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更加平民化

     八十年代初，大陆媒体曾发表两幅政治漫画，画中人分别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发表之后轰动一时，被视为是了不起的开始。但自此之后，类似的漫画基本绝迹，各种原因不言而喻。

     中国官方网站人民网昨天推出“什锦八宝fans圈”，意在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温家宝的“粉丝”提供一个交流和互动的平台。

 　　联合早报记者的报道中指出，北京奥运前，一些中国媒体报道过胡锦涛被网友称为“涛哥”、温家宝被称为“宝宝”的新闻，但奥运期间这类话题被禁止。如今人民网正式推出“什锦八宝fans圈”，显示官方已经批准这种歌颂领导人的新方式。

　　北京有关人士分析，这是官方利用娱乐手段进行政治宣传的新尝试，这一尝试至少在称呼上拉近了中共领导人与民众的距离，尤其与年青网民的距离。但由于官方不允许随意评价领导人，尤其不允许有负面评价，因此“什锦八宝fans圈”除了正面互动之外，恐怕很难办出更多的特色。

     只是在网络上和国家领导人称兄道弟，在中国政治史上，还是第一次。有网民说，称谓的变化是一个政治文明程度、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缩影。在开放、透明、传媒高度发育的时代，要赢得民众的口碑，对执政者、管理者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很久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四个伟大”到“英明领袖”或者什么核心来形容 国家领导人，和威权时代相比，现在的领导人和民众的距离近了，也更具有人性化，平民化。

　      联合早报认为， “什锦八宝”粉丝的出现和形成是对国家领导的主流印象，不仅是粉丝们的意向，而是以粉丝们为代表的民众意愿。官方媒体和民众把胡锦涛称为涛哥、温家宝称为宝宝的确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

     会上行下效吗？

稳坐钓鱼船

     中国的周边和地区近期持续出现政治波动，朝鲜半岛局势仍然诡谲，日本政局因福田突然辞职呈现新一轮的三明治政治博弈，东南亚地区以泰国政局的积重难返为最突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因格鲁吉亚危机，正酝酿和形成新的冷战氛围，台湾政党轮替之后，马英九百日执政的绩效未受到主流民意的首肯，陈水扁家族涉嫌贪腐案情不断有新的进展。

     尽管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急速转型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国际经济形势严峻，也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新的挑战，但和周边国家地区的政治局势相比，中国大陆的整体形势仍属稳定。在国际形势酝酿新的变化之下，如何继续坚持做到仍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似乎也是新的课题。

     稳定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再一次被纳入主政者和公众舆论的视野，对于后奥运中国向何处去，海内外也有诸多的评论 ，很多人均同意中国大陆诸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和更深层次的变革，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

       举办北京奥运会，在残奥会之后，中国大陆政治社会的重头戏应该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及十月举行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上。

     海外政治观察家敏感捕捉到习近平日前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其中强调中共“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被认为是一个较新的提法。

     联合早报引述了北京学者的观点，认为这种提法暗示中共今后可能不再过于突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地位，也就是不再给最高领导人冠以“核心”、“领袖”之类的溢美之词，而会更加注重高层领导的基层工作经验和工作绩效，更加注重集体领导，以及在推选领导人时更多地引入选举等民主因素。

     未来五年，十年的中国的发展路向， 十月份召开的三中全会，或许会有进一步清晰轮廓的勾勒。

文明自信与政治自信

     海内外学者和专家在回顾和总结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时，都不约而同谈到了自信的问题。

     郑永年认为，北京奥运会的过程和结果表明，经历了世纪之久的文明悲观论之后，中国人再次寻回了文明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较之其他任何东西，这种文明自信对中国今后的内政外交都会有更为持续的具有冲击性的影响力。

     他指出，帮助中国寻回文明自信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次文明的复兴是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全面开放政策的结果。

