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2008-10-09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总书记胡锦涛在9月30日专程来到30年前中国农村改革起始点——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考察，公开承诺将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暗示现行的土地政策将在今天（10月9日）召开的三中全会上有所“调整”。

据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在与农民对话时保证：“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席说：“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根据有关专家和媒体等分析，中共中央可能会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像延长土地经营权的年限，将农村土地的承包期从现在的30年延长到70年，以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新的政策调整的更大意义，是保障农民不会因耕地被开发商或地方政府侵占，而沦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对即将推出的新一轮土地改革, 舆论还是比较乐观或正面。

下面，我提出我的观察。首先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过去的土地政策：

1949年之前，中国农用土地由私人拥有。其中大部分属于被称为“地主”（landlord）的富裕阶层。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租用土地来耕种，并把一半以上的收入交给地主。这一现象对当时的社会稳定极为不利。

1949年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第一阶段是剥夺地主土地，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由政府以家庭为单位租给农民耕种。第二阶段在50年代末期开展，再次收回农民土地，成立“人民公社”，然后将收入交给集体。第二阶段的改革是工业化的需要，对农民极为不利，导致了城乡差距和粮食严重不足。

1978年改革开放后，实施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把土地租给农民家庭。这一措施有利于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农业发展。不过，农民只有土地的耕种权，但不能把这种权利出售、抵押、或租借给别人，也不能把土地用于别的用途，不能在土地上兴建任何建筑物。

从上述“三部曲”不难看出，从某种意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制度是“先迈出两步，然后一步一步退回来”的过程。1978年收回了1950年代后期的一步，而现在将要收回的是1949的那一步。当然，第一步土地改革肯定不能全部收回：最多允许农民买卖土地的使用权，但是不会允许随意把土地用于农业以外的用途。

其次，现有土地体制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在政府即将推出的新土地政策出台前，我们也可以简单梳理一下。我提出4点：

一、农村土地为国家所有，城市的土地却可以被私人拥有，这形成严重区别。由于中国发展很快，必须把大量耕地转为城市、工业用地，这些土地价格会猛增上千倍、上万倍。每当这样转换的时候，就出现“该给农民多少钱”的问题，容易引发冲突。据说，每年全国一半的群众性示威、游行等突发事件与土地转换有关。那些事件与社会稳定以及政权正当性等敏感问题密不可分。

二、农民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然而土地是国家的，而非农民的财产。这意味着农民的工作只能是种地，如果转换工作，他的土地就消失了。这一现实严重限制农民的自由。

三、农民只有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不同家庭之间缺乏合作，不利于集中管理和投资。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在水利等方面实际上倒退了。

四、由于土地无法租赁，所以当农民进城打工的时候，其土地会因为无人耕种而荒芜。据我观察，这种现象在南方比较严重。

即将进行的土地改革，如果能够把制度与政策落到实地，将有可能解决上述二、三、四问题。至于第一个问题，却仍然无法解决。

从更加长远的视角看，新一轮土地改革不仅无法解决当今存在的根本问题，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反而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土地买卖有可能造成农民的破产。在目前体制下，农民不可能失去自己的土地，也就不可能破产。但是如果农民们可以卖土地，他就有可能因投资不善或赌博等原因而失去土地，成为“破产农民”。

其次，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目前城市的生活环境毕竟还是比农村好，机会也多，有可能出现农民把土地卖掉然后进城居住的风潮。这虽然不是坏事，但是如果人数太多，城市也会面临严重问题。

最后，如果某人通过购买的方式在某个地区获取大量土地，那他就会成为新的地主。而原来的农民就只好打工。这样以来，就陷入了1949年以前的局面。如果不能限制地主权力的话，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而上述3点，在我看来，恰恰也是中国政府不敢在奥运前实施改革的深层原因。换句话说，把新一轮土地改革放在奥运刚结束的时候来实行，正好体现了此事的紧迫性和敏感性。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是邓小平先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国家大方向。很巧合，现有的土地承包也是在1978年开始的，大部分土地的租借期恰好是30年。这两次三中全会，相距整整三十年。在这个意义上，新一轮土地改革将至少具有象征意义。不过，至于其实际意义，中国的农村土地政策将面临一场新的考验，至于它是否能安然度过，还需要进一步的关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第三眼》

编者按：前不久，由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共同举办的“京论坛2008”在北京开幕，来自两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就中日关系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上周，本报编辑部邀请了其中几名学生在本报进行了座谈。他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分析了中日两国民众之间存在的误解，以及偏见与担忧形成的原因，其中一些观点和建议对消除中日关系中的隔阂颇具建设性意义。

“在日本，一个铺斌看法就是中国人观点非常一致，而这种一直是由政府影响和施加的。”

竹内友理（东京大学，研究生一年级）：关于日本的形象问题，我很吃惊地发现，一些中国学生还认为日本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并且是一个容易变得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因为日本的历史。但实际上，在国际社会中，因为日本的宪法，日本的价值观，日本的形象应该说是十分和平的。

同样让我很吃惊的一点是，一些中国学生可能认为中国很强大，但他们并不认为只要是中国人就必须团结在一起，持相同的看法。在日本，一个普遍的看法就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团结，或者说同质性非常强的国家：中国人的观点非常一致，而这种一致的观点又是由政府影响和施加的，我想这也是日本人认为中国是一种威胁的重要原因，但我发现，我接触的中国学生，他们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中谷绘里（东京大学，京论坛2008日方副主席）：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让很多日本人感到害怕。比如，在火炬传递过程中，很多在海外的中国学生非常团结，但也给日本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就是中国学生只关心自己的国家，不关心外面的世界。

竹内友理：是的，在来中国之前，我确实被一些中国学生的行动吓到了，这种情绪化的，坚决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倾向，让其他国家的人感到担忧。没有到过中国的人和不了解中国的人，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同质性非常强的国家，对于那些有违于中国利益的声音和心动，中国人都要将它消灭。

彭凌雨哲（北京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说到中国人的多样性，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向讨论小组里的日本同学解释这一点。我们也发现，如今，中国媒体越来越多地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对相同事件的报道，很多媒体采取了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事实上，在日本，很多主流媒体的观点往往是趋同的，尤其是在国际问题上。

梁伟浩（北京大学，本科四年级学生）：中日之间确实存在许多诸如此类的误解，我们在讨论中发现了许多。比如，我们发现，其实中国人并不很了解日本政治。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教育部没有否决修订过的历史教科书就意味着日本政府支持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没有说“不”不能同“支持”，或者“积极支持”画上等号。事实上，新版教科书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很多人反对这样做，很多日本的老师都支持和平。２００２年出版的最具争议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实际上只有０.４％的使用比率，但对于这一点，中国的很多人并不清楚，对于日本国内的反对新版教科书的声音，中国媒体也没有广泛的报道，而是将这些都忽略了。

山形宏之（东京大学，京论坛2008日方主席）：正是因为使用比率非常低，所以日本老百姓的想法是：“反正我不使用这种教科书，我也对此并不太关心。”但他们知道，中国人对新版教科书很不满，对日本普通人来说，正因为新版教科书的使用率如此之低，所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生气，他们会认为中国人很情绪化，很危险，这又影响了中国人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

 “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心，增加了我对中国产品的信心”

