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充满斗争性的伟大革命家，而且也是胸怀博大、富有感情的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毛泽东作为一位多情善感的质朴常人，他的坚硬如钢的意志和他的善良柔和的心地都是一样鲜明，一样强烈。因而导致毛泽东有“五不怕”的革命大无畏的精神，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有三怕，这三怕并不是毛泽东胆小懦弱，而是其心肠慈善，时时处处为广大人民群众考虑，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一怕泪。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也忍不住要掉泪……1948年5月，在东渡黄河后的一天，毛泽东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吉普车翻山越岭，在山路上艰难爬行着。

当行到平山县大路上的一个村头附近，大家发现离吉普车不远处路边草丛中好像有几个人。

车子驶近以后才发现，原来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着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一圈人正围着她们在着急。

当车子从她们身边驶过时，车上的人看清那女孩子身上盖着一件破衣裳，身下铺着茅草，双眼紧闭，脸色蜡黄，鼻子里不时地往外流血，已经奄奄一息了。孩子的娘坐在地上，抚摸着孩子的小脑袋，悲痛地呼唤着孩子的名字。周围的人同情地看着这对母女，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停车!”毛泽东突然叫道。

司机周西林把车刹住，毛泽东第一个跳下车，大步走到孩子身边，蹲下来摸摸孩子的手和额头，问：孩子怎么了?“病啦!”女人泪流满面。“看来病得不轻，多长时间了?”“三四天了，起头轻，越来越重。”孩子的娘擦了擦眼泪，声音颤抖地说。“怎么到这村来啦?”毛泽东着急而关切地问。“打算去找个医生，可是孩子快不行了。”说着孩子的娘又哭了起来。

是啊，在这深山僻壤，穷人有病，一无医，二无药，三无钱，多少人不都是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死去了。这时，毛泽东猛地回头，朝车上看，大家看到他的眼圈泛红。

“我在这里。”朱仲丽医生在毛泽东身边说，长期跟随毛泽东的经历，使她明白了毛泽东的想法和意图。

“快给这孩子看病。”朱医生用听诊器听，又量体温，然后问孩子发病的过程。“有救吗?”毛泽东问。“有救。”“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泽东顿时放开声音。

“可这药……”

“没药了?”毛泽东又显出紧张担心的神色。“有是有……只剩一支了。”“什么药?” 

“盘尼西林。”“那就快用。”“这是进口药，买不到，你病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用，不到万不得已……”

毛泽东对朱医生的犹豫有些不耐烦，他生气地说：现在已经万不得已，人命要紧，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朱医生将那支珍藏很久没舍得用的盘尼西林用给了生病的孩子。接着，又注射了两支别的药。然后给孩子擦了擦脸，用纱布紧紧扎住耳朵上的动脉。

朱医生打过针，用水壶喂那孩子水。那时候抗生素是很稀有的，所以很显特效。工夫不大，孩子忽然抬起眼皮，轻悠悠地叫了一声：“娘”！

那女人呆呆地睁大了眼，泪水哗哗地往下流。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叫着：“菩萨啊，救命的菩萨啊!”

毛泽东两眼泪花迷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忙转身吩咐朱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后来，每当谈到那个孩子和流泪的母亲，毛泽东眼圈总要泛红：也不知道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把她带来治疗一段就好了……他多次感慨：农民缺医少药，闹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 

二怕血。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毛泽东身经百战，指挥战役大大小小何止千百次?战场上哪次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毛泽东的亲人和战友牺牲的有多少?那长长的名单证明毛泽东从来未在敌人的凶残面前有丝毫恐惧和退缩。

毛泽东怕血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的，是一种对生命的爱护和珍惜，表现了其性格中悯善悲慈的一面。

刚进北平，毛泽东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当时一起在山上住的还有不少中央领导人，其中有不少是行伍出身。这些将军都是子弹堆儿里钻出来的人。听惯了枪炮声，都是几天不打枪手痒心痒全身痒，现在一下子没仗打了，耳边只剩下莺歌燕舞，自然很不习惯，也很不适应了。

