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

《南风窗》2008.8.27

当我们步入美元全球贸易体系后期，过去的“美元滋养中国增长”的现象，由于人民币的联系汇率问题，实际上已经倒过来了。真相是，人民币在越来越多的反哺美国、支撑美元信用。如果没有人民币和其他货币所代表的财富和生产力与美元的联系、对其信用的支撑，问题就不是美元能不能退出，而是怎样退出。

全球货币和贸易关系是，货币是贸易的交换工具，多元世界政经格局早已形成，全球贸易中美国一国的份额一直在下滑（考虑美元的泡沫因素，这个下滑原本应该表现得更快，现在由于人民币和美元联系，欧元区对中国的贸易也仍然选择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因为欧元区担心人民币与美元一起贬值的贸易损失，所以不肯用欧元结算），数个货币区共分天下，各个民族国家或者货币区的贸易，即便没有单一世界货币，也可以由市场化的、不同货币之间的相互定价来解决。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理由轻视自己，轻视“人民币”所代表的中国财富和价值创造能力。

“货币退出”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因为是否退出，最终是经济对比变化、市场发展和价值选择的结果，当然有政治因素，但不是单一的。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证券都曾经作为全球若干地区贸易货币使用过，只不过远没有美元达到的势力。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也曾经退出，虽然不能完全可比，但同样有信用透支、信用耗竭的根源。

所以，仅就当前的世界经济判断，美元不是不能退出，而是什么时候、怎样退出，人民币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充当垫脚石，或者还是应该作为“鼎足之一”的其他什么角色。

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美国时代远没有结束，也就是美元时代没有结束。即便新技术革命现在处去相对停滞状态，但如果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没有足够的志气，下一波技术革命、生产力或者财富大爆炸，会依然产生于美国。而考虑到中国的许多社会方面的因素，中长期这个国家的经济有很多不确定性，也就意味着人民币的不确定性。

但这不代表说，现在要紧紧靠在美元的身体上，而且依靠的方式有根本性的扭曲和不平等问题。

中日怎样纪念同一个二战

郭凯

《南风窗》2008.8.27

8月15日，在日本官方纪念二战结束的仪式和集会上，日本现任首相、参众议长都公开发言，对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所带来的巨大伤害表示愧疚。这样的情况，撇开中日恢复邦交的早期和中期历史，在近期若干年中尤其是小泉首相任内，并不多见。而中国政府稍早前首次派代表参加日本广岛原爆牺牲者慰灵和平祈念仪式，也给了处在民主政体之下十分难以取悦本国民众的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主动示好还以“礼尚往来”的由头。

日本战后思潮的脉动

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矛盾，表面看来是源于两国各自纪念二战的方式，但在深层次上，要追溯到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动，这当中有若干核心影响不为中国民众所熟知。

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官方和民间年复一年的纪念，原子弹爆炸成了日本人最痛苦最清楚的二战记忆，很多日本平民自认为是二战的受害者。协同全球战后反核武器的势力，日本曾制作了一部流行世界的原子弹爆炸卡通恐怖电影，将国民的“受害者”意识强化到极点。

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战后很多年里日本民众选择了淡忘，包括二战甲级战犯在内的大量日军官兵的遗孀遗孤和家属，在战后靠政府抚恤津贴缓慢恢复，也不愿社会再揭这些战殁者不光彩的一面。在汉语圈之外，对南京大屠杀最早的、多年间也几乎是唯一的官方国际记录，是国民党政府在二战期间向国际社会呈交的；很多战后出生的日本精英都是在能够直接阅读英文资料后，才开始有所了解。此外，从侵华战场回国的日军中，由于不同地区（例如台湾和华东）的作战和殖民方式区别很大，侵略军彼此之间也常常不清楚对方的行径。

冷战期间，亚洲国家按阵营站队的现实使得对于二战史的整理不合时宜。当中日准备恢复邦交时，根据日本的记录，当时的日本首相是做好了公开道歉、祭拜中国受难者并对之进行巨额赔偿的准备的。日本首相没想到，中国政府的表态是，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也就是说，把侵略责任都推给了所谓的日本军国政府，最后就落到了若干名甲级战犯头上，从而大大简化了难以辨认且容易引起争执的历史问题。建交当时，日本媒体曾提议两国共同检讨日本侵华史、共修当代史，但是北京沉默以待，日本单方的历史讨论最终不了了之。

日本战后头40年，虽然政府中有右翼人士担任大臣甚至首相，但国会长期有1/3左右的左翼政党席位，教育界则清一色是左翼的天下，这些左翼人士在战前大量接受了苏联学界的观念，对日本侵华、中日历史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这些左翼老人的相继离世，日本社会总保守化的趋势不可遏止，所谓的“知中派”相继在官、产、学界失势，日本社会残余的极右翼思潮卷土重来，其不仅针对中国，连美国也成了批判对象。