    很多大陆的学者也注意到，新一代中国人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开始用平视，乐观的目光来观望西方，观望世界，在中西未来的交往中，如果中国能够走出对西方的“追赶情结”，更加平和的心态去看到西方的中国观的变化，肯定会对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产生更加积极，深远的影响。

     冷战之后，中国仍然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没有像西方政治学者所预见的那样，和伊斯兰 文明结合在一起挑战西方，关键在于自己本身也避免了和西方的直接冲突。

     很多人在注意到北京奥运会让中国人寻找回中华文明原本固有的自信的同时，也指出， 真正的文明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必须配合政治上的自信。

     郑永年今天在联合早报指出，政治上的自信至关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文明的复兴和开放有关，那么文明的衰落也总是和政治上的不自信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未必会同意五四运动和河觞电视剧都属于文明不自信和文明自卑范畴的观点，但“文明的衰落和政治上的不自信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观点让人印象深刻，因为类似的历史教训就发生在一百多年前。 

     也可以说，一百年的历史，离现在并不遥远。

 独善其身兼恶天下

     台湾海基会前副董事长陈长文今天在中国时报撰写文章，将当今社会分为四种人等：兼善天下是最高尚的人；独善其身者是次高尚的人；次低劣的人是独恶其身者；最低劣的人是兼恶天下者。

      最高尚的人不仅会以「善的标准」求诸其身，誓与遵行，也会以「善的标准」求诸天下，纠举不义。这样的人容易折损，故在社会上，尢其是政治场域里是少之又少、但又绝对必须。王建煊即属于这样的人。

     次高尚的人会以「善的标准」自我要求。但会不会以「善的标准」要求他人则要看情形了。 以马英九与蔡英文为例。马英九「自己」有「道德洁癖」，这一点没有多少人会质疑，因此，他绝不会是另一个陈水扁。蔡英文应该也是个干净的人。马英九与蔡英文至少都称得上「次高尚的人」。陈长文认为，马英九对政治场域上自己以外不正直的人或事，会试着改变，但遇到强大压力时，有时则可能会「独善其身」地回避或做一半 。

    第三种类型｜独恶其身的人，多半是一些个人犯罪，兹不深论。

      第四种类型｜兼恶天下的人，是最恶劣的人，陈水扁 可谓显例。因为他的职位、身分，他广涉贪腐等于为国家社会、他所属的政党乃至他的家庭子女，都全面地做了最差劲的示范。

      陈长文认为，第三种与第四种难以期待。第一种人，因为个性刚直，要在政治场域中不折损是凤毛麟角。于是，在追求公义社会的目标上，最该被期待与要求的，将是第二种人 。

     最高尚的人容易折损，独善其身的则由其局限性，但却被赋予诸多的期待，四种人的分类法未必科学，却也可以作为观察世态的另一种参考。

　　两岸三地以及华人社会都在高度关注陈水扁家族涉嫌海外洗钱事件。诸多种种，在大陆和香港，都被赋以负面的意义。而这些负面解读，未必客观反映了过往二十多年台湾社会以及民主化转型的全部。这样历史画面的重复和定格，正在向世人证明，在告别军事威权体制、在政治民主化中先行一步，并扮演某种标杆角色的台湾，在进入第二次政党轮替的历史拐点中，仍无法避免“阿尔及利亚化”规律。这在宏观的角度上，再度印证了“陈水扁现象”的必然。

　　或许可以说，在国民党长期存在的党国体制躯体内萌发和衍生的本土政治反对运动，很难在较短时期内彻底清除旧体制的遗迹。这样一个党国体制，即使透过“不流血的革命”，以选举投票的形式，让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势力匆忙取代原来的执政力量，并在庞大的行政体系消极怠工、“朝小野大”格局及在野党强力杯葛之下，新体制的重构不仅难以起步，堪称几近付诸阙如。