不久，他们终于找到了解痒的法子。香山有的是麻雀，打吧!不知是谁挑头开了第一枪，于是大家都可尽情一试身手了。

那时还没有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法，世界上也没有绿色和平组织，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国的解放战争还在南方猛烈进行，死几千人都不算什么，何况打几只鸟?于是砰砰叭叭的枪声便打破了香山的宁静。一天，毛泽东开会回来，刚下车，正有几名警卫干部打了麻雀回来，他们枪法好，打了很多，拴成一串，兴高采烈地走过来。毛泽东听到喧笑声，朝那边望了一眼，只是随便望了一眼，突然停住了脚步。那几名警卫干部见到毛泽东，礼貌地停止喧华，放慢脚步。

毛泽东眉梢抖动了一下，渐渐皱拢，习惯地吮吮下唇，问：“你们拿的什么呀?”“打了几只家雀。”一个人将那串麻雀举向毛泽东，这样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鸟羽上沾满的鲜血，甚至有一滴血被甩了出来，滴落到毛泽东脚下。

毛泽东面孔一抽搐，显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退了半步，突然以手遮脸，喊起来：“拿走，拿开!我不要看。”那人吓得赶紧将滴血的麻雀藏到身后。

“谁叫你们打的?”毛泽东皱紧眉头责问道，“它们也是生命么，麻雀也是有生命的么!它们活得高高兴兴的，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了?招你们了惹你们了?”几个人无言以对。

“以后不许打，任何人不许打!”

“是首长们先打的。”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悄悄解释，“后来大家打跟着打。”“今后任何人都不许打，什么首长不首长，告诉他们，我说的，任何人都不许打!”此后，那些疲于奔命的麻雀，又有了安定宁静的生活环境，得以自由歌唱翱翔，热热闹闹地繁衍子孙。

三怕喊饶命。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对于穷苦人的讨饶，他总是心存不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又确实是怕听人喊饶命。

毛泽东怕听人喊饶命，却不像寓言中那个农夫将冻僵的毒蛇暖入心口窝那样是非不分。无论蒋介石或者其他敌人怎样喊饶命，毛泽东的回答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陕北时期，是革命斗争生活最艰苦的年代，有名警卫战士受不了苦逃跑了。警卫战士逃跑不同于一般作战部队的逃兵，那是知道不少秘密的呀，泄露出去还得了?

警卫部队立即调动人马追捕，终于将那名逃兵捉住，捆了回来。战士们本来就憎恨逃跑行为，何况为了追逃兵大家受了不少劳累，担了不少的心，一肚子的火正等着要发呢。“揍那个龟儿子!”“毙了狗日的!”

愤怒的吵叫惊动了毛泽东，他走出窑洞，看到了押过来的逃兵。那逃兵年纪不大，长了一张娃娃脸，脸色煞白，鼻涕眼泪涂得满脸都是。身上脏兮兮的，本来就吓得抖个不停，当一听到喊要枪毙，一下子哇哇地哭叫起来：“饶命，饶命，饶命呀!我不是投敌呀，我实在是想家啊，求求你们饶我一命吧!”

毛泽东本来是很痛恨叛变，憎恶逃跑的。可是，目睹这个不是投敌的小逃兵被抓回来的惨样，他竟悲怜地皱起眉头，眼圈都有些湿了。他扬起一只手喊：放了放了，快放了他!“他是逃兵!”“这小子坏着呢。”

“哪个坏?”毛泽东依然皱着眉头，“他还是个娃娃么。快放了，别把娃娃吓坏了。”一名干部不服气：“这么严重的问题，不判不关还放了?不执行纪律就带不了兵。”

“只有你会带兵?”毛泽东换上温和说服的语气：“孩子小，刚参加革命，没吃过苦，受不了罪，想家。你再关他他不是更想家了?他又不是叛变投降，他就是小么。快放了，多做点好吃的就少想点家，听见没有?”于是，这名逃兵被放了。不但没受任何处罚，反而连吃几天小灶，当然，这名警卫战士再也不曾逃跑。

