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有位波斯国王酷爱吃葡萄，又很小气，担心别人偷嘴吃，便将葡萄藏在一个大陶罐里，还自作聪明地标上了“有毒”的字样。不料，他的妃子染上了轻生的念头，放肆地喝光了陶罐内“有毒”的液体。刚啜了一小口，她就眼前一亮，惊呼“好滋味”，于是，连连畅饮，不能自已。那个幸运的女人自杀未遂，反而尝到了“天下鲜”——人类第一坛葡萄酒啊，真是造化不浅。此后，国王颁布诏旨，举国征集成熟的葡萄，然后榨汁发酵，酿制美酒。威严的宫廷随即变成了华丽的酿酒作坊，袅袅的酒香飘荡在水草丰美的西亚高原上……（下图：古代波斯石雕，描绘了饮酒的场面）

葡萄摘下来了，要酿成美酒却辗转了几千年。考古学家们含糊地认定，第一杯原始的葡萄酒，至少已有6000岁了。在伊朗的格登特比，曾挖出一件波斯时代的老古董，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的两耳细颈酒罐。刮下罐壁上红色斑痕仔细化验，居然查出了单宁和酒石酸，这可是葡萄酒里的天然物质啊。换句话说，早于古波斯时代，亚洲人就可以推杯换盏，大饱口福了。不过，这种笼统的推测，仍未揭开葡萄酿酒的确凿时间表。有人说，酿酒起源于古埃及、古希腊，也有人说，滥觞于希腊的克里特岛，甚至把大胆的假设推到了一万年前。（下图：声名显赫的顶级红酒）

酒香如缕，穿越时空，传播的“路线图”大致如此：以色列、叙利亚、小亚细亚等阿拉伯国家。由于伊斯兰教遵从“禁酒律”，这个地区酿酒业的日子并不兴隆，还几乎被斩草除根。随着旅行家的足迹和征服者的铁蹄，葡萄的种植与酿造技术从小亚细亚传入埃及，在到达希腊及其诸海岛之前，暂泊希腊的克里特岛，后转道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利比亚和意大利，经海上航线，在法国东南的瓦尔省以及西班牙沿海地区登陆；与此同时，陆路传播也势如破竹，茁壮的葡萄藤沿曲折的多瑙河河谷，钻进了中欧诸国。
    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人就已经掌握了相当完备的葡萄种植与酿酒技术，在很多金字塔内，常常会见到这一题材的巨大壁画。幸好，欧洲是基督教的地盘儿，教徒们把面包和葡萄酒称作“肉和血”，色泽鲜艳的葡萄酒生正逢时，随即风靡各地。号称“葡萄酒湖泊”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应声长起了成片成片的葡萄园，当教会和僧侣迫不得已地出让了酿造葡萄酒的特权，坊间的酒庄就成了雨后春笋，他们精心地侍弄自家的橡木桶，开始缔造一轮接一轮的葡萄酒神话。
    几乎每座酒庄都这么干：采摘葡萄、去梗碎皮、一次发酵、榨汁提纯、二次发酵、除渣沉淀，随后，灌入橡木桶，末了，推进幽暗的酒窖里，恒温、恒湿、避光、避振，从容地平躺着。阳光雨露、明月清风，已成隔世；金属撞击、人声嘈杂，也化作了过眼云烟。静静地睡去，任由时间的细流从枕畔滑过……法国的酿酒师都拥有这种诗意的情怀。他们认为：酒窖如书斋，里面驻满了不同气质、不同风貌的灵魂，天下很难找到第二份了。（下图：法国是酿造红酒的胜地，那里遍布优质的酒庄和酒窖）

年轻的酒，陈在新箍的橡木桶里，它们以神秘的力量圆熟着。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以及桃红葡萄酒，都默默地改变着自己的颜色，女大十八变，只要不脱离橡木桶，那些奇妙而细微的变化便一刻也不停息。红酒，最早是鲜紫色、橘红色，装瓶时就转为了浅淡的褐红。白酒，初带嫩绿色，陈年之后，则偏重为稻草黄。至于酒的气味与口感怎样脱胎换骨就不是语言所能涵盖的了。三年以上的窖藏，使每种酒的感觉都捉摸不定，人们只能小心翼翼地咂摸，并助每一颗经验丰富的味蕾来悉心辨别。
    橡木桶是酝酿新酒的“子宫”，却无法充当永久的保险箱。葡萄酒从不套用“越陈越香”的教条。白酒两年，红酒三年，即可开封。威士忌、白兰地之类，可再陈一些时候，除非特殊品种，否则极少像中国绍兴的“状元红”和“女儿红”那样，窖藏二三十年。并非每瓶葡萄酒都可供收藏，大多数的寿命只有区区五年，之后便失去精华。有时，品酒师惊讶答发现，一只尘封多年的橡木桶神秘地“掏空”了，这就是民间所谓的“仙女飞升”。碰不到有缘人，酒便悄然离去。不等待，也不张扬，很有性格吧？
    风干三年而制成的橡木桶，又和葡萄酒共同浸润了三年，它们的气息优雅地融合在一起。就在开启木桶、灌注玻璃瓶时，所有的酒都长大了。

听过《杨家将》的人，一定非常熟悉萧太后。辽国这位实际上的“女皇”，始终是北宋的心腹大患和政治对手。萧太后，即辽景宗的“睿知皇后”——萧绰，小名叫燕燕。这位美丽的契丹少女，16岁就嫁给22岁的辽景宗当皇后，她给皇帝出了很多好主意。契丹族，有女人当家的传统，13年之后，体弱多病的辽景宗，临终前，把朝廷大权交给了自己的老婆，希望萧燕燕和年幼的儿子，一起执政。（下图：传说中的契丹美女——萧燕燕）

萧燕燕是个很有城府的女政治家，她利用复杂的权力格局，控制住了局面，而且，亲自上阵，和赵宋打了几场漂亮的交手仗。时人与后辈，都对这个神秘的女人格外关注。元版《辽史》的评价很简单，书中说：“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宋人的《契丹国志》便有了人身攻击的火药味儿，叶隆礼在《景宗萧皇后传》里指责道：“（萧后）好华仪而性无检束。”“后天性忮忍，阴毒嗜杀，神机智略，善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这叫什么话？残忍、嫉妒、放荡、嗜杀……一大串贬义词，恨不得把萧绰糟踏成“女阎王”。败坏声誉，无非靠两种借口：一曰财，一曰色。寡妇门前，是非一箩筐。萧绰的私生活，难免在人们舌尖上滚来滚去。
    《辽史·耶律隆运列传》记载：“耶律隆运，本姓韩，名德让……统和十九年，赐名德昌；二十二年，赐姓耶律；二十八年，复赐名隆运。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似乎辽国的荣誉、地位，都落到了一人头上，究竟为什么呢？原来，这位赤胆忠心、功勋卓著的汉臣，与辽国皇室，私交极深。
    有一条未必靠谱的“花边新闻”：萧绰曾少女时代，许配韩德让。可惜，还没结婚，就被老爹送进皇宫，做了耶律贤的媳妇儿。虽说耶律贤夭亡，萧绰还是如花似玉、妩媚多情，她决定重新旧好，回到韩德让身边——这也是契丹风俗允许的。萧绰对韩德让说：“我曾许嫁于你，愿谐旧好。大辽皇帝，也就是你的儿子。”（下图：辽国陵墓壁画——契丹贵族打马球。萧太后曾因情夫韩德让，被马球比赛对手击中坠马，而杀人）

太后当然不做“二奶”，萧绰亲手毁了韩德让温暖的小家庭。据野史记载：“萧氏与韩私通，遣人缢杀其妻。”此后，俩人“入居帐中，同卧起如夫妻，共案而食。”苏辙的《龙川别志》，收录着澶州议和期间，宋朝使者的所见所闻：“见虏母（萧太后）于军中，与蕃将韩德让偶坐驼车上，坐利用于车下，馈之食，共议和事。”最起码，这对高贵的男女，异常亲密，甚至超越了普通的君臣礼仪。那么，究竟他俩有没有夫妻之实？谁也拿不出铁证，只能姑枉一说、姑枉一听。
    《辽史》多少透露过一点蛛丝马迹：在一次马球比赛中，韩德让被贵族胡里室误撞坠马。萧太后立刻勃然大怒，当场宰了那个蠢货。本来只是赛球，磕磕碰碰，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伤害了韩德让，就等于碰破了萧太后的眼珠子。仔细品味，两人之间，确乎又极不寻常。
    抛开儿女私情，韩德让把毕生心血献给了大辽。《耶律隆运列传》交代他的人生结局：“从伐高丽还，得末疾。帝与后临视医药。薨，年七十一。赠尚书令，谥文忠，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年逾古稀，还跑到高丽去打仗，真不容易！韩德让目光游移地躺在病榻上，皇帝、太后，都亲自赶来看望他。今生今世能有这份情意，足够了。
    最值得玩味的是“建庙乾陵侧”。乾陵，即萧太后的长眠之地，准许韩德让一侧相陪，哀荣无限呀！
    统合二十七年十一月，57岁的萧绰正式退休。儿子大了，足以驾御这个国家。自己老了，也该过几天消停日子。孰料，一个月后，她竟意外地死在出游的路上。太后驾崩，那个杨柳细腰、明眸善睐的萧燕燕，再也回不来了。她先行一步，默默地躺进了沉寂的乾陵。又过了一年多，陵墓一侧多了个伴儿——韩德让将永远守在燕燕身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的供给制度各不相同：英国士兵喝茶，法军和美军则离不开方糖和咖啡。曾亲历二战的中国作家萧乾在著述中说得非常详细。物资供应捉襟见肘的时候，美军只能给士兵每天一杯咖啡，而罗斯福总统却当着记者的面露出了马脚，他说，喝咖啡是一种人生享受，自己早晚都要各饮一杯。刁钻的记者抓住了总统的小辫子，当场追问第二杯咖啡从何而来，狡猾的罗斯福随即做了个“脑筋急转弯”，答道：“晚上那杯，是把早晨的咖啡渣儿再煮一遍。”没想到，一杯咖啡竟然牵扯到政治问题。（下图：咖啡的香气，弥漫在西方）