杉本奈穗（东京大学，研究生一年级学生）：在日本，也有很多因素造成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反感。日本媒体总是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日本人几乎听不到什么关于中国的正面的新闻。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毒饺子事件严重破坏了中国人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在参加京论坛之前，我不了解中国食品生产工厂的情况，老实说，我对中国食品并不是很放心，没什么好感。我更不知道，中国有两套标准，出口的产品其实是遵照严格的出口标准的，这个标准要比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产品的质量标准高，日本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这一点。在日本还有好多关于中国的谣传，比如，说中国人用了太多的农药，中国人要用肥皂来洗每天吃的蔬菜。

竹内友理：在日本有严肃的新闻报道，但也有一些爱说废话的电视台，他们的新闻报道更具有刺激性。比如，一些日本记者，他们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一些小工厂，然后报道说，“这就是中国的食品生产厂家，看看我们找到了什么”。这种报道非常情绪化。但因为食品和所有人的生活相关，所以这样的报道往往能吸引很多观众。

周权（北京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的合格率超过99%，但同时，看到中国国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出，很多日本人也会想，中国的环境、水源存在的问题，肯定会影响到中国出口的产品，所以他们不相信中国食品。起初，我觉得日本消费者对毒饺子事件的反应有点过激了，后来，我了解到，日本人实际上每天都在吃中国进口的食品，如果质量不能保证，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同时，日本人也十分担心日本农业的发展，自给自足率不够，有待提高。很多人担心如果长期进口中国食品，那么日本的农业可能无法再生存下去。由于偏见的存在，一些日本人拒绝相信，中国的食品是干净的，即使你把生产的详细过程讲给他们听。很多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根本就不关心食品安全的问题。

杉本奈穗：的确，在来到中国之前，我并不知道中国人也是同样关心食品安全问题的。我们在京论坛期间，参观了中国的超市。我很吃惊地发现，在超市里，商家提供了大量关于食品的信息，他们也在不断教授食品安全的知识给消费者，比如，一些小的贴士，告诉消费者食品的配料构成，这些食品是如何生产的，牲畜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喂养的等等，同时，消费者也对此非常注重。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到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心和中国消费者相关知识的增加，也增加了我对中国产品的信心，因为中国消费者可以不断促进中国制造不断提高质量。

“很多日本人都感到，中国在中日关系中占据了主动权，这也是日本人感到悲观的原因。”

竹内友理：在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时，有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人对中日关系更加乐观，而日本人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则比较悲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觉得在看待中日关系时，中国人看重历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仇恨有希望逐渐淡化。而日本人更愿意通过当下发生的事情做出判断，因此，每发生一件不快的事情，中国在日本人心中的负面形象就会加深。比如毒饺子事件，比如前不久发生的潜艇事件，一些日本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肯定是中国的潜艇”。

周权：我觉得这和媒体的报道有关。据我观察，２００５年以后，中国媒体的日本报道相当正面和积极，比如双方的合作和交流活动等等，这给中国受众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就是中日关系开始回暖了。但相反，日本媒体却集中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

竹内友理：为什么日本媒体总是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同朝鲜、韩国、中国以外，日本几乎与其他所有国家有不错的关系，其他国家对日本的印象也都不错。所以，一旦日本和中、韩、朝发生了一些争执，媒体往往会把这些争执当成日本对外关系中的“特殊案例”，一遍一遍反复报道，负面新闻往往成为媒体的“卖点”。“饥饿的中国”是很多日本人的普遍看法：“对签证的饥饿，对更多知识的饥饿，对权力的饥饿”，非常负面。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很容易让一些对中国持有偏见的日本媒体找到一些“证据”，来支持他们对中国的负面报道。

山形宏之：我曾看到的一个日本非政府组织“言论NPO”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日本人和中国人都认为，历史问题是影响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在历史问题上，中国经常批评日本，可以说很多日本人都感到，中国在中日关系中占据了主动权，中国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提出历史问题，这也是日本人感到悲观的原因。

竹内友理：日本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尤其是痛苦的历史的态度可能和中国人不同。中国人在讲起历史时，充满了感情，而很多日本人不愿意讲二战的历史故事，他们希望更低调地处理历史问题，不仅是对于日军在中国的残忍的举动，也包括美国对日本实施的原子弹爆炸，因为那段历史太痛苦了。因此，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也是二战的受害者，有两种二战观，很复杂。

梁伟浩：我认为说“普通日本人对历史问题不感到歉疚”是不公平的，他们确实感到歉疚，但是让很多日本人感到不解的是，中国希望他们怎么做，是一次又一次的道歉吗？这是中国需要的吗？日本可以道歉１０次，甚至是１００次，但是一旦争议出现，比如历史教科书问题，那么历史问题会再次回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需要更好地理解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应该面向未来，而不是一味地假设日本人对历史上的错误不感到悔悟。而在日本方面，政治家也要避免那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

彭凌雨哲：其实历史只有在和现实政治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影响到中日关系。另一方面，历史每天都在发生的，中日之间的战争当然是历史，但是我们现在的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比如，在汶川地震中日本的善意举动。类似的事件就有可能成为中日关系的转折点。▲（本次论坛由京论坛创始人加藤嘉一主持，本文由本报记者查雯翻译、整理。）

最近几年，我一般同时兼顾很多事情，写作、项目、研究、活动等等。跨行业、跨领域做事已成为自己的风格。这段时间的自己不同，集中做一件事，就是拍戏。说实话，有所困惑、有所疑惑。但这是今天的自己，做好它是我的任务，没有别的选择。

感觉还是蛮新鲜的。坦率说，我这段时间写作有些麻木了，日益缺乏一种灵感和思路。换一下心情也许是好事。培养艺术感也许是好事。我是享受着拍戏生活的。与以往不同的人、不同思想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观念的人打交道是够新鲜的，能够扩大视野，发现新的境界。这是有价值的。

抱着困惑与乐趣的拍戏生活将持续两个月，无论如何，我会珍惜。

2008.10.6 半夜 于北大勺园

　　二战后的“冷战格局”显然是有利于日本谋求发展的。首先，日本选择了把军事、安全保障委托给美国保护伞——日美同盟，集中人力、精力、资金、时间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社会的道路。其次，冷战格局的一大特征回过头来看的确是“稳定”，站在超级大国美国的旁边，日本果然是冷战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冷战崩溃之际，日本国内形势几乎同时也产生戏剧性变化——泡沫经济崩溃。日本战后享受着的“稳定”一下子丢失，被迫陷入“失去的10年”，直到21世纪初才能逐渐恢复过来。

　　日本近代以来曾经经历过两次改革：一次为1868年的明治维新，主要是制度改革；另一次为1945年的战后改革，主要是体制改革。随后的“失去的10年”是过渡时期。客观上讲，日本应该面临的是下一个时代，即有些政治家提倡的“第三次改革”“第三次开国”之类的。可是，如今，实际上，日本人似乎还在过渡，没能落实改革。

　　“日本怎么不行了”“日本崩溃”“日本已经无路可退”“日本的没落”“漂流中的日本”“日本孤立”……这些“流行词”对当代日本人来说已经很熟悉，无论是在国会、书店、报纸、街头和家庭里面，都可以经常听到。

　　今年6月8日中午，一个对现状极为不满的25岁的男人在东京繁华的秋叶原步行街杀害了7名无辜行人。这件“没有动机的杀人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暴露了今天日本社会真实的问题。

