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议来自于新华社记者的一张照片。“5.12”大地震发生后的第4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抵达绵阳机场，在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温家宝到机场迎接胡锦涛的照片中，谭力走在后排，面带笑容。围绕这个笑容，网络世界一片非议。

遭受非议的谭力，地震后一直住在位于地面一层的临时办公室里。卫生间中摆着一堆矿泉水，一张沙发。那个沙发就是他地震之后的床。

南方周末：您是否知道网民在非议您？您委屈麽？您对此有何回应？

谭力：我自己没有上网看过，但我听说了，我肯定委屈。如果不承受这种压力，可能就会影响到救灾工作的开展。

我觉得多数人是不明真相的。你说我笑了，你要看我是在什么场合下，总书记和总理来了，我去迎接他们啊，当然心里是高兴的。

面对这种议论，我必须承受。我是市委书记，也算是政治人物，承受非议和谣言，也是政治人物的特点。

南方周末：地震以来，您如何评价抗震救灾中的干部队伍？救援人员说，北川政法委书记被埋后对救援人员喊，“快救我，我是张书记”。很多网民嘲笑这句话，认为这是“史上最牛官腔”。对这一现象，您如何评价？

谭力：我认为，我们的各级干部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都是出色的。有极个别临阵退缩指挥不力的，已经被组织部门免职。我们北川县的县长经大忠，家里死了5个人，还控制了自己的情绪，坚持在第一线，奋力救灾。北川县委组织部长，北川中学的校长，等等，他们的英雄事迹，是感天动地的。

至于您所说的“史上最牛官腔”，我还是看到你的采访提纲时，才知道的。我问了其他同志，那个北川县政法委书记，被埋75小时后，只在医院待了一天，就投入到抗震救灾第一线。我认为，这是个好同志。

南方周末：地震以来，您的衣食住行都是怎么安排的？

谭力：前三天没睡。我们的干部一个个也是不睡，蔫嗒嗒的，说什么都反应不过来。我命令他们必须睡觉，否则，怎么行？

我最近睡的时间也很少。我尽量把睡觉的时间安排在车子上。晚上就回到这里，睡那个沙发上。（他用手指着他旁边的那个门）。衣食住行这几天好些了，开会、吃饭都在这里。

南方周末：地震中，您既是一个父亲，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市委书记，第一个角色可能会让你悲伤，第二个角色要求你镇定，这些日子以来，您是如何平衡这两种角色的？

谭力：那天我去北川中学，8点来钟，看到大家在掩埋尸体，地上一片片的，我心里悲伤不已。我也是个父亲，躺在地上的孩子们，作父亲的悲痛我们都是相通的。

但是，我是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长，几百万人的指挥长，光悲痛不行。我必须压抑住自己的感情，我必须按照我的角色要求，冷静指挥，我必须表现出一个领导的坚强，沉稳。我一见到下面的指挥长跟我哭，我有时候会批评他们，我让他们别哭，灾难面前我们需要的是坚强和冷静。

南方周末：您哭过么？

谭力：哭过很多次。13号那天，跟温总理去九洲体育馆看望灾民，我忍不住哭了。一是看到当时那种惨状，二是看到总理了，就像孩子看到父亲，觉得有了依靠，压力一下释放出来。

（温总在灾区写下多难兴邦过后，坊间议论甚多。身临灾区数日，颇多感悟。遂于近日撰写这一评论，发表于南方周末）

灾难原本不会兴邦。如果我们不能将过去灾难中的教训变成今天救灾中的经验，不能将今天灾难中的教训变成明天救灾中的经验，多一次灾难，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会多一次痛苦。若想祸福相依的古老哲学，福佑我们这个灾难重重的国家，我们就须在伤口尚未愈合的当下，以对灾难的敬畏之心，检讨灾难中的得失，赢得下一次灾难降临时的主动。

我们必须承认，在人与自然的战争中，我们多数时候是弱小的一方，人定胜天迄今仍是一个不曾完全实现的梦想。我们还不能在灾害面前奢谈胜利。征服灾难的漫漫征途中，改进人和自然拼斗中的技术细节，迫在眉睫，修正我们面对灾难时的制度设计和心灵建设，亦势所必然。

行走在灾区的日子里，我们一而再地感受到过去灾难中的教训，之于抗震救灾的意义。力避幸存者在余震中死亡，孩子复课的朗朗读书书有助于人心的安定---唐山大地震中的经验教训，一直在灾难中的人们。地震中无法使用的绵阳火车站，也借助年初雪灾中的教训，快速复制了一个勘以应急的室外候车室SARS疫情过后的制度安排，让绵阳垃圾处理厂看管焚烧炉的工人，都知道如何避免医疗垃圾，象潘多拉的盒子，被不经意间被打开。

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见证者，都会承认本次大地震中的国家救灾、民间救援的突出表现。同样，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正视只能事后诸葛的失误，哪怕我们的失误相对于我们的成就微不足道，我们仍旧需要在救灾结束后耐心检点。我们必须谦逊地承认，我们的制度建设还没有完全跟上灾难的步伐。

