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一些媒体、一些政府官员和一些所谓的专家近来也在鼓吹中国动用外汇储备帮助美国救市，据2008年9月16日广州日报报道，中国银监会一位资深人士昨日表示，雷曼兄弟投行申请破产保护及美林银行被兼并，可以说美国投行的“半边天”已垮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基金应该考虑介入美国金融市场“救市”，因为在金融危机中，救别人也是救自己。

针对近日某媒体有关“刘明康在天津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可能考虑通过向美国注入流动性的方式帮美国救市”的报道，银监会新闻发言人6日发表声明，刘明康主席从未在任何场合发表上述谈话内容，上述报道纯属编造。近日，中国央行出面否认曾有2000亿美元去美国救市，这2000亿到底出去没有，投向何方，还有待于进一步探求。

一方面是有人在继续忽悠中国用外汇帮美国救市,一方面有人在辟谣，好不热闹，可谓是无风不起浪，笔者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国家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不能任由一些政府官员信口开河，影响金融市场和社会的稳定。

中国股市危机奢谈什么帮美国救市。笔者坚决反对中国动用外汇储备去华尔街救市，原因有四：

第一、虽然中国目前外汇储备已超过１．８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位，目前，全世界都盯着中国这笔巨额外汇储备。这些钱来之不易，是全国人民辛苦积累的国民财富，没有法定的程序，任何人不能擅自决定用纳税人的钱去救美国金融危机。政府救不救市，是个技术问题，如果动用纳税人的钱去美国救市是否应遵守制度安排，则是一个涉及公民权利的原则问题，至少应该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通过。

第二，次贷危机还可能越演越烈，窟窿到底有多深目前难以预测，美国金融危机还可能深化，金融机构的损失还会扩大，保守估计，要堵美国次贷危机的窟窿至少需要5万亿美元以上，中国的１．８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全部拿去美国救市也不够。因此，不能拿全国人民辛苦积累的国民财富去冒险。

第三，目前中国股市危机十分严重，不仅需要政策救市更需要大笔的资金入场救市，才能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稳定本国的资本市场不仅是稳定本国经济和社会的必须，也是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的贡献。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自身也面临着内部经济放缓的问题，中国若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就是对全球经济的最大贡献。自己的事情没办好，奢谈什么去美国救市，不是不负责任就是别有用心。

第四，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达13万亿美元之多，自身捉襟见肘、加上国内纳税人压力，决定了这笔7千亿的救市巨款不可能由美国政府、也就是美国纳税人承担太多。美国政府最终将通过出售自身所持债权，或者发放国债来为救市埋单。美国政府的救市方案通过后，其结果可能是，游说中国或者其它一些国家购买美国政府国债，美国政府用国债置换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美国金融机构或其他投资者再利用资产置换增加的资金投资于中国，这相当于中国用流动性较好的优质资产，置换了流动性较差的美国国债。换句话说，中国动用外储去美国救市如同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一个资产互换合约，用中国高成长性的资产与美国固定收益的资产互换。除非中国能够获得一个合理的固定收益率，否则中国很可能承担了巨额风险，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

温家宝总理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说，当前国际金融动荡，各国应当通力合作，迎接挑战，相信这一宣示只是应付美国人的口惠宣传，如果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必须谨慎小心。10月初，温家宝总理在广西考察时又强调指出的，“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保持经济稳定、保持金融稳定、保持资本市场稳定。一个有１３亿人口的大国长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可见中国领导人是非常清醒的。

中国目前不要被各种赞许和企盼冲昏了头脑，切勿轻易伸出援手；纵使出手，亦应像巴菲特近期入股高盛那样争取真正有利的协议，因为中国在此之前的多项投资已经损失不菲，若泥足再陷下去，只会被美国的金融漩涡缠得更深、更难自拔。

