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所著的《倚天屠龙记》中，周芷若断倚天剑与屠龙刀，取出兵法、武功秘籍。书中云：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时间修习其中正路的“九阴真经”功夫，修习了黄蓉凭绝顶聪明而创出的速成法门，练就了“九阴白骨爪”与“摧心掌”的武功。看过的人自然知道这两门功夫大出风头之余，也最终只有突袭显效，没有真的能冠绝群雄。

有人总是在比较鲁迅与胡适的高下或者长短，在我看来，这真是不知所谓的事情（我也挺不知所谓的，胡适的一篇没看过，鲁迅的除了初中教科书上的课文外，其他也没有看过）。完全是两路功夫，只不过遭遇了同一个时代。

当彼时也，烽火连天、民不聊生。胡适以旧日士大夫气而夹新学问来，做的是太极拳健身教练；鲁迅学医不成而作文，觉得缓不济急，必须用刚烈手段以求速成，期望在耳光中把国民打醒。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上看，自然是胡适占了上风。其实何止是胡适，就是梁实秋等人，真要是再过上百十年，说不定名声也超出鲁迅不可以道里记。

何况鲁迅为求见效，往往另辟蹊径，其武功文字里多少带着三分偏激与戾气。其文与人都是如此。当时或者以后的一段时间，这种锋芒耀人眼目。但其中既然有些邪气，确实也容易被人利用。我太祖高皇帝就深知这一点，以鲁迅为太阿，但也说的很明白：世间只有这一柄神剑，我供之于庙堂或持在手中都是可以的，旁人万万不得染指。捧上神坛、祝之而不用，当太祖名陨，自然跟着吃了挂落。

现在所谓“胡鲁之争”，如果不考虑当时的背景与历史的进程，完全就是胡扯。救亡图存的时候，“太极十年不出门”的功夫确实不如直催敌首的“九阴白骨爪”见效快；而过了那个时间段，“太极拳”的全民健身活动，当然要超过本身阴狠过度的“九阴白骨爪”。长期效果与短期功效，不拿到特定的环境里看，比较起来未免是鸡同鸭讲了。

更有一拨所谓的“学人”，否定太祖而不能在现在的语境里完全畅所欲言，就转弯攻击被太祖在死后才利用的鲁迅。射人先射马也就罢了，要是最终的目标是射人，结果转弯抹角直奔做马鞍子的工匠就去了，未免令人齿冷。

我记得有两位网上很知名的朋友因为某事大打出手，互相撰文攻击。两位都是粉丝多多的人，旁锣侧鼓、夹枪带棒的纷纷上阵也是不少的。结果其中一位说的话深得我心。他说：“我跟某某再怎么打，那也是大牲口之间的对话，各位就别兴奋了。”鲁迅先生去的早，而胡适先生后来所说的“一路人”之语，大致也相当于“大牲口宣言”吧。

各位，散了吧，人家都说这话了，你折腾什么呢？

然后我半是调侃、半是提醒的写到：“但个人的那种对于社会的报复就实在难说了。首先，他未必跟别人商量或者订个流程，他就是一个人。其次，只要你不能控制住社会里每一个人，这事就总是有可能。个人比恐怖组织差的地方，估计也就是个资源不足。可这样的话他万一退而求其次，随便弄点二踢脚的火药或者93号汽油，甚或只有一把足够锋利的双立人牌杀猪刀，都足以造成不逊于小股铁道游击队的后果。要是这兄弟还受过点物理教育以及能上网，造个定时炸弹也不是特别困难的”。

前两天针对美国游客的事件，正好证明了我说的这话，虽然预测准确，但心里没什么好高兴的。一个是我从根子上反对任何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不论其所持的理由有多么正确，只要是针对无辜者，其意义就已经尽失。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更深切的领会到，在目前的状态下，这种决绝的个人恐怖主义行为，在不断的被制造出来。

就目前的体制来说，任何可能的个人恐怖活动，其针对性很明确：整个体制。我们可以想想看，由于权力的向上负责，以及权力本身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在没有合适的制约与申诉制度的情况下，任何一级政府中，哪怕是官员的个人行为，都会被放大到对于整个官僚阶层的不满，甚至到对整个体制的不满。而我们这种全能体制下的社会，会直接面对很多潜在的个人恐怖主义把愤怒转化成对社会本身的伤害——而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他们伤害的是害了他们的体制，并且以此来找到正当性的借口。

而很多的时候，不是这种恐怖活动直接受害者的其他人，往往也是通过这种逻辑，反应出对于这种行为的某种同情态度，抽离了基本正义要求而为这种行为搭建了一种看似合理的民意平台。对某种不正义体制的不认可与对恐怖活动奇怪的同情，变成了缠绕在一起的油条：本来是两根，结果成了一对伴侣就端上来了。

这种思维模式或许是我们这里暴力革命始终是被歌颂的后遗症之一，或许是农业社会里“揭竿而起”的朴素正当性的一种现代翻版，但说到底，虽然很多人有这种浆糊的逻辑，穷追其根源，应该说还是在这些年的教育上。说白了，总是想着用狼奶养大群众，就应该想到养狼的后果：未必全能成为看家狗。这些年不论是沿袭当年的革命理论还是民族主义教育，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手艺，总是这么炉火纯青。

后来想起来了，大概是想写点儿诸如语言运用炉火纯青之类的东西，现在看来也不忙这么早，因为我忘了这书到底是写什么了。不、不，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是张无忌而冯唐透过文本当了一次张三丰，我是真忘了，记忆如同平滑水流一样不知道流到了那里去，一如曾经路过的、相似的青春时代——操，真是个傻逼的词啊。

这么说吧，在读这个似乎应该叫做小说的东西全部的时间里，反复出现在脑子里的是一个画面：夏天午后，北京有丝儿微风的胡同里，知了在树上叫着，一个半大小子眼神阴郁的看着其中一个门洞，期望里面走出来的来的是那个人。但他不能停步等待，只能等某天奇迹发生的时候，在这路过的一秒钟里恰好碰到。

这个意象在脑子里如此深刻，可我知道自己没住过任何胡同，至少在有意等着姑娘出现的生理期之后，从来没住过。每个京派作家的作品都会勾回这么一种想象，仿佛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成了一种幽灵。

