子户引导人民”的“PS版油画”。所以我说，小“变话”，大变化。

 
　　南都周刊：比起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网络话语的影响是否同样有力？如俯卧撑式调侃。

 
　　熊培云：网络话语影响不小。“俯卧撑”已经出现在南京中央路一处巨幅房产海报上——“房价不会跳水，只是在做俯卧撑。”此前，也有媒体分析中国上气不接下气的股市“已经进入俯卧撑阶段”。其实，“做俯卧撑”这个词即使慢慢消失，新的词语也会出来。比如最近不又有了“裸体做官”吗，很形象。

 
　　南都周刊：是否这些流行词内容变了，实质并不变？比如就是对发出自己声音的渴望？

　　熊培云：有对渠道不畅的不满。不过，也不要小看这种调侃。其实一个好的笑话或者嘲笑，胜过一个大道理。中国现在有些东西还没法跨越，大家“俯卧撑”的同时，我想一方面是在寻求心理慰藉，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家心存希望，在关注一些事情。表面上看，上述“新词”的流行或者重新阐释都有些戏谑的成分，不过，它们让我想得更多的却是这个转型时代的“变话”。可以肯定的是，许多社会变革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而话语的变化更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鹿桥说《未央歌》里的时代是诗歌加论文的时代。我想我们这个时代是有诗歌，有论文，也有俯卧撑，也就是说心灵、理性以及介乎心灵与理性之间的模糊表达都有。但无论是作论文，写诗歌，还是做俯卧撑，都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对于中国公共空间的成长来说，我更倾向于将这种“俯卧撑”表达看作为一种增量。作为“非俯卧撑”表达者，我会继续我原来的表达方式，“来做三个俯卧撑”更不会强制我减少自己的表达。简单说，我们只是增加了一种社会批评的形式。

    “俯卧撑已经做三下了，春天还会远吗？”“做自己的俯卧撑，让别人说去吧！”“我有一个梦想，有这么一天，每一个黑人都可以自由地做俯卧撑，而没有人去问他们为什么！”……如果不明就里，看到这些由雪莱、但丁与马丁•路德•金的名句改编的句子，相信许多人都会表情茫然。
    因为贵州瓮安的突发事件，“做俯卧撑”在一夜间成了继“打酱油”之后的又一网络流行语。“关我×事，我是出来做俯卧撑的！”开始取代“酱油党”的“招牌金句”。由于“俯卧撑”忽然蹿红，一些网站开始成立“俯卧撑小组”，据说网游“魔兽世界”也随即出现了名为“河边的俯卧撑”的任务日志。与此同时，时事评论也开始与“俯卧撑”接轨，如“中国股市已经进入俯卧撑阶段”便是这样将当下股市的匍匐震荡与俯卧撑严丝合缝地嵌在一起。
    记得在不久前，我与《社会资本》一书作者、美国社会学家林南先生聊到美国公民“独自打保龄”的现象。“独自打保龄”的说法源于哈佛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寓意当今美国人渐渐缺少公共精神，只顾独自玩乐。与林先生一样，我同样认为帕特南的批评忽略了互联网的兴起对美国公共生活的影响。由此联想到今日中国网络上出现的“独自打酱油”或者“独做俯卧撑”等现象，我更觉得网络时代中国人的“独自”其实还是很有公共精神的——尽管这种精神往往是以林语堂所说的“消极避世”、“国事管他娘”的面目出现。
    比如，出现类似“我是来做俯卧撑的”这样先是令人一头雾水继而恍然大悟的句子，至少说明潜藏其内的社会矛盾或者公共事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当类似词语变成某种意味深长的符号开始流行，与之相关的事物也会得到继续被强化。你可以说有些人在复制、传播的过程中淡漠了痛苦、忧虑、愤怒、质疑等情感甚至时间，只在不经意间传播一些“俏皮话”，但无论如何，这些话里都内嵌着一种随时可被引渡或者激活的公共记忆。
    其次，表面沉默的背后是“公民在场”的民意潜流与对公共事务的“隐秘政见”。无疑，对于这个大时代而言，每个人都是各自生活的见证者。尽管网民“做三个俯卧撑”更像是戴着面具关注公共事务，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已经到场并且在为自己关切的事情作见证。就好像在某个公共集会上，虽然刚一开始没有机会发言，但他们已经“签到”、“做个记号”。这意味着他们随时会关注会场上每个人的言行，并且由此形成民意压力。
    或许有人会说，诸如“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我是来打酱油的”、“我是来做俯卧撑的”等网络流行语更像是一场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词语马戏”。然而，即便如此，我依旧认为这是一些具有公共精神的“马戏”。在过去，人们常将自己对公共事务的“隐秘政见”藏在某些已经过时的餐桌笑话里，而现在却可以将今天刚发生的事情缩略成“词语马戏”传递。从这方面说，这些“词语马戏”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公共事务的即时评论，从解构、重建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的角度来说，这些“马戏”无疑起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显然，在许多要求社会进步的人眼里，“马戏”是一种坏东西。众所周知，在古罗马时期便有“面包与马戏”的驭民之术。有面包自然让人吃饱肚子“不去造反”，有马戏则让人耽于娱乐“忘记造反”。事实上，这也是古罗马统治者在大建角斗场之原因所在。批评者认为，当民众因为肉体上的基本满足与精神上的享乐消磨而渐渐丧失批判当权者与推进改革政治的动力，一个社会更有可能从此“太平”到“寂灭”。如今，一些传播或者文化学者也时常忧心，尤其在大众传媒俘获了人们的视听之后，人类将会“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只是，在我看来，这些批评或忧虑对娱乐本身或许并不公正——至少我以为，那些自发自为、自由自我，暗含或者能够唤醒公共精神的“马戏”同样会给这个社会带来生机。
    是时候纠正人们对“马戏”的种种偏见了。如果我们能够承认多年以来流行于互联网上的种种“马戏”已经而且正在为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开疆拓土，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身处转型期的中国，对于许多参与其中者来说，“马戏”不仅是一种暗渡陈仓的面具，同样包含着一种能够自我疗伤的精神，一种磨碎了激烈的坚定。有希望的是，无论用怎样一种“语言”包装思想，无论当时表现得怎样戏谑或漫不经心，大家为一个好社会奋斗的精神与良知依旧在，永远在。