　　美国次贷危机不仅给美国也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创，令人触目惊心。次贷危机愈演愈烈，随着雷曼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海啸”来临。可以预见的是，将有更多大型金融机构在这场危机中倒下。
　　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中国境外金融投资也损失惨重。华尔街引发的“金融海啸”使得中国金融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真金白银恐怕要大幅缩水甚至化为乌有。且不论中投公司之前投资美国黑石公司的损失有多少，到目前为止，公开披露的中资银行拥有的雷曼相关资产大约有5亿美元，除此之外，据《财经》杂志报道，中资银行还持有巨额表外资产，其中包含QDII理财产品在内按全口径统计的数字达数十亿美元。华尔街危机目前尚未见底，如果其他大型美国金融机构破产，中资银行最终的整体损失还难以估计。
　　此次次贷危机，美国明显是在向世界各国转嫁矛盾、风险与损失。这中间绝不仅是有金融道德问题，而且还有国家意识在其中。通过美元，世界各国为美国背负了巨大的风险与损失，各国因此蒸发掉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而美国自己却得到了最大的利益保护。
　　美元是美国的利益代表，美国享受了一国本位币与国际本位币重叠结合的好处，即世界使用美元，美国生产美元，信用造就美元，由此美元构成了美国霸权的核心。多印美元，美国将本国的通胀转嫁到全世界，控制汇率，通过美元的升值和贬值对世界各国财富的进行掠夺，由于美元人为地定期贬值，使得各国持有的美元债务急剧缩水。而美国正是一直靠大肆对外举债、利用全球各国的财富来发展、维持自身。八九年一个轮回的美元贬值浪潮，在一涨一跌之中，将世界的财富蒸发———回落到了美国。
　　遭到次贷危机重创的世界各国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世界迫切需要构建不依赖于美国的多元化货币金融体系和公平公正的金融新秩序。此次美国金融危机造成的巨额损失应该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境外金融投资的高度风险性，美国以其美元霸权地位对世界各国财富进行掠夺的本质。今后，我们一方面要管理使用好来之不易的外汇国民财富，对外金融投资要慎之又慎，同时，要建立严格的境外投资特别是金融投资的审查制度和问责制度；另一方面，要积极致力于推进建立不依赖于美国的多元化货币金融体系和公平公正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在“纸币本位”的时代，国际货币地位的债务国比没有国际货币地位的债权国更为有利，这是美国次贷风暴给我们上的最深刻的一课。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要建立多元化的外汇储备体系，同时，要大胆地积极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业务和人民币的国际债券业务。中国需要稳定的汇率、需要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否则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就可能被操控在投机资金手上。中国目前的浮动汇率政策和人民币单向升值的现实和预期，吸引了全世界的投机者将资金投入中国市场，这些热钱既然能进，就肯定有出去的时候，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就缘于热钱的大规模撤离。中国要坚决顶住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压力，停止人民币单向的升值，想办法阻止投机者进入中国市场。这是因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是和稳定的货币价值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当人民币成为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成为世界多元化货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货币，中国人的经济命运就能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越演越烈，世界金融市场动荡，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重新恢复信心与维护稳定的艰巨任务，也面临着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情况。老的“国九条”已经不能满足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其中有些提法已经过时，有些实施条件已发生的根本变化，有些问题需要完善，有些问题需要结合构建和谐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通盘考虑。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一、“国九条”出台后的4年时间里，中国股市积极推进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国九条”意见中有的已经实施，有的正在实施、有的尚未实施、有的实施效果与原来的设想有着很大的差异，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迫切需要新的精神和理论来指导和完善。比如，如何处理好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带来的新问题，顺利实现全流通；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如何建立投资互通机制，如何进行有效的分工与监管合作；基金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如何才能承担稳定市场的重任；如何实现金融创新与市场监管的紧密结合，如何才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

二、近几年来，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资本市场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但也应看到，作为一个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在积极服务我国经济和金融改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体制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基础性建设薄弱、市场参与主体的约束机制和相互间的制衡机制不健全、市场运行缺乏有效的自我稳定和自我调节机制等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资本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为此，应把资本市场贯彻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的“国九条”指导思想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做好资本市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资本市场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以中小投资者充为本，充分保护处于弱势的中小投资者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市场各参与主体对市场的信心，保护好各方面的积极性。这方面需要有国家层面的宏观指导意见和纲领性的文件。

三、和谐社会需要和谐股市，股市波动则人心波动，股市不和谐，则社会难以和谐。大家不难想象，一个有一亿股民，涉及成千上万个家庭投资理财的资本市场，如果充斥着大量的虚假信息、内幕交易、违规欺诈、指数和个股价格的大起大落，投资者短时间暴富或者短时间损失惨重、倾家荡产，充斥着不和谐的声音，那么这个社会能和谐吗？新的“国九条”应该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指导股市的制度建设和监管，更好地使股市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