日本极右翼人士中，除了少数至今仍迷信军国主义的遗族，不少是真正相信“大东亚共荣圈”进步作用的日本精英，他们认为英国法治文明哺育了香港这样的自由港，日本也可以把自己的优质文明泽被亚洲。当然，这种思维明显低估了日本与中国同质文明中的劣根性部分，何况其所看重的文明和自由诸要素在价值序列上也不能天然地高过民族自决；在实践中，脱离各种条件，不但香港的例子不能被简单复制，还可能重复伊拉克移植民主后的乱局。

军国流毒的宗教外衣

回过头来说以靖国神社为象征的另一类极右翼思潮。虽然在政教分离的日本社会，早已和政府脱钩的靖国神社已没有军国时期“政军教”三合一集权代表机构的威风，但作为独立的宗教组织，它却拥有在信仰自由名义下不受日本政府和主流社会干涉宣传内容的权利。

靖国神社历史上曾为所有在日本对外战争中“替天皇而战”的军人提供神道宗教服务，与政府脱钩后，为了保持其财力、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力，美化日本一切对外战争就成了这一残余机构的必然选择。靖国神社这一意愿，和去那里祭祀祖先亡灵的日本国民没有任何关系。在最早进入神社的日本亡军灵位中，并没有二战甲级战犯；其灵位是在日本重获自主后，被靖国方面悄悄摆进去的，而且天皇知道此事后，就再也没有公开参拜过靖国神社。但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面对宗教习惯、面对曾经为日本军国政权无辜战死的祖先亡灵，不去祭拜靖国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表达信仰和情绪，内心就会备受折磨，所以只能簇拥着去祭拜。

由于靖国神社极力参与政治，把日本政坛搅得乌烟瘴气，一些日本军属认为它没有尽到奉灵的神职，祖先在靖国这个多事之地得不到安息，曾向靖国要求索回祖先灵位。例如一名担任当时日本军国政府外相的甲级战犯的后代就公开表示过，虽然他的祖父在战前极力反对日本侵华，在战争后期极力促成日本快速结束战争，不应该是日本侵华的罪人，但是为了日本和平与日本人心安定，他们愿意接受将先人灵位迁出靖国的安排。另外，中国人熟知的台湾原著民代表也曾要求从靖国请回祖先灵位。但所有这些要求，都遭到了靖国方面的断然拒绝，借口是每一个个体一旦进来，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旦分离，日本国和人民将丧失先人庇护。

在民主国家，政府不能号令宗教组织，所以靖国神社一直漠视一些日本官员的呼吁，包括有关重建一个新的神职机构或者纪念场馆的提议。曾有日本国民因为与靖国神社在移灵问题上的争端，将其告上法庭，但最终，靖国神社以其宗教决定不受政府干涉的理由大获全胜。法庭宣判之后，靖国方面更无所顾忌，发展到后来，很多日本人都对它睁只眼闭只眼了。

推究靖国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延续政军教集权色彩的组织，在民主社会中变身为宗教组织继续生存扩张，并且不受日本世俗法律和政府法令的约束。这些年来，日本的左翼进步力量一直在想办法，要么证明靖国是非宗教性质的世俗政治组织，要么剪掉其政治羽翼、将其变为纯宗教组织。但这中间，每每中国方面对和靖国神社有关的日本活动反应过激、每每中国官方舆论对靖国神社的选择性描述被传回日本，都反而帮助了靖国神社扩张它在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这是两国在化解靖国分歧问题上多年“劳作”未见效的原因之一。

取悦国民之“民主”

更为超脱地看，当代日本国内的反华情绪，尤其是在中青年和青年人中间，和中日历史关系不大，主要在于经历了几十年的黄金期后，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步入萧条，而后来的许多制造工业转移到中国，在日本国内，中国就成为日本经济萧条、产业转型以及政府经济政治改革不力造成的高失业问题的替罪羊。日本有一个青年漫画家，以专画反华卡通漫画为生，在日本的青年群体中很有市场，曾被民调选为最受日本青年欢迎的日本人。

再有，日本民主是由于战败等特殊原因而被外力强行移植的，它在长时间内仍然属于小集团式的专权政治；自民党曾主导政府和国会多年不遇对手，就是明证。为了通过一部《信息公开法》，日本新生的民间力量奋斗了十多年，受到百般阻挠。幸好移植的宪法为日本保留了各级地方自治权，信息公开法律先在地方施行，许久后才被中央的自民党政府放行。

