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省委书记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开幕式讲话时指出：

当前广东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提出地，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以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

又是“杀出一条血路”，让人听了不寒而溧，这个书记的讲话真是刺刀见红，刀刀见血，不知在杀开一条学路后，有多少人会因此而流血“牺牲”，这样恐怖的语言恐怕连十年文革都没有人敢说出口呀。

科学发展观也好，解放思想也好，改革开放也好，只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人民一定会拥护的，人民不是傻子呆子，不是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卡弗蒂辱骂中国人民“是一群呆子和暴徒，他们在过去50年里一直如此”的那样，为什么非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杀开一条血路？

“杀开一条血路”好像战争年代常使用的一句话，当我英勇的新四军、八路军为了国家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时候，面对凶残的日本鬼子时，他们抱定必定胜利的信心，鼓励战士们要为民族杀出一条血路，杀开一条血路就是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杀开一条血路，以牙还牙，以血偿血，换来民族的解放和未来。

今天的环境和抗战时期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没有了内外敌人，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强国的国家，试想在今天还有谁不愿祖国的强大呢？如果有只有台独分子，只有藏独势力，只有反华势力、欧美国家那些在华的代理人，他们天天梦想着分裂中国，搅乱中国，使中国再次陷于贫穷、落后、愚昧、挨打的深渊，如果要杀开血路的话，首先要针对这些颠覆中国的敌对分子。

面对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民，甚至自己的战友同事，去挥舞双臂要杀开血路，究竟要杀给谁看？今天的杀开血路当然是一个形容词，但如果使用这样血迹斑斑的形容以抬高自己的形象，未免有点哗众取宠和不合时宜吧？

今天我们提倡建设和谐社会，提倡以人为本，提倡八荣八耻，提倡权为民所用，提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提倡都和动辄要“杀开一条学路”格格不相入的，没有了人心所向，就没有了所谓的改革开放，而任何形式的改革开放，都必须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和你在国际上一起去为祖国的未来杀出一条血路。

杀出一条血路，首先要知道“杀”的人是谁，流的是谁得“血”，谋的是谁得利，如果不分青红皂白，象李逵那样为了营救宋江，见人就杀，见人就砍，从城内杀到城外，连那些妇孺长幼都不放过，势必失去民心，即便你当初的愿望多么美好。

谭静死了，是挂在一个13楼凉台之外死的，而且几乎光着身子！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有人很快做出判断，说她是自杀的，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释放了重要的犯罪嫌疑人，三个韩国杂种。关于谭静是不是自杀的问题，现在已经不需要争论，因为对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来说，早已分不清黑白对错，不知道该怎样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然而，那些依旧清醒的人们却不能不质问：一个想寻死的女孩子，她为什么要选择在一个韩国杂种的房间内？为什么要选择在三个韩国杂种的面前？为什么要当着三个韩国杂种的面脱了自己的衣服跳楼自尽？难道这都是自杀必需的前提吗？

　　对于一个轰动全国的命案，在存在诸多疑点的前提下，犯罪嫌疑人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被不疼不痒地释放，这是对我们死去同胞最好的慰籍呢，还是对友邦人士的格外恩赐？实在难以想象，如果那三个外国人是中国人的话，这事件该是个怎样的结局。而事情就那么坦然镇定地处理了，并且没有任何冤假错案的痕迹，但这种结论不知到底是想测试哪些SB的智商，难道在那些释放了三个杂种的人的眼里，公众都成了SB？

　　整个事件也许在有关部门介入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可以预知的结论。从开始所谓的“妓女”，所谓的“三个人只给一个人的钱”，就已经为今天的结论打下了伏笔。是啊，一个妓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妓女，即使没有人把她掐死然后扔到楼下，那也是个该死的社会垃圾。在某些人的眼里，也许任何人都有“为民除害”的义务。而三个国际友人为中国人民“消灭毒害”的“义举”，似乎还应该得到某种程度的奖励！

　　一个妓女死了，死得轻如鸿毛，如一只苍蝇蚊子。在诺大一个都市里，这点事情几乎可以忽略不记。于是，在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思想指导之下，本来一个足以轰动全球的束手命案，就那么悄无声息地被化解了。于是，今天的广州，今天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洋大人们正开着广交会的广州，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啊！

　　这个开满木棉花的季节里，生活竟然如此和谐，和谐得连女孩子跳楼，都不会忘记利用最后的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的胴体的哀美。。。