四、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一新精神，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热烈拥护。未来资本市场将成为创造财产性收入的主渠道之一，而重塑资本市场的投资功能、保持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实现“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必要条件。新的“国九条”应从改善民生角度出发，针对我国居民财富基础非常薄弱的实际，提出通过建立提高收入水平的保障机制、培育旨在拓宽财富增收途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及完善相关法律环境建设等创新举措，保持金融市场稳定，全方位推动居民财富稳定与持续增长的具体方法、步骤和措施。

五、2006年初胡锦涛同志在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的伟大战略任务。新的“国九条”应该站在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自主创新经济体系、提升中国经济全球竞争力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提出现阶段如何为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好务；如何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资本市场发展战略纳入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规划之中，与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相协调配套，为中国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应有作用，以及如何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等。

六、去年以来，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越演越烈，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新的“国九条”应该结合目前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演变及其给我们的教训和警示，重新调整和完善国家金融开放和“走出去”战略，认真反思在目前中国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体系比较脆弱的条件下，如何把握好金融开放的度与节奏，如何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如何才能保护好本国利益和金融市场的主导权；如何建立境外金融投资损失问责制，谨慎实施国际金融投资；如何尽可能减少中国外汇资产的贬值损失；如何积极推进并参与构建不依赖于美国的多元化货币金融体系和公平公正的金融秩序等。

七、新的“国九条”应该包含建立和健全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责任体系和协调机制。随着国民财富的证券化水平不断上升，政府承担金融市场体系的稳定之责应成为日常工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在传统的反通胀和反萧条两大目标之外，增加了第三大目标：维护金融市场体系的稳定，而这一目标是中国证监会一家实现部了的。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对维护金融市场体系稳定都责无旁贷，其中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外管局五个金融监管部门和国家发改委、国资委等责任重大，应建立这些部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联席工作会议制度，避免政出多门，互相矛盾。这些都需要新的“国九条”来指导规范政府各部门的工作。

     在过去的一周，牵动全球神经的美国7000亿元美元的救市方案一波三折，终于获得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但由于投资者依然担心美国金融危机的前景，国际金融市场仍持续动荡。这项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救援方案是布什政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所下的一剂“猛药”，而并非化解所有金融和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能否产生预期效果，世人将持续关注。

    实事求是地说，美国政府的救市方案只是一个急救措施，治标不治本，主要目标是防止美国金融体系走向崩溃。无论这个方案能否最终起到预期“拯救华尔街”的作用，如今美国政府已经是骑虎难下，必须为自己监管失职而导致的这场金融危机埋单。从短期来看，救市方案将提振市场信心，给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以难得的缓冲期，并给疲软的美国经济打入一针强心剂，通过救助可以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充实的资本金，进而鼓励它们继续向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缓解信贷紧缩局面，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经济仍具相当不确定性。从目前美国失业率上升、消费下降等因素看，美国经济下行风险正在显著增加，美国经济有陷入深度衰退的可能，衰退则又会给金融市场更大冲击。在这个相互依存的时代，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或缓慢增长之后，欧洲、日本会步其后尘，亚洲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

    更深层次地分析可以发现，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很可能将全球卷入另一轮新的金融危机。由于美国政府自身捉襟见肘、加上国内纳税人压力，决定了这笔巨款是用向全世界 “举新债养旧债”的老模式，这不仅是让美国纳税人而且是让全世界人民为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买单，还可以兑现其美元贬值的长远利益。面向全球发债救市，形同美国在加印钞票，有可能导致美元又一次大的扩张，通过基础货币的乘数杠杆效应，意味着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制造出十几倍于美国新发国债或财政赤字的美元流动性，这些流动性会在推进美元继续贬值的同时，也将助推石油、粮食、黄金和大宗资源产品期货价格大幅上涨，使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加剧，这对处于高通胀的世界各国来说，无疑又是一场新的灾难。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困局，在承受经济下滑风险的同时，还必须做好承受输入型通胀的潜在威胁的准备。

    从根本上来看，美国的救市计划只能对金融市场起到暂时的稳定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在拯救这次危机以后，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体系必然面临新一轮的革新。当务之急，世界各国必须要有各种应对预案，努力把自己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好，力争趋利避害，尽量避免为美国救市“埋单”，同时也应携手应对金融危机，并积极推进对现行美元霸权地位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进行改革。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5日表示，即将推出的融资融券业务将有助于市场内在价格稳定机制的形成，在现阶段不会出现一些投资者担心的大规模卖空现象。融资融券始终被市场认为是管理层下一步救市的最直接的措施，大家普遍认为这对当前股市是个大利多。笔者认为对融资融券的开放，需要理性看待，不宜过分相信它的利多效应。