　　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日本人好像越来越不珍惜生命的价值了。根据日本警察部门的统计调查，2007年全国自杀人数达到33093人，每年自杀人数从1998年以来连续十年超过3万人。在自杀率最高的地方，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的秋田县，自杀率高达0.397%，就是说一年里每250个人中就有一个自杀。这是日本的现实。

　　令人感到不满的因素是多样的。物价上涨，经济不景气；养老年金管理制度不妥，甚至被挪用；社会保障和福利运作机制不透明、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结婚率、出生率降低；政治家和官僚贪污腐败泛滥。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调查，2007年，15岁至34岁之间；从事临时性工作的人群(Freeter)有181万，不上学、不劳动、不干家务的人群(NEAT)有62万。这也是日本的现实。

　　政治不稳定，经济不景气，社会不公正，国民不安心。日本已经基本实现现代化，拥有基本的稳定和秩序，战后以来奉行的日美同盟、和平宪法、民主主义、产业结构、社会制度等要素使日本还拥有“基本稳定”。因此，社会失去理性，真的走向无序甚至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同时也不能否定国民对未来的不安、不确定情绪正在积累之中。

　　引发这种情绪的最大原因很可能是“老龄化”问题。2006年，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整个人口的20.8%，这是世界罕见的。在日本的“反金字塔”人口结构下，每1.2个20岁到64岁的人就要养活1个65岁以上的人。今天的年轻人都在问：“我们还能享受养老金吗？”这也是日本的现实。

　　美苏两大阵营支配的“冷战格局”已经过去快20年了，世界已经正式进入“后冷战格局”。后者与前者相比，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不稳定”。全球化、地区化、信息化、恐怖主义、传染病、民族宗教纷争等因素使得国际社会日益不稳定。冷战后一直扮演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实力似乎正在衰退；“梅普体制”的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似乎表现得越来越强势；刚刚成功举办完奥运会的中国依然保持高速经济发展的态势，虽然其未来走向也依然带着某种不确定性。无论如何，“包围”日本的国际环境是日益充满变数的。这也是日本的现实。

　　日本人如今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未来更是不确定的。几乎没有人觉得自己的社会很稳定。日本的大邻居中国正在崛起，在“中国威胁论”的背后，日本人感到被欧美忽视了。

　　提倡“结构改革”“打倒自民党”的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5年以上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不到1年就放弃政治使命，国民心中充满着被领袖“抛弃”的感觉，政府的公信力已经下滑到底。在这样“政治危机”下，9月22日，人气很高的麻生太郎当选自民党总裁。麻生能否让日本走出过渡期，还是与前两个首相一样陷入短命让日本继续过渡？

　　日本人的心已经漂流了20多年。今天的日本政治家需要向国民给出答案：日本下一步怎么走？我们的生活还稳定吗？ (作者为日本青年专栏作家)

本文刊登于《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9月28版“我们的生活还稳定吗？”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2008-09-25

9月24日下午，日本的政局发生了一点变化。刚刚以良好的成绩从5个候选人中当选，成为自民党新一任总裁的麻生太郎，在170届临时国会上，经过众参议院的首相指名选举，被指名为第92代首相。麻生曾经竞选过3次首相，但先后败给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这一天，麻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麻生就任首相后表现得比较冷静。他认为，自己当首相只不过是一个环节而。“真正的天命”是好好面对下一场众议院选举，打败民主党。就像某家日本报纸评论的那样；拿足球比赛打比方，22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是上半场，24日的临时国会是中场休息，众议院选举才是下半场。麻生正在打的比赛才到了一半。在国民中普遍拥有"人气"的麻生究竟何时解散国会，打开下半场比赛呢？据说，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执政）打算10月3日解散国会，14日公示，26日投票、开票。不过，如果围绕补正预算审议会等问题与在野党的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投票、开票的时间也有可能拖延到11月2日或9日。不过，无论如何，麻生将在不远的未来中解散国会，试图实现自己真正的天命。

 有一个说法，即“麻生政权”是过渡。这一说法令我感到沉思：麻生又是过渡吗？日本政治究竟怎么了？

回顾一下最近几年以来的日本政治就不难发现，日本基本走出所谓“失去的１０年”后，高举“结构改革”、“打倒自民党”的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位置5年以上，这是战后仅次于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的第三位政绩。应该说，小泉把新的理念、观念输入给日本民众的脑海中，虽然围绕他实际的内政、外交政策被许多国内外人士怀疑，造成争议，但他对日本面向“第三次改革”（第一，明治维新；第二，战后改革）的路程上起到了独特的作用。随后，被大家期待已久的年轻政治家安倍晋三因“健康原因”，就任不到1年就闪电式辞职，继承安倍政权的福田康夫也与安倍一样，就任不到1年就放下了自己政治使命。而福田闪电式辞职的那一天，大部分城市、乡下、农村的老百姓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很出乎意料，没法理解”；“福田根本不理我们的感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走了”；“我们被福田抛弃了”等看法。大部分的民众都这么感受，是有理由的。今天，日本的老百姓对于安倍和福田两个人都不到1年就抛弃责任，从现实中逃避的做法感到厌恶。日本政治的国内公信力已经降到底线。

“被抛弃者”不仅是日本本国的老百姓。最近，我跟日本在华企业家、文化人、媒体人等讨论日本的政局，发现，没有一个人是正面评价当今局面的。“有没有病啊，怎么那么快就辞职了？”；“福田刚刚与中国领导共同提出了第四政治文件，还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些完了就走了？”；“福田7月份的时候刚刚请各国到北海道主持峰会，引导对气候变动、援助发展中国家、经济能源问题等热点问题的讨论。然后呢？你到底去哪啊？”我相信，他们类似的感言代表了在海外日本人的普遍看法。从经常与海外人士打交道，从外国观察祖国的人来看，安倍、福田的闪电式辞职是不符合国际标准（Global Standard）的。虽然海外人士也明白，那些都是国内政治、自民党政治的战略或策略需要，但今天在全球化等浪潮日益深化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的政治抛开国际政治、外交关系等要素，盲目对内实行已经不合时宜。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势都是不知不觉中对外公开、宣传的，信息化浪潮只好使得每一个主权国家面临跨国挑战。如何在后冷战时代，变革中的国际关系上，提高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尊严，对各国来说与内政一样重要、深远。因为，如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以“锁国”政策谋求利益，追求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日本政治的国际公信力也正在不断地被怀疑。

在这样微妙而复杂的形势下，麻生太郎登场。他能够实现自己“天命”——打倒民主党吗？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日本政治的焦点。但假设天命被实现，又怎么样呢？可想而知，日本的政治家是被老百姓选的，各位政客负责的对象不是在野党，而是本国老百姓。回到民主政治的根本，今天日本的政治确实有严重的疾病，越来越脱离本质。日本政治何时能够走出这样恶性循环——过渡呢？我们还得观察，但至少在我看来，前途不会很明亮。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第三眼》

本月25日开始，我要参加20集连续剧《滴累痣》的拍摄工作，大家可能听说过《滴泪痣》这部小说，是人们称中国版《挪威的森林》的小说，作者是李修文。我们这次把它拍成一部戏，是一篇与中日有关的、与爱情有关的、与生活有关的、生命价值有关的故事。