灾难中的个人破产已在少数灾民身上成为现实，而我们的法律还不允许个人破产免债。核销灾民呆帐的通知，只是一事一议的行政手段，且对那些民间借贷无能为力。我们期待个人破产法的酝酿，能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一贫如洗身体残缺的灾民，卸下或许会让他们生不如死的债务。

灾难中，我们看到紧急状态下的紧急措施，控制了混乱的局面，缩短了挽救生命的时间。它们在我们有限的观察中，是有效的，合乎情理的。但是，合乎情理不一定合乎法理，譬如，担心遭受投毒的灾民，非法拘禁讯问那个送馒头的好心人。我们渴望一部规范紧急状态下国家行为个人行为的法律，厘清灾难中可为与不可为、权力与权利的边界。

灾难面前，被遮蔽的人性之美，倾国倾城。扶老携幼的捐款，挽起袖管的鲜血，国旗为平民而降的震撼，蜡烛为逝者而燃的守夜，总理哽咽而下的泪水，师生相拥而亡的镜象，触及了人性中最为柔软的一面，让我们在性善性恶的千年辩题中，找回关乎群体的自信，在凌志汽车和橄榄书的塞进中国WTO的进程中，感受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向心力。

我们需要在鼓吹亮剑精神诗化三国权谋的当下，小心呵护灾难中展现出的柔弱的心灵的力量。呵护的方式，不单单是颂扬，还要有思量：我们个体的善良，怎样在群体性的救援中壮大善良的力量？那些没有工具没有专业水准的的志愿，者曾在救援的黄金时间急需被疏散的人。对过去的悔恨提醒我们，除了有行善的发心，还要有行善的能力。

我们还需正面面对那些伤害心灵的细节，即便是那个放弃学生独自逃生还以自由主义为自己辩护的老师，那个在哀悼日摆POSE无意间刺激公众的明显，那个在“慈善门”中道歉的企业家，都给了我们反思心灵重建的际遇。我们首先应该倾听，观察他们言行的语境，避免断章取义，而后再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刚刚觉醒的国度中，小心翼翼地丈量自由和责任之间的距离。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犹如必将留在风中的往事，灾难终将过去。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尚未风干的眼泪，注定要为奥运会，为新生活而流。我们可以举全国之力，兴建一个新北川，却不可举国存留在悲情中不可自拔。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在往地震博物馆中放置我们的勇敢，善良，力量的同时，也将制度，人心，刚性，柔软，过去，现在，未来，经验，瑕疵，教训等等关键词串联而成的泣血篇章，一并装进去，待祭奠5月12日14点28分的逝者的后来者，思考我们这个其命维新的旧邦，怎样才能在一次次灾难中野蛮体魄健全精神。

恐慌与紧张，紧张与警觉，只有一线之遥，没有人能以紧张为原点，将三者之间的临界点厘清。中共绵阳市委渴望民众以高度警觉的心态，支持紧急疏散方案，却不得不面临动员大会难以驱散的紧张乃至恐慌的气氛。

5月26日下午1点整，中共绵阳市委书记，绵阳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指挥长谭力，抛却连日辛劳的疲惫，铿锵有力但略显沙哑的嗓音在唐家山堰塞湖下游人员紧急疏散动员大会上对全市数百万民众说，唐家山堰塞湖时刻处于溃决的高度危险状态，危及130余万绵阳人。

“现在是绵阳最危急的时刻！”谭力在动员大会上说大家应该把值钱的财物安顿好，因为紧急疏散已势在必行：“近日，堰塞湖湖体以上地区可能强降雨，将使湖内水位急剧上升，施工难度空前加大，导致排险更为艰难。”

当天下午，绵阳市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消息，预计从当天下午到27日上午，绵阳东西部地区将有明显的强降雨天气，当地报纸报道这一消息时，援引专家的话说，各地要注意预防强降雨，强雷暴大风。局部地区镇南关到大雨，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大到暴雨。

虽然大雨大风未像气象局预报的那样落下，官方决策层还是决意做好最坏的打算，宁可相信马上便大雨倾盆堰塞湖溃坝。四川省人大一位副主任在那个动员大会上明确地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备而无患，不可患而无备，决不能让灾前无备灾后流泪的悲剧重演。

谭力讲话中提到了总理的嘱托。事实上，上述那位副主任的言论，也是从总理的话语中派生出来的。5月22日下午，温家宝总理飞临唐家山堰塞湖上空查看灾情，当晚，总理专题研究了堰塞湖问题，留下三条原则：主动处理，避免被动；立足早处理；决不能再造成人员伤亡。

依照谭力的计划，堰塞湖溃坝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零伤亡”是必须要保证的。中共绵阳市委采取层层包干坚壁清野的策略，市级官员包县区，县级官员包乡镇，乡镇官员包村，村官包组，组长包到户。北川县受到威胁的乡镇，每几户还指定一名“户长”，确保不遗漏一个人。中共绵阳市委宣称，对各级官员，凡有临阵退缩等问题的，将受到从严从重的处分，对底层民众，该撤不撤的，将被强制撤离。