    近一年来，一场有关深圳房价会否下降的打赌，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两位主角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徐滇庆和知名财经评论人牛刀，徐滇庆声称如果他输了就登整版文章向深圳市民“道歉”。2008年7月1日，徐滇庆正式抛出《致深圳人民道歉信》，宣布自己与牛刀的打赌以失败告终。
    事情原委是，早在2007年7月11日，徐滇庆在深圳出席某论坛时表示，深圳房价肯定要涨，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不妨再豪放一点——如果明年 (2008年7月11日)深圳的房价比现在(2007年7月11日)低一分钱，我一定在媒体上用整版篇幅向深圳市民道歉。”
    我曾经撰文批评许多中国人对下跪有种表达偏好，感慨“非下跪不足以抒情”的场面时常见诸街道与报章。仔细想来，“非打赌不足以明理”也算是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一道奇观。记得去年，在周老虎还有着万般风情在媒体的丛林里招摇时，“打虎派”主要人物中科院研究员傅德志与周正龙便为虎照的真假各自担保了一颗脑袋。周正龙还表示，如果照片作假周家父子也可以坐牢。如今真相大白，周正龙先生大概真是要与牢共舞了。然而，谁都知道，在这场争论中，任何一方都不必将自己的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民众渴望真相但也并不嗜血。
    都说中国人好赌。有个说法是，世界各地数亚洲人最好赌，而亚洲人中又以中国人为最。这个结论或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且不说中国历史上生产了许多像唐玄宗那样的“斗鸡皇帝”，即便是现在的市井生活，赌博遗风也是无所不在。哈佛大学学者罗伯特•帕特南曾经嘲讽今日美国人渐渐缺失公共精神——许多人“独自打保龄”，公共事务管他娘。相较而言，中国人倒是一直喜欢群体活动的，比如一起打麻将。不仅能够填平城乡之间的制度沟壑，几代中国人唯一没有“代沟”的玩物或许就数麻将了。只可惜，“群起”打麻将也没有提升中国人的公共精神。至于“打牌不能偷牌”的规矩同样没有成为一种可以助推程序正义的草根力量。
    论及打赌，我时常听说过“观点平衡世界”，却很少见到“打赌平衡争鸣”。当争鸣沦为一场对“必然规律”的打赌，实际上是使思想者的时代思考与社会观察因为马戏化而具有某种观赏性。这方面，徐滇庆似乎有所体认，承认无论7月11日深圳房价是涨还是跌，他都应该道歉，“谁让我是教授呢，教授不应该和人打这种赌，都搞成娱乐事件了！”其实在这里，真正娱乐化的不是教授打赌，而是借了“必然规律”这个伪透视镜。殊不知，读史让人明智，“必然规律”也会令人愚蠢。
    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没有谁是洞悉未来的预言家，没有谁是手握真理者，体现在赌局之上的轻佻与自负显然都不应该是学者在公共生活中应有的专业本性。我以为，一位学者信誓旦旦为自己对未来的思考设赌局，与其说是一种自负，不如说是自我放逐，或者自掘一口深井，为自己尚未完成的思考盖棺定论。从这方面说，学者为未来打赌的真正戏谑与危险并不在于学术马戏化，而在于他变相承认自己（至少在赌期之内）已经失去修正自己观点的觉悟与能力，并且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当然，打赌也并非一无是处。有些时候，打赌不仅为社会增加活力，而且会成为社会进步的机缘。或者说，打赌者的行为客观上可能推动社会进步。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莫过于电影的发明。
    1872年的平常一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酒店里两个美国人为“马奔跑时蹄子是否都着地”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两人就打赌论英雄。他们请来了一位驯马好手做裁判。然而这位仁兄眼法也并不高明。庆幸的是，他有位摄影师朋友。通过在跑道一边安置了若干照相机这位摄影师朋友拍出一组照片。根据这组照片，裁判终于可以断定马在奔跑时总有一蹄着地，而非四蹄腾空。正是照片上的这组“活马”，给越来越多的发明者带来灵感。1888年马莱制造出了“固定底片连续摄影机”，即“摄影枪”，便是受到它的启发。
    与此同时，学者借“打赌”陈述观点也不必然令人羞愧。比如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结尾便这样公然“打赌”：人将被抹去，如海滩上的一张脸。”忧虑人被淹没，福柯上述诗化语言充其量只是对自己长篇大论的一番总结。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福柯并不像“卖方经济学家”那样试图通过“打赌”说服持币观望者向房产商投诚，并在买涨不买落的心理预期下获得一个“神机妙算”的好名声。

    抵制年年有，没有今年多。没想到动画电影《功夫熊猫》进入中国时，也引发一场“抵制”风。
    粗看起来，眼下抵制《功夫熊猫》主要有两种：一是号称“中国熊猫人”的艺术家赵半狄，举着“不容许好莱坞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的横幅来到广电总局，呼吁抵制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理由是好莱坞在莎朗•斯通发表对中国地震的言论后，又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不合适。“我们不需要好莱坞，不需要强盗和流氓做鬼脸逗我们发笑!”
    在此，且不争论许多人对莎朗•斯通的表态是否有“断章取义”之嫌，可以肯定的是，让功夫熊猫因莎朗•斯通的“恐怖言行”而受株连，着实有点“反恐扩大化”了。难道这只功夫熊猫是莎朗•斯通率领好莱坞征战中国时咬人的坐骑？只因为莎朗•斯通说错了话而抵制好莱坞的功夫熊猫，难怪有人会用郭德纲相声里的名言嘲笑“熊猫人”的逻辑是“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
    事实上，在我印象中，好莱坞也并非“熊猫人”所说的那样“强盗和流氓”，熟悉电影史的人知道，好莱坞之所以能够超越电影的故乡欧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界大战使欧洲电影人才尽失，纷纷远走美国，而好莱坞成为许多才子佳人的避难所。另一方面，所谓好莱坞到中国“捞金”，那也不是好莱坞一相情愿能做到的事，与此对应的是每个中国人自负其责的消费权利与审美独立。
    另一种抵制也颇具代表性。抵制者认为《功夫熊猫》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习惯完全颠覆了。别有用心的好莱坞人竟然把“我们的国宝”创作成一个超级笨重的大懒虫，这岂止构成了对中国人的伤害，而且这种伤害所体现的正是某些别有用心者对中国及其文化的丑化和挑衅。看到这样的迫害联想，我真是要问，中国人的文化自尊真的有那么脆弱敏感、不堪一击么？这是一种怎样的迫害妄想？早知如此，当初何苦要让世界知道中国有这么一种稀有动物？把它们当作国家机密关在“贞洁城堡”中与世隔绝岂不是更好？
    同样是熊猫，怎么从国外回来便成了“海归叛徒”，伤害中国文化的“刽子手”？同样憨态可掬，中国人往外送代表友谊，而经好莱坞一“包装”，这熊猫便成了“强盗与流氓”的跟班？
    “谁动了我的熊猫？！”在我看来，上述两种抵制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归根到底就是有人希望自己能够独占熊猫，垄断对熊猫的所有演绎与理解。前者，到处兜售熊猫玩具的“熊猫人”不是说自己要拍熊猫电影吗？难怪有人质疑赵半狄大发“爱国悲情”以抵制《功夫熊猫》，或许只为关起门来好叫卖自己的土特产。至于后者，虽说熊猫是“国宝”，但也不是什么圣物。痴爱熊猫者可以认为每一只熊猫都玉树临风，貌比卫玠、潘安，但是你也不能就此要求好莱坞的美工符合你的审美要求。
    应该说，每个人都有抵制不良信息或者观念的权利。比如在“封杀”依旧流行的现在，作为公民你也可以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关闭电视以抵制一些你认为并不需要的信息。对有些人来说，抵制只是一种跟风；对有些人来说，抵制是一种算计；对有些人来说，则是不抵制不足以表明自己存在，所谓“我抵制故我在”。区别还在于，在抵制的过程中，有的人是在做社会进步的良心事，如梭罗抗税美国政府的公民不服从、甘地针对英国殖民者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有的人却在做社会退步的生意，绞尽脑汁通过道德在内的所有暴力绑架他人以牟取“抵制”之红利。
    熊猫自然不会明白，各怀鬼胎的人类在它身上埋藏多少意义，说到底它不过是爱吃竹子的动物。如果你爱它，最有希望的事莫过于让它按自己的本性自由生活。像亨利•梭罗所说，“若有一粒橡树子和一粒栗树子并排落地，它们都不会谦谦让让，而是都服从自身的法则，尽力生长、开花，直到一个到头来遮蔽压倒了另一个。若植物按其本性无法生存，就随它死掉好了；而人也一样。”其实，每个人的创造也一样，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创造与生活，而不是算计或者直截了当地扼杀他人的创造——虽江郎才尽，自然之秩序犹存。