对于中国股市而言，能够承担双边交易机制的工具主要包括两种：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但是，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深化，加快推出股指期货的步伐很有可能就此放缓。融资融券将不得不承担此项制度创新的重任。

短期看，融资融券对券商板块特别是龙头券商的积极作用明显。但是，基于业务资金量有限，标志性意义更大于其实质意义。

融资融券的业务的具体操作是，融资给客户是让客户买股票，是做多；而融券给客户明显是让客户卖票，是做空。在全球市场动荡，国际国内经济前景不明朗和目前市场全面看淡后市的情况下，融券反而会加大市场的做空动力，引发暴跌；而券商在明知道市场要下跌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把股票借给客户做空，让客户赚钱而自己承担损失，融券的手续费肯定会远远小于股票下跌带来的损失。即使融资给客户，客户也不可能大胆买票，再说，此时客户也未必愿意融资。

而目前，全球股市一片风声鹤唳，各国政府都加大了救市的力度，其中都有一条，就是严禁众多股票的卖空行为。因此，在整个股市的基本面没有大为改观的情况下，推出融资融券，可能反而会成为利空。或成为加剧市场动荡和个股股价大幅度涨跌的诱因之一。

    一、从短期看，七千亿美元的救市方案通过对A股来说是中性偏多。可以舒缓一下投资者的紧张情绪，避免国际股市动荡对A股不利影响。但是，也不要指望A股会因为七千多亿美元的救市方案通过而大涨，毕竟七千亿美元是美国救市而不是投到中国来救A股。中国A股相对比较封闭，目前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走势关联度不大，过去的10个多月来，美股跌，A股跌，美股涨，A股也跌，美股跌去25%，A股跌去了近70%。这充分说明，A股有A股的问题，A股的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即便是美股走好，A股还可能持续下跌。

     二、从长期看，七千亿美元的救市方案的实施，有可能带来美元的持续贬值和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加剧，从而加剧全球经济的进一步通缩，这无疑会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也会对A股长期走势产生不利影响。

      三、美国七千多亿美元的救市方案通过给中国政府救A股市场不仅做出了榜样，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论美国金融救援计划本身的是与非，一周两次投票，否决了立马修改，立马拿出新方案再次表决，可见美国政府、国会效率之高，决策之快，决心之大，值得中国政府好好学习借鉴。稳定本国的金融市场不仅是稳定本国经济和社会的必须，也是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的贡献，在当前国际救市浪潮和压力及榜样的背景下，相信中国政府今后的救市力度和速度不会小，这无疑对A股的稳定是非常有利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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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严峻的金融形势，美国政府、两党领袖和两党总统候选人都希望法案能重新包装并尽快通过，以稳定全球金融市场。有关各方或许最终会在救市计划上达成共识，因为他们都明白，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严峻，救市刻不容缓。全球市场近几天的反应可能会对美国国会是否通过救市计划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该项巨额救市方案最终获得国会通过，从短期来看，将极大提振市场信心，给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以难得的缓冲期，并给疲软的美国经济打入一针强心剂。但从根本上看，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并不能改善其经济基本面，也不能扭转美国模式金融资本主义走向末路的趋势，只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到修补破裂的金融泡沫上去，造成危机缓和假象，但这种假象不可能长久。这乃是7000亿美元救市的效果不应高估的原因。

     更深层次地分析可以发现，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很可能将全球卷入另一轮新的金融危机。因为美国巨额救市方案是用向全世界 “举新债养旧债”的老模式，这不仅让美国纳税人而且是让全世界人民为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买单，还可以兑现其美元贬值的长远利益。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目前难以撼动，面向全球发债救市，形同美国在加印钞票，有可能导致美元又一次大的扩张，通过基础货币的乘数杠杆效应，意味着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制造出十几倍于美国新发国债或财政赤字的美元流动性，这些流动性会在推进美元继续贬值的同时，也将助推石油、粮食、黄金和大宗资源产品期货价格大幅上涨，使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加剧，这对处于高通胀的世界各国来说，无疑又是一场新的灾难。