当这种脑子里的布朗运动开始的时候，总是看着所有的意象与词汇漫天飞舞，组成了那个胡同里的青砖房子、大树、即将出现的姑娘苍白的脸。那时候我应该是个事儿逼的小伙子，每天掐着点儿路过某个地方，期盼着奇迹出现，跟那个丫头一直走到学校，所有的阴谋都象个偶遇，简直装逼到极点。

其实我错了，那时候只是开始而已，以后才会到真正的高潮部分。高潮过了以后，当学会了如何不装逼也能生存的时候，连暴露出的流氓嘴脸都那么自然的时候，依然没有多少勇气去回忆当年那段混沌不堪的日子。可是，有人说那时候的我清爽纯洁——去你妈的，说这个词组都觉得是一种讽刺。

好了，现在我忘得更彻底了，这本书就像没存在过似的。现在就开始回忆总是觉得早了点儿，好多事还没忘光，回忆的时候就是一种痛苦。等我们老了以后，提纯过的回忆就都是光辉灿烂了、德高望重了，好像我们曾经过了两种人生。有勇气的就现在开始回忆，没勇气的就在书里融合记忆的意象，然后彻底忘掉。冯唐比我大一岁，明年这时候我再看看是不是多了一点勇气吧，还有一年呢。

还有一个原因让我不太能兴奋：好多人知道在奥运期间可能有《花花公子》之类的杂志登陆本地，估计奥运之后会销声匿迹。这算是另外一种“双规”吧，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消费的情色杂志，就象规定每周五晚上十点零一分必须结束前戏而开始交媾一样。如果这个规定出自阁下的那一半还可能是家庭生活的范畴，出自政府的被“双规”的色情，无异于让有志于此的民众当众上演A片。想到这里，多少令人意兴阑珊。

而这种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间结束的自由浏览，与之何异？或者说与囚犯放风何异？再或者说，比囚犯放风都是不如的吧？尤其我们在想到这个代价的时候。3000亿的奥运建设费用，换来不足两个月的探头看窗外天空的时间——如果这代价是付了就能得到这种机会也就罢了，问题是这个机会基本算是一种整个花销的副产品。有人吃下巨型春药，这是顺便带来的心跳过速：吃春药那位是多不情愿啊。

预约的自由是有限定期的，恩准的自由是随时可以收回的。在预约自由被实现的时候，恩准这种自由的机构会很清楚的了解其威力，比如打外国记者的事件放在原来我们这里算个鸟，只要我们不说就不会有国人知道，现在则瞬息之间通国皆知，爆炸也是如此。后一件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国家的事情，是外电先报道的。在我们还没有报道、正在找领导要宣传口径的时候，口径已经自外而来。

有朋友很乐观的说，这可能是政府某种开放的开始。很遗憾，这个不是事实。我从来不相信预约的自由与恩准的自由可以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因为只要开了一条门缝，在极权的小窝里享受着无尽温暖的那位，会觉得外来任何一丝哪怕是微风都是无法忍受的威胁。除了怎么把房门关的更紧以外，他怎么可能想别的呢？

您说这要是恐怖分子想明白了，干脆我也不搞恐怖活动了，免得弄点炸药啥的费劲不说，自己还挺危险，手艺万一潮一点儿，说不定就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一帆风顺的成功了，伤害的也全是老百姓，对自己的口碑也不好——现代社会嘛，大家即使不满意，但总还是有一个基本判断的。尤其是有可能自己就成了特无辜的牺牲品，而恐怖分子所要挟的权力机构，其实本来也没把老百姓当回事的情况下，对恐怖分子的印象都不会太好，至少也有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念头。

所以，万一那头恐怖分子的畜生脑袋想明白了，炸药能达到的效果，其实几件旧衣服也差不多，不就是造成影响嘛，干脆找个热闹地方扔个破包，里面随便弄点牙膏啥的生活用品，要是为了伪装象一点，多放点衣服。

等大家虚惊一场之后，这位拎着“拾金不昧”、“为民解忧”的锦旗就过来了，挨个握手是肯定的，还要一叠声的说“谢谢、谢谢”，“警察同志就是好，没这个高露洁的牙膏，我的生活将暗无天日”——估计能有人气的把丫的门牙打到他肚子里去。但你还真说不出什么来。或者也象真有炸弹似的，某人蒙面宣布：在某某地方的箱子是我们放的，我们对此事件负责——你负责什么呢？乱丢垃圾？

这景象是不是挺和谐的？跟孩子捣乱似的。可惜啊，真的生活能有这么有意思就好了。

被“换了人间”的当世英雄里，有个叫做尧茂书的人。当年他听说有个外国人要组队漂流长江，为了长江的“首飘权”愤然而起，结果殒身于金沙江段。当时这位英雄，在那个举国如狂的日子里，与《中国可以说不》等鼎足而居之，成为很多人的精神偶像与民族精魂之所系。甚至我这样7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连“首飘权”都没明白是什么的孩子，也觉得为漂流而殒身，无愧我民族之强悍气魄。

十几年之后，一代豪客的传奇不在，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里。没什么人在记住这个人了，就象我怎么也无法想起当年那种读完《中国可以说不》之后的激情到底是怎么来的。有时候这种莫名的感慨与青春期的荷尔蒙可能是齐飞的吧，我想。

除了青春不再以外，更多的是世道如今已经不同。多年以后，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大致是这么想的：作为族群的一员来挑战本国的山水，以便不让其他国家的人拿走所谓“首飘权”，似乎也不是那么天然正确。先登上某山或者先漂下某河，在现在的语境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广义的“人”来进行挑战，民族属性与国家属性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或许是人间传奇，现在已经并无着力之处。

无着力处的英雄，就这么把曾经应该是不朽的英名，留在了金沙江的礁石边。或许这个人不会想到，在23年以后，我们这里将要举办的运动会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23年里，即使在官方语境里也消弭了他英雄壮举的基础，而且没有办法把其行为纳入到万神殿中去享受香火——开放的语境中无法容纳对其壮举的说明书，而没有了说明书的壮举，说服力是不足的。

可能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吧，在一个已经发生巨变的社会前夜，谨守着一些马上就会成为过去式的价值观念，并以此成就其精神的目标或者奉献出最宝贵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活下来，说不定也能与时具进的刷新着自己的思想，把自己当年的壮举抽出最符合时代的因素来进行解释，或许在某些日子里能够得到纪念日一样崇敬。

但这种机会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当日的英雄已经默然，曾经的轰轰烈烈如烟花绽放，后人连回忆都无从回忆。能够留名的何止是侥幸？几乎如同中“六合彩”了。