港台民主化与新加坡模式

　　中外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特殊的“庇护—分赃”互动模式，以及国民党执政期间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早有精辟的分析。“庇护—分赃”模式在李登辉主政后期愈演愈烈，“黑金政治”更是促成政党轮替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旧体制躯壳里组建的新生政权和主政者，迅速适应了旧体制长期存在的负面基因，甚或有过之无不及。国民党尽管失去政权，却仍然维持着党营事业，为国民党的卷土重来不断输血。而陈水扁主导之下的民进党，最终只能回归“庇护—分赃”的利益换取模式，这也就使政商关系盘根错节延续下来。加上陈水扁的贪财、惧内、不敢负责等人格缺陷，遂使集体性贪渎事件屡见不鲜。陈水扁家族涉嫌贪渎和海外洗钱，只是其中一个最典型案例而已。在红衫军发起反贪倒扁运动时，他和民进党的政治命运已明朗化。

　　两岸三地在进入2008年之后，不约而同地站在社会变迁的十字路口。

　　已经回归十一年的香港，再次迎来了立法会选举。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特定的政治条件下，无论是殖民地时代，还是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当下，香港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一直缺乏率先发言的能力和勇气，“鸟笼政治”一直是人们对香港民主化进程的揶揄和调侃。

　　在论及华人社会政治民主化问题上，来自台湾的观察家多半不会掩饰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香港在模仿和学习台湾选举文化的动员模式，也有诸多“表层”进步。时至今日，似乎没有人会对香港民主化前景抱有乐观的期待和展望。但人们也注意到，和台湾不同的是，香港的政治选举是在法律制度相对健全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无休止的选举文宣费用，明目张胆的买票，形形色色的贿选，巧立名目的利益输送，甚至于桩脚文化等，很难在香港得以大面积生存和蔓延。类似陈水扁家族式的贪渎，民进党集体性的腐败，或者接近黑社会生存发展模式的“庇护—分赃”，几乎难以在香港寻觅到滋生的土壤和生存的空间。

　　随之而来的思考是，尽管进展缓慢，民主化步伐仍然蹒跚行进，但“香港模式”在陈水扁家族涉嫌贪渎和海外洗钱不断被披露之后，似乎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法治框架之下循序渐进推行民主，有别于台湾模式的另一个选择。

综合各地经验，作出客观判断

　在大陆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处于边疆地区、仍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民主制度何其脆弱，都市中产阶层对政治参与的先天不足，多半时间表现的政治冷感，又是何其突出。这一切已严重约束了香港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和进程。

　　但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已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全民普选的时间表确定在2017年，一个特别行政区的最高领导人，将在不到十年之内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也许，已经可以用选票选出最高领导人的台湾，对如此漫长的等待不屑一顾，但对于迄今为止的民主试验仍止于村乡镇一级的大陆，香港的民主转变和任何点滴进步，所产生的辐射影响效应其实并不亚于台湾。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外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大陆再度尝到了举国动员体制的甜头，势将更加坚定执政党“以不变应万变”的决心和意志。但更多人也会意识到，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民主化已是历史潮流，不可逆转，难以回避。标榜与时俱进的执政党，似乎也更加努力尝试掌握民主化进程的主导权。在漫长的艰难转身过程中，新加坡模式、台湾模式以及香港模式，或许会在不同程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刺激北京的政治视觉，诱发更多思考。

　　在陈水扁家族涉嫌贪渎洗钱曝光之后，台湾社会希望外界对台湾民主转变的评价不要一概否定，“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诚然，台湾生动活泼的舆论监督氛围，勇于表达个人观点的媒体环境，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高涨，政党轮替形态的初步形成，都是两岸三地不可多得的经验累积。冷静观察香港政治社会转变的点点滴滴，认真借鉴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合理成分，我们相信，北京领导人势必会有更接近客观实际的判断。

开放步子再大些

     北京学者丁斗说，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向世界讲述过三个美丽的故事： 97年的香港回归，01年的中国入世，以及08年主办北京奥运会，共同特征是世界注意力与国内凝聚力的有机统一，是中国面向世界的跳板，上述三个重大事件，展示出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主动，进取和自信。