虽然谭力说撤离是“不得已的保命方案”，但他同时晓谕民众，不要恐慌，不要听信谣言和小道消息，他在电视上用右手的食指比划了几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指挥长，撤离的指令只有我才可以发出。”

唐家山堰塞湖坝上，水利部的专家说，一旦溃坝险情发生，上游观察站每隔20秒就会发射30发信号弹，警报发出后，电台电视台高音喇叭全部公告指导撤离，市民和村民确实不需要恐慌。

可是，一部分民众依旧无法从恐慌情绪中走出。由于搞不清天气，无法预测最终实施的方案是三分之一溃坝，还是其他，他们就无法预知自己在未来十天左右的时间，究竟面对什么样的状态。不确定的未来让他们殚精竭虑满腹狐疑。5月27日，些许市民给抗震救灾指挥部水利组负责人打电话，言辞中透露出不安，个别市民担心地问，如果紧急溃坝时停电，电台电视台高音喇叭出不了声怎么办？当晚，该负责人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出现在绵阳电视台的屏幕上，劝慰大家毋需惊慌。他告诫个别人，不能一紧张就撤离，如此反复，一旦真的需要撤离，你可能就麻痹了或者跑不动了。

水利部专家对此亦感无奈。他们为绵阳官方提供决策的方案，保守一分，官方的压力就会放大两分，可是，反过来，伤亡也会成倍增多。权衡利弊，张文煊说，这时候，只能宁左勿右了。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控，宁可事先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是官方决策者的普遍共识。因为，谁也担负不起坝溃人亡的责任。

“天气快把我磨疯了。到底下不下雨，甚么时候溃坝，我们究竟要怎么办？”

5月26日晚9时许，林必丰，年过而立的绵阳市江油县青莲镇月圆村灾民（音），站在帐篷口止不住地表达着烦躁不安的情绪。

虽然天气已渗出丝丝凉意，镇抗震救灾指挥部闪烁的灯火，电视台忙碌的直播车，镇长布置撤离方案的沙哑的嗓门，让原本躁动不安的灾民，没法安静地倦缩在彩布条拉成的绵延的帐篷中。

自称李白故里的青莲镇，得名于诗人李白清莲居士的号。可是，此时村民们毫无诗仙的豪放之气，更多的倒是诗圣杜甫国难当头的蹉叹之声。青莲镇月园村距绵阳市区40余公里，静卧于唐家山堰塞湖下游的沿河地带，一旦溃坝，在劫难逃。

不远处的月圆村，人去楼空，一片死寂。平日里2300余人的生活场域，只余偶尔几声狗叫，以及驻守村口桥头警戒电的成都军区的两个士兵。

这一天，月圆村等唐家山堰塞湖下游数万民众得到撤退到临近高地的指令。接连几日，3万5千多身处危险地带的北川江油民众先行撤离。

林必丰一家三代9口人，不得不撤离没有被地震摧毁的家园，丢下无法带走的牲口，带着有限的钱币，简单的衣被，五成新的行李箱，暂时生火做饭的煤气灶，可供10天消耗的干粮，搬迁到远离河水的高地上，9个人挤在10平方米的帐篷中，忍耐蚊叮虫咬，汗臭难当的日子。

驻守桥头的士兵杨兴伟说，对比撤到河对岸山顶上的村民，靠近乡村集市的林必丰等人，算是幸福的，人多扎堆，还能说话，看集市上原住民家的电视。山顶上人少虫多，躲避那里的村民快憋“疯”了。他递给本报记者一个登记簿，离开安置点的村民必须登记。最近，回家取物的村民与日俱增。那天上午9点45分，村民张玉琼在登记簿上写下回家理由：喂猪。

不知道哪天才熬到头的林必丰，在26日被确凿无误地告知：溃坝是必定的，只是哪一天溃坝，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还是全部，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目前难以存身的地面高度，仅能应付三分之一的溃坝，如果全部溃坝，他就要带着全家老小奔往更高的山顶，那里人更多场地更小。这一天下午，中共绵阳市委书记在现场直播大会上说，唐家山堰塞湖下游人员必须紧急疏散，截至当晚6时，各个村组的疏散方案都已上报绵阳抗震救灾指挥部，等待指挥长的命令。

市委书记的讲话还针对“广大市民们”。动员大会上宣布的三套撤离预案，一套是三分之一溃坝33个乡镇15万人撤离，另外两套方案，无论是二分之一溃坝，还是全溃坝，绵阳全市各县区都将有120万至130万人撤离。后两套预案使绵阳城内诸多市民如临大敌。

5月27日下午，绵阳城内大多数店铺打烊。城区一知名的商业大厦，门口罗雀，店员比顾客多，本报记者买一双鞋子的愿望都难以实现。在隔壁的爱心鞋店，老板用等待另一只鞋子掉下来的故事打了个比方，因为天气琢磨不定，他们估计唐家山堰塞湖将在强降雨中溃破的准备，一再白费，近日的天气预报老是不准，他们不知道防空警报究竟何时刺破天空，就像那个老叟在彻夜不眠地等待另一只将掉下来却始终没有掉下来的鞋子。