毛泽东 毛泽东与夫人江青、女儿李讷 毛泽东和林彪步入“九大”会场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

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八年的中国全面抗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

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

在会上中国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

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

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

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

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中国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签订和约或选择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

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

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３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

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

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

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７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

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７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人，使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高抬贵手。为了探摸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

“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中国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２７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政府的大义之举宣告结束。

（西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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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说：“你是猪。”你说：“我是猪才怪！”从此我就叫你猪才怪。终于有一天，你忍不住当着众人的面对我吼道：“我不是猪才怪！”

 3.明天你醒来，枕边躺着一只蚊子，身边有一封遗书，上书：我奋斗了一晚，也没能刺破你的脸，你的脸皮厚得让我无颜活在这世上！主啊~宽恕他吧！我是自杀的。

 4.一日 一对苍蝇母子在一起吃午餐，儿子问苍蝇妈妈: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吃大便啊，苍蝇妈妈生气的说: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这么恶心的话,趁热吃!!

 5.有个腼腆的男孩鼓足勇气问心爱的女孩：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女孩说：投缘的。男孩再问还是一样，他只好伤心地说：头扁一点的就不行吗？

 6.狼崽从出生就吃素。狼爸狼妈绞尽脑汁训练狼崽捕猎。终于有天狼爸狼妈欣慰地看到儿子狂追兔子。狼崽抓住兔子凶相毕露恶狠狠地说：小子！把胡萝卜交出来！

 7.拉面店柜台前，一位漂亮女孩正排队等候。到她时，拉面师傅问：你要粗的还是细的？女孩答：你拉什么我就吃什么。

 8.一对男女偷情，丈夫突然回家，男的没顾穿衣服就跳窗逃跑，走在大街上路上围观，男的装着若无其事看天：啊，这就是地球呀。路人说：cao，装鸡毛外星人。

 9.白兔Q B灰狼后逃走，狼愤慨急追，兔以土抹身扮灰兔，戴眼镜看报纸，狼问：可看到一白兔？兔：是那只强*狼的白兔吗？狼羞：我KAO，这么快就见报了？

 10.首长：同志们好！士兵：首长好！首长：同志们都晒黑了！士兵：首长更黑！首长拍一士兵的胸部说：这肌肉练得多好！士兵：报告首长，我是女兵。

 11.护士看到一病人在病房喝酒，就走过去小声地对他说：“小心肝！”病人微笑着说：“小宝贝。”

 12.吝啬鬼有事外出，怕别人偷喝了他刚叫的酒，于是在纸上写了：我在杯里吐了一口痰。一会儿他回来，发现纸条上多了几个字：我也吐了一口！

 13.某人骑车上街，过一路口，撒把前行。交警看见，惊呼：“手掌好！”某人高兴地挥手作答：“同志们辛苦了！”

 14.入夏以来，应该进入蚊子的丰收季节，可今天三只蚊子碰一起了，全是愁眉苦脸，面黄肌瘦的。蚊子甲说：“唉，这日子没法混了，前几天，看一胖子肥头大耳的，以为他的血好喝，结果，我叮了一口倒吸半口的油，腻得我诶，到现在还干呕，一打听，那小子是一当官的，高血脂。”

蚊子乙说：“唉，就是啊，我上次，看一喝酒的喝多了没注意，冲上去就是一口。结果，整了大半口的酒精，现在还头晕呢，一打听，原来是个腐败分子，这小子的血里全是酒啊。”

蚊子丁撇撇嘴说：“你们油也好，酒也罢，多少也捞了点实惠，我上次倒是没叮上大官，叮了一个小干部，唉，别提了，他皮那个厚噢，半天也没叮透，嘴都累歪了。”

 

 别来这损招好不好啊？

 非礼啊，救命啊！

(中华论坛)

