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已成为一种不断重复的期待。可惜，与这个不断重复的期待对应的，就是不断的失望。过去这些年来，每当高层有人事变动，中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言；等到权力的转移完成、新领导班子接任，或重要的会议结束了，大部分时候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又相当失望。

这种现象折射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众对于每届新领导的政策创新的期望，大部分时候都太高，对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都期待过高。期待过高的原因，是它们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忽视上，即忽视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里面，已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开始时，力量还不够大，对整个的改革开发大局势还看得不很清楚，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如今，他们已经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在哪个部位上做什么和怎么做、讲什么和如何讲，才能使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相对最大化。

我仍记得15年前，我一位在体制内做事的朋友说的一番话。我出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国，聊天时这位朋友讲：“你出国快10年了，回来以后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可能要换一副眼镜了。你出国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的争论多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现在不同了，大家越来越搞清楚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哪儿，所以现在的矛盾都是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搏斗，意识形态问题变得很次要。”

这句话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明白人的观点。当然，现在有这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93年秋就有这样的看法，确实是判断准确。

我的这位朋友当年的判断是站在体制内经验的立场上获得的，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会有更深刻的启发。我在读博士时读过的书里，有几十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中一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讲座教授奥尔森（Mancur Olson）的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国家的兴起和衰落》，1982年出版。他这里用的“国家”不是state（国家政权），而是 nation，表达最符合我们中国人定义的国家，既包括政权，也包括人民。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即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大奖，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书评，其中就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和以“寻租理论”而出名的经济学家 G.Tullock 。

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此书的案例非常丰富，包括英国、美国，以及二战前后的德国、日本。今天，如果把奥尔森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某些大的方面的观察，也是非常契合的。

毛泽东时代从1949年到1977年，在中国很难找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一个例外，以后再专文论及），因为毛不让国家体制稳定，过几年就搞一次运动。毛的运动伤害的人太多，必须否定，但客观地讲，这种没几年就翻天覆地大动荡一下，确实不易形成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当然，有人会说毛自己身边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但毛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瓜分者，他是最高统治者，两码事。

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特殊利益集团只有在相当长的政治稳定性之下，才能慢慢形成巩固起来。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大的动荡越来越少，尤其是1989年风波以后，保持了20年的基本政治稳定，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大好气候。

任何一个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只要有一定的观察力，就会数出来有哪些特殊利益集团。比如说，在中国常听到水电系统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圈过去了，建电站大坝，每个项目都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金。许多中国人也能讲出来谁是该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代表，有前水电部长、前总理等，当然还有那些总是设法找到科学技术的“理由”来为该集团上项目论证的“专家”们。

此外，在这20年中新出现的房地产业，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能在中国做房地产的都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特别是在大城市。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在中国，人们多半能讲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之后，各自有哪些人脉？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不只需要在经济资源上运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

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利益的大头是他们承包，而代价的大头却主要是普通民众承包。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下，每当高层领导换届、重要会议举行时，中国的公众就会对“出台新政策”、“推出好措施”有很高的期待，但这类期待往往很快就变成失望。

客观而言，特殊利益集团并非中国独有，这是进入工业化、商业化之后，人类社会普遍遇到的现象。在美国、西欧的体制下，也可以列举出一些利益集团，比如美国与石油有关的、与金融业相关的利益集团等。在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中，被人们指责最多、主要是被美国的中左派咬着不放的，是军方-产业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总是渲染别国的军事力量在突飞猛进，对美国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军产集团只有不断把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讲得很大，才能在大饼中分到更多的份额。

我本人认定，在美国另一个大特殊利益集团是律师，该群体虽然没有军产集团显眼，但对美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因为美国是一个法律至上的社会，这是它的长处，法律是如此重要，所以吸引了很多聪明人进入这个领域。当律师的也可以从政、从商，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虽然在美国、西欧也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但它们的大环境体制与中国的非常不同。在美欧的体制下，那些利益集团虽然可以影响法规政策，却没法一手遮天。第一，没有哪个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长期操纵选举行政首脑的全过程，尽管会影响它。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欧的全国大选中，常有异军突起，比如目前的奥巴马，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二，特殊利益集团也无法一手操纵全国议员的选举，尽管当中确有一部分是它们的游说者，但它们不可能把国会的两院操纵在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关军产利益的政策辩论时，两边吵得翻天覆地，有利于军产利益的方案也会被否决。