但是，当时又有几人知道历史潮流的顺逆与世事的变迁？不论是被忽悠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总是有些人成为了尧茂书以及其他。侥幸者只能用现在我所用的借口来安慰自己：年轻嘛，总是要经历这段的，跟出水痘一样。其实自己心里的感觉是思之恻然、情何以堪。

我反正是从来没指望吾国之掌握权柄者具有高度的审美能力，但这次确实是大大的惊讶了一次：您要是说这是种行为艺术我都能承认，就象我一直觉得当年江酷睿提至奶子之下、胃部之上的裤腰，其实是一件艺术品一样。

真他妈怪了，估计就是让我这种完全没有艺术细胞的人去动物园批发市场进货，我都有把握找出几种比这个玩意儿适合的东西，怎么就能有人把这个最后给弄个定稿呢？

排除了色弱、色盲以及睁眼瞎之类的理由之后，我能想到的唯一合适的理由，只能是一个：政治挂帅的时候，艺术就是个小丑。

《喀迈拉的世界》迈克尔•克莱顿
这本书异常糟糕，完全没有《终端人》、《机身》、《侏罗纪公园》、《重返中世纪》、《刚果惊魂》、《神秘之球》、《天外病菌》等科幻或者现实小说的神韵。当然，翻译的很糟糕也是原因。
给小说写评论最好就不扯内容了，免得有剧透之嫌。只能说这书情节拖沓、线索众多，到最后前面挽的扣、埋的线不是被忘了就是没用上，生生的弄出个结局，基本如强奸生子。
但这书唯一能带来的思考是这样：据说现在各国都颁发所谓的“基因专利”，就是说您老发现一个啥基因就可以申请个专利，以后别人要研究这个就要取得你的许可，如果可能的话，他还要付钱。更复杂的是，居然有法律判决说，某人天生就拥有的一种基因如果被申请了专利，拥有这个专利的公司就可以抓住那人提取细胞组织啥的，不论他是否同意。
我不是法律专家，是不是真有这种脑子进水的判例也不是很清楚。而且我也不觉得发现一种基因就可以申请专利，最多是针对此基因的药物可以有专利嘛。您不能说发现了铁矿就从此坐着收专利费吧？要是您发明了炼铁炉还差不多。这么说吧，天生的玩意儿您只能算发现，发现没有啥专利可言，只有发明才能有专利。但我拿不准这么想是不是对。有时间找几本相关的书再看看。

《基地边缘》（上、下）阿西莫夫
《基地》系列就不说了，那玩意放在现在的中国科学主义的语境下，基本就算是伪科学，因为这书牵扯的啥精神控制之类的东西，前两年在打倒特异功能热的时候已经被打倒过了。无所谓，好玩就行。
这书比较老套，据说是根据《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启发写的，什么帝国啥的，有一种中古科幻的味道，喜欢《星球大战》的估计也会喜欢。

《天使爱混蛋》陈幻（水晶珠链）
买这书是因为好几个人都推荐过了，甚至包括王小峰。这是作者在《女友》杂志上开的情感问答专栏的合集。一般我不会买这种书，过了那年岁了。连罗永浩都开信箱回答情感问题了，我等对于情感问题还有啥看不透的？
但这书确实不止是表明一个能回答同龄人情感问题的小女生如何通透，最少还能知道一个女孩子要是用文字修理起那些不靠谱的同龄人，是如何的牙尖嘴利。象我这么厚道的人看见那种文字以及文法，完全惊出一身冷汗。那可真是刀刀见血啊。
对提出自己情感困扰的人这么狠，与当年那种“知心大姐”真是有天壤之别。不知道是现在的人承受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还是被虐待狂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还是这两种情况是相辅相成的？反正是提问就等于排队等着被这个牙尖嘴利、思路清晰的小姑娘修理，可还是有大量人在排队中——跟买奥运门票似的。
另外，虽然我还没看《我爱问连岳》，但就从这本书的水平来看，罗永浩君的情感问答前途不甚美妙。这个世界上有连岳、陈幻这样的男女来虐待感情出问题并且乐意受虐的人，基本就没别人啥事了。

《物语日本》作者忘了
无甚可记，关于日本的普及型故事。

其实这事儿用这种很极端的数字统计的形式说出来似乎是很吓人，仿佛互联网已经成为了藏污纳垢之地，一帮骗子横行之所。不过呢，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的话，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对社会或者提供资讯的媒体到底有多少信任度？能够比这个高到那里去？我个人感觉即使是比互联网的信任度高，也不会高过很多。所以，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不因为互联网的虚拟性而更坏，也不因为现实中的面对面就更好。说到底，互联网基本就是现实社会的缩影或者镜像。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是说互联网不能够给人以信任感是一种危言耸听，似乎是我等百姓一到了蒙面上网的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生物似的。这些词汇后面，隐隐约约有归罪于互联网的意思在里面。

其实网络生活与实际生活并没有多少差异。有人说网络暴露了人内心里阴暗的东西，这个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除非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人格分裂的神经病，否则这种说法就是对理性的一种侮辱。但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全错，毕竟是虚拟世界，释放一个人心中的恶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不是人格分裂，而是暴露了更多的人性中“恶”的因素。

但如您所知，“人之初、性本善”这事儿虽然说了好多年，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还是很值的商榷。荀子就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是经过文化熏陶与道德教养才能变得比较善良。中国的法家也认为人性本恶，要用法治的方式强迫其遵守规则。现代社会好像不太讨论人的本性，而是认为法规严整是第一位的——好的制度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把好人变成坏人，然后辅以文化、道德、宗教等手段，使我们的社会有“天天向上”的趋势。

我个人感觉不争论善恶的现代社会观念比较有道理，如果经过那些手段后，社会的诚信度增加了，而互联网上的信任度还是很差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人性本恶。如果一个社会在实际生活中比较讲究诚信，到互联网上也比较诚信与值得信任，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出人性本身还是很有教化余地的——如果不说是本来善良的话。

我是个很喜欢网络交易的人，并不相信网络的交往与实际交往有任何不同的地方。经过这些年的网络生活，我个人感觉在国内的网络交易确实是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与国外的人交易中确实是很少遇到的。总体来说，网络上上当的可能与实际中上当的可能成正比，也就是在实际中上当的机会越多，网络中上当的时候也就越多。这也证明了我上面所说的，不是网络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