第一届奥运会主场馆：雅典大理石体育场

第二届奥运会主场馆：原法国赛马俱乐部的跑马场

第三届奥运会主场馆：乔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分校

第四届奥运会主场馆：伦敦白城体育场

第五届奥运会主场馆：科罗列夫运动场

第六届奥运会主场馆：一战爆发奥运会取消

第七届奥运会主场馆：贝绍特田园运动场

第八届奥运会主场馆：“科龙布”运动场

第九届奥运会主场馆：阿姆斯特丹奥林匹克体育场

第十届奥运会主场馆：洛杉矶纪念运动场

第十一届奥运会主场馆：柏林奥运体育场

第十二届奥运会主场馆：因为二战奥运会取消

第十三届奥运会主场馆：因为二战奥运会取消

第十四届奥运会主场馆：伦敦温布利体育场

第十五届奥运会主场馆：赫尔辛基奥林匹克体育场

第十六届奥运会主场馆：墨尔本奥林匹克体育场

第十七届奥运会主场馆：罗马奥林匹克运动场

第十八届奥运会主场馆：东京奥林匹克主体育场

第十九届奥运会主场馆：墨西哥奥林匹克体育场

第二十届奥运会主场馆：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

第21届奥运会主场馆：蒙特利尔奥林匹克体育场

第22届奥运会主场馆：莫斯科奥林匹克体育场

第23届奥运会主场馆：洛杉矶纪念体育场

第24届奥运会主场馆：汉城奥林匹克运动场

第25届奥运会主场馆：巴塞罗那蒙锥克体育场

第26届奥运会主场馆：亚特兰大奥林匹克体育场

第27届奥运会主场馆：悉尼奥林匹克体育场

第28届奥运会主场馆：雅典奥林匹克综合体育场

第29届奥运会主场馆：北京奥林匹克体育场

(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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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现在有不少哥们成了厨艺高手，更有大丈夫以围着厨房转为乐。好男人什么标准，不光上得了锦床，还要下得了厨房，是吧，男人没有几个拿手的菜混得开吗。忽悠忽悠的炒花生米、煎豆腐和爆菜台还真是不忽悠人，老婆孩子吃得吧嗒吧嗒响，一个字，绝！其实，谁做饭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听说有婚前财产公证的，还没听说有婚前立规矩定做饭的。无论谁下厨，只要家人吃得眉开眼笑，有滋有味，就值得为自己的手艺而自豪。“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祖先早就分工好了的，男人耕田挑水，女人织布浇园，男主外女主内还有利于美容呢，女人在家天睛晒不到，下雨淋不着，皮肤不好才怪，嫩得出水啊。虽说做饭不是女人的专利，但有千年的传统观念传承，大多数的女性还是以家庭主妇为主，相夫教子，锅碗瓢盆，饭菜做得那个香啊，让男人巴不得把碗钵都啃了。

  有时女人聊天，嘿，买的什么菜啊，好吃吗？唉，我不大喜欢，是那口子喜欢吃呢。看看，几多情爱在其中啊！听说女人对做饭的喜欢分两种：一种是喜欢做饭而做饭，一种则是喜欢给他做饭才做饭。哪一种都是男人喜欢的，吃得好才能睡得香嘛。饱暖思淫欲，只有吃饱了才能与时俱进呐。

  如果两个姑娘条件相当，一个会做饭长得也还可爱，另一个长得漂亮却只会泡方便面，你会先追哪个？嘿嘿，当然是漂亮的！秀色可餐嘛！这应属于浪漫主义者吧。可要是又漂亮又做得一手好饭呢，相信不管哪样男人都会乐得咧着大嘴流着哈啦脑袋象小鸡啄米一样点着说，这不是七仙女吗，上帝，我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看看，要是喝着西北风谈出来的恋爱我想味道也甜不到哪去。