1999年中国驻前南联盟大使馆遭到北约精制导弹定点轰炸，国家遭到奇耻大辱，国内爱国学生群起激昂，纷纷上街抗议北约的野蛮行为，显示我中华儿女不畏强暴，愿意一倾热血，保卫国威。从此以后，我们可爱的主流媒体开始创造了一个新词，就是“理性爱国”，其含义就是北约随便轰炸一个主权国家的大使馆的确有错误的地方，因为维也纳公约明确规定，一个国家的大使馆不受侵犯，所以上街抗议显示力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你们（上街抗议的人群）这样采取激进方式表达爱国，就会上了国内外敌人的当，就会使改革开放20年的成果毁于一旦，使亲者仇，痛者快，所以奉劝你们要冷静思考，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表达爱国情绪，要学会理性爱国，要把爱国热情化作本职工作的动力。我们的电视媒体开始随机采访官员、学者、工人、农民，战士等阶层，大家异口同声先谴责一下北约，然后马上转移到那些不理性的人身上，以道德审判官的口气告诉那些人，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学会理性还击敌人，做好本职工作。北约轰炸使馆是如此，中美撞机事件是如此，日本拜鬼羞辱中国事件我们也是听到这种老气横秋的奉劝，本次奥运圣火传递遭蹂后，我们不出意料地听到某些主流媒体的声音，还是“理性爱国”，用央视著名主持人的话说，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等于太给别人面子”。就是说，你们可以爱国（这一点千真万确，精英人士没有反对爱国，他们似乎也不愿意中国分裂），但是要理性，首先是认真做好本分事情，不要找麦当劳、丰田车和家乐福撒气；想表达气愤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影响了别人的生活，可以在晚饭后在自家客厅里，或者在幽暗的咖啡馆，但是说话要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不要太激进，控制情绪。

心态主要是受外界情况变化而变化的。外界的变化许多是无法控制的，但是人可以通过理性算计，调变自身的情绪。所以，理性爱国的提法在逻辑上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也难怪我们的主流媒体为此得意洋洋了。但是，媒体也不要太得意了，其实理性爱国一词也许是你们发明的，但是中国现代史上早就有理性爱国的事件发生，不过没有冠之以理性爱国罢了。

攘外必先安内，这是9.18事变后中国领袖面对一些激进青年要求抗日的回应，意思就是先要平定内乱，然后可以抵御外侮，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当我们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后（一些激进的苏俄信徒干扰了三民主义），依靠国际联盟，逼日本人撤军，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可是，日本人但非不给国联的面子，而且得陇望蜀，再次制造“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我们领袖再次以以不变应万变，签署《何梅协定》和《淞沪停战》而了之。当然，中国的“理性”，日本仍不领情，“七七”事变后，中国再也不可能韬光养晦了，只好水来土掩，全民抗战。蒋先生忍无可忍，自卫抗战。可是国民政府二号人物副总裁汪兆铭却反而陷入“理性思维”。以他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强调，以我们实力与日本一战，无异以卵击石，会导致国家和种族的毁灭，如果国家和民族毁灭将是万劫不复的灾难，我们还是和平以上策。汪兆铭最后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勇气，以“吾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与日本合作来“拯救黎民”。抗战胜利后审判汉奸，汪夫人陈璧君女士以此理由为其亡夫辩护。

蒋中正攘外必先安内的确很“理性”，但是日本人步步紧逼，要灭亡全中国；幸好他老人家知途迷返，与他的老对手共产党化干戈为玉帛，慷慨激昂地“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团结抗战，保全国家和民族；汪兆铭的投敌也是想“理性”地保全民族，最后确落得个身败名裂。仔细分析，1919年的5.4运动也不“理性”，政府仍在于列强交涉，中国还是战胜国，学生们一闹，会不会坏事，得罪了友邦是大事。所以徐世昌大总统埋怨学生，他要求学生读好书，将来做社会栋梁，国家大事自有政府考虑。学生居然没有领会总统老人家的苦心，结果闹得天翻地覆，总统只好指示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把山东权益交给日本，列强居然接受了中国的建议，中国的主权得到保证。也正是一些不“理性”的学生在12.9运动中唤醒了中国的民族意识，为全民抗战的进行思想准备（据说，连张学良也受到一定影响）。

我们可爱的媒体和我们可敬的精英们总是告诫我们要“理性爱国”，不要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免我们的西方友邦忧心忡忡；何况，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当然，媒体可能有点健忘，精英也不愿意提到，就是美国9.11后的爱国热情也很不“理性”。9.11后，全美国上下群情昂，几天之内美国国旗销售上亿面，布什总统发表愤怒讲话，没有要求群众理性爱国，做好本职工作之类的话，而是严肃地表示，这是恐怖分子向美国宣战，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以及引以为自豪的基督教价值宣战，现在发誓要把这些恐怖分子绳之以法。我们的主流媒体也不甘寂寞，报道美国人民如何团结一致，还有我们勇敢的华人兄弟姐妹如何奋不顾身，为解救他们的白人同胞而献身；我们的部分精英也上窜下跳，显得很不“理性”，痛哭流涕地要“当一夜美国人”。此时，本人也同情那些无辜的美国人，但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看人家美国，总统讲话痛快淋林，盟国朋友两肋插刀，连美国定位为非敌非友的中国人也来打抱不平。中国同胞被精确导弹炸而身亡，人家一句“误炸”而了解，西方媒体集体异口同声，我们无可奈何；人家驾机到我们家门口，与我们飞机相撞，我们飞行员失踪，人家也不过一句“遗憾”交待了事，我们还要细心照料人家飞行员，最后完璧归赵。

理性逻辑没有问题，为什么“理性爱国”行不通？问题核心是，国家和民族受到侵害的行为是什么性质？如果人家是理性的，我们奋起抗争也自然是理性的；反之，如果把人家行为定性为非理性的，我们就不能当秀才，就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不可陷入秀才遇到兵的尴尬的“理性”。这样的“理性”，只能是弱者的“理性”，这样的“理性爱国”，太沉重，只能导致民族感情的淡化和冷漠，也许会得到廉价的“和平”，但是最终难以避免“迦太基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