     奥运之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杜平今天也发表看法。 他认为， 奥运会的成功确实不能说明一切，更不应导致中国决策者和民众产生自满情绪，进而在忘乎所以之中，忽视了依然存在的诸多重大体制和社会障碍。

　 杜平指出， 北京奥运会越是成功，就越是与过去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使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的各种弊端更加突出。  所凸显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当政者往往对面前的问题视而不见，不是发现一个问题就立即解决一个问题，而是把大大小小的矛盾掩盖起来，积累起来，直到迫不得已时才慌忙“急救”。这些年来，中国各地的社会骚乱和官民冲突事件之所以层出不穷，生存环境之所以日益恶化，就是因为在平常时期，官僚阶层的“政绩”掩盖了很多深层问题，使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最后演变成难以收拾的危机。　　

　　杜平说，奥运给北京和中国社会带来的一些新气象，虽然有可能是昙花一现，但却已经成为人民心中的记忆。将来人们也许会问：既然在外国人面前能够做到，为什么在自己人面前却不能做到？既然在奥运期间能够做到，为什么在平常时候却不能做到？既然在体育领域能够做到，为什么在其他领域却不能做到？

     胡星斗教授认为，奥运让中国了解国际游戏规则，让领导人的观念有进一步的改变。杜导正先生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四川地震，北京奥运给中国执政党吃了两剂大补药，逐步开明，逐步透明，逐步开放是总的趋势。下一步的改革难度很大，但毕竟是在向前走。

 阿扁可能脱罪化？！

     陈水扁家族涉嫌海外洗钱案件在媒体和名嘴的竞相炒作之下，案情似乎越来越复杂。

     除了增加收视率和媒体能见度之外，从目前被披露的情况看，金额款项正在接近天文数字，台湾媒体有评论指出，这些排山倒海般的指控，一旦被证明虚构，阿扁必将得到许多深绿阵营民众的同情，甚至迫使民进党表态相挺，在物极必反的物理作用下，阿扁将因受难而获重生，江春男认为，咸鱼翻生的发生机率至少有一半以上。

     名嘴办案和司法办案性质不同，在台湾特殊的政治生态，极容易衍生出政治上的上纲上线，产生被政客充分利用的悲情， 这也是陈水扁极有可能最终脱罪的社会政治基础。

     台式民主脱胎于国民党长期执政的党国体制，更无法摆脱中国近现代史的“庇护-分赃”模式， 安替今天在南方都市报刊登的文章，已经作出精辟的阐述，而在“不完全民主”形态之下，国民党党营事业依然维持，民进党则采取了类似帮派组织的金钱与利益交换的方式，一方面从企业财团索取政治献金，另一方面分发给党内派系参选人员，换取政治上的支持与效忠，构成一个和国民党执政时期相似的庇护-分赃模式。而在目前台湾的政治现实之下，完全消除这种“庇护-分赃“现象仍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

     民进党的哑口无言， 国民党消极以待，静观其变 ，司法检调单位的被动应对，和台湾长期存在的政治利益共生状态与共犯结构不无关系。

     名嘴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媒体持续跟踪竞相炒作，显示出台湾政治社会生动活泼的一面，但深层次的政治结构性症结仍存，传统的“庇护-分赃“政治模式依旧，陈水扁以及他的律师团的有备而来，在在显示这一次围绕他而来的政治风暴，尽管会让他和他的家族声名狼藉，威信扫地，但结果仍有朝脱罪化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向发展。

    作者指出，在来自国外的评论中，说得最中肯的，可能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它说：中国因为成功举办奥运会而赢得国际尊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和人民很愿意信任世界其他国家。 而实际上，中国人民因为有信心，明显改变了一些对人对己态度。他们比过去较能遵守清洁、秩序、礼貌这一类文明规范；扬弃狭隘的爱国主义，不敌视到外国执教的中国教练，对本国和外国选手一律鼓掌加油；他们也批评和检讨自己，譬如承认虽是奖牌大国，但仍非体育大国。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评论说：奥运将把中国有机的纳入到国际社会中来，中国孤立于世界的时代从此结束。中国融入世界，也影响世界。