第三，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可能一手操纵全国的媒体，尽管会影响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在美欧的体制下，控制全国所有的重要媒体——公共政策辩论的平台和揭发官商勾结的战场。比如在美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斯蒂格利兹和克鲁格曼，都把在主流媒体上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当成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要务，其批评的力度，连很多欧洲学者都觉得太猛烈了。

第四，美国和西欧也是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地方，始终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看，一个介入高强度多方面国际竞争的国家，其利益集团时时会被迫作出妥协。

上述四种制约，使得美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能长期绑架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尽管会影响一时或一处。然而，这些制约条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脆弱。这才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担忧的理由。

中国的行政领导，不是经过公开透明的程序竞举出来的。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委员也不是民选出来的，各级人大里面一半以上的委员都是现任的或刚退休的官员，这给特殊利益集团巩固自己的网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中国尽管有很多媒体在一些问题上能揭露部分真相，但在大部分时候和大部分重要问题上，受到全国一致的有效控制。

相对令人鼓舞的变化是，中国在这30年中的国际化趋势，比以前有了极明显的进步。在这个领域，有时会把特殊利益集团试图一手遮天的状况戳一个洞，露出一缕光线，甚至迫使它们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不得不退让屈服一下，使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得以进步。比如，中国的卫生系统也是特殊利益集团，SARS“非典”出现初期还想一手遮天，结果是国际化的原因，它经由香港传到多国，才导致失责官员撤职、公开抗疫的良性局面。这次的三鹿奶粉也差不多，要不是新西兰总理让其驻北京的大使馆跟中国政府高层把事情戳破，隐瞒还可能延续下去。

所以，我强调的是，那些普遍存在于美欧的三个制衡因素，在中国要么不存在，要么很脆弱，惟有国际化还能发挥较大作用。

我们回头看一下相关的历史。在前苏联，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军产集团，它把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绑架到什么程度，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清楚，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一类，在没当上最高领导之前，也差不多。戈已当了好几年政治局委员了，都不知道苏联的实际军费是多少。一直到他当了总书记后，才看到实际的军费是官方公布数字的近4倍。而到那时他才知道，这个真的数字，只有总书记、总理、国防部长、计划委员会一把手才清楚，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得不到真情。所以戈当了总书记后，就得出一个简单、清醒的结论：苏联必须终止和美国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凭着苏联的经济实力再和美国搞下去，就会把国民经济完全拖垮。

从目前解密的资料可以看出，当年苏联军费为何能在那么长的和平时期保持那么高，基本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用当事人的回忆录讲，他们控制了最高领导人的耳朵和眼睛——苏联没有自由媒体，也没有多党竞争，议会也不可能进行公开辩论，所以只有内部信息渠道，这个渠道是被军产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送到最高领导层耳朵和眼睛那里的信息，很多是夸张或伪造出来的，诱使高层在重要政策上，长期严重偏向军产集团。苏联的垮台有多种原因，但从1993年到现在解密出来的资料看，特殊的军产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政策的绑架，使其在军备竞赛路上全速奔跑多年，是垮台的一个基本原因。

当然，这完全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在相关制衡条件缺失的前提下，即使新一届领导人也想老百姓之所想，意欲有所作为，当他们接班之后，想推出一些有开创性的举措来使国家更良性发展，使政策更公平、更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时，他们手中都不具备能够对付强大的利益集团、迫使其做出重大让步的权威。

毛泽东当然有这样的权威，所以他隔几年就翻天覆地来一下。毛之后，只有邓小平有类似的权威。我们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只有邓才能让中国的军费控制在相对低的水平，并大幅度裁军。没有邓那样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军队、军工做出那么大的让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到中国的民生与经济发展中去。

1989年夏秋之后，邓越来越不过问具体的政策。那时候成长的利益集团，他也不怎么去干涉了。之后，这些利益集团慢慢地愈益强大。在未来这些年里，除非出现非常情况，使任何领导人用老办法都不能有效处理，只能推出非常手段来解决非常的挑战——只有到那时，新的、高度的权威才能形成，才能迫使特殊利益集团大大让步。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所以，要想使得中国不至于国家的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在太多的时候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得太过分，我们只有坚决稳步地推动中国进入更多方面的国际竞争，这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思路，比较现实的选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丁学良回望30年》