下午4点半，绵阳市培城区青义镇政府大院内，该镇党委书记以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长的名义发出指令：接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紧急通知，唐家山堰塞湖三分之一溃坝，请按预案，立即组织撤离。据称，地处培江河边的灯塔社区5组口哨声骤然吹响，联系5组的干部和应急队员，立即分散到各家各户，动员转移。将近半小时后，234人扶老携幼契妇将雏地到达预定的安置点。防疫人员也在洪水消退的模拟环境中，及时消毒。

“如果老天爷再给我们十来个晴天，下游老百姓的损失，就会降到最低点。”

5月27日晚，直升机降落在唐家山堰塞湖的升降点之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爆破专家张文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了这句话。

准确地说，他是重复了这句话。此前，堰塞湖排险指挥部的诸多专家都说过这句话，但这次没有一个专家觉得他在重复别人。集体无意识的重复，流露的是一种共识：他们期待天气一直晴好，使得机器主导的工程措施，能够替代炸药主导的爆破措施，从而放大下游的安全系数。

当晚6点零3分，本报记者与戴安全帽着红色T恤的张文煊 ，顺着陆航二团飞行员搭好的扶梯，双脚落在唐家山堰塞湖直升机升降点。螺旋桨掀起的烫脸的气浪，吹得沙石飞扬，吹得升降点的士兵们睁不开眼。睁开眼的人，几乎没有人知道45岁的张文煊，就是两年前央视直播三峡围堰时，那个剖析“世界第一爆”的爆破专家。

地震之后第4天，水利部和四川省的地质水文等方面的专家聚集绵阳，讨论处理北川等地堰塞湖。5月18日，黄河和一干地质人员乘直升机盘旋在唐家山堰塞湖上空，次日取得唐家山地形地质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天，以水利部高官和专家为主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水利组决定，33个小堰塞湖由四川省水利厅组织解决，最险的唐家山堰塞湖则由“中央军”攻克。

从直升飞机上看出去，河流如一条飘带逶迤在两条险峻的峡谷中。飘带右侧的山崖，像被一把巨大无比的刀从高空劈过，劈落的山石和尘土将原本顺流而下的飘带横空斩断。堆积的山石和泥土，象一个巨大的塞子，桀骜不驯在堵在地震重灾区北川城外3公里处。

张文煊很快汇聚到由水利部总工程师等人组成的专家团队中。专家团队正在现场指挥武警水利部队的施工。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的高低不平的堰坝上，散落着红色的军旗，蓝色的帐篷，橄榄色的迷彩服。不远处，推土机挖掘机在24小时连轴转。张文煊说，“人可以换班，机器一刻不可以休息。抢险就是和天气抢时间！”

唐家山堰塞湖就象悬挂在绵阳人头顶的一盆水，现在工程人员努力的方向，是在坝上凿出一个漕子，让水缓缓泄出，而非瞬间冲向下游。

经唐家山堰塞湖前线指挥部研究，确定设备和炸药的使用原则为：挖爆结合，先挖后爆，平挖深爆，以爆助挖。张文煊说，以挖为主导的工程措施是上策，以爆破为主导的非工程措施是万不得已的下策。堰坝沿河堵塞800余米长，有的地方轴线宽达600米，深度100米不等，回水20余公里，这样的堰坝，很难一炸了之。弄不好，爆破的巨大冲击波有可能在恶劣的地质条件下，鬼使神差地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之类的“人工地震”。

5月25日，天气预报说次日有大雨，水利部专家团队担心暴雨中断工程措施，且加剧溃坝的危险，无奈之下，安排数百名武警官兵，随当地向导，背负炸药，星夜徒步，“攻进”堰塞坝，准备实施爆破。谁料，拜老天爷所赐，天亮放晴，非但堰坝无须立马爆破，被士兵们称作“大鸟”的俄罗斯米—26直升机，还在26日中午将重逾13顿的挖掘机，从北川县擂鼓镇施工设备停放点，“鸵”到堰坝顶。

随后从堰塞坝上返回绵阳城的水利部副部长矫勇，激动地告诉水利部的专家组工作组的成员们：俄罗斯“大鸟”可以高效运输设备，现场的施工条件也比预想得好的多。张文煊的同事，在他公开的日记中慨叹：“大家为之紧张的心情这次稍有放松……”

站在堰坝上，水利部专家们分析道，如果天公作美，空军就能保持“空中通道”的畅通，机械物资装备就能增援到坝顶，武警水利部队连续再干10天，或许就可以将应急疏导泄流槽修成，实施三分之一溃坝方案时，洪水就会“有节制地”奔向下游，虽然同样会淹没村庄集市民宅公房，但受损的比例将小得多。如果天气恶劣，仓惶间爆破溃坝或者全部溃坝，肆虐的洪水将以可怕的速度横扫障碍物，泥石流，滑坡等等不可控的风险将纷至沓来，130万人口史无前例的大转移将让这座城市笼罩在阴霾中。