今天出版的南都做了一期专题，辑录于下。

天佑吾民

编者按 汶川巨震，举国挂牵。此时此刻，南都专栏作者已无意于长篇大论，而只想片言只语载深情。在此，本报特将他们的感言与寄语辑成一束（以姓氏拼音为序），奉献于难中同胞面前。诚愿天佑吾民，早渡艰危。
保育钧：今年刚过五个月，就有四场灾难灾害：雪灾，手足口病，山东火车相撞，四川大地震。每次都是最高层出面，这一方面表明以人为本的理念，另一方面却暴露了体制制度机制的缺陷。
蔡定剑：大灾面前，顿感生命的无价，亲情和友情的珍贵，权力、名利的卑微。
长平：疲倦至极，但无心睡眠，觉得睡觉是不义的，我应该陪着他们，为逝者守灵，为伤者祈福。上班的路上，忍不住恸哭失声：吾土吾乡，吾国吾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生何其困蹇，死何其悲惨。我们应该做什么？生死面前能否大彻大悟？抛弃一切面子，一切成见，一切陋习，一切惰性，心怀悲悯，头脑清醒，竭尽所能，飞驰援救；自兹持正守道，以祈天佑斯民！
陈思：今天，我们应该放下一切，各尽所能，先去抢救危在旦夕的人们；我们还需要更专业的救灾组织，开放NGO和鼓励其他民间力量形成专业救护团队，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崔卫平：对不起，睡在瓦砾中的孩子，没有让你们住上结实的教学楼。
单世联：我现在要说的是，灾难发生后，我们这些局外人除了抽象的同情外，似乎也只是多了一个话题和谈资。现代传播技术使我们可以即时了解世界的一切，却无法分担灾区人们的无奈、绝望。家园可以重建，城市可以再度灯红酒绿，但死去的人呢？我们可以捐款，可以为死难者难过，而且是真诚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知道，这一切还不够，但我又能如何呢？
党国英：骤然间一场灾难降临，让我们震惊、悲痛。人类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灾变中进化的，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无辜者的牺牲。如果我们再聪明一点，办法再多一点，被叫做制度的生存规则再完善一些，更多的人的命运本来有所不同。我向苍天祈祷，让我们同舟共济，让无辜者得到救援；容我们再做努力，将来拥有更强大的避灾抗灾的能力。
丁学良：地震区周边有多座水坝、电站等大中型工程、专门机构，附近居民及各种媒体要高度关注它们的状况，遵循信息透明的法规，尽力防止可能的灾难发生。天佑川民！
杜导正：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能经受艰难困苦的优秀民族，四川地震造成的灾难，我们一定能彻底战而胜之。
高尚全：用爱心全力支持灾区人民。
高耀洁：12日下午，我在郑州也感到了强烈的震感，开始我还以为是楼上装修。后来我看到电视上报道汶川灾情，很感痛心。卫生部号召各地义务献血支援灾区，我想强调，越是危急情况，越是一定要保证血浆安全，千万不能酿成血祸。另外，地震灾区接受各地大量捐款，也一定要加强管理，务必保证捐款用到灾民身上。
葛剑雄：我还是相信荀子的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次震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今后也未必不会有更严重的。在人类还不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防灾救灾、缩小灾害的损失，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停止奥运火炬传递和一切可以暂缓的喜庆活动，全国全民动员，全力救灾！众志成城，多难兴邦！
顾则徐：面对灾难，没有什么能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了。爱人，爱中国人，就是最好的爱国、爱民族。在人的生命面前，中国人民的心在灾难面前悲伤地聚集在了一起。悲伤会让我们更坚定、更勇敢、更理智，也更人性！
郭道晖：“天变不足畏”，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曾经以其大无畏的精神和顽强的承受力，战胜过历来的各种艰难险阻，也一定能战胜这次灾难。这次地震同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震级相近，但今天我们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与国力与过去大不相同。相信一定能顺利克服各种困难，减少牺牲和损失。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对灾难的救助也是全球人民的共同意愿与责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国有难，全球救助。发生在2004年底的南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引发了世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空前规模的全球大救助，全球人民共享利益，也共担痛苦。我们固然应当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也应当积极欢迎外援。我希望不要再重复过去唐山地震拒绝外援的蠢事。
以人为本，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
郭巍青：四川发生强烈地震，无数家庭突然蒙受血光之灾。死伤人数仿如利箭，深深刺痛国人的心。谨借报纸一角，向死难者遥寄无限哀思。愿所有人团结，支持救援努力，帮助幸存者坚强。广东有许多外来工和学生来自受灾地区，他们必定心急如焚。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帮助他们分担痛苦与忧愁。
何兵：灾难不应仅仅使民族团结，更应该使民族反省。对于善于并勇于反省的民族而言，谣言不足畏惧。谣言可能杀人，但没有谣言的国家更加危险。谣言止于公开。
贺卫方：戊子年，怎样的灾难！再也不要举办任何欢庆的举动，我们要为死难的同胞表达悲恸。把那些用于喜悦的款项，给那些不幸的家庭，表达人们微不足道的心伤。
何兆武：我们深切悼念汶川地震中死难的同胞们，以及现在虽然生还却还在苦难之中的同胞们，希望各界都来支援他们。不要像当年唐山大地震那样，谢绝一切国外援助，那是荒唐的，因为这是全人类的灾难！希望全国同胞群策群力，尽快渡过这场灾难。
季卫东：四川大地震让我们看到了家园的脆弱性，也催生了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但愿2008年月12日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某种新型社会机制将在全国志愿者的救灾和复兴活动中形成和发展。
在民间互助、自力更生的过程中，中国必定会凤凰涅槃、获得新生！
从灾区复兴到民族复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旋律将这样奏响，并在全世界引起共鸣！
江平：山摇地裂哀比国殇，一隅有难援自八方！
蒋兆勇：大灾大难时新闻媒体的职责首先是告知公众，即便有错误资讯，但只要不停追踪也会接近真实，公众全息掌握资讯，做出行动选择，也就为救灾创造了更好条件。
雷颐：雪中送炭第一，锦上添花第二！
李公明：当此血泪创痛之际，政府与民众尤需同心协力。信息之畅通、民意之汇集、政令之透明、举措之周全等实为战胜灾劫的要义。举凡种种昏庸怠职、麻木冷血、醉欢偷安等行迹，国人当奋起而耻之讨之，传媒于此尤其负有重任。天佑吾民，天佑中国！
连岳：有利于救灾，有利于减少伤亡，有利于释放焦虑，有利于安慰受害者，有利于提供援助，有利于将我们变成温暖的人，有利于提高我们国家的形象，这一切“有利于”都得依赖我们及时得到信息，从而知道他们在受罪，他们在坚持，他们在向我们呼救，他们在信任我们。所以，谢谢所有提供信息的人。
梁文道：一切往生者，皆曾是我们的子女、亲戚、夫妻、伴侣、学生、至交与同胞。短短一生，他们笑过、哭过、欢喜过、忧伤过；他们来过，他们走了。记住但又不执著他们带来的喜悦，但又学习他们偶尔的过失；如此，这便不是一趟枉行的旅程；如此，他们便仍在你我之间。然后不久，我们也终将行过，如此行过。“一切行无常，斯民生灭法，虽生寻已灭，斯寂灭为了。”
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我们惟一可恃的不过是人性的温暖。
林达：灾难面前，生命是脆弱的，我们最终在弱的本质上没有差别。看到母亲在倒塌的楼前团团转却救不出孩子，同情心会突然向每个人袭来，这也是人的共同本质。一个个人伸出援手，给今日有难的人实实在在的帮助，弱的人终会越过灾难，再鼓起勇气往下走。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刘洪波：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我们惟一可恃的不过是人性的温暖。
我们无法抵抗自然力的爆发，但无论多少次打击，即使我们会一次次错愕、惊恐，也从来不会颓然倒下，只是因为我们有爱。
爱就是未来。爱使我们聚焦，使我们越是遭逢摧残越是血肉交融，使我们越遇苦难越要拥抱在一起。它比任何狂暴的力量更绵长，更有韧性，也更强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经历地震我们仍然会站起来。
马光远：在巨震发生的一瞬间，一切滔滔宏论也许比不上一个最简单最平凡的词，那就是：平安！我们无法左右灾难，我们也不能每一个人跟随总理亲临一线。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祝福的最大含义就是我华夏儿女众志成城点燃爱的蜡烛，照亮还在废墟下等待救援的孩子们的眼。
马立诚：沉痛哀悼在地震中死难的父老乡亲。让我们携起手来，众志成城，渡过难关。
毛寿龙：只有伤心、祝福、保佑……
秦晖：人命关天，国家要全力以赴，社会要全力以赴，国际上也应全力以赴。中国如今最重要的是抗灾救人，不是其他，包括奥运。
邱立本：四川大地震，震碎了不少生命，却震不碎中国的人心。中国在灾难中坚持信息全面开放，更能凝聚人心。在四川废墟中站起来的信息自由大国，是一个更有文化耐震力，更被全球尊敬的中国。
秋风：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自然，但是，优良的制度可以把自然的暴虐所带来的损害控制在最低程度，人类源远流长的信仰与观念体系可以给那些幸存者带来慰藉，让死难者享有安宁。这次大地震测验了当今中国的制度与精神体系之健全程度，如果我们足够明智，这次地震也可以成为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新气象。但愿这次大灾难能够成为中国从根本上改进其制度、重建其心灵生活的起点。
任剑涛：作为一个川人，深深为家乡遭此罕见天灾而难过。但川人古往今来以坚毅著称，我相信川人一定能够以同样的坚毅、勇气和团结，战胜地震灾害，创造灾后重建的奇迹。我的心绝对与灾区川人同律动，我的情绝对与灾区川人同悲恸，我的智绝对与灾区川人同发动！
邵建：向地震灾区每一位逝去的亡魂致哀！尤其致悼于正在上课时被夺去生命的年轻学子，他们是明天！
十年砍柴：西蜀地震，九州同悲；诚祈天公，怜我齐民。
舒芜：五一二大地震，震撼了半个亚洲，震动了整个世界，大灾难面前，人类是一致的，需要最迅速的信息交流，最快速的救援。
唐昊：当一座座生机充溢的城市被瞬间毁灭，当一个个活泼的生命从此无声无息，我感到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是如此的脆弱。而难过、揪心和恨不在场的痛苦也让我感到，原来我是如此在乎这脆弱的祖国。此时此刻，我愿意分担任何苦难，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牺牲而取得她的平安。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如此，毕竟——我们只有一个祖国，我们没有别的祖国！
唐钧：让我们祈祷吧，愿更多顽强的生命得到好运的眷顾——生还！生还！
饕餮：哀哉！岷江作泪，珠峰低垂，哀我同胞之命蹇兮，恨无常之昏聩。正春暖中兴之嘉年兮，以烈灾欺我弱羸。巴蜀雨菲，神州披缞。东来援，西送暖，南发青壮北师飞。灾异从来破山河，国犹在，情犹沸。逝者已矣兮，把酒风中酹。
汪玉凯：在国难来临之际，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的国人心更加凝聚，意志更加坚韧，让我们默默地祈祷，逝者安息，生者奋发，为国家的富强、繁荣、民主而不懈地努力！
王建勋：致4·12大地震受灾者：
惊悉震灾，吾与诸君共悲痛。在灾难面前，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唯有说：当诸君需要勇气的时候，有人在鼓励你们；当诸君需要毅力的时候，有人在支持你们；当诸君需要希望的时候，有人在寄语你们。祈愿上苍保佑诸君！
王晓渔：企盼与外界隔绝的灾区努力自救，企盼公民形成自治习惯，从容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机。祝福我们的国家，也愿国旗为国民而降，寄托我们的哀思。
王志安：看了废墟中死难的儿童，看了被夷为平地的北川县城，这一刻，相信我们每一个国人，都会思绪难平。
在昨天，在短短的三分钟里，无数的家园一夕梦碎，无数的家庭生离死别，无数孩子成为孤儿。直到现在，还有6万人没有音信。或许，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命，或许，他们仍然在废墟下呻吟。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寒夜里，什么能够支撑他们渡过难关？
此时此刻，每一份关心，每一分捐款都能化作一份抵抗灾难的勇气和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吧！哪怕我们只能帮助一个家庭重建信心，帮助一所学校重现书声。
吴重庆：当平日的浮华以及与浮华互为表里的不义，遮盖并麻木了凡人的良知善意，今春的雪灾及当下的震灾，终于以其大面积的巨大灾难，撕裂了厚重的黑幕，造就了闪现人性光华的背景：人伤我痛，闻声救苦，相濡以沫，相助以爱。愿同胞从此不再形同路人，面对日后周遭他人的苦难，依然感同身受，将友爱如圣火般传递。
朱学勤：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
爱中华者，当为中华哀。华南雪灾，山东车祸，四川地震，赤县喧嚣该清醒了。圣火应该停一停，国旗也该降一降，就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们不是伟人，只是遗骸，遗骸千万，只是无言。
吴向宏：当一个社会处于灾难之中时，人民应该暂时放弃批评，全力支持和信赖政府；而为了应有一个在灾难时刻最值得支持和信赖的政府，就应当在社会不处于灾难的时刻，最好地保障人民的批评权利。
肖金成：对汶川大地震遇难的同胞表示深切哀悼！全国人民应奋起救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的优良传统。
谢春涛：希望灾难能够唤起每一个国人的爱心！
熊培云：“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对国际援助表示出一种积极态度，它让我不由得想起发生在改革开放前的“唐山大地震”。我一直认为，导致隔阂世界、祸起纷争的不是倒掉的“语言巴别塔”，而是不断竖起于人际与国际之间的“观念柏林墙”。不幸又幸运的是，对苦难的铭记与感同身受总会让人类走向团结。所以我说，开放社会没有敌人，如果有的话，这个世界的共同敌人就是苦难。
许章润：在共同承受危难中，多难吾邦，必走向成熟民族。
杨锦麟：天降大任于中国。2008年的大喜大悲，或许是凤凰涅槃最后那一刹那的宿命安排。
那就让它们都来吧，我们承受得起！
杨早：月12日汶川地震时，我离震中不到80公里。虽然侥幸房屋不倒，人员未伤，但我无法置身事外，我就是一个灾民，我看地震，有着灾民的心态。说两点：一、成都人平时给人感觉“散”，躲地震也户外通宵打牌，但市民义务献血深夜排起长队，许多出租车司机自发驾车前往都江堰救人。关键时候不拉稀摆带，成都人不含糊；二、本次地震爆发来得突然，无从准备，但余震大小，对灾民心理影响至关重要。每次有大的余震(级以上)，我都试图从电视或广播中寻觅一点观察，一点关注。很可惜，直播节目都在播“通知”、“公告”，或展示好人好事。似乎没人记得，灾难尚未过去，人心仍在悬望。
姚立法：向灾区死难同胞默哀，愿大难幸存的同胞平安！
叶檀：此次救灾，展示出信息公开、行政高效与行政光辉。这是对灾区人民最大的安慰，也是对中国未来负责的态度。我们将始终关注此次灾难的处理过程，并贯穿于建筑质量、救灾款运用、交通设施应急、对物价的影响等各个方面。期待此次救灾善始善终。
应星：值此国难当头，仅仅说我们蒙受了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那是远远不够的！！！