这部连续剧由北京北广传媒影视有限公司出品，导演为乔梁；男女主角为郭家铭和黄圣依。我担任副导演。去年的有一天，乔导突然给我打电话，有事情跟我商量，他说“加藤，我这次要拍一部跟中日有关的戏，我想请你跟我一起拍，怎么样？”

说实话，我当时有些犹豫，我毕竟没有拍过戏，对影视作品的兴趣也不大。我曾经接触过的是体育、媒体、学术、政治等。不过，我突然想，参加艺术创作工作也许很有趣，能够丰富自己的艺术感、艺术风格，也可以让自己看到另外一种价值和思想。希望能够做好“文化人”的自己，应该不能缺乏艺术感，人们说是“文艺”嘛。随后，制片人亲自找我，专门谈，我就答应了。

后天就要开机了。我现在的心情很兴奋，好久没有这种感觉。这段时间以来一直从事的是对时事问题的写作和评论，生活将180度改变，接下来的2个月，我也会偶尔写作，也会做好一些定期性的工作，还有北大的研究生。不过，自己的灵魂将集中在艺术创作上，面临人生长河中的新挑战。反正，我要坚持的就是做好自己。本质上没什么变化。

在凤凰网上，我也会随时描写拍戏给我带来的灵感和思想。不过呢，不得不提前解释的是，我更新地会缓慢，这点上请大家谅解。

2008.9.23 于北大勺园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2008-09-19

9月11日，新华社曝光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婴儿食用后患上肾结石。三鹿先是否认，随即逐步承认了自己在此问题上的责任。截至9月17日，确诊的泌尿系统结石患儿已达6244人，其中死亡3人。此外，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在9月17日宣布，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22个厂家69批次婴儿奶粉中都含有三聚氰胺。9月18日，国家质验总局表明，蒙牛、伊利、光明三大企业牛奶品的样品10%中，检出了三聚氰胺。目前，政府已经对此事的责任人做出了处置，包括免职和拘留等。

消息传出后，在民众中产生了十分激烈的反应。许多有婴儿的家庭陷入恐慌，纷纷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检查。市场上的国内奶粉有许多被停止销售，而进口的名牌奶粉却被迅速卖完。三鹿的数千万消费者感到愤怒和失望，有的人说“喝了十年的老品牌竟出了这种事情，以后只好自己养奶牛了”，还有的说“这样的企业，不让他觉得切骨的痛，中国的食品安全工程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网络上看到大量愤怒的言论，股市也随之降到了两年来的最低点。

这一事件使我联想到的是从2008年1月持续到现在，依然没有最后解决的中日之间“毒饺子”事件。从去年12月底至今年1月下旬，日本兵库、千叶两县的一些地区，若干个家庭逾10人先后发生呕吐、腹泻的食物中毒症状，被送医救治。其中3人情况危重，1名儿童一度昏迷。经调查，发现所有患者在发病前均食用过原产于河北省石家庄天洋食品厂的同一品牌的冷冻饺子。中国当局高度重视此事，至今坚持调查事件的真相，日本消费者则始终紧密关注着其调查动态。在现在看来，两个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和背景相似性。

首先是两件事的联系。虽然毒饺子事件已经被定位“孤立的故意投毒事件”，不属于“食品安全问题”，但是，两个事件发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时间相差不多——毒饺子为1月，毒奶粉“可能为3月之前”，更重要的是主管部门也一样。所以，不排除毒饺子问题上的进展受到了毒奶粉事件的推动。8月6日，《读卖新闻》发表的独家报道指出，中方有人披露了饺子问题在6月份的最新调查进展，日本国内有声音认为，这是毒饺子问题获得解决的重要信号。当时大家都不能指出这一消息被披露的原因。但是目前看来，这正是毒奶粉问题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此时中方的负责机构面临严峻考验，如果某一级的机构出于策略的考虑而发布了这个消息，是很可能的。

更明显的则是两件事的相似性。导致数千名婴儿患上肾结石这一痛苦疾病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检测项目不健全、免检企业权限太大、对牛奶的收集策略不合理、物价上涨、医院服务不足、奶粉的服用方式不对等等。但是，在毒奶粉事件被发现以后的阶段里，各方处理过程中所浮现出的问题，却与毒饺子事件时看到的很相似。下面，我提出四点看法：

一是中国的大企业社会责任感不足，在处理食品安全事件时，往往采用“掩盖”的方法。既然三鹿集团在2008年3月的时候就已经接到了客户的投诉，得知有婴儿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而国新办发布会上的说法，“三聚氰胺导致的肾结石的发病时间为3到6个月”，换句话说，如果三鹿此时以负责任的态度，及时的公布问题并召回产品的话，那么这六千多名婴儿中的大部分是根本不会患上结石的。然而，三鹿并没有及时向政府报告，而是私下展开了公关活动，包括向举报者提供补偿、谋求网络媒体的帮助和秘密更换销售商库存的奶粉等，试图掩盖这一问题。然而，受到污染的奶粉多达700余吨，这些措施是无法化解这次的严重危机的。中国最大的奶粉生产商犯了这样的错误，显然不是因为缺少技术常识，而是因为过度的看重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把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

说到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原因，不得不提出一种观点，那就是某些企业的领导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做“社会责任感”，比如这次被国家质检总局吊销了免检资格的蒙牛集团。今年3月27日，蒙牛集团的董事长牛根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文章《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称“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的第一要务”。至于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在2005年，一个孩子喝了一盒酸奶以后死去，而酸奶恰恰是蒙牛公司的产品。听说此事以后，牛董事长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阻止了媒体对中毒事件的报道，并在调查结束之前就收回和销毁了那个城市里的所有30吨蒙牛酸奶，关于这样做的理由，他解释说“因为消费者的安全与健康是第一位的”。虽然这个案子最后被证明是投毒案，与蒙牛无关，但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呢？他在此前的行动和公关努力又该如何定性？一个乳品企业的董事长像他一样搞不清什么是社会责任，什么是企业利益的话，那么这个企业的产品出现问题，也就不难想象了。

二是地方政府与大企业之间的复杂联系。按照9月17日国新办发布会的说法，三鹿集团已经在8月2日之后向石家庄市政府报告了奶粉被污染的情况。然而，石家庄的市委和政府并没有按照国家的规定——“在两个小时以内”向上级政府报告，而是把报告拖延到了9月8日，即三鹿污染事件在国内被广泛报道了以后。至于河北省省委和政府，也因反应不及时而遭到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批评。针对省市两级政府这样做的背景，9月13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就有记者问“政府是否拥有三鹿公司的股份？”虽然河北省官员否认了政府拥有股份的说法，不过从事后石家庄市新华区委发出文件免去三鹿董事长田文华职务这一事实来看，当地政府与三鹿集团之间的联系显然也是非常紧密的。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三鹿集团的官方网站5月6日报道——《河北省副省长孙瑞彬到三鹿调研》，在三鹿隐瞒消息期间里的5月5日，河北省副省长孙瑞彬也曾到三鹿视察和指导。当时孙瑞彬对于三鹿集团取得的发展给与“高度评价”，并强调：“三鹿一定要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生命，确保每一包牛奶的健康和安全，为全国人民奉献高品质的乳制品；要切实做好企业上市各项前期工作；加大技术创新投入，调整产品结构，研制生产消费者喜爱的产品。”显而易见，这一现象更说明了这家公司在当地的重要性。