最近，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关于解放思想的讲话有不少新意。他说解放思想就是要以“忘我”的境界对待人民群众，敢于打破既得利益。他还说：“前两次解放思想偏重于还利于民，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注意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怎样才能体现还权于民？张春贤说，要在注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如果政府真正做到“还利于民”或者 “还权于民”，对于民众来说都是福音，但在现实中，不管哪一方面，都不容易做到。

近几年，在“还利于民” 这方面，政府是有作为的。免征农业税并给予种粮农民补贴、免收学杂费进而提供免费教科书、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及最近的免征市场管理费，这一系列举措都是面向普通民众的——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得到实惠。很明显，这些举措应是政府“还利于民”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政府“还利于民”的实实在在的行动。这表明，政府在为实现公平与正义、为建设和谐社会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然而，到了某些人那里，这些举措却成了他们喋喋不休大力宣扬的政绩，在他们看来，这是自己大发慈悲给予老百姓的恩惠。对此，媒体也非常配合，在电视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些画面：领取补贴时，农民一定会说些感恩戴德的话；发放免费教科书时，学生们一定会激动异常……

但是事实上，中国近年经济发展快速，但基层民众的生活品质改善的速度并未赶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搜狐网根据不同媒体的报道，选出十二项特殊情况在世界的排名，并称这些排名“让人沉痛”，我们看看其中几项吧：中国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依支付能力，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世界最高；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中国税务负担全球第二；中国已成为地球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中国是全球文盲或半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看到这些，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知道老百姓得到的实惠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并且我们还应该知道，免征农业税和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等做法是世界潮流,也是长期以来的民意诉求，政府这样做正是顺应了潮流和民意，既如此，反复炫耀自己的功德有何必要呢？如果不这样做，还是口口声声标榜“执政为民”的政府吗？

其实，对于民生的投入再多也不为过，也没有必要去炫耀或者赞美。要知道，所投入的这些钱本来就是老百姓的，是属于所有纳税人的，决不是某些人或某个集团的， “还利于民”的行动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还”的心态，而不应有“施恩与人”的心态。然而现实中却有这种情况，某些人的内心深处并不愿意“还利于民”，他们推出这方面的举措，要么是迫于民意的压力，要么是希望听到别人颂扬的声音，因此，即便推出一些举措，给人的感觉也好像挤牙膏一样，不肯把太多的“利”给予老百姓。

如此看来，真正做到 “还利于民”不容易，然而，做到“还权于民”更难。原因很简单：尊重民意，让民众当家作主，这显然需要当政者放弃一部分权力，某些人做到 “还利于民”尚且不愿意，让他们“还权于民”简直是与虎谋皮。并且就我们的经验来看，在执政队伍中，这种人还不能称之为“极少数”。这些阻力还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还权于民”尚需时日。

相比之下，张春贤书记的思想要解放得多，他所说的“以‘忘我’的境界对待人民群众，敢于打破既得利益”正是还权于民所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我们相信他不是说说而已，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看一看投入的巨资，看一看美轮美奂的各个场馆，看一看难以超越的规模，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会。

    我们的经济实力不是最强的，我们的政府和国民不是最富裕的，但我们却办了一届最好的奥运会，这或许体现了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政府高度重视，在人力物力的投入方面没有限制；公众积极参与，反对者一律被斥为“不爱国”，人人激情满怀以致狂热；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大力宣扬奥运至上，使一切为奥运让路……

    作为一位教书匠，我不能不想到教育：以办奥运的热情去办教育，我们的教育还问题多多吗？

    单看投入方面。早在1993年，国家就提出了“4%目标”——到世纪末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然而时至今日，这一目标仍未实现。政府食言了，没人感到脸红，倒有一些“砖家”来为之辩护；政府没有践行诺言，反倒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不厌其烦地列举教育方面的成就——各级学校有多少在校生，为国家培养了多少人才云云。

    在所宣扬的成绩里，普九和免收学杂费这样的内容是不会被忘记的。然而，宣传者永远不会说明，我们这样做是走在了世界潮流的前头还是落在了最后，这样做是国家的义务还是执政者发慈悲给老百姓的恩惠。