所以，还是不要指责互联网所带来的变化吧，这些变化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互联网从来不是原因，甚至也不是结果，而只是表现某种现象的工具。所以，关于这事儿我是这么想的：除了增强互联网的一些管理基本管理之外，想要把这方面的信任度提升一些的话，敬请先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度。我不认为在假新闻频出、商业陷阱多有的社会里，网络上能好到那里去。而这种指责，除了转移视线外，更是别无其他用处。

这是一本写南方草木的书，也不是全写草木，但凡是与书中所提到的水果蔬菜、草木花卉有关的电影、书籍都会信手拈来而穿插于文字中。知识的丰盈度固然可以让人目眩神迷而自惭形秽，但阅读的重点倒不是在这里。

古人信奉山川有神、草木有灵，山川之神往往是功利的，寄托着人生的理想与破灭的价值，具有祈祷的意义。而草木有灵，更象是从自然里寻求一面精神价值的镜子，是与人为友的。世俗生活需要一点灵性来进行提升，黄钟大吕交给了文人山水画卷，即使隐士曳杖于山间也是对山外现实的一种反照，只有那些草木所集的灵气，才是真正的在世俗当中的心灵归隐。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可以这么去解读。当南山只是作为朝廷中那“五斗米”的参照物时，东篱下的菊花才有了灵性。作为南山与朝堂之间的菊花，隔开了两种其实都很世俗的生活，有了一种大隐隐于世的尊严而方便的人生。

草木之书我想就应该是这样吧。那是一种离不开人世的有情之物，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存在。拥有写这种书心境的人，总是能为别人带来一种生活的标准，至少知道有人曾这么生活着，并且发于文字。而写书的人可能未必这么想，这书可能是他对已经远去的陶渊明们抛去的一缕微笑——抽去了南山意向的陶渊明们，是精神生活的装裱背衬。

好了，现在可以说说读这书的感觉了。

去年某日，白天商务、编辑会议以及给报纸补白的专栏已经令人亢奋莫名，晚上回到家里，取出新得的一把江户时期的倭刀打算练习一下斩道，以把一天最后那一点气势借此发泄出去。月光如银子一般扑在草地上，刀在腰间，然后出鞘。凝神静气中，浑身气势集于刀身的前三寸，瞬息，锋刃可劈斩而出。正在此时，一阵风吹来，一朵蒲公英从刀身上方悠然飘过。在银色的月光下，分明可以看见有彩虹的微光反射出来。收刀，静看它乘风漂远。刹那之间心静如水。转天请人在此刀的朴木鞘上书四字：不斩春风。

《南方草木札记》，是那朵飘过我手中刀的蒲公英。

从头说起。周五晚上无聊的要死，北京这倒霉地方又闷又热，老婆提议去海边走走。当时是晚上十点，扔钢镚儿决定是不是马上出发，居然三次都是不去。第二天早上起来，无聊更甚，把钢镚儿往存钱罐里一塞，管他天意如何呢，还是去海边避暑吧。

最开始打算去那个叫做乐亭的新开发的海滨，到了以后发现纯粹是骗人的地方。所谓的海滨浴场比游泳池大不了多少，传说中的月陀岛根本就没有路标——高速公路上倒是有，下来就没了，直接开到了港口区，还是没找到。于是转道去传统一点的地方，也就是北戴河。

第一天无话。第二天，走在北戴河的海滨公路旁边，海风微凉，确实与北京的倒霉天气不可同日而语。我不会游泳，只是喜欢看着海发呆，于是就找了个没有门票的海滩“面向大海，春暖发呆”。

走在路上就很奇怪，满眼都是外国人。本来还以为是欧美的国际友人提前来闹运会，结果先到海边避暑，但看着又有点不对路子。仔细一听，俄国人。问题是满坑满谷的老毛子，感觉上跟北戴河被占领了似的。

在沙滩上坐下发呆，跟老婆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海滩上还是有好多俄国人晃悠，男的咱自然也就不太注意，女士里颇有几个吨位很出色的——俄国人似乎一上岁数，这体重实在是。。。。。。。旁边也有几个小姑娘穿着比基尼在晒太阳。可惜晒的是后背，看上去是啥也没穿，但仔细看——也没敢看太仔细，老婆在旁边呢——至少还是穿着泳裤的，T字裤。要是就看这几个，还真不知道这里算是中国还是欧洲。

发呆了一会儿、其实也说不上是真发呆，主要是又个大概十几岁的小外国丫头手长脚长的，在浅水区走来走去，应该是受过专业的模特训练，实在是比较养眼。一转头看见那几个姑娘，翻过来晒了。当时晕了一下，这个绝对不是因为景色很不错——可能是很少见阳关的缘故，她们皮肤还是很白的，古文是怎么说的来着？胸前两点盈盈一握、艳若桃花啥的。其实就是说小巧合适的乳房与粉嫩的乳头，确实相当的不错——而是没想到国内海滩上看见这种景致。

当然，这是不宜多看的。不是说假正经或者老婆在身边，而是以前确实见的多了，这不是啥太能吸引的景色。前段时间还有人扯淡啥裸体海滩是否合适这种鸟话题，一帮人义愤填膺的。现在在这个海滩上，固然有人多看了几眼，眼中诧异与欲火、妒火有闪耀的光芒，更多人的还是没太如何在意。其实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写专栏挤兑那些卫道士未免小题大做，只要持续开放的话，你不喜欢裸体海滩，别人也会自然的在那里裸体。不然你就别开放，开放了再想回去是没戏了。可惜的是，我不能找到一个现实中的卫道士，然后拉着丫来这里看看。没办法，我的朋友里没这种脑子进水的货色。

很烂的中国英语碰到同样烂的俄国英语大概是个什么景象？这个我就不说了。反正是没问那个最好看的妞是不是喜欢闹运会。在旁边看了很久才发现有个事情很奇怪，好像老外的比基尼与国人身上的有所不同。原来还真没在意过，这次发现同样是比基尼，好像她们身上的那玩意材质比较轻薄贴身。怎么说呢？大概就是作用不是遮掩而是要“三突出”啥的。

好了，扯这个基本就是闲得难受写个东西，下回别忘了带相机是正经。不过也没啥好的，等再去国外的海滩拍照再发上来吧。

回过头说说螃蟹。海滨旅游地的螃蟹之类的海鲜相信很多人都是久仰了，基本没啥好东西，还贵的要死。这次是朋友带着去了一个小渔村，里面有个装修超级烂的馆子，海鲜比海滨浴场的还要贵出两倍多。皮皮虾个个有黄儿，螃蟹肥到几乎以为丫那些肉都溢到壳外面了。一只一斤的螃蟹三只、一斤皮皮虾加上其他几个菜，贵是贵了点，真是值得。