在经济的原始上升期，日本的移植民主看不出它的问题，但在经济萧条期，在错综纠结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下，就开始表现出政治经济改革乏力、取悦国民越来越难的问题。政客小泉受到吹捧，和这种格局关系很大。小泉是日本国内和大财阀势力走得最近的政客，他的所谓“构造改革”只是虚晃一枪，实际上把邮储系统改革、年金系统改革等问题都推给了继任者。但是利用部分日本人的反华情绪，他反而在国内“混”到了爱国者和改革者的名号。

从历史上看，与小泉走得最近的财阀集团，也曾是日本军国历史上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鼓动者和参与者。日本当代有若干的财阀集团正是在二战期间的财阀集团基础上扩建或重建起来的，比如当今在中国赚足暴利的日本三菱，其前身二战时曾参与劫掠迫害中国劳工，而它至今仍不肯在日本法庭上承担赔偿中国被害劳工的民事责任。这也多少解释了财力和政治资源与日本财阀集团关系紧密的政客小泉，为何自称对华友好却又不停地参拜靖国神社。

当前的福田首相与小泉同属自民党内的“森喜朗派”，取悦国民和“桩脚”的压力依然。虽然福田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有所让步，但在实利交往中十分强硬。在《东海合作开发协议》中，不论双方的主观意愿怎样，客观上确实搁置了国际海洋法划定海洋资源所有权的“主大陆架”原则，挑战了挪威海沟国际判例标准，默认了日本单方面坚持的划法，使日本获得了超越国际惯例的特殊利益。（看到雜志，才知道這個部分在付印前不見了。這就是我們的homeland ——可是除了不放棄她，我們還能做什么呢？既然我們不能改變出身，我們就只能不放棄去改變我們出生的土地。）饶是如此，当东海协议的细节按《信息公开法》在日本详细公布后，日本国民仍然大呼国益受损，要求日本政府“在今后的中日交易中确保日本利益”。

阳光下的和解之路

历史阴影对于两国当代交往的影响，一直没有停止。如果今后中日政府要打通一条道路，解决历史和实质问题，现在两国国内和政府的变化，已经提供了各种利好。其中的一个中方因素是，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已经无须通过几十年前的所谓反帝反封建反侵略斗争来证明了；日本有些人怀疑，中国政府可能仍然不愿直面中国国民党政府正面反日本侵略的历史，从而不会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但这样的担心实在多余。

在美国的日本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现阶段靖国神社的宗教组织性质，中日两国一定要淡漠对靖国神社问题的反应，尤其是中国，要给对方留下时间和空间，让日本国内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但依笔者看，一味坐视也不是办法，最好是由中日双方共同出面，在国家层面共同纪念二战。这当然要有一方政府先提出动议。为了避免提议落空，可先由中日民间学界发起讨论，再经过中日官方之间非正式会谈、两国互驻官方机构“非传统式”的咖啡外交，最后由正式双边会议确定两国怎样共同纪念。例如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东京共建反日本侵华战争及二战亚洲战场的纪念碑、纪念馆，并由两国在两地共同举办国家级纪念仪式。

具体而言，在北京可建“中日国家反日本侵华战争纪念碑”和纪念馆，纪念所有被日本侵略军杀害或残害的中国人和国际友人，纪念所有参与中国反日本侵略的中外军人（包括美国飞虎队）和参与保护中国平民的国际友人（包括日本友人）；在东京可建“日中反二次世界大战国家纪念碑”和纪念馆，纪念所有被日本侵略军杀害迫害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纪念在二战中遭受战争杀害和迫害的日本平民（包括在日本本土原子弹爆炸中牺牲的日本平民），纪念所有因反对日本侵华和侵略亚洲的战争而受到迫害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平民等。

建设国家纪念设施的同时，可每年在反日本侵略的重要纪念日（如7月7日、8月15日、9月3日），由中日官方合办国家哀悼仪式，并向全球的华人、日本人以及世界人民开放参加纪念仪式。在共同举办纪念仪式时，应该吸取当年小泉来华，安排他进行所谓的“参观”卢沟桥而引发中国举国愤怒的教训，把这种来访归类于“祭拜”和“哀悼”的范畴。

另外，还可由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台湾当局有关机构，与日本文部科学省一起修编、颁布日本侵华战争编年史纲和教学参考，并且从技术上淡化处理对若干局部历史数字的分歧，以成大事。这里引入中国国民党因素的原因，在于作为当时中国国家反日本侵华正面战争的当事者，中国国民党历史学者参与整理中日二战史，便于厘清一些历史争议的细节。

不管日本是一个多么多元化和各种声音都有的社会，上述中日政府在各自宪法框架内的正面纪念和化解历史分歧的举动，都会有助于排挤、弱化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直到有一天日本国内能找到解决靖国神社宗教身份的方法，彻底解决其所引发的政教矛盾。