    事实上，仅仅普九和免收学杂费还远远不够。在这里，我们可以仅就班额做一比较，在欧美很多国家，一个班级一般有二十几人，这一点我们是根本做不到的，差距不言自明。但我们自己的一个班级四十五人这一规定，又有多少学校真正做到了？在很多中小学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班级七八十人很正常，八九十人也不稀奇，百人以上的“超级大班”也完全可以看到。在这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在班级里的活动空间有多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学环境，孩子在这种环境中是快乐地成长还是备受摧残！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学校没有足够的教室和师资。这时，很自然地就想起了我们的教育投入；这时，那些宣扬成绩的人们该抽自己几个嘴巴——假如他们有良知的话。

    对于奥运的投入，在短期内可以看到明显的效益，对于教育的投入，却很难有这种效果，在某些官员看来，教育更像是无底洞，自己在这方面捞不到一点好处，他对教育投入缺少热情，这一点儿也不难理解。这说明，在这些人眼里，能否出政绩是最最重要的，至于教育，反正自己的孩子能在条件最好的学校上学，其他的“祖国的花朵”，自己就不去管了。

    这就是现实，官员们自行其是，公众没有发言的权利，我在这里谈论“像办奥运一样办教育”，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了。

名为“启动仪式”，但是和开幕式的程序是一样的，有升旗，有运动员入场，有领导讲话，有文艺表演——规模小了一些，但奢华程度并不逊于鸟巢的开幕式，并且还有主火炬——李丽珊点燃了它。除此之外，也举办了欢迎宴会，山东省和青岛市的领导致辞——这些领导在各个程序都模仿了国家领导人的做派。

我感到很困惑：这样的仪式有必要吗？帆船赛只是奥运会的一个项目，已经有了北京的开幕式，青岛这边直接进行比赛不就行了吗？青岛搞了这么一个仪式，那香港的马术赛是否也要这样做？有几个城市举办足球赛，是否也要这样做？

然而，没有听说其他协办城市有这样的做法，那只能说明一点——山东和青岛的领导好大喜功，想借此机会露一露脸，或者他们觉得自己财大气粗，想炫耀一下。但不管怎样，这样做对办好奥运或者弘扬奥运精神并没有多大作用，只是拿纳税人的钱往自己脸上贴金。

一个毫无必要的开幕式，一群好大喜功的父母官！

    长期以来，足协选外籍教练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是否听话。如果这位教练不听话，足协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控制，那么即使他的水平高，也会被放弃。结果足协请来的是一个个听话但水平低的教练，中国足球迎来了一场又一场的失败，一次次蒙受羞辱。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未见有所改观。

    热衷于施行控制之法，这是我们的特色。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不允许质疑，不允许有个性，更不允许搞独立王国，只有这样，首长们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才能够放心满意。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即使像足协那样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的情况，也听任其存在。

    特色是挡箭牌，特色是遮羞布。特色害苦了中国足球，特色害苦的不仅仅是中国足球！

【推荐】薛涌：中国足协和希丁克的第四次会晤

别的国家办奥运或者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的媒体经常报道他们的准备工作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轮到我们办的时候，至今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骄傲吧，自豪吧！

如今又有这样一个好消息，更值得期待——让他们的问题再多一些吧！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假如我们办了一届史上最好的奥运会，又办了一届史上最好的世界杯，那我们简直不知道怎样骄傲和自豪了！花多少钱hu同志也不会心疼的！

    不准反对我们，我们一贯正确，有了这样的心态，我们对于反对者的反击自然异乎寻常得猛烈。本来，萨科齐们是有意将奥运政治化，而我们曾经口口声声反对这一点，但他一旦煞有介事地提条件，我们便群起而攻之，至于我们自己是否也将奥运政治化，就顾不得了。

事实上，将奥运政治化，我们是做得最好的。从申办开始，我们就将举办奥运与民族荣辱、民族精神联系起来，好像争到了举办权，我们的民族一下子就强大了。到了传递火炬，这种潮流更是不可阻挡，某些人的热情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

    仔细想来，奥运是什么？它无非就是一个历时十多天的大型运动会，而对于运动会，应该允许人们就喜欢与否做出自己的选择。例如鄙人，对于运动会一向是避而远之，上学时学校的运动会从未参加过，如今除了看看足球，对其他的运动项目也没有多少兴趣，如果有人强令我支持这一运动会，我只能对他越来越反感。当然，反对者或者不表态者还有很多，我们可以问一问田野里劳作的农民，问一问为生计发愁的下岗工人，问一问奔波忙碌的贩夫走卒，他们对此的热情有多少？某些人习惯于说“全国人民热情期盼……”，你为什么要强行代表别人？