于建嵘：灾难会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
袁伟时：汶川地震，又一次灾难袭击，又一次见证生命的脆弱和无奈。
生灵消逝的悲痛让我们沉思：掏出心来展示我们的友爱，伸出手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务。
这次救灾，政府的行动迅速、有力，履行了它的职责。应该受到赞扬和支持。
缺陷是民间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疯狂播种仇恨的1966年，证严法师在台湾花莲组织“慈济克难功德会”，开始了她的大爱事业。四十多年来，它发展成为横跨五大洲6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性慈善组织。包括大陆许多省市都可看到它的许多业绩。
也许解放思想的浪潮，会令多轮驱动的慈善列车首先在这里鸣笛上路！
展江：办公室窗外点点的烛光，是北京大学生们对四川灾区人民的遥远祝福。
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几十万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
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信息不再封锁，我们积累了物质财富，更感悟到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
帮助灾民，奉献爱心，是我们身处平安境地的国人同胞共同的心声。
张鸣：大难当头，各自努力，民苦即是我苦，民危自是我危。
章立凡：2008，灾降中华，汶川地震，举国悲恸，生民何辜，罹此浩劫？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增长的死亡人数，中夜彷徨，欲哭无泪。
信息透明很重要。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飞到灾区，中国地震局局长中断访问回国，这两则消息都很引人注目。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灾区位于中国龙门断裂带的岷江上游，已修建水库多座，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令人深忧。
章诒和：终止了写作，终止了娱乐。从·12那黑色一刻起，每日在荧屏前守侯——守候死亡，守候生命。罹难人来不及道一声“再见”；幸存者如楚囚相拥，转世重逢。我老泪纵横还是无法自持，并反复地追问自己：现在仅仅是政府、国民在抗击灾难、拯救灾民吗？不，灾难和灾民也在拯救政府和国民：让权力学会靠近人性，叫人心学会仁厚悲悯。
赵勇：去年10月，我曾在阿坝自治州境内旅行，亲自踏进了那片神奇的土地。如今，那片土地却被撕裂了。许多人在流血，许多人在哭泣，我感到了揪心和疼痛。
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总是显得渺小和脆弱。许多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征服自然，现在，我们该想一想敬畏自然的事情了。
郑也夫：唐山蒙难时除了一条新闻我们一无所知。32年后的今天大家睁大了眼睛，关注着同胞的灾情和营救。巨大的不幸与悲痛中，我们发现了以往任何一次灾难中不曾有过的？事情——百姓成了知情人。民可知之，在凝聚人心上超过一百条耳熟的口号。
周孝正：遇到突发事件，恐惧不要恐慌，恐慌不要慌乱，慌乱时间不要太长，尽快镇静下来，自强不息！
周泽：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一切都变得那样无常，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城市，变得那样无助。人类社会原来是这样脆弱。
朱正：汶川地震，顷刻之间造成人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令我悲痛。稍觉宽慰的是抗震救灾正在有力进行。我希望震区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要悲观，我想起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也是7.8级，损失比汶川还要大得多。可是经过震区同胞的努力和全国支援，不是很快就重新建成了一个美丽富裕的新唐山了吗？
庄礼伟：川地，是造物主的杰作；川文化，是为中华文化增味的盐；川人，不用说，是大伙儿中间最硬朗豪气的好朋友。今天，我们也有了一次做川人的机会，就是和遭受震灾的川人紧紧站在一起，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爱国主义首先是用爱来定义的，爱国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同胞互爱为中心的情感共同体。