     总之，无论美国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通过与否，都会对世界经济的某一个方面带来有利或不利影响。当务之急，世界各国必须要有各种应对预案，努力把自己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好，不能简单地随美国起舞，力争趋利避害，尽量避免为美国救市“埋单”，同时也应携手应对金融危机，并积极推进对现行美元霸权地位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进行改革。

   注:本文是9月30日应某官方媒体之约写的短评,考虑到节日休刊和美国救市计划是否通过尚不明朗，而没有及时刊发。这几天国际金融形势变化非常之快，看来原文章可能需要大的修改才能在节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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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益于当时严格的外汇管制，中国有幸避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但能否再次幸运躲过正在上演的华尔街风暴呢?一直以来的金融业审慎开放或是仙丹妙药。

目前中资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方面走得“比较慢”，因此面对此次的危机，中国金融业人士正暗自庆幸。

17日晚，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指出，幸好是在此时爆发了次贷危机，若再晚一两年，很可能问题会更多，“因为这几年中国开放步伐很快”。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对于正一直将成熟的美国市场视为学习榜样的中国而言，经历此次风暴的洗礼后，或许有必要好好反思。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前在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提出，新兴市场必须反思，在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体系比较脆弱的条件下，如何把握好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的度与节奏，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市场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

撰写上述评论的作者、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石建勋，其研究领域包括涉及经济及资本市场与金融创新等多个方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公司金融教授朱武祥也总结了自己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今后不能再一味迷信外资银行。

这类反思令海外投行担心，此次金融危机或令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更加审慎考虑金融创新和开放步伐。

“中国决策层将极有可能出于对外资投行风险控制能力的担忧而放缓金融市场对外资开放的步伐。”一位国际投行内部人士不无忧虑。

可作证的是，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最近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杂志上明言，今后对外资参股中资金融机构股权比例不应进一步放开，以保持国家对重点国有企业的绝对控制力。

除了“引进来”，对于“走出去”，不少人预计，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导致避险意愿上升，出于自身资产风险的考虑，不管是通过国有银行或是主权财富基金，中国都不太可能参与美国金融服务业的“重新洗牌”。

“中国的重点仍是国内市场。只有国内市场完善之后，中国才可考虑拓展海外市场。”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庄健如是判断。

但硬币从来都有两面。可闻的更高层的声音让陷入困境的海外金融机构看到了希望。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周三谈及美国次贷危机时指出，对中国来说，现在最缺的是金融创新，不能因噎废食，对金融衍生产品说不。

在这位前央行副行长看来，“中国需要一轮新的金融改革，以摆脱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依赖”，首务即是放松金融管制、发展民间金融。

周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美接受采访时已明确表示，面对全球市场动荡，中美需要保持紧密经济联系。不少学者也相信，次贷危机将让中国认真考虑“开放”的步伐，但金融改革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雷曼公司宣布破产或许将催生“金融新秩序”的建立，世界迫切需要构建不依赖于美国的多元化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及公平公正的金融秩序。”前述《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石建勋的话发人深思。

对于中国股市而言，能够承担双边交易机制的工具主要包括两种：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但是，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深化，加快推出股指期货的步伐很有可能就此放缓。融资融券将不得不承担此项制度创新的重任。

短期看，融资融券对券商板块特别是龙头券商的积极作用明显。但是，基于业务资金量有限，标志性意义更大于其实质意义。

融资融券的业务的具体操作是，融资给客户是让客户买股票，是做多；而融券给客户明显是让客户卖票，是做空。在全球市场动荡，国际国内经济前景不明朗和目前市场全面看淡后市的情况下，融券反而会加大市场的做空动力，引发暴跌；而券商在明知道市场要下跌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把股票借给客户做空，让客户赚钱而自己承担损失，融券的手续费肯定会远远小于股票下跌带来的损失。即使融资给客户，客户也不可能大胆买票，再说，此时客户也未必愿意融资。

而目前，全球股市一片风声鹤唳，各国政府都加大了救市的力度，其中都有一条，就是严禁众多股票的卖空行为。因此，在整个股市的基本面没有大为改观的情况下，推出融资融券，可能反而会成为利空。或成为加剧市场动荡和个股股价大幅度涨跌的诱因之一。

普通投资者应对融资融券应该有个理性的认识，要控制好个人投资风险，在市场发展和个股趋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不要头脑发热，盲目的做融资融券，以免给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