不过，理想的工程措施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最终取决于天气和地质条件的好坏。张文煊说，目前的所有评估，比如说三分之一溃坝方案会淹没多少房宅，全溃坝方案会撤离多少民众，只是依据经验测算的结果，而经验并非总是百分百靠得住的。

2008年5月28日清晨，太阳再一次缓缓爬出浓雾和阴霾，四川绵阳市城区富乐山，唐家山堰塞湖排险指挥部的驻地，晴好天气带来的欣喜、烦躁、焦灼的情绪，又一次从这个劫后余生的城市中蔓延开来。

大战在即胜负难料，三天来，天气成了人们情绪的附着点，天气是130余万人心头最大的悬念。

我还是不愿意吃。准确地说，是不舍得吃他们的。第一批徒步登临堰塞坝的士兵们迄今没有吃过一顿饭。啃的都是干粮。现在，有饭有菜的盒饭来了。我想，正常人都会产生极大的食欲。

政委觉得我们太怎么了，没有军人的爽气。我有些禁不住劝，觉得拂了人家的美意。正尴尬间，政委又跟大家说，吃吧，800份盒饭，够了。我顿时放松了些，俯身去拿盒饭。我知道，山上至多500人。可我伸手解开装盒饭的手提袋时，还是觉得别扭，不舒服。正端起来，人民日报的那个兄弟过来了，笑着说，你还吃饭啊。我想，我当时的脸一定红了，感觉好像偷东西被发现了。

我吃了。但是，肉，我这个胖子是吞不下去了。我犹豫了片刻，还是把几块油乎乎的肥肉给吞了。我实在不敢在这样一个堰塞坝上，一个因为地震陡然间冒出来的大坝上，暴殄天物。这里交通堵塞了，士兵们正在拼命的干活，跟必定要窥破的堰塞湖抢时间，让下游的人们安全些再安全些。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据说比较有名的餐馆。伙计告诉我们，可供选择的菜肴没有几个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营业。明天从厨师到服务员都要四散回家。

        这两天因为上游唐家山堰塞湖溃坝已成定居，绵阳城内老百姓人心惶惶，尽管政府反复宣称他们会做好万无一失的撤离，决不出现一例伤亡，人心还是禁不住地震和洪水的双重夹击。对于不需要担负政治责任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逃命，可能是他们最想做的事。我知道，政府已经为他们的撤离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包括看电视，上厕所。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紧张。

       前天，我了去堰塞湖，我上直升飞机前夕，去商店买了一双鞋。当时才发现，大街上的店铺绝大多数打烊了。没想到这么快，就集体闭市了。

       中午，酒店的服务员说，菜都难买了。另一服务员昨晚说，最难买的是机票。他说，现在进四川的机票都是最低折扣，出四川的机票则没有一分钱折扣，还买不到。

父亲成舍我：刚直不屈老报人

文\章敬平

叫板汪精卫：“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你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长么？”

成舍我，一个中国新闻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一个说到成思危时不可不说的父亲。

1998年，为纪念父亲诞辰百年，成思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撰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虽说一些人对成舍我的偏见已不复存在，强加于父亲的一些不实之词亦烟消云散，成思危依旧感觉到，如何对父亲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描述，仍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于是，考虑再三的成思危，采用写实兼写意的笔法，归纳了父亲的四种精神：自强不息、刚直不屈、爱国不渝、情深不移。

1913年，成舍我出生于南京下关，仅在“旅皖第四公学”读过一年半书，时年15岁的成舍我，被安徽的一家报社正式聘为外勤记者；

1918年，经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的特批，无学历无资格参加入学考试的成舍我，辗转成为北京大学学生，困难的时候，中共元老李大钊给他谋划了一份干报纸编辑的活，让他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

1921年，靠着节衣缩食的200块大洋，成舍我办起了自己的第一份报纸——《世界晚报》。他给晚报立了四项宗旨：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受津贴；消息灵确。

1925年，成舍我创办了《世界日报》。次年，“不畏强暴”的《世界日报》披露军阀张宗昌枪杀进步报人林白水，惹来杀身之祸。他的夫人在英国路透社宣称“成氏已被处决”的当天夜晚，去国务总理孙宝琦家门口跪泣哀求。孙履新之初，政敌曹锟以及舆论界大举倒孙，唯有《世界晚报》力挺孙宝琦。感念旧情的孙出面斡旋，从鬼门关救回成舍我。

1927年，成舍我在南京创办了《民生报》。凤凰卫视知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已故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中说，成舍我是“写通讯的能手”，“脱离了政论家的旧窠臼”，知道应该“着笔事实报道”。

与成舍我、马星野并称台湾“新闻界三老兵”的曾虚白，在他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中评价《民生报》：“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首创的小型报------是当时小型报的翘楚。民生报批评时事非常精辟，偶因揭发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渎职劣绩------触怒了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严令封闭民生报。”