于建嵘：灾难会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
袁伟时：汶川地震，又一次灾难袭击，又一次见证生命的脆弱和无奈。
生灵消逝的悲痛让我们沉思：掏出心来展示我们的友爱，伸出手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务。
这次救灾，政府的行动迅速、有力，履行了它的职责。应该受到赞扬和支持。
缺陷是民间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疯狂播种仇恨的1966年，证严法师在台湾花莲组织“慈济克难功德会”，开始了她的大爱事业。四十多年来，它发展成为横跨五大洲6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性慈善组织。包括大陆许多省市都可看到它的许多业绩。
也许解放思想的浪潮，会令多轮驱动的慈善列车首先在这里鸣笛上路！
展江：办公室窗外点点的烛光，是北京大学生们对四川灾区人民的遥远祝福。
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几十万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
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信息不再封锁，我们积累了物质财富，更感悟到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
帮助灾民，奉献爱心，是我们身处平安境地的国人同胞共同的心声。
张鸣：大难当头，各自努力，民苦即是我苦，民危自是我危。
章立凡：2008，灾降中华，汶川地震，举国悲恸，生民何辜，罹此浩劫？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增长的死亡人数，中夜彷徨，欲哭无泪。
信息透明很重要。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飞到灾区，中国地震局局长中断访问回国，这两则消息都很引人注目。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灾区位于中国龙门断裂带的岷江上游，已修建水库多座，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令人深忧。
章诒和：终止了写作，终止了娱乐。从·12那黑色一刻起，每日在荧屏前守侯——守候死亡，守候生命。罹难人来不及道一声“再见”；幸存者如楚囚相拥，转世重逢。我老泪纵横还是无法自持，并反复地追问自己：现在仅仅是政府、国民在抗击灾难、拯救灾民吗？不，灾难和灾民也在拯救政府和国民：让权力学会靠近人性，叫人心学会仁厚悲悯。
赵勇：去年10月，我曾在阿坝自治州境内旅行，亲自踏进了那片神奇的土地。如今，那片土地却被撕裂了。许多人在流血，许多人在哭泣，我感到了揪心和疼痛。
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总是显得渺小和脆弱。许多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征服自然，现在，我们该想一想敬畏自然的事情了。
郑也夫：唐山蒙难时除了一条新闻我们一无所知。32年后的今天大家睁大了眼睛，关注着同胞的灾情和营救。巨大的不幸与悲痛中，我们发现了以往任何一次灾难中不曾有过的？事情——百姓成了知情人。民可知之，在凝聚人心上超过一百条耳熟的口号。
周孝正：遇到突发事件，恐惧不要恐慌，恐慌不要慌乱，慌乱时间不要太长，尽快镇静下来，自强不息！
周泽：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一切都变得那样无常，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城市，变得那样无助。人类社会原来是这样脆弱。
朱正：汶川地震，顷刻之间造成人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令我悲痛。稍觉宽慰的是抗震救灾正在有力进行。我希望震区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要悲观，我想起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也是7.8级，损失比汶川还要大得多。可是经过震区同胞的努力和全国支援，不是很快就重新建成了一个美丽富裕的新唐山了吗？
庄礼伟：川地，是造物主的杰作；川文化，是为中华文化增味的盐；川人，不用说，是大伙儿中间最硬朗豪气的好朋友。今天，我们也有了一次做川人的机会，就是和遭受震灾的川人紧紧站在一起，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爱国主义首先是用爱来定义的，爱国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同胞互爱为中心的情感共同体。