在毒饺子事件中的情况是，日本消费者吃了饺子并中毒以后，本来应当抛开政治争议，共同查清真相和寻找嫌疑人的两国政府，却陷入了互相批评和推卸责任的争论之中，导致调查工作一度陷入被动。对于毒奶粉事件，恐怕这个问题更严重一些。只不过，这次的受害者是中国民众，而且受到的伤害更加严重。

三是国内媒体仍然没有有效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奶粉污染是涉及大量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极严重事件，国内媒体对此类事件本应加以留意。然而，在6月和7月网络上相继出现许多关于婴儿结石的消息以后，没有媒体对此进行报道。9月8日，《甘肃晨报》终于发出了第一篇新闻，但文中却奇怪的没有出现“三鹿”这个品牌，而是称为“某名牌奶粉”。其后，关于被污染奶粉品牌的争议非常激烈，到9月11日，新华社才终于第一个公布了“三鹿”的名字。但是根据克拉克总理的说法，她已经于9月8日下令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直接与中央交涉，以求公布此消息。如果这一说法是准确的，那新华社的报道就多少有些“被迫”的因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为什么媒体在被遭到严重怀疑的三鹿牌奶粉在市场上大量销售的时候，却不公布它的名字？而这样掩盖事实，得到好处的又是谁？

四是“重外轻内、标准不一”的问题。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一直都有严格的标准，但是国家标准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这个问题在毒奶粉问题上体现的很明显。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的说法，此次检测的奶粉销往国内的有491个批次，不合格的多达69个，然而中国出口到孟加拉、也门等国的同类产品是完全合格的。另外，供应奥运会、残奥会的所有产品也完全合格。这显示出政府对出口贸易和奥运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生产出合格的奶粉制品不是什么难事。在这种情况下，491种产品中有多达69种不合格，实在是太不应该。应该说，中国自2000年以后实行的“国家免检产品”制度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凡是得到这一称号的产品，在国内都将不接受一般性检查，而检查的缺失正是导致出现不合格品的原因。中国只有像重视出口产品和奥运会专用产品一样，重视自己民众的食品安全，才能真正避免毒奶粉事件的再次发生。难道本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如国家的形象和面子吗？

总之，2008年发生在石家庄的两个事件，充分的说明了中国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任重道远。

《第三眼》

“2008年”对中日关系史来说将成为不寻常的一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具有历史意义，两国政府还把这一年定为《中日青少年交流年》。可见，2008至少具有历史和未来两层含义。纵观上半年，从现在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实际上也有所提升。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实现了时隔10年的历史性访问。胡锦涛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进行了首脑会谈，并签署了“第四个政治文件”。在本次访问中，双方领导承认相互不构成“威胁”，并共同提出“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高度思想。尽管中日关系仍然面临着一些结构性问题，但双方确实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积极地推动了合作，巧妙地搁置了争论，第四个政治文件与前三个相比，明显带着“面向未来”的特征。胡锦涛从日本回来的第3天，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在中国人民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日本政府第一做出反应，积极给灾区、灾民提供物资、人员等支援，天灾反而拉近了两国人民的感情。北京奥运也拉近了两国人民的感情，日本乒乓球选手福原爱在开幕式上当日本代表队旗手，她纯粹的表现和一口流利的东北话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国代表队此次惊人的成绩也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奥运是积极大于消极的。

  在上述大背景下，6月至7月，中国日报社和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针对两国大城市普通市民、学生、知识阶层等1500至2500人共同举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有82.3%的中国市民和64.9%的学生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比去年同类调查的比例有所增加。但认为今后两国关系将会变好的日本市民和知识阶层人士所占比例分别为32.2%和50.8%，与去年相比分别下降了8.7和16.9个百分点。据调查，75.3%的中国公众和76.3%的学生认为过去一年中日关系有所好转；但只有25.2%的日本市民认为两国关系在过去一年中有所好转，近29.5%的日本受访者认为这一年来两国关系恶化，比回答“改善”的受访者所占比例高出4.3个百分点。另有75.6%的日本受访者表示对中国印象不好，比2007年上升了9.3个百分点。一目了然，与中国人对日感情好转相比，日本人对华感情不仅没有好转，还有所恶化。双方之间相互认知的差异以及与实际外交关系的进展“不均衡”的情感将对今后两国关系的走向蒙上不确定的阴影。

    虽然此项调查的结果令人感到遗憾，但在笔者看来却不意外。背后的原因是比较清楚的。

  就“中国人对日感情好转”而言，主要与中日关系的实际进展、稳定趋势以及政府、媒体的宣传姿态有关系。胡锦涛国家主席对日访问之际，国内媒体天天大量向民众传达“暖春之旅”的意义；在四川大地震发生之际，日本救援队的积极表现也给中国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相对友好的政治氛围之下，民众对日本的感情发生切实的变化。此外，日本代表队在奥运开幕式上拿着中日两国的国旗，花样游泳比赛中，日本籍教练井村雅代为中国队成绩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女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和日本队展开了“友好竞赛”。中国民众相对积极、正面看待这一系列过程。总之，在2008年关键时刻，胡锦涛主席本身对日本的重视，两国实际外交关系的进展，地震、奥运等有助于拉近国民感情的事件发生以及对这些现象，媒体的积极呼应与配合，应该说是中国人看好中日关系的原因。

  相比之下，日本人为何不看好中日关系？最大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毫无疑问是“毒饺子事件”。从去年12月底至今年1月下旬，日本兵库、千叶两县的一些地区，若干个家庭逾10人先后发生呕吐、腹泻的食物中毒症状，被送医救治。其中3人情况危重，1名儿童一度昏迷。经调查，发现所有患者在发病前均食用过原产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天洋食品厂的同一品牌的冷冻饺子。日本各媒体随后纷纷大量展开报道（例如，《读卖新闻》从1月31日至2月28日总共发表了156篇有关报道），日本人对中国食品的公信力一下子下降到底。虽然两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解决本次事件，两国最高领导也共同表示合作姿态，但本来只不过跨国性的刑事案件，通过媒体大量的报道以及政府间不妥当、迟延的处理却成为了涉及到两国“国家利益”和“面子”的政治、外交案件。这是两国处理此事上最大的失误，也是导致日本民众今年以来对“中国”的信任度严重下降的根本原因。至今，许多日本人依然“相信”中国是危险的国家。从日本人对华情绪变迁看，首脑互访、地震、奥运等积极因素在“毒饺子”面前是无奈的。看来，日本人对中国的认知和定位，还要走一段过程。

  笔者对今后中日关系的走向有3点基本判断：一，中日关系总体上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二，“国民感情”是困扰中日关系的最大问题，具有复杂性、长期性以及脆弱性；三、既然国民之间的感情隔阂是最大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处理的，应该是容易煽动民族情绪，并很有可能导致信任危机的“突发事件”。类似“毒饺子”的食品安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海域潜艇相撞、本国企业对对方市场推出的恶劣产品或广告、留学生与当地学生之间冲突等突发性的事件对中日关系走向来说将是最不确定、有风险的产物。因此，有关人士应该为两国关系的健全发展及国民感情的稳定稳妥处理突发事件。

 此文刊登于2008年9月15日《国际先驱导报》评论版

这是前防卫省大臣/日本众议院议员/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小池百合子在媒体开设的“永田町新潮流”专栏名。（“永田町”相等于中国的中南海）其内容涉及到外交、环境、消费税、物价、经济景气、政局、生活、国际政治等从政领域的方方面面。不过，小池在本专栏里始终贯彻的理念无疑是“我有使命改变日本”。