对了，顺便说一下单双号这事。从外地回京，特地等到十二点以后进入北京界内，没看见有人查这个。北京的车到那里都没人截下来检查，即使是到了北京的边界，也是截外地车而对北京牌子的挥手放行，外地车看来检查的也很不仔细。虽然前段时间说的很严重，看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是每辆车都检查，警察会累死。所以，扰民还是有，似乎不会很严重。

回过头一想，奥运在某些人看来是件多大的事儿啊，关于奥运的新闻是早有纪律的，不能随便瞎报，也不能随便评论。没有绝对的消息来源，谁敢报道关于奥运的消息？更何况是这种明知道会被骂的新闻？

在我印象里，当初禁售那条新闻发布的时候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不但药名明确在案，连网友的评论都已经摆在了上面——这后一点尤其显示出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舆论引导式新闻。我们都知道，毕竟这些新闻发布的时候都是先在报纸上发，各个门户网站都没有采访权，只能转载。新闻还在报纸上的时候，网友评论就他妈出来了？你蒙谁呢？

这些年做媒体的经验告诉我，这事大概是这么个流程：想出台这么个政策，但也知道会挨骂，所以想做个新闻舆论的引导：你看，平时最不鸟政府的网友都认可了，你们还有啥说的？结果发现舆论引导这事儿真不是好干的，大家还是不鸟你。这个也别怪想出这方法的媒体人士，实在是您那政策过于王八蛋化了，如果这都能被你引导成了，这个国家大致就等于生活着13亿的白痴。

既然没有引导成功而导致了反弹，只好就说那是假新闻了。您看，平时真碰上某位脑子进水的记者发了一条假消息，早就理直气壮的说追究责任或者提醒媒体注意了，碰到这么有损我国奥运形象的事情，整条新闻只见辩解之惶急，未见受了委屈后的反击。请注意，我们这里的真理部碰到敢说真话的记者都能扑上去咬上一口，碰到真出了问题的新闻居然这么温柔的辩解，谁能举出别的事例出来？

所以，这事儿大概就是某部出台政策，然后“自反而缩，虽万千人吾说瞎话矣”。但说真的，撒谎确实需要很高的智商，能把谎话侃圆了的不是没有，都是给自己能留一点余地才行。象这么没给自己留余地的谎话，想用后来的辟谣就能圆回来，我觉得够呛。

这事儿唯一能让人欣慰的是，居然有司最后收回成命了。不过呢，还有个智商很低的说法在里面。他们辩解自己不会这么做的理由之一是，已经早就要求所有含兴奋剂的药物都在包装与说明上标注了“运动员慎用”——中文的，所以不用禁售。哦，原来奥运来的各国友人都精通中文啊，这个倒是我从来没想到的事情。

就我这点简单的药理常识所知道的原因，是怕外国运动员误服用了以后，兴奋剂检查出问题。这事就奇怪了，这些运动员要是感冒发烧，应该有专门的医生去管吧，不见得他们会到中国的大街上走进一家药铺拿上一包感冒胶囊。何况有司连他妈的《花花公子》都能给运动员们准备到位，你要我相信没给他们准备几个医生么？再说印发点宣传单子，告诉他们这个危险能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他们都是职业运动员，要是连这个都不知道，也未免太没文化了吧？难道都跟我们的国家足球队似的？

我倒从来不是个民族主义者，不过看来也快了。这不是人家上门来欺负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在别人还没提出要求之前，先把自己的膝盖弯下去了。总觉得这跟当年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似的，只不过这次不是外国人修了公园挂上去，而是我们自己修个公园挂了这么个牌子——早二十多年，所谓涉外单位的意思也差不多。

这他妈还有这么下贱的事，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力之外。要是我家里来了客人，平常我吃的药里面有他过敏的成分，我只能是告诉他别吃，而不是把药都从窗口扔出去。这个道理很难明白么？

所谓“大国崛起”的底蕴，在这些小小的药片身上暴露无遗。原来嘴上说着我们崛起了，实际上还是那种“宁给友邦色情书、不与家奴感冒药”的思维方式。自认为这些年已经混的不错了，火炬满世界一传，才发现不鸟你的还这么多；自己平常里总是说嘴，说啥已经具有了独立的大国尊严，办个运动会就要全国禁感冒药。原来这崛起都是对内的，对外该怎么装孙子，依然跟有句俗话怎么说的来着？什么死了嘴硬？

中国讲究“客随主便”、“入乡随俗”，其实外国也是这么讲究的。家里来客人打扫打扫、加张床、摆束花我不反对，但我不能忍受来的这些客人高人一等，更不能忍受的是，本来客人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们也没觉得他们高人一等，就是有人想把客人弄成高人一等。去你妈的，你想做奴才去请安问好你就去，别绑架所有的老百姓跟着你都膝盖犯软，犯软的同时，两个月之间还不能感冒——不过这也真符合其愿望，一帮不感冒、身体好的奴才，是多令人惬意啊。

杨佳所在的绿野其实是当年“远飞鸟”分出去的一批朋友创建的。“小辫”、“瀚海孤帆”他们创建了绿野，最后瀚海孤帆变成了“瀚海情帆”，好像是嫁给了小辫。南锣鼓巷里有家非常有名的酒吧，老板也是当年远飞鸟的人。那小子曾经单车进藏，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死在外面的时候，他推门进来了。那时候也正在失业，是主动的失业。电工没啥意思，就整天泡在俱乐部里。

杨佳的博客里还有一些兵器的照片，不知道是那个博物馆的。我的收藏方向是东亚古董兵器。在我们一个内部的论坛里，曾经有朋友哀叹：杨佳原来也是刀友啊！当然，他不会有多余的收入把爱好变成真正的收藏。

看了他用来捅人的那把刀，在一个用过刀的人看来，那刀最后能产生如此惊人的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经过专门的练习。我学过武术，短刀术曾经下过几天功夫。

怎么跟杨佳有这么多的共同点？想起来真的是一身冷汗。有任何一次杨佳的遭遇，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出什么事来。那么，是杨佳与我这样的人太特殊了，还是我们本来就是普通人，这些似乎是特殊的东西，其实是很多人生活中都会经历或者向往的事情？这个我不知道。