除此之外，截至7月份，我国共持有美国国债5178亿美元，为第二大持有国。事实上，在我国拥有巨额以美元计资产的外汇储备情况下，我国的投资方向似乎已被美元“绑架”。当下的情况是所有以美元计价的投资产品都存在贬值风险，或者已经踏上贬值之路，几乎每天都在损失，如何管理好数以万计的美元资产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华尔街引发的金融海啸使得中国金融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真金白银”恐怕要大幅缩水甚至化为乌有。且不论中投公司之前投资美国黑石公司的损失有多少，到目前为止，公开披露的中资银行拥有的雷曼相关资产大约有5亿美元，除此致外，据《财经》杂志报道，除了已发布公告的五家中资上市银行自有的约5亿美元雷曼相关资产外，中资银行还持有巨额表外资产，整个中资银行体系包含QDII理财产品在内按全口径统计的数字达数十亿美元。如今华尔街负面消息不断，危机未见底，如果其他大型美国金融机构破产，中资银行还持有其他机构的债券，最终的整体损失还难以估计。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人民生活改善的各方面都需要资金，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造成的巨额损失应该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境外金融投资的高度风险性，美国以其美元霸权地位对世界各国财富进行掠夺的本质，掌握金融定价权和话语权是何等重要。

中国目前主要是被动承担汇率变化所造成的资产价值损失，而不是通过“估算效应”主动对国际资产头寸进行管理。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国际资产的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另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币在国际收支付体系中的地位相对弱势。今后，如何管理使用好来之不易的外汇国民财富，使其损失降到到最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一方面，对外的投资要更多地倾向于购买我国缺乏的石油、矿产等战略性资源，对外金融投资要慎之又慎，同时，要建立严格的境外投资特别是金融投资的审查制度和问责制度；另一方面，要把有限的财富积累用到急需的国内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要建立多元化的外汇储备体系，并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业务和人民币的国际债券业务，要坚决顶住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压力，停止人民币单向的升值。中国需要稳定的汇率、需要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否则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就可能会操控在投机资金手上，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积累的国民财富就会不断的贬值。

路透北京9月17日电---《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周三发表特约评论员石建勋教授的评论指出，目前的“金融海啸”让世界各国意识到，必须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建立起“金融新秩序”。

评论称，雷曼兄弟公司(LEH.P: 行情)破产等一系列华尔街“金融地震”“正在引发更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海啸’”。

该文章的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石建勋。他写道：“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暴露出美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巨大漏洞。”

“世界迫切需要构建不依赖于美国的多元化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及公平公正的金融秩序。”本周早些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六年来首次降低贷款利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旨在保持经济增长，挽救股市颓势。

但周二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表示，面对全球市场动荡，中国和美国需要保持紧密经济联系。

2005年7月起，中国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不再单一盯紧美元汇率。但人民币币值和中国的外贸依然受美元影响很大。

《人民日报》评论还指出，中国必须积极应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并称目前的这场“金融海啸”给人们带来的冲击让人联想到19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

“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不但会在全球金融界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完）

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市场连锁反应。随着信贷破产，全球资金链也将绷紧，势必将令经济失血。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美国金融市场连锁反应，迅速招来全球很多市场的救市之举。

除了美联储向市场注入资金外，9月15日和16日，欧元区、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瑞士等多个央行也连续采取注资措施。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央行过去两天累计注资超过3000亿美元，主要途径包括回购和拍卖等。

全球通货紧缩即将到来

各国的紧急行为表明了市场的忧虑。

“相信雷曼不是这一轮次贷危机最大的牺牲者，也不是最后一个牺牲者。”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员陶冬向《国际先驱导报》指出，雷曼危机是次贷危机的又一轮冲击波，由于美国政府决定不为雷曼担保，相信雷曼不是最后一个陷入危机的金融企业。

陶冬认为，新的一轮信贷紧缩已经开始而且会越演越烈，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振荡，也会导致欧美各地信用环境的进一步紧缩，势必会加深全球经济调整的深度，是雷曼危机的最大影响。

瑞士银行投行部门分析师格莱恩·绍尔也表示，在这场风波的震荡下，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会努力控制风险、留住资本，使资本市场上无钱可借。随着信贷破产，全球资金链也将绷紧，势必将令经济失血。