    更重要的是，就我们的国力来看，是把有限的财力投入民生重要，还是去赢得一些廉价的喝彩声重要？举办这一运动会，共花了几百亿？作为纳税人，我们有没有权利知道？作为纳税人，我能不能表达反对的声音？即便支持的声音占了多数，是否就要对反对的声音进行封杀？

    我要表达反对的声音，因为这是我的权利。

在我的书橱里，有厚厚一大摞南方周末。从第一次读南方周末算起，已经十几年了。我承认，我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但我坚持认为，这种影响是有益的，在我们这个国家，这类报纸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果现在仍由《人民x报》之类的报纸一统天下，那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

仔细读一读吧。南方周末始终为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由与民主而呐喊，我们很难统计，有多少冤假错案经由南方周末的披露而得以平反，有多少贪官由于南方周末的揭露而倒台，有多少真知灼见在南方周末得以发表，从而推动了言论自由的潮流，有多少议政建言被当局采纳，从而使我们的社会走向进步。南方周末始终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为弱势群体鼓与呼,这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为民众争取自由，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如果一个人并非弱智，那他应该能够读懂这一立场；如果有人对于这样的立场横加指责，那不知道他的立场站在了何处。

再来读一读南方周末社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我读出的是对灾难的哀痛，对进步与自由的呼唤，对政治改革的热情呐喊，这是拳拳爱国之心，这是殷殷期待之意。我想，只有对政治改革有着天然的抗拒心态的既得利益者，才会对这一社论做出另外的解读，才会对其进行恶毒的攻击。

而文中提到的普世价值，我们更不必讳言，它就是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对于这一点， 温总理在两会之前曾撰文写过，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他的论述很明确：“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显然，如果有人看到这些便不舒服，或者敏感得跳起来，那只能说明他是专制的维护者，是文明进步的抗拒者。

当然，南方周末等报很多时候是政府的批评者，它们有这样的智慧和勇气，这是令人尊敬的。对于政府来说，如果拒绝这样的批评者，只能证明自己内心的虚弱，证明和谐民主之类的许诺是多么言不由衷。

 读懂南方周末，读懂普世价值，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有人却用文革时梁效的笔法来攻击南方周末，并且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喝彩，这最值得我们警惕，这说明阻碍文明与进步的势力并非不堪一击，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还很强大，我们要想走向光明的前途，还需要长期的不懈的努力。

胡锦涛在陕西灾区考察板书16个字勉励灾区儿童

这是真的吗？人们会怀疑。

按常理推断，这应该是真的，因为有好多“人民公仆”都会有这种意识，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不管真假，进行这一调查时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只是不知道我们要等到何时？

 附：史上最牛官腔：先救我，我是张书记

     先说“统一思想”，每个人一个脑子，儿子和他老爸的思想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普天下的人思想统一可能吗？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可笑，越是不可能的事越有人一门心思去做，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代统治者便一直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但结果总是令他们失望——对民众的压制到了无以复加之时，自己也到了倒台之时，这时他们想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

     再来看“解放思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思考，都有独立的思想，那么何须解放思想？我们只能说，尽管统治者统一思想的努力不可能完全成功，但对于民众的思想也有了一定的影响，本应是自由的思想受到了压制，本应是独立的生命个体受到了禁锢。不管是统一还是解放，都是人为地去控制思想，这是维护独裁统治的需要。在崇尚法制与民主的社会，是不需要费这种心思的。

     如今，好多地方都在高喊解放思想，据说要掀起第n次解放思想的高潮，并且这种运动是自上而下的，需要领导们多次讲话，做动员，好像解放思想就是要打针吃药，民众就是那不乐意的小孩子似的。

     其实，没有“统一”，哪来“解放”？如有自由，何须解放？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也许可以这样说，什么时候不再提解放思想，就说明人们的思想真正自由了，我们也真正进入了民主社会。

中国政府正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在拉萨骚乱的暴力性质，但批评人士希望关注的则是，此次骚乱前数天里发生的和平抗议遭遇了什么。拉萨的抗议活动在其它许多有藏人居住的城镇引发了类似的示威，使中国的西藏政策受到关注。这是中国官方所不愿看到的。西藏流亡团体称，在上述示威活动期间，有130人丧生。