今天他在监狱里，我在这里上网、等着外卖送过来。外面30°左右，我这里空调还是很不错的。截取生活的几个片段，最后有着不同的结果。不过我还没老，说结果有点早了。而当我想到与杨佳有居然如此类似的生活片段，真是有些不寒而栗。

可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

要说起来这应该算个市场行为，毕竟这是大家喜欢留着这种纪念币从而才愿意出高价。但这里我也多少给酷爱收藏的人提个醒儿，这次发行6000万的纪念币，就是说大概有600万张这样的纸币进入市场。中国确实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我还真没听说什么收藏品在这个数量级的时候还能有这么大的升值空间。听说过有奥运概念股，但还真没觉得奥运概念币能如此具有升值的潜力。

这事儿其实总是让人想起当年的君子兰、邮票，以及打鸡血与红茶菌。这种听说啥玩意儿紧俏就上赶着让人骗的毛病，还真不是一天两天落下的，基本都成了老寒腿，轮到阴天下雨就疼上一阵。这里面固然有推波助澜的炒家，但要是没有这个市场的话，多牛的炒家也掀不起大浪来。

这应该算是冲动消费吧，而且应该算是另外一种传销的形式：最后得利的都是最开始能够让大家觉得这是个好事儿的那批人。作为一个比傻的游戏，击鼓传花到最后一棒的时候，最早把这东西吵起来的人早就功成身退了。身后留下的是一大堆兰花的花盆、红茶菌的罐子、以及曾经装满据说很珍贵的鸟的笼子。

其实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值得收藏或者值得投资有个最简单的标准。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听说某东西很值得收藏或者将来会带来什么利益，最好就把钱包捂好。一定要坚信自己是普通人，这么好的事如果连你都知道了，估计就没有人不知道了。要是全都知道了，赚钱那里还轮得到你嘛。对自己有信心是好事，但过于有信心的人，经常就是那个被忽悠了的。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就一定会在阁下手中闪闪发光了，比奥运火炬还醒目的标示出“某人足够傻瓜”这个主题。

有的时候我在想，怎么我们这里总是爆发这种完全没有脑子的热潮呢？除了国人好凑热闹的天性以外，可能还因为实在是没有经过冷静看待一件事的旁观性训练有关。大致来说，我们这里经常举行一些全民的活动，弄得大家总是喜欢随着大流去参加群体性事件，一般还要振臂高呼啥的，场面过于经常与过于热闹，就会落下这么个病根——大家都冲上去的事情总是没错的吧？——对不起，大家都冲上去干的事儿，最常见的就是傻事，这个已经是被无数事实所证明的。

把这东西留作奥运的纪念确实没有什么错处，只是我总觉得即使多想纪念某个盛会，也最好别跟自己过不去，尤其是别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这种警惕是随时要有的，因为好多人就指望着借着什么事来忽悠大家呢。不但是一个奥运纪念币，还有无数种东西都在等待着脑子热晕了的人进行冲动消费。

标题是我胡扯的，意思就是1980年的时候，我家搬到了楼房，所以可以说说房子的事情。

从平房搬到楼房着实让我兴奋了很久。其实平房也不是不好，还有个院子呢，楼房则象个鸽子笼。但那是楼房啊。谁说的来着？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话是绝对的奢侈品，那时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楼上楼下这事儿终于实现了，只是后来才知道，人家那楼上楼下是指我们这里称为别墅的东西，跟我们那些鸽子笼不是一个意思。

没关系，楼房就是楼房。两居室，有个大致可以放下一张饭桌的客厅兼饭厅，还有厨房，事实上最好的是居然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卫生间只有一平米左右，没有马桶。您知道，平房里除非用夜壶之类的东西，想方便一下就要到公共厕所去。只此就是个伟大的进步了。

煤气最初是没有的，隔上一段时间就要去煤场买媒，蜂窝煤，分为引火的与燃烧的。报纸是很有用的东西，可以点炉子。后来通过某种渠道买了个煤气罐，也是隔段时间就要去换一次。二八车后面挂上煤气罐，然后再拎上三楼。这不算个大工程，比买煤强多了。

每年冬天，冬储大白菜是必不可少的。阳台上堆了还要堆在楼道里。每到这个时候，整个楼都跟过节似的，大家都奋勇的占据合理的位置。没人规定某家用那里的楼道，但经过一个冬天的磨合也就有了约定俗成的楼道殖民地。

这个房子虽然象个鸽子笼，但我还是在阳台上真正养了一群鸽子，全是白色的。北京把鸽子群成为“盘儿”，说起自己的鸽子来都说是“一盘儿鸽子”。我那全白的鸽子飞出去是很好看的，就是没有一只好品种的信鸽，被某人很恶毒的称为“肉用军鸽”。

房子这么小，住了五口人：奶奶、父母、我、妹妹。年纪还小，觉得那房子还是挺大的。当时也没觉得有客厅或者有个能洗澡的卫生间是个多必要的事情。客厅这玩意是奢侈品，也是面子功夫，那时候没能力想这个。我后来看了好多那个时代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客厅，卫生间也都小的不像样子。国人当年其实还是挺重视客厅的，可除了大富人家外，厕所始终是不受重视的。现在当然不同了，装修厕所的钱一般来说会超过装修卧室。

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十一年，1991年搬到了另外一个鸽子笼，稍微大了一点，格局也差不多。再后来又搬到更大的一套房子里，然后再大、再大，直到某天站在一套大房子的客厅中间说话，蓦然听见有回音传来的时候，才觉得已经大的有点过头了，赶紧又搬回一套比较小的房子里。

年初的时候，老婆意外怀孕。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站在卧室门口，猛然觉得这个房子又变小了很多，于是赶忙再去收拾那套大到有回音的房子。没等收拾完，老婆又意外流产了。这套不到一百平米的房子在感觉中又恢复成原来的大小，住起来相当的惬意。但即使如此，比起我家第一套的鸽子笼也大了将近一倍，住在里面的人少了五分之三。进步总是有的，人也“独”的很了。

当年有暇习武的时候，我师父他老人家就喜欢喝上两杯。也许是因为武林人身体都颇好的缘故，酒量不错的很多，包括我们这些徒弟基本都算是半斤白酒起步的酒量。可就是一条儿，喝酒的时候是不练功的。倒不是酒精跟我们这派的内家拳在某些方面有冲突，而是喝到刚刚好的时候再去打拳基本算是妄想——就没有刚刚好这件事，而是非要尽兴不可。