瑞士银行经济顾问乔治·麦格努斯甚至预言，全球通货紧缩即将到来。“债务违约和资产价格下滑互相呼应，已经构成恶性循环，从而为经济带来非常非常强烈的负面影响。原本应该带动信用扩张、促进经济成长的银行业显然首当其冲。”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副主席陈庆炎则担心，全球经济未来数年可能会步日本后尘，陷入长期停滞。他表示，信贷危机造成失业率上升，欧美国家可能会重提保护主义政策，从而给全球化经济造成严重破坏。

 全球经济衰退尚未可知

 市场的另外一个担忧是美国金融风暴会使其陷入衰退，进而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

 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戴道华指出，作为全球主要的货品输入国，美国经济不景气，将减少对货品进口的需求，除了拖低全球经济增长，势将打击亚洲出口型经济体。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石建勋也认为，雷曼兄弟宣布破产，还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因为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全球一体化，美国的消费能力、货币汇率会直接影响到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地的国家的经济成长、就业等。

而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机会很高，美国政府、联储局及财政部很明显在吸取上世纪３０年代“经济大萧条”教训，通过降息增加市场流动资金来抗衡。

但雷鼎鸣认为全球经济会否陷入衰退，仍是未知之数。他解释，在历史上过去的七次大股灾中，仅有四次在之后出现经济衰退现象。主要因为股灾使资产价格大幅下挫，当人们普遍觉得财富减少时，反而会加倍努力工作，令国家经济向上。

或将催生金融新秩序

“美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在于，美国是在主动调整，而其他国家是被动接应。”北京大学中国金融衍生品研修院特邀研究员谭雅玲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石建勋指出，世界金融业过去10年间的高增长率主要由两部发动机驱使：廉价信贷和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一直是美国的长项，“次级贷款打包”、“次级债券”等都是美国的发明。在美国政府主权信用的担保下，全世界投资者都进入了美国的次级债市场，为美国房市提供了繁荣的动力。次贷危机最终爆发，美国把风险分摊给世界，各国因此蒸发掉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而美国自己却得到了最大的利益保护。

    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美林被贱卖，美国国际集团（AIG）被美联储救助，从而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巨大的震荡，这或许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海啸”的来临。为了阻止金融海啸升级，迫使欧美央行及其他国家央行紧急推出稳定市场措施，增加向银行体系注资。

    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海啸，以及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性救市行动的效果，及其对世界和中国经济的深刻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评估，但它带给我们的教训和警示是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金融市场不可能实行完全的自由化。上世纪初，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发展步入黄金期，市场万能主义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对金融自由主义的盲目崇拜最终酿成了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危机。1933年，美国吸取“大危机”的教训，暂时抛弃了自由主义的盲目信条，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建立了现代金融业分业经营的防火墙。二战后美国几次大的金融危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分业经营形成的防火墙对防范危机扩散和开展救助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但是，198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在全球再次蓬勃兴起。在“金融自由化”的旗帜下，各国纷纷拆除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之间的防火墙，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投资银行的证券业务在“发起-分销”等新商业模式下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如果这一模式的某一方面出现问题，融资功能完全丧失，整个经济体系都陷入危机，难以自拔，本轮次贷危机的演变过程正是金融自由化及混业经营的恶果。由此给我们的教训和警示是，我们必须反思目前我国正在推行的金融企业混业经营带来的风险控制问题，我们必须坚决反对那些食洋不化的所谓“市场自由主义者”鼓吹并推行的金融市场完全自由化的理念和及其做法。

    第二，“金融创新”要与金融监管同步。世界金融业过去10年间的高增长率主要由两部发动机驱使:廉价信贷和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一直是美国的长项。“次级贷款打包”、“次级债券”等都是美国的发明。在美国政府主权信用的担保下，全世界投资者都被“忽悠”进了美国通过金融创新设立的次级债市场，为美国房市提供了繁荣的动力。“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既孕育着机会，又意味着超高风险与之共存。华尔街金融海啸给我们的教训和警示是，金融衍生品是国际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能为了金融创新而创新，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创新产品，更不能仅仅是为了满足大金融机构的赢利需要而创新，创新要更多地考虑中小投资者可接受、可操作、可控风险的需要。在发明、运用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之后，金融监管应立即随之跟上。