      在夹杂着批评的赞誉声中，中国大陆能否更文明、更理性、更有胆识而又更具国际视野的走向未来，从而改变国家的体质，那要由实践来检验。但无论如何，这些年来，大陆是向外拓展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耀眼，也包括「非物质」的文化、思潮的引进和输出。

      作者说，大陆对台湾的生存发展关系极大，相对于大陆，台湾这些年来做了些什么？他们是开放，我们是闭锁；他们是发展，我们是萎缩；他们目光向外，广与人交，我们眼睛朝里，耽于内斗。台湾最爱用的一个词汇「打拚」，现在已移民大陆，看样子要在那儿安家落户。蕞尔小岛的台湾，「打拚」精神，还剩下的就是民主政治了。

      作者说，古人劝人认清自己及所处的现实环境，有几句警语：「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龚济先生的有感而发，值得推荐阅读。

你休兵，他没闲着？

     马英九在接受台湾远见杂志专访时表示，他在外交上推动「外交休兵」，如果大陆不休兵，很快就看得出来，政府马上就恢复「交兵」。 这话说得有点咄咄逼人。

      所谓“外交休兵“，据说是两岸某种若隐若现的“默契”。，为了营造两岸缓和气氛，大陆近期也作出了诸多的努力，但并没有正式确认“外交休兵”，也没有任何人表示接受“休兵”的概念。

     两岸在国际社会上的实力对比，台湾明显略逊一筹， 今年以来，北京顾全两岸关系来之不易的缓和局势，在国际空间上或有某些政策调整或做冷静观察的考虑。

     北京似乎被一个主观设定的“外交休兵”概念画地自牢，因为担心两岸关系出现逆转， 担心台湾即可恢复交兵，而不得不委曲求全，至少在外界已形成这样的印象。

     最近，马英九政府一方面呼吁“外交休兵”，另一方面在参与联合国，加入东盟以及参与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加强美台关系，日台关系等方面，仍有不少积极进取性的布局和作为。 

     陈孔立先生昨天在联合早报撰文讨论两岸如何面对台湾参与“国际空间”的难题。认为双方共同协商寻找解决的办法，才是共谋双赢之道。否则，如果台湾方面只是主观地设定一个“不可能一个晚上达成”的“首要目标”，却不与大陆协商寻找解决的途径，同时又说出“成功要素在于两岸互信”这样的话，把球踢给大陆，那岂不是预先把今年9月间在联合国大会上无法解决这一难题的责任推给中国大陆了吗？

     这样就能确保两岸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吗？

     你休兵，但他没闲着。

     也许这只是一种讯息解读的错觉。

意志， 潜能，自信 ，不够自信

     目前在台湾辅仁大学任教的张汉音教授今天在联合早报上，对中国在今次奥运会的收获提出个人的观察体会。

　　作者认为，这一次，由于敌对力量对京奥干扰和破坏的刺激和经济改革成就所催生的崛起之势的支撑，中国国民所承载、所展现的民族意志就承载着的视野、目标、凝聚、人数规模和坚定性而言，可能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毫无疑问，民族的意志和潜能保障了中国在奥运的成功，而成功反过来又大大强化了中国国民的意志与潜能。

  　  作者认为，在中国主办、准备和参与京奥的过程中，不仅政府扮演了强有力的关键角色，人民的参与也表现了极大的热忱和富有成效。这是一个民族同心、举国共力的行动模式，是一个兼具两种现有国家发展模式优点的崭新模式的缩影。　

　　郑永年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奥运会的确表达了中国的自信，但同时不可否认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很多不自信。中国想举办一次十全十美的奥运会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没有一次奥运会是十全十美的。刻意追求完美反而会导致不自信。