林语堂说：“英国人用太阳伞和下午茶征服了印度”，那么，咖啡则用独特的浓香与苦涩征服了西方世界，多少人就是为了一杯热咖啡而活着。
    “只要有咖啡做伴，就是一辈子不娶媳妇儿我也心甘情愿。”说这话的人是狂人梵·高。那个拿画笔油彩当命的疯子果然打了几十年光棍儿，当他还是画坛上的无名小卒时，就曾经靠着塞纳河，租了咖啡馆的二层阁楼栖身。入夜之后，楼下的店里灯烛辉煌，笑容可拘的侍者托着闪闪发光的银盘，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和甜点，穿梭往来。那些打领结、叼烟斗的客人们谈笑风生，好不快活。梵·高心里痒痒。他觊觎一杯香浓的热咖啡，惜乎自己是个“京漂子”，谁也不肯为两幅画儿招待他一顿饱饭，屈辱啊。梵·高只能跟自己较劲儿：“等着吧！有朝一日，我要在这家咖啡馆里举办个人画展！”
    当然，梵·高的《向日葵》拍卖到几百万美元已经是他死后多年的事儿了，这位老兄在世之日，倒了一辈子霉，没钱，有病，靠弟弟的接济混日子，大概，只有捧来热咖啡的时候，他才会像个快活的孩子那样眉开眼笑，垂涎欲滴。（下图：咖啡是巴尔扎克的血液。他的书桌上，不能没有咖啡杯）

中国诗人李白把烈性酒当命，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则拿咖啡当命，这个著名的“工作狂”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能赶出30多页稿子，靠什么来维持呢？咖啡。他说：“一旦咖啡流进肠胃，我全身就开始战斗了。”话虽激昂，这个急功近利的“短命鬼”也着实吃了暴饮的大亏，带有刺激性的咖啡不但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还摧毁了心脏。刚刚45岁，巴尔扎克就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症，咖啡对于他简直成了白开水，不起任何反应，他周身麻木，再也兴奋不起来了。熬到51岁时，巴尔扎克一天还能喝30杯，他曾摇着脑袋苦笑：“《人间喜剧》已经消耗了一万五千杯咖啡，差不多喝到三万杯的时候，我也就该完蛋了。”
    “死了也喝！”如此忠贞的迷恋，还不算天大的缘分吗？与其说咖啡塑造了巴尔扎克，还不如说巴尔扎克改造了咖啡，他使充满浮华的巴黎，增添了一缕苦涩、苍凉的味道。明朝人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性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名家说话，内外都是理，巴尔扎克的咖啡瘾没有招致嘲笑，反倒增添了几分名士风度。其实，上瘾的不惟巴尔扎克自己，还有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尤其上瘾的是意大利人，据说，他们一起床就开始喝，从晨曦初上喝到满天星斗……一口一口不紧不慢地品味着，很难说清，他们是在品液态的生命还是流动的趣味。
    自从塞纳河边煮熟了第一杯咖啡，左岸林立的馆舍里就变换着杯盏里的味道，今天加白糖、牛奶，明天换柠檬、香橙，后天又和威士忌搀和到一起。其实，巴黎咖啡的魅力还在于添加了文学、艺术乃至哲学的点滴智慧，几个世纪的人文精华融注在玲珑剔透的咖啡杯里，芬芳四溢、回旋流转……

南唐后主李煜，真是艳福不浅。小周后、大周后都是钱塘人——亲姐儿俩，先后做了他的“枕边人”。姐姐叫周蔷，小字“娥皇”。妹妹叫周薇，小字女英。巧极了，上古的尧帝，也有两个女儿：长女“娥皇”，次女“女英”，姐妹俩一块儿嫁给了尧的接班人——舜。大、小周后并没有“共侍一夫”的经历，她们和李煜成亲，是前后脚儿。（下图：才色俱佳的小周后——周薇）

大周后先嫁入了深宫，她跟李煜非常恩爱；可惜，周蔷身体不太好，一卧病，就招娘家人进宫照料。就这样，周薇跟着父兄探望姐姐来了。“姐夫”注意她时，周薇刚刚15岁，就像一朵娇艳欲滴的鲜花，含苞待放。马令在《南唐书·昭惠后传》中说，周薇“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静”。想必，小姨子未必有心，大姐夫早已属意。这个比周薇大14岁的男人，既是词中高手，也是风月行家。
    《新五代史》详细交代过李煜（937—978年）的出身。南唐是个短命朝廷，三位君主，拢共维持了39年。严格说来，南唐属于附庸政权，先自去帝号，又不敢扩张。从第二代李璟开始，为了避免触怒强邻，只能自称“国主”。“后主”李煜即李璟的第六个儿子，名从嘉，字重光。他24岁即位，当了15年皇帝。史书上说：“（李煜）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可是，长相奇特，也无法兑换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李煜作为儿子孝顺、随和，作为国君优柔、多疑，更多时候，倒像个放荡不羁的“愤青”：“性骄侈，好声色，喜浮屠，为高谈，不恤政事。”和所有文人雅士一样，他迷恋辞赋、笙箫、醇酒、美色……普通人尚且乐此不疲，何况一国之君？（下图：南唐后主——李煜，虽然治国无方，却是“词家皇帝”）

喜欢吃喝玩乐的李后主最舍得在诗词和女人身上下功夫。早在大周后沉疴在床时，他就开始惦记如花似玉的小姨子了。情窦初开的少女，很难抵挡这位风月老手的攻势，再说，李煜是大权在握的君主，又是妙笔生花的才子，喜欢还来不及呢，哪能轻慢、拒绝？于是，触发了一场满城风雨的“后宫丑闻”。
    南宋诗人陆游，曾以史家笔调著成《南唐书》。北宋以后，撰写这部断代史的人多达六家，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位：胡恢、马令和陆游。清朝出版的《四库总目提要》以苛责著称，对陆游却高看一眼，称赞他十八卷本的《南唐书》“简核有法”。《南唐书·昭惠传》记述了周薇“替补”周蔷的内幕，那简直是一篇精彩、离奇的小说。
    李煜是位高产词人，每有新作，便迅速传出宫廷，流布坊间，成为当年的流行歌曲。忽然，宫廷内外唱红了一首《菩萨蛮》，绘声绘色地描写少女如何偷情、怎样约会。这种“黄色小调”怎会出自君王之手呢？大周后刚拿到歌词，便微簇蛾眉，细细地揣摩。很显然，词风就是李煜的；可是，他为何突发奇想，把小姑娘那点儿私事儿写得惟妙惟肖哩？“穴空风自来”，莫非，这首小词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下图：《韩熙载夜宴图》再现了声色犬马的南唐上层生活）

那首《菩萨蛮》的确很“浪”，也只有李煜知道，歌词背后，藏着一张怎样妩媚的笑脸：“明月暗飞轻舞，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其实，词中这个“手提金缕鞋”、蹑手蹑脚跑出来幽会的小姑娘，正是周蔷的亲妹妹——周薇。李煜居然在老婆的眼皮底下瞒天过海，悄默声地跟小姨子好上了。
    陆游的《昭惠传》披露了事发细节：周蔷病了，并没叫娘家人伺候。想不到，她竟鬼使神差地撞见了周薇——这就怪了！妹妹进宫探视，自己为什么事先不知道？姐姐满腹狐疑，便不动声色地问妹妹：“你什么时候来的？”周薇原本是李煜私下叫来幽会的，可怜这个15岁的女孩儿，少不更事，哪会瞪眼说瞎话呀？姐姐一问，便羞红了双颊，如实招认：“已经进宫很多天了。”
    一句话，真相大白！周蔷的病情急转直下。她悲愤地躺在床上，不吱声、不扭头，至死也没看李煜一眼。964年，周蔷病逝，年仅29岁。南唐朝廷，隆重治丧。李煜还悲悲切切地写祭文、立墓碑，落款自称“未亡人”。“道旁多少麒麟冢，转眼无人送纸钱。”刚出完殡，南唐后宫就过起了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的小日子。
    968年，周蔷三周年忌日一结束，李煜便迫不及待地迎娶周薇。这一年，周薇18岁，史称“小周后”。

1851年，世界博览会在伦敦举行，各洲各国的好东西都集中在泰晤士河边摆摊设点，刚刚成立的“百达翡丽公司”一登场就交上了好运，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豪不犹豫地选购了一只“百达翡丽”手表：新旋柄的表身悬垂在一根镶嵌13颗钻石的18Ｋ金别针上，珐琅蓝的金表壳上还装饰着众多钻石拼成的玫瑰花图案。按照当时的制表工艺，这些工艺真是极尽奢华。令“百达翡丽公司”喜不自胜的是，不但女王选购了他们的产品，女王的老公伯特亲王也相中了同一品牌的猎表。这两条新闻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活广告啊！此后，“百达翡丽”手表给自身的定位就是“贵族的标志”，显然，这个品牌的根基扎得极为深厚，咄咄逼人的自我标榜当然有些道理：
    其一，每块手表，坚持从头至尾独立设计、手工制造，在“百达翡丽”的字典里，没有流水线和“短平快”的词条。据说，制作一块复杂的“百达翡丽”通常需要两到三年，即使功能最简单的腕表，也得9个月——这与人类“十月怀胎”何其相像啊。1933年，公司为一位美国银行家专门设计了一款“百达翡丽”，其中，设计耗时3年；制作周期更长，居然用了5年，8年之后，这块24种功能的极品手表被捧出公司的保密车间，它的身价竟达到了1100万美元。小小一块腕表，竟然值上千万美元，这样一比，奔驰、宝马、沃尔沃算老几？轿车长得五大三粗也尊贵不到哪里去。常说：“穷人玩车，富人玩表”——细细想来，的确有几分道理。玩得起“法拉利”还算不上最酷，哪天收藏几块“百达翡丽”再当众吹嘘吧。（下图：世界顶级名表——“百达翡丽”和“江诗丹顿”）