在官方正面纪念历史、冷处理靖国、技术上淡化历史细节分歧的前提下，当前中日两国攸关经济政治实质利益的交往，就没有必要以一方的让步去为历史和两国关系大局“埋单”。而且从战术上看，只有中日之间的交易在各自国内都有挑剔的声音，才会是公平的买卖。

对两国政府而言，已被历史问题困扰了近10年的中日当代邦交，再不能这样耗下去了。而且关键的是，当代的两国政府和民间智慧，完全有能力在阳光下解决历史问题，轻装上阵，走向真正的“邦交正常化”。今年虽然中国还没有举行国家纪念仪式，但在日本的纪念活动中，两国官方的行动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接下来，两国需要政府间的全面、实质性动作。

郭凯

《南风窗》2008.8.13

       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深化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中国劳动力的价格终于有机会获得一点点补偿性的增长了。然而，当经济增长数据出现了宏调预期之中的下滑时，抵制《劳动合同法》的呼声，也似乎终于找到了佐证。在出口退税政策已经开始开倒车之时，一些声音甚至继续要求《劳动合同法》的倒退。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这是在中国的劣性资本要求继续驱逐良性资本的最后反弹。

       出口退税政策开倒车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内外贸企业税负成本不平等的延续，也在于它与国家追求国际收支平衡、追求高外贸依存经济向内外需平衡经济转型的大战略相左，更在于简单划一的退税政策，即便在出口部门内部，也仍然与出口战略导向相矛盾。

回调后的出口退税，对初级型、原材料型、低附加值产品，和对高附加值产品、自有品牌产品，依然执行一样的退税率。就是说，在出口退税政策上，仍然继续鼓励资源型、初级材料型产品出口，高附加值、自有品牌产品，并没有受到额外的鼓励。所谓的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仍旧是虚妄之谈。

       那么，以最大化消耗基础资源短期套利、而让社会其它人承担外部成本为特征之一的劣性资本，将继续压低价格、延续它的竞争优势，并让希望做长期投资、提高附加值和单位产出、降低单位资源消耗的良性资本，受到排挤。

“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在劳动权益保护、《劳动合同法》的执行上，反映得更加明显。早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规范经营、秉承“劳资共生共荣”的良性资本企业已经按照国家的大法，支付了劳动者权益的各种成本；实施之后，相对“良性”的资本企业，也按照法律足额进行了劳动者权益投入。如果法律倒退，回到“劣性”资本的快乐天堂，良性资本将又处在与劣性资本不平等竞争的环境，最终被驱逐。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是与社会共荣的良性资本，这在内外资都是一样的。早在共和国建国、被国际封锁的最困难时期，像渣打银行这样的企业一直都没有离开中国，就是因为作为良性资本，看重的是长期投资、与本地社会共生共发展。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变化，良性资本也依然会留在中国，如果驱逐了劣性资本，他们还会发展的更好。

       《劳动合同法》从正式颁布到实施只有几个月，立法程序和实施时间确实有问题，但不是实行早了，而是晚了，并且和其他的宏调政策撞在一起。这个规范劳资关系的基本法律，早就该在2004到2006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期颁布，并且在期间先试行，给企业预警和缓冲时间，但政府历来的立法缺陷，这部法上也没能摆脱。

如果政府因此要承担责任，不能是在基本立场上倒退，而是应选择其他政策配套，比如对内减税。如果劳动关系法也开倒车，影响的不仅仅是政府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最终，劣性资本要被驱逐，就像他们在所有发达国家的命运一样。

郭凯

《南风窗》2008.7.30

       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出口退税将上调的传言不绝于耳。最新的传言称，商务部已正式向国务院建议放慢人民币升值步伐，同时提高服装、玩具、鞋类的出口退税率，防止出口大幅回落。传言称，纺织品出口退税率上调２％，提高到１３％；服装出口退税率上调４％，提高到１５％。

       这样的传言或者说传言中的政策导向，具有明显的给长期形成的利益集团代言的色彩。这里用利益集团，并不是说真有简单中立的政策，事实上市场经济中的公共政策，总是要在追求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在不同群体的利益中取舍，并且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现在，如果中国的政策掉头回转到强化出口退税和人为控制汇率的方向上，那么它的本质就是继续多年来内贸补贴外贸的外贸特权，以及用大多数国民承受更大通货膨胀的代价，来补贴出口部门的产品价格、补贴外国消费者，并且无论是宏观经济和外贸企业自身，都不可能凭借这样的政策而延续发展。

       早先在简单的出口创汇口号下，国内某些产业依赖特殊补贴政策的扶持，明显走上了产能过剩、膨胀过度的道路。如果是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或者就在国内市场的竞赛中，产业（高污染产业尤甚，比如纺织、鞋类产业上下游相关的印染、制革业）过度竞争，效率低、技术含量小的企业就会自然被市场淘汰。但是由于外贸和汇率补贴，这些行业同样生成了相对全球市场自然价格的过剩产能时，却持续膨胀，直至行业泡沫大量积聚。