　　近日，在北大校庆所举行的“校长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当前“大学围着市场转”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纪宝成表示，市场经济“是以物质利益为动力的”，但大学的使命和精神，要求它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大学喧嚣、浮躁、拜金、学术造假、急功近利。有些大学教师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纪宝成也对有些人将大学当成了一个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当成了工厂的一个车间来进行指挥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据《新京报》报道）
　　纪先生在这里提到的不外乎两个问题：一是市场化，二是官场化。前者是“市场压倒大学”的问题，后者是“官场压倒大学”的问题。然而，只要对中国目前的大学体制稍有些了解，就知道真正伤害中国大学、使大学弊病积重难返的是官场而非市场。
　　回顾中国近些年来的社会发展，市场因素进入大学显然不是坏事，更不必然导致大学使命与大学精神的丧失。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社会横向联系不断增强，并伴随着以权力为纽带的纵向联系不断减弱甚至瓦解。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管制，恰恰是束缚大学自主办学、积极创造的关键。在此意义上，大学及教授不断走向市场，可被视为中国社会成长的标志性事件。而从公正角度上说，市场行为至少是建立在横向、平等的立约之上，相较过去强买强卖的“权力之约”，也是一种进步。当大学或者学者可以从社会上找到赖以自救的市场，市场的出现也在客观上完成了对官场（权力）的重构与分权。
　　有人指责某些大学教授与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沆瀣一气”，为一己利益，甘愿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为利益集团效劳，成了利益集团的鼓吹者、宣传者和传话筒。持此批评者不知道，一则“观点平衡世界”，只要不是集体性地被强制去代言某个集团的利益，世界仍不失希望；二则能够“为利益集团代言”者在大学里也只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学者不过是象牙塔里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领着不足与人道的薪水，虽多有闲暇，却也不得不时常为“屡败屡战”的课题申请向技术官僚低声下气，必要时甚至还要带着学生一起造假以应付“洲际导弹”（周济捣蛋）（见王则柯先生《教学评估令大学风采尽失》）。
　　两百多年前，汉密尔顿在谈到审判独立时说：“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法实现。”这便是“谁抓住了法官的饭碗，谁就抓住了法官的脑袋”的著名论断。这个“饭碗决定脑袋”的论断同样可以解释广西师范大学为什么出现六位校领导隆重迎接教育部教学评估专家组秘书的丑事。中国版“钦差大臣”的荒诞与奇丑，不禁让我们的眼角浮起果戈理式的“含泪的微笑”。
　　由于必须接受权力自上而下的指导或者资源分配，许多学者进行研究时只能做有希望被批准的研究，如此做学问难免被打上“奉旨研究”的烙印。在此条件下，如果学者们能够在官场（权力体系）之外获得市场（社会）的支持，在我看来，这不仅不会让大学精神丢失，反而可以使被磨损的大学精神得到某种程度的修复。另一方面，如果了解启蒙时代的出版史，了解市场对观念进步起到的关键作用，就会发现，学者走向市场积极做转型时代的生意，同样可以居功至伟。
　　显而易见，现在真正伤害大学的不是市场，而是无所不在的官场。三十年“小政府、大社会”的追求如何走样，大学即是缩影与见证。如今的中国大学早已是一个个臃肿的行政机构。行政化管理、文牍主义让许多工于思想与创造的学者们苦不堪言。大学内部日益膨胀的行政部门更像是特洛伊木马一样策应上级行政单位对大学的“进攻”，而舍身从事管理工作的教授们因为层出不穷的“填表工作”也不得不以后半辈子“学术抛荒”为代价。行政评估、审批、审查等等组成的巨大打磨机，让所有大学在技术官僚面前失去光鲜与棱角。
　　为什么出“大楼”，不出“大师”？为什么出“官府”，不出“学府”？论及中国大学的解决方案，相信许多人早已心知肚明，比如让学术与行政分开，让大学回归教授治校的传统，重拾“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等等。决策者若真有抱负建好中国大学，不必劳民伤财到哈佛、牛津去取什么经，其实只要买张去昆明的火车票，到西南联大的废墟上走一走，想一想，相信在那儿你什么答案都有了。

　　1968年5月，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吞噬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席卷了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了全国性大罢工，并最终导致国会改选、总理下台。而这一切，事先似乎毫无征兆。政治观察家们认为不可能在西方国家出现的 “古典意义上的革命”，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爆发了，而且这一次又是在巴黎。
　　一群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起来反抗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这是人们关于“五月革命”的粗略印象。至于这场“革命”有何意义，那个5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四十年来，即使是当年亲历其中的“六八分子”，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批评与记忆，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断裂。
　　
一场丰衣足食的反叛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法国，正处于战后重建的“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1945-1975)”的中途。5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削减关税，扩大市场，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货币坚挺，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5%上下。国家结束了殖民战争，并且扭转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落后的局面，农村人口向城市外流已接近完成。
　　然而，在“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表象之下，法国同样面临着一场“物质上升，信仰下降”的危机，仿佛社会在懵懵懂懂的富裕中丢失了理想。与此同时，马尔罗、加缪、萨特、福柯等人的思想，戈达尔的电影叙事等等焕发张力，一切有关人的意义的询问也为这场社会运动打下了“造反”的底色。简而言之，1945年戛然而止的灾难与现在的丰衣足食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当有关人类命运的伟大叙事渐渐让位于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时，这一代法国人对目前的庸碌生活表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不安。关于这一点，在“五月革命”即将发生前的一个月，戴高乐甚至也在不同场合这样吐露心声：“如今再没有什么事要对付了，也再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倒觉得没劲。”
　　不可否认，法兰西有着举世无双的创造力。在很多方面，如科学发明，人道主义、自由、平等人权观念，法国当之无愧是人类的进步之源。不过，尽管法国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革命，但是“不自由，毋宁死”并不足以概括法国人的特性。在我看来，更准确的概括当是 “不创造，毋宁死”。正因为此，法国在任何时候都会表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安于锦衣玉食、随大流显然不是法国人的性格。乌托邦在这片六角形的土地上永远不会褪去油彩，当有关生命与生活的意义探寻开始发酵时，一个响亮的口号立即开始流行——“要么现在死，要么永远不死。”
　　历史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大学生。这是一群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之间，从未经历过饥饿与贫困，未体验过“战斗到一无所有”的人。然而，充沛的精力、不可一世的理想主义，以及不断穿梭于家庭、社会与学校等种种束缚之中的他们，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敏锐。
　　处于一片安定繁荣之中的60年代，来自各阶层的孩子越来越被中学会考和上大学所吸引，加上战后法国人口快速增长，大学生人数从1958年的20万增加到1968年的50万。然而，大学教育却对生源膨胀装聋作哑，不思改革，以至于在学生眼里，大学变成了一种“只谈存在，不谈意义”的社会结构，一个“无用知识的自动发送机”和“毕业文凭制造厂”，这种填鸭式教育他们患上了“知识不育症”。
　　如此危情，早在1964年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精神》杂志上发出警告：“如果国家不采取适当办法解决大学的发展问题，将会招来酿成全国性灾难的学校大爆炸。”而事实上学生们的确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不能说眼下这个世界十足糟糕，有时它甚至是美好的，但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有面包更有玫瑰的世界，法国需要一场运动。
　　

社会运动与街头戏剧

　　1968年5月，学潮从南泰尔蔓延到索邦，愤怒的学生占领巴黎大学，导致警察干预，继而形成一种“反抗—镇压—反抗”式的循环升级。应该承认，对于这一事件，起初政府表现得有些过于自信，以至于人们讥讽它在风暴来临时更像是一个“聋哑政权”。它墨守成规，支支吾吾，既想平息事态又不想向“街头压力”让步，甚至异想天开通过抓捕几个捣乱分子实现对学生的分而治之。直到5月中旬，运动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危机，总罢工扩大到所有部门，到5月２4日，法国已经陷入瘫痪状态。戴高乐的讲话变成了国民的耳旁风，这下轮到反抗者装聋作哑了，一切理性的声音都被淹没在运动的节庆声中。
　　鹿桥在《未央歌》里将西南联大时的同学友爱描述为“像诗篇又像论文的日子”，几十年后的法国这场街头运动显然有了“诗歌驱逐论文”的意味。的确，似乎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时刻。年轻人沉浸在“同仇敌忾”织起的团结、友爱中，在幻象之网里一起冲锋陷阵。面对牛气冲天的街头运动，许多起先彷徨的人也加入其中。就像那些经不起同伴热情忽悠的中国人，会在沪指6000多点时慨而且慷地杀进股市。1968年5月，许多法国年轻人相信，如果不去大街上走走，不去拉丁区的巷道里撬起几块铺路石，人生可能会因此黯淡无光——法国人不怕错过赚钱的机会，怕的是错过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
　　“同学们，向前跑吧，旧世界就会被抛在脑后。”至于跑到哪去呢，人们并不清楚。四通八达的大街，被街垒分割成一个个舞台，也像是一架架巨大的跑步机。显然，在这里真正上演的更像是一场场革命的戏剧，它让每个人有机会相信自己会走上时代风口浪尖。如果说过去是平庸的一群，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堪称“伟大”、“顶天立地”。雅克•本尼特在《红与黑的春天》里这样描摹：“从今以后，我们有节日可过，有创造奇迹的时间，有自由讲话的权利……人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雅典式的民主，奴隶少了，但多了成千上万的广场！驱走了黑夜，战胜了权力，生活将会改变，将于可以活得自由、平等、博爱、幸福了……”而且，相较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你不想自由，强迫你自由”相比，“五月风暴”似乎甚至有些清高与孤芳自赏：“如果一个人不想通过奋斗取得一样东西，那么你给他东西也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来解放我，我负责自己解放自己。”法国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在《费加罗报》上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大学生和工人们将又一次对这些日子的罢工、节庆、游行、无休止的讨论和暴动留下美好的回忆，仿佛日常生活的烦恼、技术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时不时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
　　当然，事实也并非全然这么糟糕。不管怎样，这只是一群共和国的孩子。他们有热情，有责任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一个能协调法律和自由、劳动和平等的美好社会，一个真正享受博爱和无等级制度的美好社会，一个无僵化体制，既无监狱，也无精神病人的美好社会。
　　