新闻史中记载的这件事，成思危小时候听他的母亲萧宗让说起过，因为彭学沛是萧宗让的姑父，成思危的姑爷爷。亲友考虑到亲戚关系，劝成舍我放弃揭露彭学沛，但成舍我没有答应。见亲信被曝光，汪精卫大怒，借故关押成舍我40日，反复较量中，成舍我给汪精卫，也给中国新闻史留下了一句名言：“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你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长么？”

1937年，日军攻占北平前，成舍我以身家性命作赌注，拒绝进入“维持会”，誓死不当汉奸。北平被占领之后，成舍我抛弃一切财产，费尽周折，去香港办报。1941年，香港沦陷，成舍我不得不离开香港，携妻将雏，在日军轰炸的中国大地上办报办学。1948年底，囊中可谓羞涩的成舍我带着成思危，返回香港。

在香港，成舍我与一拨号称“第三势力”的知识分子往来相处，他们既反对中共，又不欣赏国民党，故而暂时流亡在港澳一带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入台。

北平和平解放时，中共将父亲的《世界日报》当作国民党系统的报纸没收了。成思危说，他父亲对报纸被没收一事耿耿于怀，这是促使他日后由香港辗转前往台湾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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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秋天，在香港读了两年中学的成思危，表面上静悄悄内心却轰轰烈烈地离开了香港，走向一个相对于香港而言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与香港不同，还与父亲的世界背道而驰。

次年春天，成舍我移居台湾。退守台湾的蒋政权为巩固威权体制，推行报禁政策，成舍我创办报业帝国的梦想，就此中断，虽说日后台湾报禁的废除，让他在90高龄的时候赢得创办《台湾立报》的机会，但是，就其一生而言，他辉煌的报业生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退而求其次，成舍我考虑变办报为办学。到台湾后执教于政治大学等高校的成舍我，于1956年创办了“私立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改制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为今日世新大学的前身。事实上，成舍我在大陆曾有过办学经历，只是动荡的时局，让他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和“桂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很快便昙花一现。

客居台湾的成舍我依然不改刚毅、果敢、不屈的“报脾气”。除了言论自由等政治事件上的进攻性，生活中也我行我素。成思危曾以父亲晚年的婚姻例证成舍我精神中的刚直不屈。1969年，成舍我与韩镜良女士结婚。韩的前夫是因“匪谍罪”被台湾当局处决的。成舍我的不避嫌疑，令一些人颇感惊奇和不解。

个性脾气中的刚直不屈，并不妨碍成舍我在办学生涯中秉承“兼容并包”的精神。研究成舍我的一位台湾学者说，尽管他晚年的政治倾向趋于保守，对民主表现出既迎又拒的态度，然而，在他三十余年的宝岛办校生涯中，始终未有放弃“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对台湾的民主运动有着间接的贡献。台湾名记者陆铿在纪念成舍我的文章中，说，他“能团结使用各种不同立场、观点的人”，“谈到政治立场，则是左、中、右、独，无所不有，反映了成舍老的博大胸襟。”

终身反对台湾独立，不去美国当寓公

　　成舍我虽然胸襟博大兼容并包，但他终身反对台湾独立。到台湾时已经55岁的成舍我，有着割舍不掉的故国情怀，在他创办的世新大学校园内，有一副他写的对联，镌刻在“长青亭”柱上：国难方殷，壮志不随双鬓白；中兴在望，孤忠永共万山青。对联中虽有今天的我们难以理解的“中兴复国”，但他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清晰可辨。

1970年代，成舍我的学校在台湾不仅赫赫有名，而且资产殷实。有人劝他将财产转移到美国，并申请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成舍我当即拒绝，他说，他的事业在台湾，他绝对不去美国当寓公。上个世纪末，成思危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文章中，举了这个例子，盛赞父亲爱国不渝。

1979年，任职于化工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成思危，因公赴美，年逾八十的成舍我旋即离开台湾，与分别了28年的儿子在美国相聚。此时，成思危的母亲萧宗让已经辞世，他听妹妹说，母亲弥留之际还在病榻上念着他的名字。

成舍我向惟一的儿子流露出“家业交接”的愿望，但他表示选择权在成思危。成思危说，父亲对子女实行“三不”政策：不干涉政治倾向：不干涉职业选择；不干涉婚姻家庭。

1988年，成思危携妻女与父亲会面于香港。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是个乐观派的成舍我，特意要儿孙们陪他到落马洲隔岸远眺深圳，他说，待到条件时，一定要争取回大陆一行。

遗憾的是，成舍我并未等来这一天。1991年4月1日，成舍我病逝台北。留给成思危的最后一次印象，是他此前一年去台湾探父病，父亲用一只瘦弱的手抱住他，另一只手则不断抚摸着他的头。

成舍我一生节俭，谢世前跻身于《福布斯》首份台湾富豪榜的他，每天乘坐的只是一台台湾产的旧车。但他为一生中最后一份报纸购买的印刷设备，却是最昂贵最先进的。

成思危说，父亲为人心思缜密，感情深藏不露，即便在子女面前也很少袒露内心世界，他深信，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全面地了解父亲，对他的看法也很难完全一致，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罢了。