       而所谓简单的出口创汇战略，就是指它完全忽略了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中，对美元区购买技术、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对美元的需求量是有限度的，而当所谓出口创造的美元外汇潮水般的涌入失控时，它必然导致美元对人民币的价值变化，进而自然要求在货币兑换价格上，体现美元价值的下跌。

其实对出口企业的退税主要是针对商品流转环节的增值税进行的。如果说有关方面由于没能及早发布预警、引导出口企业转型，因此对这些企业当前的困境要承担责任，那么上调出口退税是最坏的选择，同样的财政投入，远不如对这些企业向国内市场转型时，对内贸部分的增值税进行退税，其实质也就是增值税减税。

既然对外贸转内贸企业的增值税部分减税，那么一直做内贸的企业也同样应该获得这一减税机会。在当前财政收入持续高涨、部分企业经营遇到困难时，对内减税就是财政可以承受、同时又不会恶化宏观经济环境的较优政策。同时，对于转型内贸或者产业升级失败而退出的外贸企业，公共财政可以专门设立员工再就业的扶助项目等。但是，出口退税倒退，会带来大家都是输家的后果。

从文明奥运到信任重建 

郭凯

《南风窗》2008.7.30 

    四川大地震后，中国全民救灾行动所表现出的这个国家对内的悲悯之心，以及政府对救灾资金使用透明、灾害信息报道开放的承诺，让世界对现时的“文明中国”刮目相看。国际舆论从震前奥运火炬全球传递时的“反华”，迅速倒向一致“挺中”。

    当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共有近万名审计人员在对18个中央级单位、240多个省级单位、370多个地市级单位、2500多个县级单位进行救灾审计、并且审计已经覆盖了震后救灾的重点地区和主要环节，以及若干地方政府公布了由社会志愿者共同参与救灾审计时，各级政府成功缓和了由于民政部门指定赈灾慈善组织、“垄断”赈灾慈善主渠道而带来的广泛质疑情绪，重建国民信任。

    国民信任经由“审计”而恢复，并不是因为人们假设审计部门、审计人员一定比民政部门或者官方慈善机构更加忠于职守、更有道德，而是审计作为监督制衡设置，可以减少滥权和极权的机会。当政府权力机构之外的社会公众也进入监督设置，会更加减少上述问题。此外，有关部门表示将主动公布赈灾资金审计结果所体现出的对执政文明的“自信”，也增大了政府获得“他信”的程度。

    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建立，对国民整体互信和社会凝聚力有关键影响。在地震之后，全中国迎来的最大公共事件便是以“文明奥运”、“人文奥运”为宗旨的北京奥运会。而如何延续地震救灾过程中的国民信任、以北京奥运为契机彰显现时中国的社会文明和执政文明，仍有很关键的一环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完成——即，在奥运会之后，从北京到各地，对奥运会筹建、组织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的财务审计，并向社会公示。

在中国北京正式承接筹办2008奥运会之前，中国国内曾经存在广泛的“举办奥运”价值的争议。因为办奥运的消耗明显是不菲的大数目，在对国民的公共教育没有足够承担、职工社保医保“空账运行”、农民社会保障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公共财政或者国民财富的大笔投向，很容易引起国民的意见分歧。“北京奥运”的优先价值，仍然要通过理论和实际行动的双重证明，才能成立，证明之后，才能获得对其价值认同的“普遍共识”。

由于当代中国现实，“共识”已成为稀罕而且不可或缺的东西。并且关键的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文明奥运”，完全能够承载“发现共识”、“重建信任”的任务。即便在中国争取举办和筹办奥运以及与奥运组织有关的简短历史中，出现过陈希同、刘志华等的权力失控案件，只要能够真正秉承透明、公开的宗旨和操作规范，依然动摇不了“文明奥运”对于当代中国的价值。

这是因为，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契机；并且，共识与信任的建立，从来都不是寄托在对“完美政府”的假想上。即便是所谓代表了人类迄今最高执政和社会文明的美国和北欧国家，腐败与滥权问题仍然无法杜绝。信任的建立，其实就在于“透明”与“公开”，在于自信与自我检查，并且直面问题、化解问题,以逐步向实现更高的文明靠拢。而且即便是美国与北欧国家，虽然代表公共权力的机构彼此的监督制衡设置已经层层叠叠，在那里，《自由信息法案》或者《公共信息公开法令》仍然是最主要的政治文明承载者与社会信任维系渠道之一。

在现阶段的中国，四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所分别记录的中国发展滞后地区的贫弱与中国高度发达城市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与这种差异并行的国民的分化，也恰恰说明了，经历了三十年改革之后，以一个奥运会来验证中国“能量”之后，也必须借此契机，消弭分化、重建社会信任和团结。