  如何才能抓住男人的心，诸多美女发表了锦囊妙计，不少爷们也透露了肺腑之言，见仁见智。今天总算看到真正的牛人牛语了。说出来不吓你一跳才怪，这就是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正日同志，注意，这可是最高指示：“做饭是女性之美。做饭不好吃的女性实际上不是一个合格的女性。”真是说到哥们爷们的心坎里去了，至理名言啊！！！他老人家在与某女性干部以饮食为话题的对话中还说：“判断一个女性是否持家有道，看她做的饭菜就能知道。当然女性应具有好的品行和美丽的外表，但最重要的是厨艺。”金正日表示：“与做饭不讲究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的男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很不幸。”总算有人为男人说句公道话了。虽然这位领袖有不少豪言壮语，如“如果我休息一会儿祖国前进的步伐就会放慢一步......” 他还对少先队员说：“这个月的工作太繁忙了，世界的和平都需要我们朝鲜来维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人民扔下不管啊！美国资本主义的头目布什，为了获得继续压迫美国人民的机会，找到了朝鲜，希望朝鲜帮助他压迫美国人民，但我们怎么能够答应呢？”看看，多牛啊！老美求着他呢。可咱还是觉得“做饭是女性之美”这样的话实在，没想到这老人家也还有柔情，看来他也不喜欢“不爱红妆爱武妆”的女人啊，领袖也是男人嘛，同感呵！！！

  都说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女人就是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要想拴住男人的心，首先得拴住男人的胃，说得也是，胃与心只有一墙之隔嘛，“胃到（手）了，心还会远吗？”人是铁饭是钢，难怪黄蓉这个小姑娘只用几道菜就把郭靖和洪老头哄的屁嗔屁嗔的了。时下就不要把老美稀里哗啦的带全了吃喝拉撒的来北京参加奥运会政治化了吧，很简单，不就是想本国的运动员吃好喝好吗，吃好喝好才能打好比赛嘛。罗卜白菜，各有所爱，难道四川的辣劲，上海的甜味谁都喜欢？不至于吧。韩国的泡菜世界有名吧，可我觉得也比俺过早吃的辣罗卜酸豆角好不到哪去。

  忽悠喜欢合作，不喜欢单干，锅碗瓢盆本来就是合奏嘛，所以炒菜时总是叫夫人拿个盐啊倒个醋啊切个姜啊捌个蒜啊什么的。孩子他妈倒也不含糊，“得了得了，炒个菜还吆五喝六的忽悠人，还是我来。”嘿嘿，不好意思，菜没炒好自己反被炒了。最后还得补充一小点，炒两小菜吃吃还行，洗碗可是万万使不得的......宁可挖地三尺，不愿洗碗一只。

          女人不会做饭可不行啊......

  举国欢庆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7周年，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就要成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人们更加感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最早明确提出要申办奥运会的领导人邓小平。

　　“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

　　亲历那段往事的三位老干部坐在一起。69岁的伍绍祖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75岁的张百发退休前是北京市副市长，74岁的张宝忠在邓小平身边担任警卫秘书40多年。在他们的记忆中，邓小平参加体育活动的往事历历在目，邓小平关于要办奥运会的谈话言犹在耳。

　　1990年7月3日，距北京亚运会开幕还有两个多月，邓小平来到亚运村。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视察这里的建设。86岁高龄的邓小平站在体育场的高架桥上，兴致勃勃地环视眼前宏伟的建筑群，他满意地看着，不经意间问伍绍祖和张百发：“你们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这是一个发问，也是一个信号，显然超出了大家的预想，在场的人都没有立即应答。

　　视察快结束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这次来看亚运村，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年轻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周围的人听了，都点头赞同。

　　接着，他又指着周围的高大建筑物说：“亚运会建筑这么多，这么好，证明社会主义好。应该让大家特别是青年人都来看看。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好，北京能改造得这么快啊？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事，什么困难的事都能搞成。”

　　有随手笔录习惯的伍绍祖在小本子上记下了这段话。回首往事，伍绍祖找出当年记录原话的文件夹，翻到那一页，十分感慨地说：“小平同志两次视察亚运会体育设施和北京城市建设，不仅肯定了成绩，而且将这些成绩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改革开放的成就结合起来。这在当时，对于那些怀疑社会主义的人，是一次极好的教育。小平同志提出申办奥运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放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考虑的。申办和举办奥运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也是改革开放的一项成果。”