一般的场景是这样的：某日，我或者师弟蹬着自行车，后座上放着一不明真相的编织袋，上面一般有血水沁出。风驰电掣赶到师父家的小院里，然后满脸谄媚的从编织袋里端出某物——我带的基本是一条狗，我师弟职司肉联厂，多数是猪蹄下水之类的玩意儿——恭请师父他老人家笑纳。

师弟带的基本算是拾掇干净的肉制品，我则需要在师父笑纳之后，抄起习练短刀术的匕首，直接把狗给分尸。这个不是吹牛，所谓庖丁解牛这事绝对不是胡说，只要是掌握好各种关节与筋腱的位置、结构，用不了多长时间分尸工作就可以完成。然后用清水泡上狗肉，师徒开始钻研武艺。

转过天来，再次风驰电掣的赶到师父家里，自行车后座上带着的就是酒了。冬天是白酒、夏天自然是啤酒。白酒带不了几瓶，要是啤酒的话，与师弟各带一箱。未进院子，已经闻到浓香扑鼻。狗肉是要泡上一天，并且三换清水的，然后放到几乎有行军锅大小的柴锅里去炖。整辫子的大蒜放下去，连收三次汁儿才能成就。但我到现在还是怀疑师父可能毫无保留的把七十二把小擒拿教给了我们，炖狗肉的秘方始终是留了一手。

师徒把酒没啥好说的，师父喝光，徒弟的酒杯就不能是满的。不过说老实话，那时候就是年轻啊，酒杯比师父他老人家空的快。

师兄是罕见的不喝酒的家伙，每当这个时候，一般那个还在空地上苦练的人就是他。尤其是夏天，在享受冰镇啤酒与热气腾腾的狗肉间隙中，师父难免出去指点一下他的功夫，回来就端起酒杯训斥我与师弟：“你们看看人家！将来出去别说是我徒弟，不下功夫，丢人啊！”言落杯干。我跟师弟接着谄媚的笑着，跟着他老人家把酒喝干净，然后赶紧满上。

后来，师父搬家了，搬到了楼房里，从此没有了柴锅，炖这些东西也没有了原来的味道。某日，请他老人家过来喝酒，是去一很著名的狗肉馆子，他觉得那狗肉实在不够味道。师徒两人回忆起当年的时光，都颇感慨。那天我要开车而没有喝酒，老婆居然把我师父给灌高了。老婆悄悄跟我说，你师父会醉拳么？

我们总是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温和的，不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总是能忍就忍。可看见现在这个趋势，忍不下去的固然血溅五步，原来还能忍下去的，也能弄出个千里奔袭来。按照某人的语录来说，这叫做“事情已经起了变化”。

我个人是这么估计这个变化的：原来能忍是因为不忍也不行，心里总存着个人不与官争的念头。但这些年来，大家都更明白了自己的权利之所在，看来对于忍耐的阀值已经升高了。在明白自己不是那种“行货”以后，还想用戴宗对付宋江之类的手法，就会变得让人不堪忍受了。

可问题是掌握权力者似乎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固然他们总是在强调服务大众等言辞，但绝对的权力以及勾结的权力，使很多有权的人依然认为这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断上升的公民意识与还没有转过脑筋来的老爷思维一碰撞，遍地烽烟就不是啥奇怪的事了。

我的朋友莫之许曾经提供了一个说法，叫做“城市游击战”。其本来所论述的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贫民与农民工二代或许会在城市中形成新的暴力，看来这话多少开始应验几分了。这种情况，其实比什么恐怖主义都可怕。

我们可以想想看，恐怖主义组织毕竟是有组织的，有司也不是吃闲饭的，相信怎么也能在其中埋点钉子啥的。就我所知，恐怖主义活动多少象商人做商业计划，总是会有个计划、流程、实施啥的，而且他们还是要个效果的，从其专业自尊心来说，也不能是啥都干，或者说至少干的要专业。C4弄不到，总不能买上二十挂鞭炮把火药弄出来干活吧？这估计还有个面子问题在里面。

但个人的那种对于社会的报复就实在难说了。首先，他未必跟别人商量或者订个流程啥的，他就是一个人。其次，只要你不能控制住社会里每一个人，这事就总是有可能。个人比恐怖组织差的地方，估计也就是个资源不足。可这样的话他万一退而求其次，随便弄点二踢脚的火药或者93号汽油啥的，甚或只有一把足够锋利的双立人牌杀猪刀，都足以造成不逊于小股铁道游击队的后果。要是这兄弟还受过点物理教育以及能上网，造个定时炸弹也不是啥特别困难的。

所以说可怕的还真不是那种所谓的恐怖组织，而是这些处于散兵游勇的危险者始终在被制造出来。更何况还有那些没到舍生取义程度、但也不反对借着某种事件发泄一下平时不满的“明白真相”的群众？今年又开着这么个倒霉运动会，好多人的利益被损害不说，自己把裆部亮出来，很多人都知道往什么地方来上一腿最能引发“良好”效果。这要不造成遍地烽烟的景象才是怪事。要是有司现在还想不明白这中间的道理，出啥事我都不会太意外。

热门以后自然就有评论。北京林业大学社会学博士方刚，近日在其博客上发表文章《支持并强烈呼吁设立裸体海滩!》，其主要的观点是裸体是一种环保主义的表现方式。当然，你要是说不吃饭也算环保我也是同意的，把自己饿死了最是环保，不穿衣服都不能说是真的环保。

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我对于裸体海滩有意见，从结论上说，我是同意这位博士的观点的，但扯到环保的问题上，未免就离题太远了——毕竟少穿那么一会儿衣服对于我们的纺织业没有什么影响。

在我看来，裸体海滩或者裸体什么地方要是建立的话，最好就别找那种完全不靠谱的理由，其后面的理由应该只有一个：我们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说那些没用的环保之类的大词以求得社会谅解，完全是不必要的。

可能好多人没去过裸体海滩，在这里不妨介绍一下国外是怎么处理这种事的。在足够开放与宽容的地方，你愿意裸体在那里晒太阳是你的自由，要是其他人真的看不惯，有关机构就给这些人划出一块地方，你们在这里裸体你们的，别人在那边眼不见为净。前一种处理方式当然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很有些大家都思无邪的风度。但重要的是后一种解决方式，表现出来的更是一种我们这里很稀缺的思维方式。