而消弭分化、重建团结的道路，往往要求实质的政治经济改革比如公平分配，以及权力组织改革比如政治设置重组。这些往往意味着既得利益者从无限制的财富所得或者无限制的权力享有，回吐一部分给更多的国民，所以改革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象。然而，社会信任和民族团结的重建，对于中国今后的实质性“大国崛起”，是必需条件。那么，相比较而言，先选择贯彻“文明奥运”的“公开”、“透明”之文明宗旨，渐进式的恢复国民信任并且给更艰难的改革获得时间和理解空间，将是成本最低的选择。

2008年《政务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也给证明“文明奥运”价值的可能操作，比如公开文件和财务明细，提供了法律依据。那么，对于这一历史契机，国民将翘首以待。

郭凯

《南风窗》 2008.7.16

近日来，一些航空航天上市公司纷纷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承诺延缓减持。继三一重工开创了进入全流通期后“承诺不减持”的先例，上市公司做出大小非锁仓承诺的已经超过几十家。

　这其中，鼎立股份控股股东鼎立集团甚至没有给出锁定期限，而仅是承诺，自2008年6月24日起，若公司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低于20元，鼎立集团承诺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一些曾经号称股改成功是2006、2007大牛市支柱的股评家，现在迅速反转，要求更多的公司推行“不减持承诺”，对股改倒打一耙。

    由于过去国有股一股独大、存在巨量非流通股一直是众人号称股市没有希望、牛不起来的基本问题，监管部门曾经以“否则”就要“退市”为条件，严肃要求国有股大股东和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必须和流通股股东达成互相认可的股改协议，让非流通股进入市场，由市场投资者最终成为控制者。

而如果不减持承诺继续成规模蔓延，股市将重复这一根本性的重大利空，不流通的问题拖多久，人们就会在场外观望多久，对于现在的市场，就很有望成为一个“长熊”的催化剂。

不久前一篇官方通讯社关于股市的文章，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谈资。但是，市场的根本问题解决不了，政府的政策放出来，一样会被“摆布”。

至于为什么有些所谓的“不到多少钱就不减持”的话很有转移问题的嫌疑，就在于市场的下跌，恰恰反映了投资者对非流通股减持的过高价格无法接受，某些特殊股东们，只有在合理价格上卖股票，投资者才会进来买。

如果有勇气让非流通的问题解决，股市短痛之后，将迎来“长牛”。曾经浑然跟进、目前陷在其中的，也会在“长牛”中获益。否则，也许开始的是另一个股市“长熊”，对场内、场外，都是利空。而"长熊"，对于在中国股海已经翻腾过几轮的人，很熟悉。  

郭凯

 《南风窗》2008.7.2

当中国经济改革即将走过而立之年，人们发现仍能够支撑对继续改革之乐观情绪的最大历史共识，就是当经济生产从政府之手分离出去，过往国家、单位和政党组织对个人从政治、经济到生活的全面控制力，也一起消解了。

三十年的改革，相对客观地证明了有了生产自由，一部分人有更大的能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且不论这个“能力”是否要求附带政治、出身和机会的条件。然而，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呈现出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新的等级差别；执政党体制内的政治经济代表立场出现了分化，它与体制外的社会分化相互重叠，彼此强化。

政党的人格 

    过去的三十年，本质上是执政党在运用国家权力推进改革，尽管三十年中许多重要的变化与执政党的主观意愿并无关系。

    一个政党作为集体政治行动的组织形式，使它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党性本质或者政治经济人格，往往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党，代表哪个社会阶层或者阶级的经济利益，二是作为执政党，执政国家的政治目标。由《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这些理论纲领奠基的共产党，作为政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代表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利益，作为执政党，要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

引用曾在70年代末担任主管工业的副总理王震对英国的评价，可以从一个侧面刻画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对照此蓝图，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与共产党一贯的政党人格相当一致。

在这个朝野耳熟能详的改革定位之外，国家包括执政党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精英群体，也熟知邓小平所规划的另一更完整的改革目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这是1980年8月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的讲话。之后，中央政治局将这一讲话向全国公布。

分裂与弥合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考验后，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中“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于之前的版本，发生了调整。

1992年的这“三个有利于”仍然没有远离执政党的经济利益代表基础，但民主改革规划的褪去，加上之后产权私有化改革和私营经济孵育的新资本阶层出现，最终在20世纪初引发了一次执政党党内的裂变。

其实，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上，就可以看出改革的变化：在最早的改革目标的排序上，先富、先富带动后富和追求共同富裕的公平性中间是没有“优先”性目标的。但是为了更大的致富效率，改革目标随后被变更，“公平”被排到了第二位。