今年56岁的小池百合子是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人。她曾经做过媒体人，在日本电视台、东京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上担任过主持人，她具有对新闻丰富的敏感性，也很熟悉媒体、言论界运作的逻辑关系。总之，小池在今天日本政界上，应该说，最精通媒体战略的政治家。

小池毕业于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她的阿拉伯语简直跟母语差不多，曾经也出版过与自己阿拉伯语生涯有关的书籍，比如《只用三天掌握的阿拉伯语》。她英语也不错。她在埃及期间还爬过金字塔，并在塔顶专门沏过茶，演出日本的茶道。她的国际视野很宽阔，也讲究日本传统的文化，其艺术感也是她的魅力之一。

“改变政治，与其修理大的二手车用，还不如用小的新车。”

1992年7月第16届参议院议员通常选举，小池从日本新党竞选比例区，首次当选国会议员。1993年7月第40届众议院议员总选举，她从兵库县2区“出马”，当选众议院议员。在各党之间产生分裂・组合之际，她到新进党参政，当时提出的一句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新进党的结成是仅次于佩里、麦卡阿瑟的第三艘黑船。”随后，小池纷纷加入自由党、保守党，2002年12月27日加入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

小池百合子是小泉纯一郎“溺爱”的政治家。加入自民党后，小池立刻担任第一届小泉内阁的环境大臣，第二届小泉内阁期间也继续担任环境大臣，促进了国民“轻装运动”。在此期间，2003年2月，小池跟着小泉发表支持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的声明。战后就任时间仅次于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第三位的小泉纯一郎内阁期间，小池的表现是一贯的，即支持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有识人士甚至讽刺小池说“她是靠近权力人物从政的人。”不过，无论如何，作为立场复杂而艰难的女性政治家，小池的“奋斗”显而易见，表现得却冷静而稳重，不过于表现女性的自己，也不迎合男性化的从政方式。小池是具有平衡感的政治家。

2006年，安倍晋三内阁发起后，小池被任命为担任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的内阁总理大臣助理（等于美国政治上尼克松-基辛格、布什-莱斯的关系），紧接着代替发出“当时被投放的原子弹是没办法的，可以理解”这句“失言”的久间章生，闪电式地就任防卫大臣，随后围绕印度洋补油问题、日美同盟、防卫当局・人物的丑闻问题等，小池度过匆忙的日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小池作为女性政治家担任趋于扩大的防卫当局的头，无疑是一次“突破”。她熟悉国家战略、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与美国国务卿莱斯等也建立了浓厚的关系。她防卫大臣的经历也许将对于今后的政治生涯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时此刻，小池已经正式表明竞选自民党总裁，甚至担任日本下一个首相的意愿。最近，她在各种发表政策声明的场合提到类似“如果我当了首相一定XXX”的坚定立场。假设小池百合子担任自民党总裁，就任下一个首相，在日本政治史上是第一次，前所未有的事情。

小池认为政府应该继承小泉纯一郎提倡的“结构改革”，主张逐渐增加国民纳税来重建财政，重视经济增长本身，被称为“涨潮派（Rising Tide Power）”。她得到了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中川秀直的支持，坚持奉行“小泉路线”。至于目前国民很关心的“增税”问题，小池表示“现在还不是增税的时候，首先需要使得行政、财政运作更有效率，否则没法得到国民的支持”。在曾经专门处理过的印度洋补油问题上，她主张“必须向在野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解释日本向它补油如何重要”。她还在其它领域也有比较鲜艳的想法，包括“日本应该有力推进新的行政划分——道州制，促进地方分权，把人员、财源、权利分给地方”；“如果政策能够一致，自民党也有可能跟民主党合作，联合执政”；“我有担子跟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对着干”等。

本月20日，自民党新的总裁将登场。它是否小池百合子呢？从目前的政局看，麻生太郎的可能性最高，其次应该是小池(根据朝日新闻10日、11日举行的舆论调查，“五位候选人中谁最适合当总裁？”第一位是麻生42%；小池为8%、第三位）。精通舆论战略的小池在剩下的几天里如何的表现？国内外人士正在关注“麻生VS小池”的格局。今天（9月12日），小泉纯一郎正式表示“我支持小池，给她投一票。若能实现小池总裁，就能跟小泽一郎率领的民主党好好竞争。”如果小池战胜麻生，究竟何时解散国会呢？小池表示“当了总裁再说”，显得很慎重。但无论如何，小池当自民党总裁和首相在日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此“事件”也将改变国内、国外人士对日本政治的看法和观察。

小池百合子当日本的领袖有可能改变日本政治、社会的灵魂，促进改革进程，也许能够酿成日本“第三次开国”的开端，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2008-09-12

8月23日晚上，我在新华社演播室，参加了由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和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大型教育政策谈论节目《问教》，主题为“城市义务教育全免费”。本节目的总策划、特约主持人、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节目的开头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北京奥运会是大喜事，但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城市义务教育将全部免费，这也是大喜事。”

今年的7月3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会议决定：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继续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

在本次特别节目当中，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的制定者之一柳斌先生介绍说：“中央政府首次提出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时候，全国教育总经费只有25亿人民币，人均经费大概是3到4元。文革期间，教育事业也遭到了政治运动的阻碍，停滞不前。”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逐步推广现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1985年，中央正式提出普及义务教育免费制度，86年制定《义务教育法》后，不再收取学费。2006年制定新的《义务教育法》后，免收学费和书杂费。2007年，实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书杂费。紧接着，从2008年9月1日起，城市的义务教育书杂费也终于被免除了。回顾中国义务教育史，一目了然，中国教育界确实是与国家、社会的变迁同行的，其过程也充满曲折和风雨。7月30日，新华社发表的社评《中国教育史的里程碑》总结道：“少年强则国家强，教育兴则民族兴。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大国的一次历史性壮举，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也必将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坚信，随着教育事业进一步兴旺，中华民族必将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此事与北京奥运会一样，将成为中国2008的热门话题，是毫无疑问的。

今天，全国3000万城市孩子们已经开始享受义务教育全免费的好政策，标志着中国的义务教育不分农村城市，都全面进入新的阶段了。这一政策出台之后，产生的新效果，带来的新发展，创造的新人才，都将是我们继续观察的对象。不过，“制度”和“现实”，“政策”和“结果”是两回事。一个社会如果不实施好的政策，必然达不到好的结果，但有了好的制度，也未必就有好的现实。事实告诉我们，前者与后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要反复探讨政策，不断反思现实。在这里，我高度肯定这项好政策的同时，对今后的走向提出五点想法，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首先，中央如何把这项政策全面落到实处？中国面积大，人口多。真正实施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的是各个地方的政府和官员，他们的能力、条件、意志等五花八门。地方能否严格按照中央的意思执行政策？这是中央集权国家的“两难”。比如，本次节目的嘉宾之一＼重庆市教委总会计师邓睿介绍说，重庆政府把政策实行地很有条理，几年前就把什么能收费，什么不能收费等确定的很清楚，也很透明，此次政策实施地也很快，很领先。但有些具有“乱收费”传统的地区，能否完全本着中央精神，把政策落到实地？财政状况困难、资金短缺的地区能否严格遵守规定？地方之间能否展开公平而有效的沟通？这些仍然值得怀疑。教育部部长周济在8月底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各地要按照国务院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全面、详细的实施方案，及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同时做好资金落实和政策培训等工作。各地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组织，扎实工作，将这件利教惠民的好事办好。”我们从这句话中不难发现，中央统筹地方的步骤如何艰难和紧迫。