隔着历史的长河评论逝者成舍我，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表述，但是，无论我们从哪个视角出发，我们都会承认，10岁那年客串写过新闻稿的成舍我，起码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典型的独立记者。成舍我在评价《沧波文存》时，曾借题发挥地说，典型的独立记者应该是这样的：“在参加某一个刊物工作时，无论报纸，杂志，应注意能否符合你的抱负？这一刊物的主管，是否要明辨是非，扶持正义，为天下国家闭邪说，阻乱源。尽管记者是一项职业，辛劳有限度，报酬有标准，但如果上述两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则所谓辛劳与报酬，即将自然使你不再作任何计较。否则即日酬万金，亦可掉头不顾。”

与成舍我政治立场不同、对其晚年评价不高的台湾学者李筱峰相信，成舍我对“典型独立记者”的描述，应该不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文词而已，综观其一生，他确实以此为标准身体力行了。

他喜欢打太极拳，不过，言语中没有太极拳的影子，他也没有庙堂上“大人”们常见的威仪，在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书生的人生感悟。

“再过两天，您就要卸下繁重的政务，离开参政议政的政治舞台，此时此刻，您愉快么？”我问他。

他笑着回答说，官员是暂时的，学者是永恒的，从学界出来再回到学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伤害。他现在退出来回到学术，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某种程度是很高兴的事情。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的表情，淡定，从容，就像说别人的事。

“我是否可以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来描绘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追问他。

他回答道：“我有一种从做我必须要做的事，转向做我喜欢做的事的喜悦。从这一点说，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因为退下来把我从责任中解脱出来了。虽然说对社会，我还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是不同于职务给我的压力。”

他相信并尊重自然规律。2007年12月20日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在民建九大闭幕式上，他开口就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长江前浪推后浪，一辈新人换旧人。这是不可违抗的历史规律。

闭幕式上，他向与会者表示，退下来之后，他还有四个层面的事情要做，首当其冲的是学术研究，他将继续从事复杂科学、虚拟经济和风险投资三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为国家和社会献计献策。

其余三个层面的事情是：作为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理事长，他将努力整合民建会内外的资源，将实事办好，好事办实；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剩下的两年任期内，尽力推进职业教育事业；利用他在境外的关系，为祖国的完全统一等事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人生七十古来稀”，说完这两句，他跟昔日同事们说，他已经活过了我国男性的平均年龄，多活一天就多赚了一天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他说，今后，他一定会注意保养身体，争取多赚得几千天，使他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多彩。

百余日过后，成思危跟我谈到告别政治舞台后的计划，再次表示，他将返回学术界，他说：“我还有两个学术基地。一个是中国科学院，我是它的虚拟经济和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还是他的管理学院院长。另一个是我的母校华东理工大学，我是它的名誉校长。它成立了一个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我也到那边去指导工作。”

他边笑边说，他笑得清爽明朗，说得干净利索。他喜欢打太极拳，不过，言语中没有太极拳的影子。

像大多数学者一样，他总是显得简单而随便，没有庙堂上“大人”们常见的威仪。采访的时候，他依然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在职领导人，但是，没有秘书在场，没有下级官员陪同，他就像一个教授在等几个讨教的同仁。我希望专访他的电子邮件发给他后，讲话从不用秘书起草稿子的他，当即回复说可以，并定下时间地点。我过去的经验中，采访党政要人，按照常规模式，起码也需要一份盖好单位公章的采访函件。他什么也没要。

学者们往往讲究片面的深刻。他似乎也是。他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说，我的采访提纲问的太宽泛了，他什么都可以回答，但他希望问题能够集中些。这样的回复，让我想起导师给研究生指导论文。

采访结束后，我们的摄影师给他拍照。拍照总是需要背景的。他站在国旗边拍了一张，站在两幅字前拍了两张，一幅字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另一幅字是“四多四少”：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整理采访笔记时，我发现，我们的采访并未依据最初的提纲照本宣科，“超纲”的问题他也回答了。以他的胸怀，这一点我并不觉得惊讶。我惊讶的是，他在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书生的人生感悟。

他喜欢打太极拳，不过，言语中没有太极拳的影子，他也没有庙堂上“大人”们常见的威仪，在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书生的人生感悟。

“再过两天，您就要卸下繁重的政务，离开参政议政的政治舞台，此时此刻，您愉快么？”我问他。

他笑着回答说，官员是暂时的，学者是永恒的，从学界出来再回到学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伤害。他现在退出来回到学术，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某种程度是很高兴的事情。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的表情，淡定，从容，就像说别人的事。

“我是否可以用如释重负这个词，来描绘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追问他。

他回答道：“我有一种从做我必须要做的事，转向做我喜欢做的事的喜悦。从这一点说，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因为退下来把我从责任中解脱出来了。虽然说对社会，我还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是不同于职务给我的压力。”