在共产党2001年历史性的“七一”讲话开放新兴资本家阶层入党通道之前，党内对新兴阶层的政治争论从学界到高层政界，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当时有若干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甚至在杂志发表公开文章反对资本家阶层入党。但是作为刚刚迈向现代化道路的执政党，中共并没有在党内对纲领改变等重大政党政案进行发起、辩论、投票决议、发布、再发起修订等的民主程序。在各方讨论并没有结束的时候，“七一” 讲话最终定调。

事后，有中共党员对此继续表达不同意见，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学者胡鞍钢的一封公开信。而中央在“七一”讲话之后组织中央宣讲团进行会议讨论时，据当事人回忆，与会人员决定对资本家阶层入党与共产党政治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避而不谈，因为解释不清楚。

即便如此，历史不再回头。资本家阶层成为共产党员的数量渐渐增长，执政党以及其管辖下的政府机构，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开始越来越明显的反映出资方的利益。过去对各类企业中和国企改革中的劳动者保护缺失、多年阻扰劳工组织成立，还有最近中华全国总共会在《劳动合同法》中的立场遭遇的围剿，以及党内持久不散并且延伸到党外的左右派矛盾，都清晰地记录着执政党在经济利益基础和权力组织上的分化。

对于执政党而言，民主改革能够提供民主程序和渠道，让新兴资本集团中的精英进入非政党控制的权力分立的组织体系，并且在整体上服从执政党的制度安排。

但缺失了民主改革的执政党，面对经济改革释放壮大的新势力，为了维护执政地位，在没有开放的民主程序和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只有习惯性地从中央机构直接修改政党代表基础，实现接纳新势力强化执政地位的目标，并且使用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样的词汇，希望弥合裂痕。 

可能的途径 

而当执政党接纳新兴资本势力导致自我裂变后，经历改革的中国新兴精英群体，同样需要反思自己在中国改革中的历史角色。

虽然马克思把他的社会政治分析奠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且在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发展有限的情况下，忽视了其他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平的组织系统，甚至对其他系统的分析出现纰漏，但西方社会确实一直在沿着修复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道路上前进，并且在二次大战后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目标大步迈进。

尤其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里有着自由的经济生产，但是民选的公共权力深度介入分配公平，企业和个人的税赋可以高到50%，不同行业之间，比如金融分析师、公务员和餐厅服务员之间，缴税后的实际收入差距有限，国民享有和高税赋相匹配的高福利。北欧的精英群体，享受着生活富足、社会地位、优良治安、相对和谐的社会关系，但是生活的奢侈程度远不如亚洲和美国的富豪。

关于起点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概念，在中国改革消解极“左”思想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解构作用。但是究竟一个社会的哪种平等应该被追求，有很大的哲学因素。部分受惠于改革的新兴精英阶层，价值观发生了从排斥市场效率与相信严酷革命的极端，到排斥公平、追求物质的另一极端。这种转变和这些精英走上被政治特权吸纳，一起垄断权力的道路直接相关。

 无论是执政党内的人格分裂，还是中国社会的群体分裂，在2001年之后都逐渐明显化。执政党中央在新一届胡温执政以来，努力向党内、党外推荐了“和谐社会”的概念。但目前“和谐社会”整体上还是一个人文词语， 如果它意在概括政党人格，就需要明确的政治经济内涵和政策纲领来“真实化” 这一人文词汇的意图。

当一个执政党存在亟需弥合的自我分化，这个党就只能直面问题，重塑自己的政治经济人格。如果可以用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对中国和政党改革的规划目标解释“和谐社会”，执政党自身和中国社会就都有希望诚实有序的向民主社会主义发展。执政党既认可平等民主的政治权利要求，又认可获得自由经济与平等福利的经济权利，在理论上弥合左右派别的分裂；而在具体民主权力的实行上，必然要求过去的政治特权和新兴的资本特权一起受到约束和限制，整体大幅提高对财产性、资产性和报酬性收入的税收调节，以及财富再分配的水平，使民主政府有从事公共福利安排的能力。

也就是说，当一个政党走向现代民主政党，它在调和所代表的不同群体、阶层的经济利益诉求中，会形成相对平衡的经济分配政策。精英诉求与大众诉求的折衷，就是中间道路。

目前，执政党依然需要在自身和国家层面上进行政治改革。党内的分化，体现在政党和政府政策的各个层面，混杂在一起，彼此消耗、削弱执政的合法性。这样的局面要求执政党下一步在党内保持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形式的情况下，对党内机构进行系统化改革，逐步废除和政府机构对口设置委员会的政党机构形式。允许自由根据代表劳动者利益或者资本方利益、代表地方或者中央利益的分别，重组不同的权利代表机构，比如分别壮大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工商联，另组建全国农会。政党机构放手行政机构的具体行政事务，党内不同组织达成妥协意见后，再对行政部门的政策进行政治审查，逐步实现对执政党权力机构和执政方式改革的目标。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执政党党内和社会的分化得不到迅速修复，社会滑向瓦解的边缘。这还可能带来特殊精英群体和暴民群体的结合，黑社会化的政权将瓦解一个民族的文明，相信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郭凯