您看，一般来说我们都有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也就不是“万物之灵长”了。从这个道理说，在任何地方裸体都是个人的权利，并且没有伤害他人的意思。但毕竟文明发展这么多年，各地都有各地的风俗或者道德标准，在过于公共的领域里挑战大众基本认可的道德标准未必是好事，也可能间接造成某种伤害。

当多数人的道德与少数人的权利有了冲突、而少数人的权利其实并未真正伤害多数人的时候，给少数人划出一块地盘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我们知道，原来的思维方式是如果我们大家不认可你的行为，即使没有造成伤害也是不允许你做的。现在能够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就是一种进步。

所以说这事儿的关键词只有一个：少数人的权利。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有名正言顺的感觉，环保主义啥的看上去似乎是个正常的辩解理由，其实已经是绕过了重点，难免成为笑柄。

而在这条新闻之后的讨论则更是有点意思。

比如这条很热的评论是这么说的：“中国人才能吃上饱饭几天？？就开始思淫欲了？”“麻烦你们就别在这呼吁解开女人们的最后一根裤腰带了！！”看上去这是一个卫道男的肺腑之言。问题是他可能没明白的一个道理是，裸体是件很公平的事，不是女人才有这个权利。不过，我估计他倒未必能想的这么深，而只是心中的龌龊之处，借着道德义愤的话语直接喷发了出来：在他心目中，说到裸体马上就想起了女人。

事情好玩也就好玩在这里。在这条新闻后面的反对意见中，多数言论都直指这位博士的女性亲属。卫道卫成了流氓也算是我们这里的风景吧？一边是捍卫道德的幻影，一边是问候别人的女性眷属，如此奇妙的功夫，虽常见亦总是令人惊讶的。

您看，这些人其实在自己下流的思想中所保卫的那里是什么道德准则嘛，不过是从来不敢暴露自己真实想法的一种变态的妒忌罢了。

还是从我西边这个三十层的办公室望出去，这次可以往下看。周围是好多国家机关的所在地，是那种前苏联式的房屋。这种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挺舒服的，挑层很高、房间很大。作为办公室或者住家来说，除了换个顶灯比较麻烦以外，其他还好。

北京给我印象就是个阶段性政治都市，每一次政策与执政思想的更迭，都能在城市中找到一种相应的对照建筑，整个城市的味道就总是留着一代一代改变过的痕迹，互相之间没有什么有机的连接。如果你在城里走上一段，你可以看到四合院、大杂院、前苏联、小白宫、绿帽子的大楼、全身金色的大楼、全是玻璃的大楼，然后转回来还能看见故宫。

据说北京是最不容易迷路的城市，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以外，每条路都是正南正北走向，有一条偶尔不是这样的街都会被郑重其事的标注出来：李铁拐斜街。只是在这个城市里，亲和性不是很多。倒不是因为路过于直白，而是因为其这几百年的特殊地位，对外部的人总是有些排斥。即使普通百姓从心里是不排斥的，有些油滑的京腔也让人觉得热情不足而滑头有余了。何况还有户口——北京的户口于国人，可能大致相当于美国的绿卡于国人的关系。在这个地方，我脚下的路从来没有迷失过，而心里的路是不是如同这个城市表现显示的那么横平竖直，真的是不好说。

我走过大城市里，东京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东京是很用心的地方，不论在任何的角落，都可以看出日本人那股把匠人精神发挥到极点的劲头。在东京可以找到世界上你想要的所有东西，还能找到你永远都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找到的东西。

某一天晚上，在银座疯狂观光后，日本的友人请我们去他家里坐一坐。他的家里是个典型的日式房子，前面是个精心铺设的日式花园。一个比洗脸盆大不了多少的水池、几从植物、两盏石灯。从客厅里端茶细品的那一刻起，半个小时前在银座的疯狂就全都消失了。几人端坐喝茶，偶然说上两句话。这位朋友是一位磨刀的匠人，陪着我们的同时，拿出一个古代的枪头开始在磨石上磨开了。呆坐数小时，尽兴而返。过一个月再去，枪头已经磨好，灿然如新。

恍惚之间，总是觉得东京这个地方不应该是在日本，而是应该在中国。看上去那些味道很熟悉，是一种血缘的感觉在里面。只是人家在保存自己古老的文化的同时，把现代性又发挥到了极致的程度。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如同昨天晚上还在涩谷放肆的花季少女，今天穿上和服表演茶道一样。古与今的结合处，大家各得其所的生活着。据说东京的生活是很紧张的，晚上从我的酒店窗口看出去，到处都是灯火通明的写字楼。但依然有人悠然的生活在这个闹市里，并且能用一种悠然的工作换取合理的生活。东京就像是日本著名的伊势神宫，茅草顶每年要重新铺一次，但永远都是一个程序与一样的东西。日本人把新铺的茅草顶也称为古迹，东西是新的，但精神没有变。

与东京的水乳交融相比，纽约就是那种现代到后现代的城市。至少在我走过的那一部分是这样的。与北京相似的是，纽约是个阶段性经济的展示会。从郊外的住宅区一直到市中心某些地方颓败的住宅区，都是经济环境变迁的标志。

嘈杂、多样化，是纽约最初给人的印象。这里大家似乎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小群人，形成各个不同的团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过着不被干扰的生活，只要你遵守法律，没人关心你在做什么。当年我所受的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情冷漠，从某种意义上这是真的。

可是，纽约的另外一面，外人是很少了解的。这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或者义工。这些东西往往都是免费的。很多纽约人不是参加着这个义工组织，就是那个社工组织，给自己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任何交情的人做义务的服务。有时候这个城市就像是带了一个面具在后脑勺，从那个方向看，脸都是不同的。

等我回到北京以后，总是发现自己带着东京与纽约的某些记忆。北京始终是一个处在歧路上的城市，被无数的力量所左右着城市面貌、风情，以及命运。既不能真的去保存着自己的文化的同时，把现代化很好的融合在城市里面，又不能有能力完全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干脆重新开一天地。在新与旧之间的震荡，比中国股市可是厉害的多了。

所以，在走了这么多地方以后，有时候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伤心的城市里。向前看的时候，北京因为政策的限制，没有办法建造真正意义上的高楼大厦；而向后看的时候，该破坏的地方也都破坏的差不多了。号称有着多少年文明的古城，古意所在，尽是曾经的穷街陋巷；时人所居，全是不高不矮楼房。

总是在调整与过度中的北京，对于一个真正的老北京来说，是一个记忆无存的伤心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