说到保密车间，这是“百达翡丽”上百年的传统了。老子《道德经》说：“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恐怕现代社会的商业机密也遵循着这个古老的道理。“百达翡丽公司”需要十年才能培养出一名熟练的钟表设计师，日内瓦工场的钟表师不超过170名，工艺师也仅有430名，这几百人都是卓越的行家，也是公司养大下蛋的肥母鸡，他们集体智慧的成果还能白白送人吗？新型手表的保密既是为了商业利益，也考虑到了限量生产。按照惯例，每款“百达翡丽”的产量不会超过一万只。从公司创立至今，近两个世纪，所有“百达翡丽”加起来，不过60万只。“物以稀为贵”，这就是他们第二条出奇制胜的生意经。
    还有一条，就是“百达翡丽”不恤血本。从1851年两位创始人安东尼·百达与简·翡丽联袂合作那天起，就是如此：崇尚惟美。他们扬言，“绝不会节约人间万物中最宝贵的东西，只会选取最上等的材料。”没错儿！任何极品都是不计代价、忽视成本的，制作材料从最初的黄金、纯银、玫瑰金逐步升级为纯度为0.75的18Ｋ金和0.95的铂金。机芯的钻数属于硬指标，钻数越多，走时越精确，早期的“百达翡丽”15钻，后来29钻；上世纪居然高达37钻，这样的技术水准在圈子里也极为罕见。
    对于复杂腕表来说，每增添一项貌似简单的功能，都会加大工匠的制作难度，比如“三问报时”，通过乐音来通报时、分、秒，增加一“问”，就要跳过一道技术壁垒，恐怕略小一点的厂家根本就做不出来。再如万年历显示、月相盈亏等等，没有看家绝活儿，哪能驾驭得了？“百达翡丽”在这个领域的积淀相当深厚，否则，怎么做高档腕表的第一品牌！
    “百达翡丽”流传下来的老爷表“滴答滴答”地走了二百多个年头儿，尽管它擒纵轮轴的末端已经在红宝石上机械地运转了120亿次，但是，时至今日，依然完好如初，精确无比。这才是当之无愧的“计时之宝”。（下图：价值上千万美元的世界名表）

东京流传着一种说法：“商人用劳力士（Rolex），医生用欧米茄（Omega），教授、工程师用万国（IWC）。”老上海也有类似的市井民谣：“男戴伯爵（Piaget），女戴萧邦（Chopard）。”这些顺口溜里的品牌，都是在长达三个世纪的“钟表战国时代”胜出的各路诸侯，他们代表着登峰造极、无法超越。每一块手表都是有生命的，主人足能使用好几辈子，堪作传家、传世之宝。据说，好莱坞动作片影星施瓦辛格就是“爱彼表（Audemars Pigeut）”忠实消费者，他重金定制了24块“爱彼”。当那个肌肉发达的大块头儿步入州长办公室之前，他拍摄了最后一部电影《终结者Ⅲ》，剧中所佩戴的是价值19.9万美元的“爱彼表”。
    常言道“宝马赠英雄”，看来名表也能酬知音。现代人公认，手表是男人身上惟一的饰物，这一点，连伟大人物都概莫能外。上世纪40年代中期，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郭沫若曾送他一块瑞士制造的欧米茄腕表：皮带、金壳，朴素、端庄，毛泽东非常喜爱，一直留在身边，直用逝世。
    当今政坛的风云人物也不乏瑞士名表的“粉丝”，据媒体最新披露：俄罗斯总理普京佩戴的万年历金表，“百达翡丽”品牌，价值6万美元；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使用“江诗丹顿”金壳腕表，身价54万美元，他不但自己玩表，还从厂家成批定货，赠送各国政要。美国总统小布什就没那么张扬，他腕子上的国产表仅值50美元，究竟是节俭还是作秀？只有上帝知道。

中国享誉世界的“补品”，并非人参、燕窝、鲨鱼翅，而是流行坊间的“粥”。粥，为什么这样负盛名呢？从配料、到做法，既不昂贵，也不神秘；关键是，那只粥碗里盛满了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和人生态度。粥，既是中国的“招牌饮食”，也是享誉世界的“第一补品”。说起粥的来历可有年头儿了，《周书》里说：“黄帝始烹谷为粥”，《本草纲目》也为它的药用价值存照：“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良。”（下图：作家兼画家——丰子恺笔下的“粥趣”）

清代褚人获的《坚瓠集》里有两首《长寿诗》，粥作为养生之道被人推崇，其中之一写道：“少饮酒，多啜粥；多茹菜，少食肉；少开口，多闭目；多梳头，少沐浴；少群居，多独宿；多收书，少积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禄；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没。”
    这则长寿秘诀无疑是韬养之术的翻版，中国人笃信清淡、内敛、寡欲的老庄哲学；而平民化的粥被赋予了中庸、隐忍的文化色彩。当然，粥的功用首先是果腹，其次才谈到养生。文人怎会不知道“人间惟有读书好，世上无如吃饭难”？粥是“碗里的贫民”，比叫花子略好，同大官人却有霄壤之别。汤剂草药是医生，燕窝参羹是名补，谷米杂糅的粥往哪里摆？不过是文人敝帚自珍，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一个文雅的借口而已。（下图：遍布中国民间的“粥铺”）

曹雪芹家道中落，老来丧子，在北京西郊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苦日子。好友敦诚说他是“举家食粥”，在他的眼里，这已经是值得怜悯的悲惨境遇了，昔日的官宦子弟混到这一步，也算穷到头儿了。话说回来，曹雪芹毕竟还有粥可食，他还掌握着活命的底限。与曹雪芹大异其趣的郑燮就把粥夸成了一朵花，在他看来，熬粥、啜粥皆是人生一乐，在山东范县作知县时，他曾写信给胞弟郑墨谈论过这个话题：“要须制碓、制磨、制筛罗簸箕、制大小扫帚、制升斗斛。家中妇女，率诸婢妾，皆令习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姜酱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郑燮“嗟乎！嗟乎！”地赞叹着，犹如虔诚的基督徒感激上帝赐饭，其实，这是中国文人通常容易犯的毛病，身在宦海，向往田园，好像扶犁躬耕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真地如此吗？显然是文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呓语，他们永远体会不到农夫的艰难，这不是一碗粥的问题，而是两个彼此陌生的阶层实在难以置换地位。（下图：郑板桥先生，一辈子爱喝粥）

说诸葛亮“躬耕垄亩”，是吗？刘备三顾茅庐他都不在家，羽扇纶巾，跑到外地云游去了。家里的稻田菜地呢？谁爱种谁种。陶渊明41岁便辞官归隐，他种地了吗？不知道，他在给五个儿子的家书中说：“（吾）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至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书生就是书生，即使偶然下地，也是“玩票”，他们想的是“羲皇上人”的生活，与汗滴禾下土的职业性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文人标榜的田园是一厢情愿的虚构，也是他们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境界。这点念头至多属于“诗意的栖居”，心一动、嘴一动就有了，当真有谁丢了笔杆子去握锄把子？少极了。
　　尽管文人雅士张嘴闭嘴骂钱财，其实，诗情画意多是依靠大把的银子“养出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根本就腾不出笔墨纸砚的位子，也不容你直起腰身、独立思考的工夫。田园只“寄存”诗情，“寄生”诗人；诗人与诗情却不能终生寄于田园篱下，除非万不得已。恐怕，郑燮那碗热粥也煮成了这种“说得却做不得”的滋味。
　　中国文人的本事就是找话茬儿，稀松平常的事总能抻出一缕丝来，即使再勉强也要和修身、立世搭上关系。粥，反映出中国文化阶层对贫穷极其矛盾的心态。他们根本就不待见贫穷，却近乎病态地吹捧贫穷所带来的精神享受。
　　孔子是无意之中把这种品格固定在儒家典籍里的。《论语》学他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吃粗粮，喝冷水，睡觉枕着胳膊，惨到这个份儿上还觉得挺美。
　　梁实秋嘲笑说：“大雪纷纷落，我住柴禾垛，看你穷人怎么过！”穷人背后还有穷人，总有解释穷困的开心果。颜回就是这种人，他一直是孔子的颂扬“大贤”：“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改其乐。”
　　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偶像规定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装扮：布衣菜根，青灯黄卷。有钱，却不能入诗；没钱，则正好骂娘。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想别的办法；韩愈撰写了一回《送穷文》，最终还是把“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等“五鬼”请到了上座。真穷也好，装穷也好，这是文人躲避不及而又津津乐道文化宿命。粥，正是绝佳的借口，谁都玩得起，谁都有话说，甚至把它作为美德，馈赠给子孙。清人朱柏庐的传家格言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农社会的幸福，就盛在那一碗稀粥里。

鲁迅先生曾拿狮子和肥猪来打比方，强壮对于这两种动物的命运大不相同。财富对不同身份的人，也是福祸两重天。资可抵国或富甲一方的大亨并不太多，一旦巨富的声名不慎暴露，并引起朝廷、官府与黑社会的注意，那么灾祸就来了。你资助也好，捐赠也好，总有填不完的欲壑狮子大张嘴，不弄到你倾家荡产，人财两空是决不会罢休的。暴富是无法治愈的“原罪”，它的血统里带着难以伪装、清洗不掉的悲剧色彩，至少，它可能是颠覆政权的潜在力量，对此，岂能不斩草除根？历史在这方面的教训屡见不鲜。（下图：长相古怪的朱元璋，及其原配夫人——马皇后）

万二，明人。嘉定安亭万二，富甲一方。有人自京回，万问其见闻。其人曰：“皇帝（明太祖）近有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万叹曰：“兆已萌矣！”即买巨航，载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此籍没，万二卒获令终。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想。”万二这样的大财主，却是又怕偷又怕想。如果现行政权对自己产生警惕，迟早他们会找上门来，轻则吃大户；重则置罪名，害得你家破人亡。绳枢瓮牖，虽说清苦一点儿，但妻儿厮守，尚可全身；鼎铛玉石，遭人暗算，到底是镜中花、水中月，连个善终都得不到。
　　还有人糊涂到，借助钱财攀龙附凤，试图向现政权邀宠买功。这才是错打了算盘。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人都是皇家私有，何况织席贩履的小生意和积蓄多年的金银珠宝？朝廷不动，是你的便宜；一旦出招，阖家性命都攥在官家手里。可惜，不识时务的财主们，真地以为钱通神路，可以和政治势力讨价还价、分庭抗礼，结果，厄运来得更急躁、更惨烈。（下图：明朝头号富翁——沈万三，富丽堂皇的江南故居）