“六八底线”

　　在法国过往的历史中，革命总是会让人想起那些滚动在巴黎街头的湿漉漉的人头。然而，今天人们知道，革命者的勇敢在于赴死而不在于杀戮，因剑得到的，必将因剑而失去。
　　尽管人们习惯于将发生于这一年的这场社会运动称为“五月风暴”或者“五月革命”，然而，今日法国，人们更倾向于用“Mai 68”（1968年5月）这一中性的时间刻度来标刻这段历史。的确，和以往的“风暴”或者“革命”相比，它已经脱胎换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即是从政府到社会，无论是参与运动、反对运动者还是维护秩序者，都保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拒绝暴力和流血是“五月革命”的共同底线。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法兰西要继承其“革命”传统，那么1968年5月可被视为法国革命的新起点。或者说，“六八底线”才是1968年5月运动留给世界的最珍贵的遗产。换一个角度说，这种表面激烈，实际平和的社会运动，也是一种“告别革命”的方式。
　　学生方面，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科恩•本迪特对暴力并无偏爱，人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对雅典式民主的追求。对于零星出现的暴力事件，本迪特认为“搞暴力并不是运动负责人决定的，而是大学生自发地选择了抵抗……我们没有任何责任。”“尽管一切有些过分，但毕竟还是恪守在民主的范畴内。”
　　“足够的行动，足够的词语。”这是“五月风暴”中的一道风景。“拥有你的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最美的雕塑是铺路石的砂岩石，最具批判力的石块就是打在警察脸上的石块。”“铺路石下是海滩”，等等，一切更像是一种浪漫抒情，一种随心所欲的创作。当一切云开日出、风平浪静，不难发现，那些标语口号中尽管充斥了对暴力的怂恿，但更多只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暴力宣泄。对于许多人来说，口号被发明出来，有关暴力的审美便已经完成。我曾说，没有嘴上起议，将有街上起义。发生在法国的这场运动，显然不是暴力革命或者带有暴力性质的街头起义，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街上起议”。
　　尽管政府一度严重错估形势，甚至认为法国已经走到了“内战的边缘”，尽管学生夸大其辞，将警察描绘成挥舞棍棒的德国党卫军，但从整体上看，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一方面，学生们没有异想天开地去攻打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同样心知肚明的是：巴黎大学被占领以及割据四方的街垒只是一种反抗的象征，而不是一种军事手段。有数据表明，5-6月间，巴黎有2000多人受伤，其中200人受重伤，此外，还有5人死亡，但并不是警察开枪所致。革共青联的领袖感到奇怪的是，那些被创作者们画上“ＳＳ”（党卫军）标记的警察并不狰狞，他们乐于同学生们讨论，愿意理解。当然，背后的英雄是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一位有教养的人道主义者。从运动开始到结束，他尽其所能地避免流血悲剧的发生。所以，人们不仅看到他经常在拉丁区和示威者讨论，而且在警察开始变得粗暴、即将失控时，格里莫还亲自致函给每一位警察：“打击一个倒地的示威者就是打击自己、打击警察的职业形象。”
　　如让•戈夫在《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中所说：“60年代末的历史形势是不同寻常的。昔日的血腥暴动，二次大战的恐怖，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镇压、残忍和屠杀都还停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但国家毕竟进入了新时代。它结束了殖民战争；阶级斗争虽然尚未消失，但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
　　事实上，在这场运动中，法国社会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理性。当有人不仅撬走了铺路石，而且连根拔起了拉丁区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树木，并开始焚毁居民的汽车时，市民终于忍无可忍。风暴正在酝酿灾害，很快，媒体对学生的同情声浪明显减弱。《世界报》社长伯夫梅里批评说，“学生们虽然得到了慷慨的声援，但也会因盲目而自毁。不管正确与否，有哪届政府会容忍巴黎的街道布满街垒？”《图片报》则开始动员，“我们没有权利让警察和他们的水枪独自承担这种大事。” 很快，“反对者的反对者”也开始走上街头，要求“把索邦打扫干净”。“法国要工作”、“共产主义行不通”。这些不甘心永远生活在“混乱诗歌”回声中的巴黎人，开始对法国的无政府状态说不。
　　

 “索尔仁尼琴效应”

　　观点平衡世界，真相消退激烈。“五月风暴”退潮后的“后戏”，同样是我们回忆或者梳理这场社会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和世界许多地方一样，“五月风暴”发生时，巴黎沉浸在格瓦拉式的革命情调里。对于刚刚发生在遥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巴黎极左派们更能感受到一种心气相通的朦胧之美。
　　尽管和中国实为“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五月风暴”更具有文化革新的内涵，但是二两之间有所呼应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吸引了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对他们来说，“文革”像是一场否定现政权并反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在实践中超越斯大林主义”，是避免苏联发生的情况重演的唯一办法。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人对这场运动的“工具性”及其它“黑暗面”一无所知。当然，这种一无所知，还包括这一代法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乌托邦试验的错误理解。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极左派的革命理想在法国正式退潮，有赖于一个真实的世界的呈现。这一时期，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法文版面世，种种有关斯大林独裁统治的真实细节震惊了整个巴黎；两年后的1976年，中国结束了巴黎左派们怀揣春兔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红色高棉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也渐渐为世人所知。这一切，足以让活跃于当年的“六八分子”从希望陷入失望，并且“走到绝望的尽头”。
　　“索尔仁尼琴效应”说到底就是“真相的效应”，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让那些原本诚心诚意想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人背负起一种“逻辑上的负罪感”。就像早在十年前的1958年，曾在信仰上改弦更张的埃加•莫兰在《自我检讨》一书中所感慨，对“昔日信心的源泉”，今朝已经“形同陌路”。呼应中国的“文革”，巴黎的极左派曾经相信“红宝书”可以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然而，事实告诉他们，天堂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堂而皇之地被搬到地上来。克劳迪和布鲁瓦耶勒在《幸福的石头》一书里的诘问是意味深长的：那些极端的六八分子虽然没有时间，没有力量，没有愿望用鲜血去彰显活力，“这很好！但共犯暴行的条约，我们不是一样签了吗？
　　