 “体育是个群众性的东西”

　　新中国的体育运动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步发展起来的。在与外国友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说：“过去西方有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中国的体育过去很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现在的体育，可以说完全是开始，开始搞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毛主席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也可以说是个群众运动，体育是个群众性的东西。”

　　如何看待和处理胜负关系，是体育比赛经常碰到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开始的时候成绩差一点，但以后会逐步提高的。我们都打过仗，打了一些败仗后才取得胜利。现在水平高的运动员也是经过输了多少次以后，才达到这样水平的。”“不要怕输，输了也没有关系，好好训练，主要是鼓足劲，打球越怕输越输，从信心上就输定了。心理状态不好，越怕输越输。”

　　张宝忠深感邓小平是用军事家的眼光来看体育比赛，不大受比分影响。“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足球不一定进球多就是有水平，不进球也好看。我们输球，是水平跟人家不在一个台阶上，其实咱们队员都努力了，踢得还是不错的’。还有一次，我们赢了一个挺有名的外国球队，大家都挺高兴。小平同志不那么看。他说，人家的主力都没来，来的都不是一流选手。”

　　张百发回忆说：“北京亚运会上，小平同志看到排球决赛现场有‘中国必胜’的横幅。他专门让人给我打电话，让把这个横幅摘下来，幷且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总是中国必胜，不好’。” 

　　1985年，邓小平提出“中国足球要搞上去，要从弃弃和少年抓起”。1992年，邓小平看电视转播成都乒乓球大奖赛，中国队17岁的刘国梁打败外国名将。他说：“是个好苗子，真让人高兴。”

　　这些话语无不显示出小平同志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

　“我们一定要上去，我们一定能上去”

　　邓小平倡导发展体育事业，主张“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是党和国家体育方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邓小平关注赛场风云，坚持健身锻炼，又与普通球迷或体育爱好者幷无两样。

　　看足球比赛是小平同志毕生的爱好。张宝忠说：“很多人以为小平同志1977年重新工作后第一次露面，是7月3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席台上看足球比赛，其实那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我陪他去球场，为了不惊动观众，在只能容纳三个人的转播室里，工作人员给我们腾出了两个位子。小平同志喜欢足球是出了名的。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赛，年过八旬的邓小平创造了自己作为球迷的一项纪录，52场比赛一场没落，全都看了，连晚上看不了的比赛都要录下来，第二天补看，而且不许先告诉他结果。”

　　邓小平对体育运动身体力行，幷坚持着自己的锻炼方式——散步、做操、游泳、打桥牌。即便“文革”中在江西将军楼那段与世隔绝的岁月里，每天黄昏落日之前，他都会十分规律地围着小小的院子散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红色的砂石地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

　　1978年，保健医生郭勤英来到邓小平身边工作，每天早上陪着小平同志在周长188米的院子里散步。邓小平默默计数，一定走上18圈，风雨无阻。后来年纪大了，减到12圈。看到工作人员走里圈，他坚持走外圈，还幽默地说：“你们偷工减料啊！”

　　“智者乐水”，邓小平的一生几乎都与波峰浪谷有不解之缘。“他不喜欢在游泳池，只喜欢在大海里游泳。每到北戴河他就要下水，还特别喜欢下雨的时候游泳，浪越大越往里面钻，身体好的时候一气能游一个多小时。”张宝忠记得，随着邓小平年龄增大，水温达到22摄氏度，工作人员才允许他下海游泳。“有时候小平同志询问水温，我们谎称只有20度，他经常会质疑，‘不可能吧，这么好的天气，只有20度？’后来，工作人员限制他一次只能游40分钟，到了时间，就有人在岸上摇旗提醒，可他总说‘摇早了，摇早了’。”

　　打桥牌是邓小平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学会的，此后一直是他的一大爱好，更成为暮年寄情之所在。郭勤英说：“小平同志曾经讲过，‘能游泳说明我的身体还行，能打牌说明我的脑子还有用’。”