他相信并尊重自然规律。2007年12月20日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在民建九大闭幕式上，他开口就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长江前浪推后浪，一辈新人换旧人。这是不可违抗的历史规律。

闭幕式上，他向与会者表示，退下来之后，他还有四个层面的事情要做，首当其冲的是学术研究，他将继续从事复杂科学、虚拟经济和风险投资三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为国家和社会献计献策。

其余三个层面的事情是：作为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理事长，他将努力整合民建会内外的资源，将实事办好，好事办实；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剩下的两年任期内，尽力推进职业教育事业；利用他在境外的关系，为祖国的完全统一等事务，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人生七十古来稀”，说完这两句，他跟昔日同事们说，他已经活过了我国男性的平均年龄，多活一天就多赚了一天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他说，今后，他一定会注意保养身体，争取多赚得几千天，使他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多彩。

百余日过后，成思危跟我谈到告别政治舞台后的计划，再次表示，他将返回学术界，他说：“我还有两个学术基地。一个是中国科学院，我是它的虚拟经济和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还是他的管理学院院长。另一个是我的母校华东理工大学，我是它的名誉校长。它成立了一个系统工程研究中心，我也到那边去指导工作。”

他边笑边说，他笑得清爽明朗，说得干净利索。他喜欢打太极拳，不过，言语中没有太极拳的影子。

像大多数学者一样，他总是显得简单而随便，没有庙堂上“大人”们常见的威仪。采访的时候，他依然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在职领导人，但是，没有秘书在场，没有下级官员陪同，他就像一个教授在等几个讨教的同仁。我希望专访他的电子邮件发给他后，讲话从不用秘书起草稿子的他，当即回复说可以，并定下时间地点。我过去的经验中，采访党政要人，按照常规模式，起码也需要一份盖好单位公章的采访函件。他什么也没要。

学者们往往讲究片面的深刻。他似乎也是。他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说，我的采访提纲问的太宽泛了，他什么都可以回答，但他希望问题能够集中些。这样的回复，让我想起导师给研究生指导论文。

采访结束后，我们的摄影师给他拍照。拍照总是需要背景的。他站在国旗边拍了一张，站在两幅字前拍了两张，一幅字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另一幅字是“四多四少”：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整理采访笔记时，我发现，我们的采访并未依据最初的提纲照本宣科，“超纲”的问题他也回答了。以他的胸怀，这一点我并不觉得惊讶。我惊讶的是，他在大词串联的国家叙事中，夹杂了“年轻，孩子，冲动”这样的民间语文，没有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也没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表述，一个古稀书生的人生感悟。

从政路上，成思危是个感情细腻得可以为属下刚生的宝宝取名字的爷爷，但在是非问题上，他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政治家。

2008年度全国两会召开前几天，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风险投资”一号提案10周年。1998年，九届政协一次会议上，成思危领导民建中央提交了建议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个提案，被大会列为一号提案。如今，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拥有360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金超过660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获得风投资本的国家。

我谈到媒体送给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冠冕，他说过誉了，他不赞成这个称呼，他只愿意说，他是中国风险投资的积极推动者。

成思危说，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作为学者，治学是参政的基础。发表意见也好，推进人大立法、监督工作也好，他都要以治学为基础。“我的工作涉及经济立法比较多，没有学术研究，是做不好的。”他说。

比如说公司法修订的时候，他就坚持要把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这一条，从“任意性规则”变成了“强行性规则”。

从政路上，成思危是个感情细腻得可以为属下刚生的宝宝取名字的爷爷，但在是非问题上，他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政治家。2003年春天的一天，成思危做客人民网，一个网名“摸着良心过河”的网友问他：像你这样的大官打个电话就可以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的经济，属不属于虚拟经济？虽然这个问题并不属于虚拟经济问题，以虚拟经济研究见长的成思危诚恳地回答：第一，他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可以打个电话就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第二，他也没有这样大的胆，来做这种受百姓们“千夫所指”的事情；第三，他个人的良心也不允许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他很坦诚地说，他当了人大副委员长以后，遇到不少亲戚朋友托他打电话、写条子，截至当时，他说，他没有打过一个电话，写过一个条子。

将“摸着良心过河”的提问视为提醒的他，还举了他在湖南省人大代表团表态的例子。他说，他在代表团会上说过，他确实有点怕回故乡湖南，因为不少故乡人要求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说，他希望家乡的父老们支持他做一个清官，做一个好官。

领导民建中央的11年中，他做出了许多决策。他说：“尽管这些决策还有一些不够完善之处，甚至可能影响到个别地方组织和某些同志的利益。但我敢向大家保证，这些决策都是出自公心。”

他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谅解。

眺望未来，他说，如果那些陈年决策确有不当之处，欢迎民建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予以纠正。

回望自己以参政党领袖身份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11年，他说不虚此生。去年12月20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民建中央九大的闭幕式，七大就提出任期制的成思危，在新老交接的历史关头，做了一个演讲。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对我说，从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11年，这11年里，他没有偷懒，他践行了建设国家的诺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有了这11年就不虚此生了，没什么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