要面包，更要玫瑰

　　岁月无情，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步入生命的暮年。反思这场运动，主流态度不外乎两种：一部分人持否定态度，有人甚至将这场运动简化为一场“打砸抢”、一场“意识形态病”的急性发作；另一部分人则得了怀乡病，1968年的5月，只是他们人生中一个远逝的梦想。至于在这一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官方，尽管他们当中许多精英都是“‘六八’下的蛋”，但没有人会给当年那群“越革命越想做爱，越做爱越想革命”的才子佳人们颁发奖章。
　　毫无疑问的是，1968年5月改变了法国。如上所述，这与其说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不如说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过七十年代的广泛的自责与失落后，当历史进入八十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显现。过去僵硬的社会关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的迅速提高而带来的收入等级。“五月革命”以其特有的反抗方式改变了当代法国的历史风尚。用一个法国学者的话来说，“五月”以后的法国的生活变得性感。
　　从此以后，“对话”与“商讨”成了法国政治中的一个常态。法定的程序、绝对的命令、神圣的指示不再那么高高在上。“五月风暴”以其特有的方式客观上完成了社会力量对政治力量的一种抗衡或者分权，表明这场文化革命所具有的政治内涵。
　　几百年前，托克维尔曾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根源在于法国农民受到的束缚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准显著提高，而随着手铐的去除，剩下的脚镣往往会变得百倍的不能容忍。这说明，革命或者群体性混乱并非都是在一个国家政治、经济走向崩溃时才会发生。发生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同样具有这一内涵。不同的是，这次“革命”已经不像往常，而是褪去了尖牙利爪。
　　进一步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疑难，革命并非只是发生在贫穷、落后或有冲突的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不等于解决了“革命问题”。法国“五月风暴”便是在一片莺歌燕舞的社会转型中发生的，而且，这场“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为面包，而是为玫瑰发起。1968年的法国，正处于法国由古老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强力转型的混合时期，1980-90年代即将流行的新潮思想，与1920-30年代的家长制社会并存。这种新旧混合同样表现在那些要求革新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喊着20世纪之初的革命词语，引领法国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1968年“不创新，毋宁死”的改革诉求，还是今日法国遭遇的“谁改革，谁下台”的政治困境，其背后的逻辑都是法国的社会力量对政治运行有着深刻的影响。或许可以说，从1968年开始的“五月革命”并没有真正结束，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话或者对垒从来没有停歇。正是对话的存在，避免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动荡。
　　世界永不完美，冲突还在继续。回顾发生在四十年前那生的这场近乎风花雪月的“革命”，不难发现，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当危机来临时，最重要的是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必须恪守自己的边界，一起守住底线，一起守望未来。

　　伏尔泰说，“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事实上，在世界各地，什么是“爱国”本来也是各有表述，各有理解。经典爱国主义者通常会引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那段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应该说，肯尼迪这番话并非没有积极意义。然而，重视国家伦理的人很快发现“肯氏逻辑”可能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比如弗里德曼便批评肯尼迪没有真实地道出一个自由社会的理想，没有厘清公民和政府的关系。简单说，国家是一起缔造它的国民的服务者。“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从这方面说，“爱国”与“不爱国”，与其说是个道德问题，不如说是个国民为自由如何立约的问题。

　　为什么有人会醉心于监督别人是否爱国？不得不承认，“爱国”对有些人来说，的确是件“好差事”。他们先入为主地虚拟自己永远正确，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并认定它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另一方面，又会一厢情愿地赋予某些人以“爱国”责任，然后苛刻地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此逻辑下，监督者永远爱国，而且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寻找替罪羊”因此成了“爱国”者只赚不赔的买卖。换言之，这些“爱国者”有多“爱国”，不在于自己做了多少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在于他们认定多少人“有罪”，从国家内部圈出了多少个“汉奸”。

　　在我看来，爱国若真称许，首先应体现于爱国民，爱邻居，爱这个国家倡导的为公民所接受的价值，爱每一位公民应有的每一项具体权利。唯其如此，才能脚踏实地地让这个国家在自由、平等、博爱、理性、求知、革新等精神的感召下成长。

熊培云/思想国
《南方都市报》专栏

有个说法是，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暴君。当然，做“暴君”并非无条件，那就是首先你得能戴上可供执政的王冠。所以，在有条件做“暴君”之前，尚处于在野之时，更准确的说法是——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土匪。

李慎之先生当年说过中国有两个传统：大传统是孔夫子，小传统则是关二爷。简单说，大传统是“忠”，小传统是“义”。这点不难理解，时至今日，大家知道“忠”是皇家用来驭民的割头术与销魂散，而“义”则是撑起民间草莽政权的精神伟哥与万能胶。

除了上述两分法，还有个鲜为人知的三分法。英国著名学者赫尔伯特·韦尔斯在《人类的命运》中曾经这样写到：“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受此启发，闻一多写过题为《关于儒、道、匪》的文章，结合中国传统，指出韦尔斯眼中的“土匪”，实则是一群流落江湖，“堕落了的墨家”。

从“儒、道、匪”这一脉落来看，中国人虽未在制度上发明三权分立，但在精神层面搞出“三权分裂”还是依稀可见的。

个体方面，比如说像阿Ｑ这样的散兵游勇、孤胆英雄，首先儒家教会了他做个积极的奴才，见到县太爷腿关节便会像水银一样泄到地上；道家则教会阿Ｑ在面对今朝不济时忍不住超脱地去想祖上也阔过；至于匪气，如你所知，阿Ｑ也曾“同去、同去”，客串革命。

至于群体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梁山泊里的好汉们。《水浒传》里的梁山性格，在宋江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有完美体现。梁山好汉学墨家兴“天罚”，要替天行道，然而，只要是当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就少不了要做些“替天行房”、强奸民意的事情。如你所知，梁山好汉并非都是逼上梁山，有不少便是由宋江及其喽啰卖耗子药设计骗上去的。一旦后路已绝，前途茫茫，便只好落个草，一起做兄弟了。如此光景，颇有些罗伯斯庇尔时代“你不想自由，强迫你自由”的意味。至于后来宋江为得招安而茶饭不思，则是要求众兄弟“你不想当奴才，强迫你当奴才”了。今天，以公民精神自治和权利平等的名义，我们知道，无论是遵循儒、道，还是匪，一个人如果只是将自己的精神与立场附着于某个“表面繁荣，实则虚拟”的团体去思考或行动，其实他已经失去了自由。

2008年，奥运即将来临的时候，网上突然兴起了一股抵制“洋货”的运动。面对这种动辄抵制或者“清仓洋货”式的爱国，我担心若真要坚持，恐怕中国就要退回到1840年以前了。毕竟，从拉链、互联网到现代政党政治，今日中国文明也多是奠基于“洋货”之上。

在我看来，爱国首先是个国民如何为自由立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乐见的是，有些“爱国者”喜欢在精神或者思想上对他人打家劫舍。如果你不遵从他们的“爱国”逻辑，他们就不仅会指责你不“爱国”，还要给你贴上“汉奸”、“叛徒”等种种污名，近日甚至有抵制家乐福者围攻反抵制者的事情发生。如此“讨外伐内”，啸聚网络，围攻商铺，于中国与世界进步何益？ “爱国”未必不好，但强迫他人和你一起“爱国”，而且非“爱”它不可，则一定是坏事。因为这不仅意味着道德上的胁迫，更否认了他人的理性。在我看来，一个人保持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时刻尊重他者权利才是真爱国，才是真正尽公民之责。

应该承认，由于时代之局限，有关中国的某些历史记忆已经静止或尘封，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印象的确有不少仍停留于多年以前。而现实中国际交流不畅，“网络民族主义”虚张声势，社会运动政治力量化等等，更使不少人误以为今日有理想、有热情的中国人多是“暴政下的暴民”。面对这种“错误印象”，如果你认定是“歪曲”，理性的选择显然不是以你过激言行为“歪曲者”快递证据。

当然，我说“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土匪”并非只是对中国人存有偏见。事实上，这个潜伏于人心中的“土匪”更折射了全人类的命运。君不见，即使是《乱世佳人》里楚楚可人的郝思嘉小姐，也曾跪在故乡的大树下发毒誓，让上帝见证她有朝一日可能变成“土匪”——即使杀人，也决不让自己的家人挨饿。

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心怀理想的国家，理应无条件地激发人心中的善与美，同时也不得不对人性中的恶意设防。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些开放国家既允许游行示威随时发生，又将其圈定在几条固定的街道上之原因所在。其目的就在于——你有权维持你心中的光和热，可以将此骄傲示人，但请不要让它烧出来，毁了邻家的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