与万二同时代的沈万三就没那么乖巧、幸运了。朱元璋惦记上了他的“聚宝盆”，修筑南京城墙时，沈万三慷慨截囊，先资助了白银一万三千两；工程超支后，又追加了一万三千两。皇帝仍然不买帐，逼他献出聚宝盆，沈万三摇头了，把家财深埋在苏州周庄的地下，夹起聚宝盆远遁他乡。最后还是落到了朱元璋手里，没有杀，远远地发配到云南充军去了。《周庄镇志》记载：
　　周庄有个百万富翁叫沈秀，曾慷慨捐资，帮助明朝官府修筑了三分之一的都城。沈秀向皇帝请求，希望犒劳军队，朱元璋立刻勃然大怒，呵斥道：“他算什么东西，竟想犒劳天下之军——简直是个乱民！活该推出去宰了。”马皇后赶紧劝谏说：“这种不祥之民，根本不老皇上亲自动手，上天就替您把他惩罚。”朱元璋把老婆的话当成了下台阶，虽说没要沈秀的命，这个土财主还是不免被发配到了边远偏僻的云南。
　　还有比朱元璋讲得更露骨的吗？再有钱你也是老百姓——富有，但低贱。皇帝化缘也是君——拮据，却高贵。恰似南北朝宋代大臣王宏一样，尽管他是皇帝刘裕跟前的红人，但与出身高贵的士大夫共坐一席都被当众拒绝。富与贵的差别就在于此：富，有关钱财；贵，要看地位、出身。欧洲的古典小说，时常出现一些没落的贵族，他们肉烂嘴不烂，在贫寒的境遇中，顽强维护着家族的体面与尊严。
    沈万三喂不饱朱元璋，以至把自家的饭碗也砸了。他忽视了对手的地位，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其实，他献不献聚宝盆都一样没有好下场。功高镇主，杀；富逾皇室，还得杀。万二隐遁自保，沈万三破财招灾，就看你有没有自知之明。
　　遮遮掩掩尚且难以远祸，明火执仗地斗富，无疑是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西晋时，“石王争豪”的典故，简直是“蠢猪斗智”，经济暴发户与政治投机商变成了财富的玩偶，他们插招换式，把种种丑态暴露在社会与历史的舞台上。

陈叔宝是宣帝陈顼的大儿子，他当了13年的东宫太子，可惜人软货囊，轻佻放荡，即便披上龙袍也不像皇帝。陈叔宝从小藏在一群娘们儿怀里，像小猫小狗似地抚摸着、温存着，漫说舞枪弄棒、跨马征杀，就是天上打个响雷，他都浑身哆嗦。据说，有位大臣进献了一幅隋文帝杨坚的肖像，画中人目光炯炯、咄咄逼人，陈叔宝立刻吓得小脸儿煞白，他赶紧捂着双眼，结结巴巴地嚷道：“快拿开！我不想见这个人。”
    哪里是不想？分明是不敢。这种胆小如鼠的家伙还能主政江南吗？陈叔宝接班的前一年，铁腕人物杨坚刚刚创立大隋。他雄踞长安，以陈叔宝畏惧的目光，远眺南陈的千里平畴和青山绿水。
    敌人磨刀霍霍，眼看就要来了。陈叔宝还沉浸在醉醺醺、香喷喷、乐颠颠的宫庭盛宴上。他在位七年，没干别的，天天毁灭性地折腾，似乎稍一松劲儿，眼前的荣华富贵就“突儿”的一声，飞走了。
    《陈书》记载了他纸醉金迷的帝王生活。至德二年，也就是陈叔宝登基的第三个年头儿，新皇帝传诏，在光照殿前，大兴土木，为吃喝玩乐提供豪华场所。“临春”、“结绮”、“望仙”，三座高楼拔地而起，每座楼几十个大房间，雕梁画栋，精工细琢。门窗、裙围、悬楣、栏杆，一水儿的沉香、檀木。这些珍稀的木料，比黄金还贵。（下图：栽培“后庭花”的陈后主——陈叔宝）

钱，在陈叔宝眼里就像遍地乱滚的土坷垃，张手则来，撒手即去。三座高楼，极尽奢华，“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工程告竣，连陈叔宝都眼前一亮。本来，陈霸先父子非常简朴，南陈后宫，从来没这么排场过。史官的记录说，“临春”、“结绮”、“望仙”这三座楼阁，“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
    皇帝美了，老百姓可倒了霉。为捞钱，南陈官吏刮尽地皮，“税江税市，征取百端”，“刑罚酷滥，牢狱常满。”陈叔宝的屁股底下，是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活火山。
    饶把国家糟蹋成这样，陈叔宝还养了一群马屁精。他最待见都官尚书孔范。孔范早就揣着小心眼儿，跟孔贵人结为了“兄妹”。他深知皇帝是头“顺毛驴”，便明目张胆地吹捧，拐弯抹角地逢迎。陈叔宝对此竟很受用。每有大臣进谏，这家伙便跳出来“挡横”。明明是桩缺德事儿，他舌头一搅，似乎就流芳百世了。陈叔宝喜欢歌功颂德、天花乱坠，他娇气的耳朵再也离不开孔范甜蜜的小嘴儿了。
    红灯高挂，内廷开席。孔范毕恭毕敬地给皇帝斟了一杯美酒，满脸堆笑地说：“朝中将领，个个儿都一介武夫，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他们可没有深谋远虑的本事。”陈叔宝是个大外行，只顾稀里糊涂地点头。恰在此时，有个叫施文庆的哈巴狗，出面保奏，说：“孔大人乃旷世奇才，国之栋梁。皇上应该把他当成心腹肱股……”一席谗言，激活了陈叔宝的心，他竟像蚂蚁搬家一样，把军权挪到孔范手里。（下图：张丽华既被斥为“亡国祸水”，又是历代神往的“仙女”）

其实，南陈的实权派并非孔范、施文庆这几个跳梁小丑；而是把持后宫的贵妃——张丽华。
    临春阁，住着陈叔宝。结绮阁，迁入张丽华。龚、孔两姐妹，搬进了望仙阁。此外，还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资治通鉴》里说：“（陈叔宝）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这群花枝招展、油头粉面的狗男女，醉眼迷离，淫声浪笑，夜以继日地挥霍着大好春光。陈叔宝甚至把这些嫔妃当成“陪酒女郎”，命她们“夹坐”在那些肥吃肥喝的大臣当中，还恬不知耻地自称为“狎客”。他起名字都带着一股“青楼气”。
    “上有所好，下必尤之。”在陈叔宝的导演下，南陈宫廷，变成一座酒气熏天、吆五喝六的大饭店，“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这帮衣冠楚楚的酒囊饭袋，全都疯了。
    张丽华躬逢其盛，自然是狂欢的主角。她刚倒进陈叔宝的怀抱，随即取代了其他后妃，成为“擅宠专房”的“女一号”。陈叔宝刚刚登基，就加封张丽华为贵妃——在皇帝那些小老婆里，这个级别已经相当高了。
    公元589年春，南陈完了。隋军潮水似地涌进了建康城。陈叔宝还算有情有义，他死也不肯撇下女人。见大势已去，便拉着张丽华和孔贵嫔，慌里慌张地躲进了后花园的一口深井里。这种掩耳盗铃的“鸵鸟藏身术”还能蒙混过关吗？隋军一顿恐吓，就露馅儿了，湿漉漉的井绳，吊起了他们夫妻三人。陈叔宝像只落汤鸡，张丽华也变成个“冷美人”，她神色惶恐，红唇上的胭脂，居然蹭在了井口的青条石上。
    南京玄武湖以南，有座鸡鸣寺。半山坡上，便是那口“胭脂井”。一抹胭脂红，是南陈灭国、永远无法愈合的疮疤。

8月8日的“鸟巢之夜”，一拉开帷幕就玩“中国活儿”，从2008人的“击缶方阵”，到70米的水墨长卷。从笔墨纸砚、琴棋书画，到昆曲京戏、飞天太极……满坑满谷的“中国玩意儿”。深厚的文化底蕴、博大的艺术胸怀、雍容的大国风度——直抵人心，举世震惊。这些古典、丰富的中国元素，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更不是突击出来、伪装起来的。华夏文明沉积的五千年，这点儿家底，只是一小部分。
     俗话说：“爹有、娘有，不如我有。”“我”的价值就是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每逢重大庆典，中国艺术家都要参考以下美国怎么样、日本怎么样，似乎外国和尚会念经，惟恐自己的“土产”狗肉不上桌。于是，便形成一种文化惰性；取而代之的是，按照好莱坞的模式、比照法兰西的口味，安排中国这座大舞台。日积月累，遂陷入了取媚、迁就的恶性循环之中。尤其在展示传统文化时没底气，就怕外国人不买帐。担心外国人听不懂京剧，索性只上演唱词很少的《闹天宫》或者《三岔口》。怕人家读不懂水墨画，介绍作品事，往往要拉梵·高、毕加索来陪绑……这一点，固执而自负的日本人有可取之处。无论多牛的人物，不管你有没有兴趣、能不能看懂，一开招待，便拿出能乐、茶道、歌舞伎。爱吃不吃，下顿还上这个。
    “鸟巢之夜”恰恰扭转了这种不自信的“仰视”，摆出华夏祖先庞大的“古董群”，让炎黄子孙骄傲去吧、自豪无吧、再接再励去吧。让全世界惊叹去吧、稀罕去吧、刮目相看去吧！
   二，不再斜视，转而正视前方。这是一个从简单盲从、机械模仿，到自主开发、独立原创的表情。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歌，曾被广泛热炒，外界弄不清刘欢和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究竟会唱出怎样的曲调。这可是中国人百年不遇的大喜事，只能增光添彩，绝不能丢人露怯。结果，《我和你》正像一位含蓄、内敛、优雅、多情的中国古典美女，细致地阐释了中国人的情感。令人惊讶的是曲调——没有哗众取宠的欧美歌风，也并非时尚前卫的俗艳腔调。那种宁静、克制，竟酷似中国民间哼唱的“催眠曲”，这就是中国曲儿、中国味儿；而不是模仿、剪贴的“舶来品”。《我和你》突显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奥运会开幕式提供了一次绝妙的展示机会，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和你》、《You and me》的确令人过耳不忘。
    此外，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火炬点燃仪式，也倍受关注。奥林匹克圣火怎样在鸟巢点燃，就看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了。结果，李宁飞上高空，手举火把，以凌空蹈虚、夸父逐日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个创意，既民族，又经典。足以叫国际同行挑大拇指。
    8月8日的“鸟巢之夜”，大轴爆棚，这是中国人集体的智慧。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去吧、一马当先去吧、再上层楼去吧。让全世界目瞪口呆去吧、流连陶醉去吧、口口相传去吧！