　　1979年7月，邓小平到黄山视察。张宝忠说，“那次，我们已经准备了滑竿，可他一定要步行上去。”邓小平手拄登山拐杖，精神饱满，沿着陡峭崎岖的山路，一步一步攀登而上，一路上还给大家打气。“气可鼓不可泄，我们一定要上去，我们一定能上去”，小平同志坚定的话语给了大家力量和希望。

　　1989年11月退休以后，邓小平选择了一种更安静的健身方式──做操。他自创的“小平式”保健操，扩胸、伸腿、舒筋骨，一招一式编排得很科学。 

  “我们要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1990年，邓小平提出“申奥”设想之时，由法国人顾拜旦创立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历经了从疏离、隔绝到慢慢靠近、亲切握手直至热情拥抱的百转千回。正是邓小平有力地推动了艰难曲折的进程，是他的远见卓识与磅礴大气，令国人开阔了心胸和眼界，加快了重返国际体育舞台的步伐。

　　1958年，由于国际奥委会中有人坚持将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愤然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1974年，邓小平复出，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分管的部门中就有国家体委。他对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说：“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呢？对国际奥委会要进一步采取积极主动方针，我们要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魏纪中，曾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2000年奥申委秘书长，如今已经年过七旬，对30多年前的这段往事记忆犹新：“我们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一个一个地谈话，遗憾的是就在刚刚有些进展的时候，国内陡生变动，我们的‘游说’也随之‘流产’。”不过，魏纪中认为这段工作“极有价值”，“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特别是争取到萨马兰奇等人的理解与支持，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9年初，国家体委调整了争取在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的策略，提出台湾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性体育组织，以与此相适应的名称保留在国际体育组织里。那时候，一些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国家体委的意见送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邓小平在文件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魏纪中说，“这个圈圈重于泰山，令中国体育界欢欣鼓舞啊！这个圈圈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后来处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指明了方向”。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抚今追昔，魏纪中感叹不已。“如果不是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中国不知道还要在奥运会的大门外徘徊多久，中国的运动员不知道还要荒废多少青春。台湾方面改名之后留在国际奥委会，这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恐怕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现在看来，小平同志画这个圈是胸有成竹，这种奥运模式正是一国两制思想在体育领域的体现。”

　　“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

　　为了增进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了解和友谊，邓小平充分展现了外交家的魅力和风范。

　　1982年3月，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北京会见了萨马兰奇。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国际奥委会主席亲密握手，也是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一次诚挚问候。

　　萨马兰奇提出，中国应该把过去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失去的东西赢回来，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在某个时刻举办奥运会的可能性。萨马兰奇说：“邓小平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也是务实的人。他认为当时中国举办奥运会幷不适合，但我们探讨了将来的可能性，他表示愿意等待。”

　　萨马兰奇记得邓小平还说：“今后我要尽量减少工作，让一些身体好的年轻人来工作，这是养身之道，也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两年后，邓小平又一次见到萨马兰奇。1984年10月，萨马兰奇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对我说，中国能参与奥运会、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世界性体育大赛，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尊严”，在萨马兰奇的记忆中，那一天邓小平非常高兴。

　　的确，亿万中国人那时都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那一年8月，首次全面登上奥运舞台的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一鸣惊人，夺得了15枚金牌。张宝忠清晰地记得，邓小平十分关注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但凡有比赛转播，他场场不落，“兴之所至还会给体操和跳水选手打打分数”。张宝忠说，从电视中看到萨马兰奇将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挂到许海峰胸前，“小平同志非常兴奋”。

　　在洛杉矶奥运会期间，邓小平对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说：“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此后，党中央很快制定幷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要求全党全社会重视加强体育工作。

　　其实，就在国庆35周年的前夕，还有一件喜事令人振奋。9月28日，在亚奥理事会会议上，北京获得了1990年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的主办权。

　　成功举办一次亚运会是申办和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