其次，农民工子弟的上学问题能否彻底解决？这必须作为政策要把握的要点。周济指出：“要努力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工作，保障其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要做好统筹规划，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对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足额拨付公用经费；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中央财政将根据各省义务教育阶段实际接收的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人数，给予公用经费和办学条件两方面的奖励。”中央显然已意识到这一新问题。经济的发展引起的人口流动，即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正在加大孩子上学问题的复杂性。例如，根据柳斌先生的说法，北京目前有40多万打工者的子弟，其中30万人的上学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过由于户口问题，他们只能到城市里农民自己办的民办学校上学，而那些学校的教育资源是极端匮乏的，教师、设备、书本等都不够。另外，这还意味着，光在北京，就有至少10多万孩子正在“漂流”中。可想而知，全国还有多少不得不上民办学校的孩子？还有多少连民办学校都上不起的孩子？

再次，义务教育能否免受贪污腐败现象的干扰？据说，在教师工资和教育经费领域存在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困扰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的严峻问题。在有的地方，国家拨给教育部门的经费不是完全下发到了学校，而是留在了教育主管部门的手里。中小学的校舍条件较差，教师的工资被长期拖欠，教育部门却购买豪华轿车的情况，我们不止一次的听到过。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和教育部门往往都会以各种借口向学生收取费用，以维持学校的运行。今年，虽然中央和省级财政都安排了专门经费来解决义务教育的问题，但是基层官员们是否能不让纳税人失望，仍然值得怀疑。

还有，“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关键还是在于农村。前一段时间，我正好有机会到贵州省的某农村地区考察义务教育普及情况。在那里，我看到了地方政府对待教育问题的态度。在一个县城或乡镇中心里，最好的建筑都是学校，学校比政府的楼还漂亮、干净。教育处的干部跟我说：“再苦不能苦学生，再穷不能穷教育。”学费免了，书杂费免了。我在农村跟几所小学、初中的孩子们交流，其中很多是辍学之后复学的。他们曾经到过贵阳等城市打工，帮助父母养家，养兄弟姐妹。现在他们能回到学校上学了。这些人都在感谢国家的好政策。可是，在我离开当地官员的“导游”，自己私下到达的地方，还有依然不能上学的孩子。我在贵阳和其它农村地区，接触到了很多这种情况。我问孩子：“你为什么不上学？”回答基本归为两种：一种是“因为家庭很穷，我不赚钱，家里就没法生存”；另一种是，“家里很穷，没法交学费，没法上学”。后者折射的问题是政策没有落到实处，有些家长或孩子连全免费的消息都不知道。因此我坚信，未能享受义务教育全免费这一政策的农民家庭在全国还有很多。前者折射出的问题则更为深远而复杂，那些孩子不是因交不起学费而上不起学，而是因贫困而上不起学。我在贵州省一周的考察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这样的情况。他们怎么办？这已经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发展结构的问题。不改善后者，前者永远都得不到解决。

最后，民众对义务教育的看法也必须改变。中国虽然是有着重视教育传统的国家，但是在很多地方，这种重视仍然不能跟上社会的需求。比如，在乡村中学里，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男生比女生多的多，有的地方甚至多一倍。这显然是因为很多家庭不愿意让女生上学。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的。还有，初中里的学生明显要少于小学的学生，看来中学阶段的义务教育存在更多问题。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不缺人口，只缺人才”的国家来说，贯彻“以人为本”、“办好人民的教育”应该是核心的国家战略。只有在好的政策落到实地的过程中，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培养出好人才，中国社会才能得到整体发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第三眼》

 日本也曾经历过改革开放，至今还处其轨道之中。日本人曾也采取过“锁国”政策，至今其心态还处于“半锁国”状态。日本近代以来所经历的改革主要有两场；一个是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来到浦贺港，被迫“开国”；此后，日本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这是“制度改革”。当年明治政府不断吸收西方的制度。改革理念为“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改革政策则包括行政划分、土地、税收、地方制度等。它建立了以天皇为最高领袖的新政府，日本真正走向了“近代国家”。日本的另一次“改革”，是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被美国改造，军国主义被消灭，在保留近代以来天皇制的基础上，日本进入奉行和平宪法的民主化社会，这应该说是“体制改革”，日本真正走向了“现代国家”。

 两场改革都有个共同点，即改革的动机是“被动”的。今天，无论是在国会还是街头，日本人也在比较普遍地讨论“改革”，主要指的是前首相以小泉纯一郎提倡的“结构改革”、“行政改革”等为象征的“第三场改革”。小泉在任期间经常主张的“打倒自民党！”也是这场改革的环节之一。冷战已结束，日本似乎已走出“失落的十年”，在全球化浪潮下，国内社会又面临财政、社保、老龄化等结构困境的情况，日本国民都在呼吁需要改革。至于“怎么改”，没有一个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改革是“主动”而非“被动”的。在日本今天的改革氛围中，中央到地方、政府到民间、官僚到政治家的三大“权力转移”也许是最深刻的，大势所趋。

虽然以往的改革过程始终包含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始终没有丢失自己固有的东西，即吸收了西方制度，却没有放弃自己的国民文化。有一句话叫“和魂洋才”，包含了日本固有的精神与西方的学问，意思是以前者学习后者，内含相当于中文里的“中体西用”过去的两次改革中，，日本与外国打交道的姿态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始终是“观察-吸收-加工-掌握-强化”，即“日化”的过程。比如：日本企业更多采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制度，有助于促使让员工忠实于忠诚于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如今，人才流动的需求不断增加，但许多大企业依然重视“日化”的经营模式，与相互竞争或淘汰相比，相互合作或扶持似乎更为重要。日本的初中或中学虽然也在各个科目上吸收了西方先进的要素，但老师还是相当重视对于团队精神、忠诚心等素质的培养，据笔者经验，对每一个孩子来说，共性比个性重要、全才比专才更有前途，前者被看重，后者被排斥，至今依然如此。日本的政治采取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三权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甚至是相互扶持的，负责立法的议员们与负责行政的官僚之间一般存在微妙而不透明的关系，政界-官界-财界之间的“铁三角”至今依然是腐败的根源。

  “日化”推进了日本在亚洲首先融入西方主导的社会，实现现代化，并取得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日化”的过程，显然不是模仿，而是学习，不是政治，而是艺术。追求“日化”的动力则是岛国特有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世界各国不断探索如何融入国际社会、发展本国的形势下，日本“和魂洋才”的精神反而加强了，日本人还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求发展的动力。与日本的改革相比，“潜在超级大国”中国的改革、现代化、国际化，其意义更加重大、深远。“21世纪的世界体系或国际格局取决于中国”，这句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但却充满着困难与不确定。

 首先是“时间”因素。日本面临过环境公害、能源短缺、人口多、与美国经济摩擦、日元升值等许多“结构性矛盾”。不过，这些问题是在冷战、东西阵营相对稳定的格局下，一个一个地到来，日本有大约20年时间来应对。整个氛围相对宽松，日本国民有对相关问题进行充分思考与探索的时间。