  三，不再窥视，转而审视四方。这是一个从基本展示、顾影自怜，到自动出击、输出理念的表情。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辉煌成就基本没有悬念。只是没想到，展示得如此到位、如此精妙，如此恰如其分。比如“活字印刷”、“礼乐诵读”、“昆曲表演”、“丝绸之路”等等，无不以文史、艺术的手段，表现中华民族影响世界的古文明。这场开幕式，充分调动了几乎可以想到的所有中国元素，不但外国人惊愕、慨叹，连当代中国人都可能陌生。这是一次焦点转移的契机，正像古希腊神庙里的名言：“认识你自己！”当代中国的确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现在和过去。穿越漫长的时空，古圣先贤纷纷赶来捧场，历史与现实水乳交融。每位华夏儿女都感觉到血流的速度和热度了——中国古代非常“牛”，现代仍要赶上去，续写祖先身后的无限辉煌。
   “四大发明”推动了人类发展的进程，“丝绸之路”彰显了中国的善意、开放和交流。似乎这套熟语很倒胃口，但是，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不厌百年追求、千年传诵。比如说：“祝你好运。”“I LOVE YOU！”或者“上帝保佑”……牢记梦想、分享荣耀，才可能见贤思齐、再造辉煌。
    8月8日的“鸟巢之夜”，不但提醒国人重新认识自己，还明显传达出一种信息：文化产品，绝不是普通的展示和卖弄，应该把它们培育成一中“强势”，成为中华文化提升话语权的台阶。美国电影、日本动漫、德国汽车、法国时装、奥地利音乐、意大利歌剧……这些征服世界、倾倒万众的特色文化，无不搭售自己的审美趣味、价值理念。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错，中国人绝不干一厢情愿、强人所难的蠢事，那就高山流水觅知音吧。中国文化历来“不为天下先”，但是，从来也不缺乏江湖同道和崇拜者。
   “鸟巢”上空，火树银花，歌声袅袅，“百年梦圆”，可真不容易呀！开幕式的“三大变脸”已经足够国人欣慰了。好戏还在后头，等着瞧吧……

（注：照片均来自网络，抱歉。）

男人胳膊粗，在社会生活中一般都能当家，根本不在乎什么节日。养在深闺里的女孩子，无非是没有任何社会行为的美丽“花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规规矩距地混日子，几乎等同于“软禁”了。周作人说：唐以前的中国妇女是奴隶；此后，则彻底变成了物品。足见古代少女的悲凉与孤寂。大概，惟一能证明女性存在的节日是农历七月初七的“乞巧节”，这个日子使数以万计的古代中国妇女兴高采烈起来，暂时合理合法地搞一回“密友聚会”或者“狂欢派对”。无论是显赫高贵的长孙皇后们,还是声明狼藉的潘金莲们,一个女人专属的节日令她们受宠若惊，心满意足,尤其在情窦初开、养在深闺的少女时代。可惜，过节也须戴着精神镣铐，看看那一天的“规定项目”，就知道“乞巧节”攥着怎样的潜台词了。（下图：古代女性，寂寞的深闺生活）

《荆楚岁时记》明确记载了古代女子在七夕之夜的“闺中秘戏”，当然，所有的玩法，都跟闺阁生活紧密相连：
    其一，蛛丝乞巧。其实，是一种和丝线有关的小赌博。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采缕，穿七孔针，或陈几筵酒脯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喜子，即指一种小蜘蛛。唐刘言史《七夕歌》：“碧空露重新盘湿，花上乞得蜘蛛丝。”杜甫在《牵牛织女》诗中也曾提及这种风俗：“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宋代的《东京梦华录》则说：“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拿蜘蛛丝，当彩线玩。难为这些闺阁少女，一点也不怕那些长相丑陋的蜘蛛。否则，就剩下颤抖、尖叫了。（下图：蛛丝乞巧） 

其二，穿针比巧。这是一种比目力和手头技巧的游戏。
    周处《风土记》云：“七月七日，其夜洒扫庭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祀河鼓（即牵牛也）织女。”唐诗人祖咏《七夕乞巧》诗云：“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迎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穿针乞巧者，或穿七孔针，或穿九孔针，用一根彩线连续穿过为巧。《醉翁谈录》里写道：“其实，此针不可用也，针褊而孔大。” 说了半天，还是跟“女红”纠缠不开——有意思吗？哎！有聊胜于无吧。（下图：穿针比巧）

其三，丢巧针。这多少有些占卜算卦的意思了。
    《燕京岁时记》：“京师闺阁，于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以卜女之巧拙。俗谓之丢针儿。”或名丢巧针。清代诗人吴曼云《江乡节物诗》：“穿线年年约北邻，更将余巧试针神。谁家独见龙梭影，绣出鸳鸯不度人。” ——任何一种游戏，都是变相的“针线活儿”。即便如此枯燥，小姐妹们也已经非常满足了。（下图：古代七夕“丢巧针”）

在男人说了算的社会，拥有一个强调自己性别的机会似乎是极为罕见的恩宠和荣耀，又陈列瓜果，又焚香祷告。锁在深闺里的小姐妹，还没有开始“乞巧节的派对”，就已经快活起来了。就像一群渴望春节的孩子，终于听到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了。太阳终于落山了，盛夏的庭院被清扫得整整齐齐。要好的姐妹聚在一起，换上了新裁的罗裙、鲜亮的绣鞋，甚至把压箱底的首饰戴在头上，即使贫寒人家的姑娘，也要掐几朵小花儿，斜插在鬓边。“七夕”变成了一场小型的“时装展示会”，一次拓展友情、加深亲情、释放春情的“女儿节”。
    七夕这个特殊的夜晚，或者星光闪烁、蛾眉如钩，或者夜凉如水、烛光摇曳，少女优雅的体香和妇人光亮的眼眸，为这个民间聚会，装点了浅淡的诗意。那么，《荆楚岁时记》里记载的“结彩缕”、“穿七孔针”等游戏，究竟是要做什么呢？还用问吗？当然是训练针线活儿！女人聚会，既不能像男人那样扎堆喝酒、划拳行令，也不能像老太太们那样斗纸牌，无非再玩一把“天天玩弄的把戏”——女红。《红楼梦》写大观园里的女人聚会，不是作诗属对，就是品茶听戏，这未免太艺术化了。只要食人间烟火，就不会听任女人们那么折腾。通常情况下，在女性没有正式为人妻、为人母之前，未来的生活方式就已经森严地等候在前面了；即使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甚至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针线活儿仍然是“至死不渝”的事业。“乞巧”不过是哀求天上的织女星提高人间妇女的缝纫手艺与刺绣技术。但是，再出色的女红也不至于开张营业、养家糊口吧。
　　女人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搭手帮个小忙儿还凑合，她们绝不可能被当作家庭的物质来源和男人的精神储备。在男人眼里，女红就是消遣寂寞、打发时光，玩儿还能闹出什么花样来？“乞巧节”成为关在庭院中的游戏并让女人牢记自己是女人的仪式，这份廉价的欢乐是得到男人世界默许的领地，起码可以获得暂时自由的呼吸。
　　牛郎织女本来就是一对悲剧，民间居然忍心依托天上的悲剧构筑世间的喜剧，也许是仓促之间将就材料，更大的可能是，潦草地为女人们打开一片玩耍的场地，本来就没有其他材料可资调配。尽管悲剧不吉利，感情上皱巴巴的，但是还要为女人专门的节日指腹为婚。“乞巧”，乍一听，有趣；细一想，有气。女人们好容易过一回属于自己的节日，还得念念不忘忍气吞声。好歹有女性的一个节日，男性怎么没有呢？这也不难解释，人们几时见过皇帝企求臣子的赏赐、富翁哀告乞丐的施舍？胳膊粗的人不在乎别人多得了些什么，那是他们瞧不上眼的一点儿蝇头小利。奢靡者并不关心安插一个怎样的借口过节，节日只属于那些急需慰籍、却又要什么也没什么的人。

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菊与刀》，书中这样阐释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日本人喜欢肉体享乐，却又不严肃对待。他们只把肉体享乐当作一种纯粹的艺术来培养。品尝完其中滋味之后，好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因此，日本对于“色情”的态度相当宽容。他们不太深究其中的道德意义，而是把色情当作生活的调剂品。女性的衣着，首当其冲地具有了“色情元素”，即便较为古典的和服，也不例外。

日本和服深受盛唐风气影响，从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时期，和服的样式已经基本定型。日本和服的款式和穿这非常讲究，也很复杂，如今，和服越来越像博物馆里的“老宝贝”，大多数女性喜欢穿流行、时尚的休闲装和职业装。尽管如此，和服的象征意义，仍然没有衰减。每个日本人，一生必须有三套和服：第一套，3—7岁的时候，参加“儿童祭”；第二套，是在20岁的时候，参加“成人祭”；第三套，则要等到结婚的时候，作为礼服。这三套和服，必须当作“传家宝”珍藏起来。