《南风窗》2008.7.2

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要过四道关。

       第一关是汇率政策，它依然是国内过度流动性的脉门。以当前的人民币小幅渐进升值的方式，押人民币稳定收益，热钱会持续大量涌入，并且越来越严重。但是在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环境下，人民币的价值增长和美元的价值缩水都是外汇管制拧不回头的马车。根据热钱往往以年度为单位计算利润的情况，现在就要改变人民币小幅渐进升值的方式，让人民币在接下来的短时间内，突然升值到按小幅升值1年到2年或者3年才能升到的水平，改变国际投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之后让汇率在相当长时间稳定，甚至人民币价格适度回调，才能有效遏制热钱的流入，化解流动性、控制通胀。

       第二关在能源价格改革。最近中国突然小幅提高成品油价，国际油价则应声小幅回调。但是由于调整后的价格仍然是与国际市场有严重差距的补贴价格，国际市场对中国巨大需求的预期仍会继续支撑国际油价。鉴于国内石油消费有一半来自进口，如果中国主动突然将价格调整到位，国际油价就会掉头栽下，中国国内反而因此会获得空间，由进口油价下降带动成品油价下降。

       第三关则需要坚持咬紧地产金融政策。基于对中国国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基本面难以支撑目前高房价的判断，外资投行已经开始加速处理他们在中国的投资物业，积极回笼现金。而国内开发商过去一直在银行资金的支持下，囤地、囤楼，无限拉长战线，甚至常常以先拿地、再做银行抵押贷款、再以贷款交土地出让金的方式，玩政府和银行于股掌之上。如果这时候地产金融政策放松，银行资金出来做高房价最后的接盘者，那银行就真的会惹祸上身。现在只要房产商放弃囤楼囤地，让存量房以符合消费水平的合理价格出售，就完全可以回笼现金。   

       最后一关是坚持股改成果、完成国有股全流通、实现各方盼望多年的一个正常股市理想的问题。最近三一重工发出要自动锁定国有股、价格高于现在股价两倍时才减持的声明。这份作秀声明的本质是：三一重工还要继续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公司，并且，股价不高、减持不赚钱的时候，就要等待时机，散户肯在高位帮他接盘、有更多钱赚的时候，他才抛空。只有全流通解决，A股最终的投资价值才能显现。 

郭凯

 《南风窗》2008.6.18

经过中央政府的一纸限令，6月份起，各个超级市场都不再免费为消费者提供塑料购物袋。据称，这一限令发布的目的是减少塑料袋的使用、保护环境。但是，从现在开始的几个月之后，大家就会发现禁止超市免费塑料袋的命令不但不会减少国民对塑料袋的使用，反而使人们在仍然使用几乎同样多的塑料袋同时，额外增加对其他类型购物袋的使用和消耗。

由多年形成的习惯，除了一部分特高收入群体介意居室美观，国人中的大多数一直都在对超市塑料购物袋进行重要的重复利用——当作家庭垃圾袋。可以说，除了特小型塑料袋，一般超市塑料袋重复利用的比例超过95% 以上。超市塑料袋的基本使用功能包括购物和垃圾收集，不但不是简单的一次性污染，还可算得上减少消耗的环保行为。至少目前的人类经验显示，垃圾塑料袋永远都会用，而且不会因为超市购物是否用塑料袋而改变垃圾袋数量。

几个月之后，很多家庭之前还没有用完的超市塑料袋都当成垃圾袋用完后，就会出现人人都去购买垃圾塑料袋的情况，垃圾塑料袋的市场需求量会大增，国民对塑料袋的消耗并没有减少。而从政策上控制让垃圾袋变成非塑料环保袋的机会也几乎没有。也就是说，禁止超市免费塑料袋实质上是一个限制重复利用、增大消耗、不节约不环保的政策。

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有免费超市塑料袋提供，而美国的环境仍然很美好，关键就在于对环境污染的主要工业排放源头进行了严格制度约束和严厉执法。那么在中国，对造成巨大环境污染的工业污染管控上还有无数漏洞要解决的时候，若总在限制超市购物塑料袋这样的事情上下功夫，国家的自然环境污染治理也就会毫无进展。况且，限制超市塑料袋这一命令在中国的国情下，自身也是一个会增大消耗、并不节约、并不环保的政策。

郭凯

《南风窗》200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