  其次是“人”的因素。今天的中国，什么人都有：左派、右派、毛派、走资派、“80后”、“90后”、海龟派等等，中国正在迈向另一层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年轻一代的“崇洋”和“自卑”。比如，许多重点大学毕业生盲目认为，进咨询、金融行业等欧美企业或上美国名牌大学就很有“成就”，而如果去国内企业则前途悲观。许多人还抱着强烈的从众心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越精英越从众”，这是很大的瓶颈，也正在“推进”着两级分化。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人在受到国家转型与多种文化冲击的复杂环境下，还是需要坚持学习国外的东西，并将此“汉化”。改革开放既然倡导“走出去，引进来”，它是不断调整的过程。制度、观念、价值、思想……等等，都是如此。中国人既要向内看，也要向外看。

  作为同一个亚洲人，笔者希望，中国既能够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也能够保留自己美好的传统，在最终和谐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坚持走自己的路。

 此文刊登于2008年9月11日星期四《南方周末》“洋悟运动”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2008-09-04

9月1日晚，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闪电”辞职，随即在日本引起一场填补政治真空的竞争。围绕此事，产生了四个焦点。首当其冲的是：谁是下一任自民党总裁？曾经三次竞选首相而失败的现任自民党干事长、漫画迷——麻生太郎上台的呼声很高。而昨天，前防卫省大臣、美女政治家——小池百合子也表示了“出马”的意愿。这两位政治家在最令国民担忧的经济政策的主张上有不少差别，甚至形成对立。前者认为政府在财政上应该负担更多，以减轻国民的负担；后者则认为政府应该继承小泉纯一郎提倡的“结构改革”，主张增加国民纳税来重建财政，重视经济增长本身，被称为“涨潮派（Rising Tide Power）”。无论如何，新的自民党总裁将于22日问世，今后日本政局仍将在矛盾中前进。

第二个焦点是，新的自民党总裁何时解散国会？第三个焦点是，在下一次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究竟能否战胜老政治家小泽一郎领导的民主党？事实上，这一点正是福田主动辞职的动机所在，他显然是寄希望于自民党依靠麻生太郎在国民中的“人气”来赢得这场“选战”，保住执政党的位置。第四个焦点，也是真正的焦点是：谁将成为日本下一个真正的领袖？结果将在不远的未来产生。

9月3日上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町村信孝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由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宣布辞职，原计划于本月２１日在日本举行的日中韩三国领导人会晤将推迟。町村说，鉴于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要在９月内举行三国领导人会晤很困难。外务省事务次官薮中三十二在9月２日向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和韩国驻日大使权哲贤表达了推迟会晤的意向，已得到两国政府的谅解。

内政影响外交，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一贯重视中日关系的福田首相在此时此刻宣布辞职，肯定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去年年底福田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姿态进行的对华访问，展现出了对中国人的尊重，得到了两国各界的好评。今年5月，胡锦涛也实现了对日本的历史性访问，两国共同发表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的“第四份政治文件”，提出两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在中国遭受四川大地震的灾难时，日本在世界上第一个做出反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赢得了中国人的心，拉近了两国民众的距离。前不久，福田还出席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达了重视中国、热爱和平的意愿。在最近一年的“胡锦涛——福田康夫”机制下，胡访日两次，福田访华两次，既有双边，也有多边，数字不少，意味深长。

福田辞职后，两国关系将向何处去？如前所述，日本政治的变动已经开始影响外交，一年一度的中日韩三国峰会也将推迟。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福田首相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保持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愿与日方继续共同为此做出努力。”看来，中方是坚持对日稳定关系的。日方将如何回应？在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确定之前，对此下结论为时尚早，在此我想谈谈我在现阶段的五点想法：

一、对于接替福田出任自民党总裁可能性最大的麻生太郎，加深了解，增强心理准备是必要的。麻生曾经提出过“自由与繁荣之弧”，强调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之间共享民主主义、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应加强“联盟”，其中也包含着“围堵”中国的含义。他也曾经在对华关系上发表过一些不够慎重、不尊重对方的言论，比如，把台湾称呼为“国家”这样与日本政府的立场相悖的话。他的“失言”有可能成为引发摩擦的因素之一。
  
二、据我所知，中国朋友们普遍对麻生保持警惕感，甚至表示反感。如今，各种网站都开始热烈探讨麻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在我看来，虽然麻生本来是所谓“对华强硬派”，但他个人或以前怎么看待中国与他未来如就任首相后怎么对待中国，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采取的措施是典型的例子：前者本来热爱中国却参拜靖国神社恶化了两国关系；后者则本来警惕中国却通过访问了中国拉近了两国关系。我们不能只根据“首相是什么样的人”来判断“首相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因此，中国不要先入为主地判断麻生太郎一定以“反华”或者“对华强硬”来巩固国内的权力基础，我们至少还需观察动态。

三、最近，与政治家、媒体等一起构成舆论的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情绪一直保持着“警惕”或“不确定”的状态。媒体围绕奥运、西藏、毒饺子等问题和现象的大量对华报道始终使得国民感到“中国是不确定，甚至危险的国家”。前几天，日本某家出版社的编辑对我说：“奥运结束后，国民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反而加强了。无论是毒饺子事件的一点点动态还是奥运开幕式上女孩子的假唱问题，都很容易成为敏感点。”在这样不确定的形势下，重视“人气”的麻生出于使自己与“低调”的福田的政策“区别”开来的目的，从刺激或煽动国民情绪的需要出发，有可能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但我认为，在政策上，麻生只能继承安倍、福田的基本路线。对于今后的日本政治家来讲，“反华”越来越难以成为巩固权力的工具，尤其是明显重视对华关系的商界对政界的压力是很大的。曾经担任过外务大臣的麻生也应该知道这一点。

四、中日关系的大方向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扭转。外交关系是具有继承性和连贯性的。对于具有邦交关系的两国来说，无论其内政如何变化，尽量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是两国理所当然的愿望，否则在国际关系上只好被边缘化。既然中日两国最高级别的政治文件中包含“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把首脑之间的互访定期化”，“中国承认日本战后的走向是和平的，日本则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和平的”等积极因素，一方的政治家就难以挑战这些大的框架。我认为，无论下一个自民党总裁或首相是谁，那位人物不太可能在与当今重要的对外合作伙伴、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上，轻易冒这一风险。

五、无论如何，日本下一首相就任期间将真正考验中日关系。众所周知，福田是典型的“对华重视派”，在他就任期间，中日关系有所稳定，有所进展。但今后的每一个首相都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即使日本执政党变换，我们也不能过分乐观。其实，民主党内对华强硬派更多。例如，小泽一郎是重视“日本骨子里的东西”，内心认为日本应该成为“普通国家”的老政治家，虽然他最近在对华关系的言论上保持“低调”，但“敢说敢为”是他的一大特点。此外，在中国人看来，日本的首相经常更换，使中国人很尴尬，不好制定长期性、比较固定的对日认识或对日战略。这是所有中日关系观察者的担忧和困惑。在我看来，这一点恰恰是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最大瓶颈，即两国如何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国情下保持稳定的关系？要明确一下，对于两国政府或人民来说，指责对方的政治体制的选择是不可行的，否则就违反了“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对两国来说，唯一的选择是，努力学会在不同的政体、国情下，力所能及保持稳定，加强交流，加深理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第三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