说实话，日本女性的整体资质并不出色。她们身材娇小、腿短脚粗，穿过于裸露的职业装很容易露怯。作家兼书画家的丰子恺，留学日本时，就曾公开褒贬说：“日本女子最缺乏当模特儿的资格，因为那岛国的人身材异常地矮小。平时穿着长袍，踏在半尺把高的木屐上，看去还不讨嫌。等到脱了衣裳，望去样子真是难看，只见肥大的一段身子，四肢短小如同乌龟的脚……”话虽刁钻，却不能抹杀女子和服，对日本女性装扮之功。把色情当作艺术的审美情趣，也明显渗透到了女性和服的制作上。一袭绚烂、飘逸的和服，一藏一露，既掩饰了某些先天不足，又突现出东瀛女性独有的魅力。
    所谓“藏”，就是宽松、肥大的和服，将肢体包裹起来。女性和服的款式花色，差别很明显，这些无声的元素，正是区别年龄与婚姻状况的标志。例如，未婚的少女穿“紧袖外服”；已婚妇女则穿“宽袖外服”；发式也与之匹配，比如，梳钵壮的“岛田”式发型，就要穿红领衬衣，这是未婚女性的装扮；梳圆发髻，穿素色衬衣的，则是已婚主妇。所有的和服，都不用钮扣，只用一条打结的腰带。包裹起来的身体，暗藏在各色薄薄的衣料中，若隐若现，更添几分朦胧美。“藏”的半推半就，其实，就是表情暧昧的“露”。应该承认，女性和服的“藏”，预留了充裕的想象与品味空间。

所谓“露”，就是有选择、有节制的裸露女性的迷人部位，也就是从装饰上刻意突出这些部位。如同古代中国男人，病态的迷恋“三寸金莲”一样，日本人普遍醉心于女性的脖子与后背。女性和服在这两个地方特殊眷顾、精心剪裁，一定要露得恰倒好处，既令人陶醉，又不流于青楼气。
    从实用角度说，和服必须注重通气，和服的袖口、衣襟、衣裾，都能任意翕张，自由开合。女性和服不同的开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同时，显示穿着者不同的身份。比如，艺人在穿着和服时，衣襟是始终敞开的，仅在衣襟的“V”字型交叉处系上带子。这种穿着方式，不仅给人以一种和服“似脱而未脱”的含蓄之美，而且还能显示从业妇女的身份。如果不属于那类职业的妇女，穿着和服时，必须将衣襟合拢。据说，即使是合拢衫襟，也有不同的讲究：如果是已婚的妇女，衣襟不必全部合拢，可以将靠颈部的地方敞开。如果是未婚，则须将衣襟全部合拢，以免春光外泄。
    平心而论，日本女性的脖子与后背，优雅不到哪儿去，可是，一经和服的调教与突出，便立刻“别有一番滋味”。徐志摩有一首著名的短诗《沙扬娜拉》，对日本少女说再见的姿态津津乐道：“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其实，还不是借人家的脖子说事儿？穿上和服，连脖子都有了诗意，实在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厉害呀！

婚后的女人个性太强悍、对丈夫约束太严厉，被称为“妒妇”。妒妇名声很臭，男人对此莫不退避三舍、心有余悸，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也没有多大改观。梁实秋在《请客》开篇时说：“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若要一年不得安，盖房；若一辈子不得安，娶姨太太。”可见，女人——尤其是眼睛里不揉沙子的女人所带来的种种麻烦，男人们要头疼一辈子。（下图：唐朝女性，空前自由的文化生活）

唐朝，风化开放，女性的生活相对宽松。这个时代的女性，自尊自贵，颇为活跃。于是，爱吃醋的“妒妇”便成群地出现了。这种品行特殊的女人常被各种野史笔记作为传奇故事宣传。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有一篇《诺皋记上》，著名的“妒妇津”便搭建在那里：晋代刘伯玉的妻子段氏性格嫉妒，刘伯玉总看不出她的眉眼高低，时常酸文假醋地诵读曹植的《洛神赋》，并对洛水女神的美貌备加赞赏，他说：“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焉。”这下子段氏恼了，她怒斥道：“君何得以水神美而轻我？我死，何愁不为水神！”当晚，段氏就投河自尽了。七天之后，她托梦给刘伯玉说：“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也。”从此，刘伯玉再也不敢摆渡过河了。段氏自杀的那个地方改名为“妒妇津”，今为山东属辖。据说，妇女从此过河总是提心吊胆，先把漂亮衣服或俊俏面容掩藏起来，否则，定会风波骤起。当然，像东施那样的丑女人尽可畅通无虞。（下图：根据曹植作品绘制而成的《洛神赋图》）

这个段氏也算刚烈，仅七天，就实现了与洛神争宠的愿望，今生完不成的事，来世再做，横竖吐唾沫是颗钉。想来，段氏之“妒”，纯粹而刻骨，实在是“率”！
　　当然，还有更夸张的记载，唐人笔记《朝野佥载》中这样写道：
　　唐贞观中，有位“桂阳令”名叫——阮嵩，他的老婆阎氏，虽说容貌姣好，却非常爱吃醋。有一天，丈夫正在前厅中招待贵客，由于接待标准很高，便从外边召来几个歌女又唱又跳，正在高兴的时候，醋意大发的阎氏披散着头发，光着脚丫子，还露出大半个膀子，手里拎着一口刀，杀气腾腾地冲进宴会大厅——干什么？要找花心丈夫玩命！客人吓得四散奔逃。丈夫抖衣而战，趴到桌子底下，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接受宴请的刺史叫——崔邈，他非常恼火，这个疯娘们儿搅了局，便给了“桂阳令”几句难听话，他说：“妇强夫弱，内刚外柔。连个女人都管束不住，还怎么整肃老百姓呢？干脆，就地免职。”
　　桂阳令阮嵩的老婆阎氏，未免不近人情。老公陪客人吃喝玩乐，歌舞升平，大概属于公务应酬，犯不着有几名歌妓跳舞就妒红了眼珠子，而且还披头散发、赤膊光脚、拎着一把刀子杀奔前厅。酒场搅黄了，阮嵩也被上司炒了鱿鱼。刺史崔邈评判得对：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了，又怎能约束老百姓呢？怕老婆是帷幄之间的私事，但是把这个家风搬到大庭广众之下，就有碍观瞻了。在家里斗，伤害的是私情；杀到门外，触及的则是制度。常说：“夫荣妻贵”，妻子无视丈夫的荣辱毁誉，就等于放弃了家庭的前途。显然，阎氏是妒忌心旺盛的“泼悍之妇”，她头脑愚蠢，不识时务，非闹到不可收拾，最后“吃瓜落儿”的还是他们两口子。（下图：嫉妒人、爱吃醋，是女性与生俱来的天赋）

见诸记载的“妒妇”，多是顶着恶名的无辜女子，她们的“妒”与“悍”是被男人们过分强调的性格特征。如果这种感情仅限于夫妻床笫，倒也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封建时代一道矫枉过正的曙光。绝大多数的“妒妇”只与丈夫有关，和他人无涉。无聊的倒是那些街头卖眼的看客，他们飞短流长，增删篡改，以嘲弄别人的隐私和创痛取乐。
    妒妇一经舆论炒作，便立刻被描绘成社会的异端——这是“单边倒”的官司，没有旁证指认男人寻花问柳、纸醉金迷的劣迹；也没有借口开脱女人永夜无眠、独对青灯的痛苦。似乎女人生来就是受罪的命，左脸挨了打还得心甘情愿地伸出右脸，别人霸占了自己的床铺，连哼一声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丈夫称妻子为“践内”、“拙荆”；妻子自称为“奴家”、“贱妾”，一唱一和，没感到什么不妥；即使传说中最招人羡慕的恩爱夫妻也不例外。而一旦出现家庭危机和道德问题，女人就成了包罗万象的“垃圾筐”，她不仅是一门一户的“扫帚星”，甚至有幸被列为一朝一帝的“狐狸精”。似乎只有把女人推上被告席，男人世界才心满意足。

对子女，名人与常人无异，只是苦口婆心，更加勤勉。发黄的家训、不腐的尺牍，见证了经世不老的宿愿，名人们俯在儿孙、子侄耳畔，极富耐心地传授他们的人生经验与文韬武略，不厌其烦地训诫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尽管侧耳恭听的是一群资质参差的年轻人，他们不得不在殷切的监护下，接受各种入门训练，并随时准备承袭父兄的衣钵。
　　先看皇帝，他们的家书或遗嘱并非一律板着面孔，相反，字里行间时常涌动着罕见的“舔犊深情”。
　　刘邦是个大老粗儿，而《古文苑》收录的《手敕太子》却写得相当漂亮，这是临终前嘱咐太子刘盈的遗言。他检讨自己文化水平低，并提醒儿子多下功夫学习：“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
 　 刘备的遗嘱也见诸正史，《诸葛亮集》载有全文：“人五十不称夭，（朕）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达，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下图：一，弥留之际，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二，昭烈皇帝刘备的“标准像”）

这就是白帝城托孤的蜀汉皇帝，刘备怎能不知道儿子难成大器呢？可怜他临死还要鼓励刘禅树德行、勤读书，并用心良苦地替儿子开列了“必读书目”。可惜，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最终还是辱没了老爹的一番舔犊之情。
　　皇家如此，臣工百姓也一样。明朝谏臣杨继盛属于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人，他为人耿直，以“强项”而闻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联语便是他的传世名言。因弹劾严嵩他被捕入狱，临刑前，给儿子写了封两千多字的长信，以近乎威胁的口吻进行训教，下面就是从《杨忠珉公遗笔》里截取的一个段落：“我若不在，你母是个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两个要孝顺她，凡事依她。不可说你母向哪个儿子，不向哪个儿子；向哪个媳妇，不向哪个媳妇。若着她生一些儿气，便是不孝。不但天诛你们，我在九泉之下也摆布你们。”（下图：明朝诤臣杨继盛的画像以及书法）