暴乱发生在拉萨市内被称为藏人区的地段，位于市中心以东。近年来汉人在这里开了不少商店。中国电视播放了汉人在自己店里被活活烧死的惨剧。

每一条不见人迹的街道都有烧成废墟的楼房。在幸免于难的楼房中，许多都在大锁上扎着白色丝巾。显然这是给暴乱者的一个信号：店主是藏人，对其楼房应“高抬贵手”。

3月26日晚间，当地少数几家还在开门营业的商店中，有一家店供应基本食品和长途电话服务，店主是一位韩国出生的男士，他说自己名叫金臣曼(Jin Chen-man，音译)。他的许多汉人邻居都在暴乱中失去了全部家当。“很多人现在不得不回老家，因为他们连房租也付不起，”金先生说。他最初到拉萨来学习西藏艺术，因视力恶化只能改行。

两名藏人学校教师在少数几家开着的一个酒吧里猛喝酒。“我们基本上是被迫留在家里，”其中一人表示。今天是这家酒吧自暴乱以来首次开门营业。

尽管拉萨老城藏人区六个街区昨晚仍感觉像是战地，但在市中心西边以汉人为主的新城区，商业的繁荣正开始恢复。

在一条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满是商店和餐厅。两名身披藏红花色袈裟的喇嘛正在诺基亚(Nokia)展示厅把玩新款手机。不过，对北京来说，这未必是个完全令人宽心的征兆，因为手机正是近期事件中传播抗议信息的关键工具。

译者/何黎

      不丹国王，一位28岁年轻人，一个刚接过王位的血气方刚的国王，想的不是如何施展抱负，如何享受极权，而是告诉国民如何学会选举政治领袖替代他，归权于民，以和平的方式，自己革了自己的命，让国家走向现代文明。“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出自一位实行世袭君主之制达100多年的王国君主之口，让人肃然起敬。

      其实，不丹的壮举难说是全体国民的壮举，从本质上说它是国王利用现有权威号召国民集体行动。不丹的改革，其实是实现君主立宪制与绝对君主制顺利对接，让现代政治的理念和做法参与一个君主国家的运行，给一个国家输送点新鲜血液。

      绝对君主制已日益衰微，一个要与世界对话的国度，必然要具备基本的政治文明。历史已经证明，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赢率极低的赌博，只有民主的选择，才是政治平稳运行的保障。不丹的创新，是一种特别的开放，真正面向现代文明的开放。

      我读过青年作家张宏杰所著《皇帝：最不幸的人》一文，对文中的观点深有同感。皇帝或者国王这些专制统治者的不幸在于，他们要拼命地保住权力，他们很难主动地放弃权力，因为一旦他们失去了权力，往往也就失去了生命，所以，他们被权力所俘虏，为此弄得焦头烂额，不要说轻松愉快地过完一生，连寿终正寝都很难做到。

      专制制度不如民主制度，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在现代社会，不会有人公开地为专制制度唱赞歌，但又不可否认，如今依然存在专制政权，要想让这些政权的统治者放弃专制，走向民主，却有很大的困难。我们只能说这样的统治者是愚蠢的，等到民众把你赶下台的时候，想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

      不丹国王说得好：“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有了一个有效的制度，不但使民众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放弃权力的统治者的各种权益也都会有保障，非但如此，这样的统治者更是一位智者，更能赢得人们尊敬的目光。

      热衷权力贪恋权位执迷不悟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不丹这个小小的山国吧，这里有你们的大大的榜样。

笔者也看了李金华的答记者问。他谈到，象这种审计还直接受政府掌控的情况在世界上也只有很少的2、3个国家。

既然我们的审计是受政府掌控的，那么这样的审计就必然是要大打折扣的；而这条“看门狗”必然是孤独的；他最终的结局也必定是悲怅的。

试想，依赖一种个体人格的力量要去改变现实的一切，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这样的事情要想在咱们中国去得到实现，那就更是难于上青天。

君不见，两会才开几天，就有一位中央党校的校长建言改革不要太快。似乎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健全，人民的民主权利已经得到改善。

殊不知改革三十年，我们仅仅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作了点文章，距离一个真正现代国家要求还差之甚远，怎么改革的步伐就应当放缓呢？倘若真是这样，可能连那个即将离职的“孤独的监督者”，今后也不会出现了。

说穿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若不进一步实施改革和创新，即便有无数多的李金华似的人物进入决策层，他们最终都可能是一个个的孤独者；而我们都只能看见他们孤独、凄凉的背影。

读者：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