    第三，金融市场开放要更加的谨慎。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高度发展的当今世界，钱与普通商品不同的是，钱具有高度的流动性。通过计算机系统的瞬间操作，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交易就可以完成。随着中国开放的日益深化与扩大，金融领域受国际金融负面影响的传染机率大大提升。作为新兴加转轨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还有待健全，监管层管理金融市场的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金融企业国际化的经营能力还不强，在这样的条件下，金融市场的开放速度、开放程度必须与我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相匹配，与自己的市场发育程度相匹配，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自己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否则，只会陷入“全球化的陷阱”。

    过去两年，美国政府应华尔街的要求在各种场合不断敦促中国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帮助我们看到了华尔街的本来面目，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要太快地实现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在监管制度不完善，会计制度不成熟，客户透明度不够高的情况下，过快地实现金融自由化，是很危险的。金融开放不能忘了保护自己，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有必要，但国际化不等于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对于一个金融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设置相应的市场准入很有必要，对试图进入本国市场的金融业务进行区分，加以限制，这不是封闭市场，而是必要的自我保护，也可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四，管理好国民财富，对外金融投资要慎之又慎。截至7月份，我国共持有美国国债5178亿美元，为第二大持有国。事实上，在我国拥有巨额以美元计资产的外汇储备情况下，我国的投资方向似乎已被美元“绑架”。当下的情况是，所有以美元计价的投资产品都存在贬值风险，或者已经踏上贬值之路，几乎每天都在损失，如何管理好数以万计的美元资产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除此之外，华尔街引发的金融海啸使得中国金融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真金白银”恐怕要大幅缩水甚至化为乌有。且不论中投公司之前投资美国黑石公司的损失有多少，到目前为止，公开披露的中资银行拥有的雷曼相关资产大约有5亿美元，除此致外，据《财经》杂志报道，中资银行还持有巨额表外资产，其中包含QDII理财产品在内按全口径统计的数字达数十亿美元。如今华尔街危机尚未见底，如果其他大型美国金融机构破产，中资银行最终的整体损失还难以估计。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人民生活改善的各方面都需要资金，此次美国金融危机造成的巨额损失应该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境外金融投资的高度风险性，美国以其美元霸权地位对世界各国财富进行掠夺的本质。今后，我们要管理使用好来之不易的外汇国民财富，一方面，对外的投资要更多地倾向于购买我国缺乏的石油、矿产等战略性资源，对外金融投资要慎之又慎，同时，要建立严格的境外投资特别是金融投资的审查制度和问责制度；另一方面，要把有限的财富积累用到急需的国内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要建立多元化的外汇储备体系，并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结算业务和人民币的国际债券业务，要坚决顶住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压力，停止人民币单向的升值。中国需要稳定的汇率、需要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否则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就可能会操控在投机资金手上，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积累的国民财富就会不断的贬值。

    第五，政府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方面要及时作为。保持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责无旁贷的职责。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完全的市场自我调节在应对危机时失灵的现象越来越多、层出不穷。在发达国家里，政府加深干预正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经济爱国主义”浪潮有所抬头，甚至超越了“自由市场”这一纯粹的概念。反而是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盲目崇拜，食洋不化、照抄照搬所谓的市场化原则，“政府减少干预，让市场自我调节”占据主流，其恶果在一些国家已经显现。

    去年以来，面对此次次级债危机的突袭，向来自称是市场经济规则捍卫者的美国政府却几乎毫不犹豫地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高调出手向市场投放货币，包括承担挽救倒闭金融机构的债务负担，稳定市场的信心。9月18日，美联储(Fed)与英格兰银行、欧盟银行、加拿大银行、日本银行及瑞士国家银行达成共同协议，表示Fed将以隔夜拆借和短期贷款方式向全球各大央行提供1800亿美元资金，从而保证这些央行能向各自的商业银行提供短期美元贷款。除上述涉及到与Fed签订共同协议的数间央行外，包括中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韩国等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亦开始了向金融系统注资的“救市总动员”。

    这充分说明，世界上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当一个市场需要运用政府的行政资源来强行扭转市场运行轨迹的时候，总是这个市场出现了严重问题，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已经很难疗治市场的创伤，因此政府必须及时有效的进行干预。华尔街金融海啸用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不能过分相信“放任的自由经济”的“隐形之手”，即使是在市场高度发达、市场主体高度成熟的美英等国家，市场机制依然存有巨大漏洞。在当前全球金融动荡和自身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的内外环境条件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要重视对金融市场安全稳定运行监控、干预和救助。中国政府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政策有助于资本市场重新恢复信心，以避免股市动荡对整个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的伤害。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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