杨继盛梗了一生的脖子，临终还“辣笔”著家书，冷森森的铁面孔跃然纸上。严父与慈父，内心并无差异，不过是一副心肠两样表情。其实，教育子女并没有权威版本，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经验；而面谈笔晤则令家长个个儿变成了慈航引渡的使者、现身说法的行家、洞若观火的智者、敢于自我批判的勇士和独立思考的哲学家。为儿孙计，他们不惜顶撞世俗、背经叛道，丢弃假、大、空的思想垃圾，从自己的人生中遴选更实用的信条。倘若这种文字传诸巷闾，个人道德将面临公众的指责。但是，为传承文明，担这么一点儿风险，值得。
　　清人梅磊就很务实，《尺牍新钞》里有他两篇简短的家书，其中之一最富苦心：“客有过余问诗与制艺孰佳，余曰制艺佳。客问故，余曰：“诗能穷人，制艺能富人。请问，富贵与贫贱孰佳？”此虽一时戏语，实切己之论也。汝辈自夸王谢门风，究与饥寒何与？可深思之。”
 　 “制艺”指做八股文章，科考应试。诗是真正的艺术，但“能穷人”；“制艺”是毫无才情的狗杂碎，却“能富人”。明清之际，“富贵与贫贱孰佳”的诘问并非谁都说得出口。这种心态恰似东汉马援所说：“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也。”但是，梅磊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到底把真话吐露给儿孙了，他要后裔们实实在在地活着，不贪一时虚名，惟求终生之利。
    类似的家训比比皆是，名人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儿孙耳边掐诀念咒，其中不乏振耳发聩、慑人魂魄的警句箴言，经验型的智慧祭起来的则是照耀人生、家道永昌的思想法宝：
 　 （1）“犬马”二字，常在心里省觉，便是恭敬孝顺。你看世上儿子，凡日间劳作任重的，都推与父母去做，明明养父母直比养马了；凡夜间晚睡早起的，都付与父母去守，明明养父母直比养犬了……禽父母谁肯承认？却不知不觉日置父母于禽兽中也。（明·温璜《温母家训》）
　 （2）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清·朱柏庐《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
　 （3）作官，当如将军对敌；做人，当如处子防身。将军失机，则一败涂地；处子失节，则万事瓦崩。慎之哉！（明·朱吾弼《尺牍新钞》）
　 （4）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
　 （5）“出必告，返必面”，断不可任意往来。
　　读书要目到，口到，心到……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务求了然于心，了然于口，始可放手。（清·左宗棠《左文襄公书牍》）

（上图：晚清重臣曾国藩及其书法）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名人的心血在字里行间流淌，齐家治国，阴及子孙，是他们终身最大的事业。这已成为民族性格中最凸现、最稳固的部分，直到现代仍绵延不绝。鲁迅先生的遗嘱几成名篇，他的理智豁达与古人不同，洞穿世俗人生的目光为他提供了一个新论调，他写了七项内容，其中第五条是专门针对幼子海婴的：“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这是鲁迅独有的话语方式，他有关人情世故的格言里，隐含着不同寻常的智慧。的确，任何历史时期都会有言论禁忌，有些说得出，但做不到；有些做得，但说不得。鲁迅笔笔见血，当然刺耳；而这恰恰是剥去伪装的世态人情。先生撒手人寰，这种独特的表达也随之终结。世界曾有过一个鲁迅，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名人，是一个不可预料也无法复制的时代奇迹。这个奇迹只属于一个特定的时期，一个条件契合的人，商贾、官员、诗人、学者……凡事业有成者，无不双脚踏入同一条河流，一经过涉足，这条神奇的河流便死了、消失了，连当事人自己也找不回来了。弗洛斯特在一首诗歌里比喻道：“林中路分两股，走上其中一条，把另有条留给下次。可是，再也没有下次了。因为走上的这条路，又会分股，如此至于无穷，没有可能再回来，走那条从未驻足的路了。”人生的不可重复，几近于此。

 （上图：制作讲究的雪茄名品）
     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常常跑进好莱坞附近的“哈瓦那俱乐部”大饱古巴雪茄的口福；如今做了加州州长的电影明星施瓦辛格，则是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洛杉矶的奥地利饭店举办一场“雪茄之夜”。晚宴上最诱人的不是法国红酒与意大利牛排，而是极品的古巴雪茄。欧美那些社会名流，早已把粗壮的雪茄当作了炫耀地位、财富和权威的绝妙标志，他们钟情神秘的“雪茄堂”，在那儿可以放松自己，足足地过一回“大烟瘾”。
    “雪茄堂”显然不是中国的大烟馆。几个世纪前，欧洲的厅室里不但悬挂着古典风格的名家油画，还须陈列熠熠生辉的木质家具，大致包括气派的橱柜、宽大的坐椅、精巧的茶几……及至现代，设施也升级了：实木地板、落地窗帘、豪华的沙发、柔和的灯光，甚至再配置一套德国、丹麦进口的音响设备……要讲究，就别将就，西方人对生活品位的追求既有精神层面的，也有物质意义的，他们不愿意强迫自己充当“精神贵族”。以内心想象来缓解物质欲求，不过是贾宝玉式的“意淫”——涮自己，有什么意思呢？（下图：富丽堂皇、格调优雅的“雪茄堂”）

  美国男演员迈克尔·道格拉斯曾在影片《致命的诱惑》中借题发挥道：“抽雪茄，是一种近乎宗教仪式般的神秘力量。”的确，吸食雪茄不像抽纸烟那么潦草、随便，毫不夸张地说，一支雪茄就能拷问出你究竟是涵养深厚的贵族，还是投机倒把的暴发户。瞧瞧老到的雪茄客吧，原来，抽烟还那么讲究：
    从保湿盒抽出一支雪茄，先凑近耳边，捏着烟体轻轻摇晃，倘若听不到细碎的爆裂声就能证明这支雪茄是新鲜的。雪茄不喜欢干燥，潮乎乎、温润润的，正好；当然，湿度也须掌握分寸，一捏就滴水儿还怎么抽啊？
    雪茄钳，斜斜地剪开尾巴上的烟皮，这个小小的截面儿是衔在嘴里的——可别剪成齐口儿，免得吸的时候漏风。（下图：“开烟”是吸食雪茄的第一道工序）

  该点烟了，器具也有说法。几毛钱的一次性打火机显然派不上用场，挥发出来的汽油味儿很讨厌。火柴也不理想，点着了飘起浓重的硫磺味儿。专用的家伙儿都是火苗充盈，没有杂味儿，比如丁烷气体打火机，或者颀长的杉木火柴。火焰一起，雪茄便凑过来，慢慢转动，均匀点燃。吸食要小口儿，别急，也不能贪婪。只有在稳定缓慢的燃烧中，雪茄的香味才最纯正、最隽永。
    说是吸，其实烟雾并不压进肺里去，而是截在喉咙上，含在口腔里，大概是让舌尖每一颗味蕾充分地享受到雪茄的香味吧。抽烟，不宜匆忙、潦草；吐气，也须含蓄、优雅，让淡蓝、浅灰的香气袅袅娜娜地缭绕在四周，雾气深处则是一副陶醉心仪的面孔。
    雪茄是融合了阳光、土壤和超过五个世纪的卷烟技术而成的，它是艺术化的农产品，也是性格独特的手工艺品。雪茄的滋味极具个性，相同的盒子里，这支和那支的味道就不一样：有浓有淡、有苦有甜，个头儿也有粗有细、有长有短。雪茄的个头儿参差不齐，小的像中指，大的超过普通蜡烛，最普通的也有铅笔长短。丘吉尔叼的那种是特制的，尺码超长，人称“丘吉尔size”，和音乐会上的指挥棒差不多吧。一般的雪茄可以供人享受四五十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在缕缕轻烟中，红尘劫波，升沉穷达统统隐退，“雪茄时间”到了——又得浮生半日闲。（下图：好莱坞影星施瓦辛格，是一支铁杆“老烟枪”）

  满身名牌的外行的确经不起一支雪茄的考验。吸食雪茄犹如品尝红酒，只把味觉和视觉调动起来还不算，要紧的是唤醒人心，以最敏感的神经、最老到的经验和最雅致的格调慢慢体味，心灵感觉，成就了纯粹的精神生活。好莱坞明星杰克?尼科尔森称赞说：“雪茄简直是一种五星级的人生享受！”这份享受使痴迷的发烧友们对每支雪茄都充满敬意，哪怕烟到头儿，都不忍心粗暴地摁灭，那样太不绅士，而且不尊重人间极品，很有暴殄天物的嫌疑。烟蒂要轻轻地搁在烟灰缸上，几分钟后雪茄将自行熄灭，未经触动的灰烬可以傲慢地保持两三寸长。
    当然，这种令人垂涎的“五星级人生享受”成本极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是买得起马，配不起鞍。算一笔细账吧：一支不问产地的普通雪茄要价三四百元人民币，而古巴的高希霸（Cohiba）、多米尼加的大卫杜夫（Davidoff），甚至可以卖到每支千元以上。如果烟瘾不大，每天只吸三支的话，那么一个月下来就得花费十万块。如果长年累月地抽下去呢，账单上可就是天文数字了。这等排场，几个大款能玩得起？
    再说雪茄之外的家当：保湿盒、雪茄钳、真皮套、打火机……好歹也得十万块，这还是专用品中的大路货，倘若更讲究一点，选购德国佐林根（Solingen）的雪茄钳、芝宝（Zippo）或者督朋（Dupont）品牌的打火机……这些精致、昂贵的小玩意儿不亚于添置一辆中档的标致轿车。
    抽一百美元雪茄，再搭三千美元器具，这个冤大头当的！想想也是，天下哪有既体面又便宜的好事啊？

在男性统治下的世界，道德就是一副“捆人绳”。广为人知的规范是：女人必须恪守妇道、从一而终，男人则可以三妻四妾，花天酒地。这种格局，当然不公平。即便那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也是嘴上一套，床上一套。最令人费解的是，中国男性形成了普遍而强烈的“幼女崇拜”。民间称之为“老牛吃嫩草”，说文明点儿，叫做“老夫少妻”。有趣的是，一夫一妻还不够，必定要佳丽环绕。民国鸿儒——辜鸿铭曾受过系统而正规的西方现代教育，他居然弄出了“一把茶壶，四只茶碗”的理论，借喻男女“生而不同”的现实。（下图：古代富贵人家的后宅，多是妻妾成群）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积极倡导“一夫一妻一世界”的干将，他大肆鼓吹妇女解放，呼唤所谓“现代家庭制度”。可是，号称“南海康圣人”的老学究，到底经不起女色这一关，居然公开说一套，做一套，当起了“两面人”。他先后娶了几房小老婆。妻妾成群中，有名有姓的姑娘至少六位。这些可爱的“乖宝宝”共同生活在上海一座宅院里，似乎彼此相安相得，共事一夫：元配夫人张云珠，二姨太梁随觉（娶时17岁），三姨太何旃理（美国华侨、娶时17岁），四姨太市冈鹤子（日本女仆、娶时17岁），五姨太廖定徴，六姨太张光（娶时19岁）……这群名副其实的“小老婆”，一直令“康圣人”备受病诟。（下图：小老婆成堆的“康圣人”）

不但历史年代切近的康有为如此，古代其他名人也不例外，比如，北宋时代的文化全才——苏东坡。他身边聚集着流水似小妾，美其名曰：“红袖添香”。他的待妾之道，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里头颇具典型意义。苏学士以豪迈豁达闻名，待妾也是这种风格。一高兴，就把身边的女人送人。送完之后，再补充新鲜血液。他最上心的女人就是王朝云，苏东坡被贬为杭州通判时，把她弄到了手，当时，先生已经四十岁。两人相差20多岁——有是一例“老夫少妻”。
    唐代文人也很放浪，少年得志的白居易即是代表。他曾蓄养了大量家姬，还亲自指点这些姑娘学习乐舞。“素口蛮腰”这个香艳的说法，就来自于白家床笫。
　　白居易同样具有男人天生的弱点，他极为喜新厌旧，差不多十年间，就更换了三批姬妾，人老珠黄了，相公自然厌倦。可是，这个时候，他已不再翩翩年少——67岁了。（下图：唐朝，歌舞升平的娱乐生活）

为什么“老男人”如此迷恋“小女孩”呢？是与生俱来的“生物性”吗？大概是吧，但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人格问题；而是中国古代的生活习性使然。最直接的观念是“采阴补阳”。换句话说，那些男人，把少女当成了延年益寿的“药引子”。生存需要，如之奈何？
    采阴补阳”是中国古代“房中术”一个重要观念，中国土生土长的道家文化也极力为此推波助澜。男性若想获得补益、长寿，甚至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便要通过与女性有意识地行房来达到目。这种观念起源很早，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就记载；“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劳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补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一事耳。” （下图：白居易故居前的雕像）

当然，“采补”也很有讲究，比如选择对象，要遵循如下原则：其一，选择体态娇小、丰满，性情温和，年轻但不一定十分漂亮的女性为“采阴对象”，此类女子最具“滋补作用”。其二，应与多个女性交合，多多益善，倘若对象单一，那么，所谓“滋补作用”将会转弱。
    好玩的是，女人掌权，也讲究“采阳补阴”。比如武则天，身边“男宠”、“面首”成群，她也希望万寿无疆，从少年男子身上获得能量。据说，很多宫女纷纷“病”倒了，悲观厌世，颓废绝望。太医会诊，既没发现器质病变，也没看到精神异常。有人出主意，送一批身强力壮的男子来。数月后，所有宫女恢复正常，容光焕发。那些男子则懒洋洋地躺在宫院里。局外人问：“这是什么？”宫女掩齿而笑，答道：“药渣。”故事应属杜撰，却说明男女世界，缺一不可，只有阴阳调和，才能保障最起码的健康。采与补，男女双方是互相的。
    在漫长的古代中国，“采补”观念，源远流长，深入人心。尽管现在看来很可笑，但是有一点文化修养、有一点经济条件的士大夫，都采用这种生活方式，就像现在品茶、唱歌、洗桑拿一样司空见惯。白居易、苏东坡和康有为等人的“老牛嫩草”行为，也多少获得了侧面的解释。反过来说，采补绝不应该成为纵欲、奢靡的借口。任何假道德之名、行无耻之实的“伪善”，都将遭受历史嘲笑、鞭笞。

据说，唐太宗有一匹非常不驯服的良马，很多马夫都无法驾驭它。还是武则天出了个“铁腕式”的主意，时间不长，那匹马果然变得猫儿似的了。什么好主意呢？武则天认为“制人如制马”。“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一，铁挝；一，匕首。鞭之不服则挝其首，挝之不服则断其喉。”斩钉截铁，一派帝王气象——多少男人堪与比肩？（下图：武则天亲手扶植起来的“美女宰相”上官婉儿）

可是，英雄总有垂暮日，武则天的“铁腕”也抗击不了衰老的嘲弄。这个81岁的老太婆再也争不动了，她颤抖着双手，把至高无上的权力，重新归还给男权社会。她没有退路，只得呆滞地返回当初“后妃”的位置。权杖，自然要授予李唐儿孙。705年，李显咸鱼翻身。他奉诏回京，准备当皇帝。
    李显和老婆韦氏，在钧州、房州漂泊了很多年，两口子夹紧了尾巴，提心吊胆地过，惟恐母亲一反性——“虎毒食子”。如今，太阳打西边出来，竟然要恢复尊号，登基坐殿了，夫妻俩喜极而泣：“总算盼到了这一天！”
    新、旧《唐书》都在列传中记载了同一个细节：“帝（李显）幽废，与（韦）后约：‘一朝见天日，不相制。’”翻译过来，未免有些下流。李显感激韦氏患难与共的陪伴，答应重新掌权之后，彼此“互不相制”。说白了，就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对方怎么折腾都不挑理，由着性子寻欢作乐呗。投桃报李式的“盟约”，注定了唐中宗时代奢靡、淫乱的宫廷生活。
    李显刚到长安，“老相好”上官婉儿便赶来投怀送抱。她随即被册封为“昭容”。死去多年的老娘郑氏，也被追封为“沛国夫人”，真是哀荣无限。昭容，就是皇帝的小老婆。按《旧唐书》的说法，昭容的地位排在皇后（一人）、妃子（四人）之后，属于“九嫔”之中的第二名。昭容也是有级别、拿工资的，上官婉儿不习惯养尊处优，她的差使还是内阁秘书长。毕竟主子换了，思路也得跟着变，本朝皇帝好打发，皇后却不易对付。为了拉拢、巴结韦皇后，上官婉儿下了大本钱——她熟悉这个女人的风流本性，便赤裸裸地奉上了“性贿赂”。武三思被打成“色情礼包”，晋献内廷。韦皇后心领神会，立刻眉开眼笑，照单全收了。（下图：电视连续剧中，上官婉儿“周迅版”）

《旧唐书·列传第一》中写道：“昭容上官氏，常劝（韦）后行则天故事……（帝后）受上官昭容邪说，引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什么叫“则天故事”？无非两条：一，当皇帝；二，养男宠。上官婉儿为了保全地位，不惜鼓动唇舌、诲淫诲盗，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已经彻底堕落成一名下流政客。皇帝、皇后竟很受用，他们和婉儿、武三思，天天在内宫卧室里拉拉扯扯，哪有半点皇室威仪和羞耻之心？“丑声日闻于外”，大唐后宫，弥漫着风吹不散的狐媚之气。
    这个时期，上官婉儿红得发紫，抵达权力的颠峰。她一方面继续抓权，一方面深入兴文，这个奇女子的领袖欲望和风流文采，交相辉映。特殊身份，使她的意志转化为畅通全国的政令，大江南北的诗会，就像今天选拔“超级女声”一样，如火如荼地展开。皇宫里，更热闹，帝后王公纷纷出面捧场，文彩飞扬的婉儿理所当然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她坐镇形形色色的“诗会”，不但代帝后捉刀作诗，还充任考评裁判，对文才绝佳者实施奖励。据说，诗会第一名可荣获纯金铸造的“爵”一尊，这可比奥林匹克的冠军奖牌名贵多了。（下图：上官婉儿身边，绝对少不了风流英俊的帅小伙儿）

难怪新、旧《唐书》都提到上官婉儿降生前，母亲郑氏做了一个奇特的梦：仙人送来一杆大秤，就是为了让“称量天下”。回头一看，果然应验了。婉儿不仅是当代文坛的“铨叙者”，也是宦海之中的“跃龙门”。
    女人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派，投机钻营者就用鞭子赶——想巴结她的人太多了。提拔个把行政官员，对于婉儿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毕竟她健康正常、七情六欲未泯。大富大贵之后，她茫然四顾，缺的还是“意中人”呀。于是，婉儿秘密购买私宅，在宫外和一些风流倜傥的帅小伙儿勾勾搭搭。《新唐书》说：“邪人秽夫，争候门下，肆狎昵……”上官婉儿这种我行我素的举止，酷似武则天特立独行的风格。
    要命的是，婉儿还为这帮外表光鲜的家伙谋求政治利益，很多人踩着她温柔的肩膀，做了显官。她最著名的情夫就是崔湜。小伙子模样好，床上功夫出色，两人初相识，崔湜二十岁出头儿。那时，婉儿已不是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了，转眼四十多了。按年岁，足以当小崔的姑姑或者阿姨。为了报答婉儿的眷顾，崔湜厚颜无耻地引荐了自己亲哥儿仨：崔莅、崔液、崔涤。他们个个儿帅，个个儿花，自然成为婉儿的心肝宝贝。很快，崔湜被她弄成了副部级领导。即便崔湜犯错误，贬为江州司马也没关系，只要婉儿跑到皇上跟前，笑嘻嘻地一嘀咕，立刻就没事儿了。崔湜就这样借助婉儿的粉臂，一步一步爬到了宰相的高位……

豪华酒店的天下盟主当是“伯兹大酒店（Burj Al-Arab）”，翻译成汉语又称“阿拉伯塔”，它坐落在波斯湾的迪拜，堪称是世界上顶级的豪华酒店。据说，住一天7500美元；进去看两眼，也要120美元。虽说它收费不是全球最高的，这座别致的建筑却成为阿拉伯世界穷奢极欲的象征，迪拜还拿它当聚拢人气和财富的城市名片。（下图：“伯兹大酒店”已经成为全世界财富与享乐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