　　这次广为西方媒体注意的发生在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种种事件，就是在追求完美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自信行为。在整个奥运过程中，中国的媒体只报道国际社会对奥运的正面反映，而对一些来自西方的批评报道得很少，甚至没有。这不能说是自信。

     积重难返的问题并没有因为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而全部获得解决，但却因为“后奥运时代”的来临，让人们多了一些新的冀望和期待。

     北京奥运会之后，在自信和不是很自信之间，中国正在学会更加实事求是面对自己，继续走自己在三十年前已经选择的道路。

历史新的起点

     北京奥运会落下了帷幕。

     纵观所有海内外媒体的舆论反映，对于今次北京奥运会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此作出的努力，付出的代价，取得的成绩，即使是最极端的右翼报刊杂志，都不能不承认，这是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一届奥运会，不足和瑕疵是存在的，但瑕不掩瑜。

     北京奥运会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一个历史阶段性的总结，也是综合国力一次检阅和能量的释放。花费了四百三十亿美元，作一次面向世界的大型国际公关和形象推广，从长期效果来看，似乎是值得的。

     尽管人们对北京奥运会平安顺利成功举办和结束，充满着澎湃的激情，但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并没有被激情取代了理性。自信而不膨胀，谦卑而不躁狂，这是中国走向冷静成熟的标志。

     昨夜狂欢结束之后，一切都必须回归到具体国情的基本面之上。

     舆论指出， 奥运刚结束中国经济形势就十分严峻。

　　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次贷危机扩散、国际金融动荡、国际油价和粮价高企、美元持续贬值，世界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各国经济都出现调整迹象，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给中国造成的压力和损失是前所未有的。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从理论上应该进入一个调整阶段，而今年又恰逢雨雪冻灾和百年不遇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和经济调整的双重压力导致国内经济形势严峻。

     即使这一切和“奥运后低谷效应”毫无关系，但对于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的中国来说，他还有很多避免严肃面对的承载：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人文的，民主的，法治的，资讯开放，更加畅所欲言的言论空间，积存的困难和挑战不会因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而消失，对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民智已开的中国社会大众，已有和三十年前迥然不同的希望和要求。

     大门不会在奥运后关上，人们期待中国有比成功举办奥运会更多的精彩。

08 中国大悲大喜

     8月19日，汶川地震百日之际，恰逢北京奥运会逐渐进入尾声，中国获得的金牌已遥遥领先之时，这一悲一喜的两极，正是08年中国“多难兴邦”的真实刻画和写照。

     海外媒体指出，“如果回顾历史——从1932年只有1人参赛 到今天的成就，中国体育事业在最近一个世纪里，经历了从极窘迫到极耀眼的两个极端。”

     无法否认，集体主义，举国动员机制是中国体育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成就的特色和关键，但更多人也注意到，这一次，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参赛的运动员，或者是普通的民众，对运动员比赛中遭遇到的失利和挫败，对“海外兵团”的归来，都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包容，而诸多运动员获奖时的个性表白，亦见真情流露，人性化的感动和温馨俯拾皆是，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中国以及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全面展示，展示的也包括自己的瑕疵和不足。

    很多评论都认为，  成功主办奥运是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人受挫民族自尊心的心理补偿。也认为， 体育实力是国力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反映 。但也有评论适时指出，金牌第一并不等于体育强国。新加坡联合早报韩永红的文章说， 对当政者而言，上述成就 可能也意味着“民族屈辱心理”的资源正在渐渐耗尽。 往后的日子里，类似“圆百年梦”、“雪耻”的号召或心理暗示对于激发民族团结与凝聚力的效用将递减，反之，人们对国家，尤其是政府是否认同，将更取决于他们对于国家经济与社会制度是否公正、平等的判断上。

     国际先驱导报刊登杨耕身的文章，在大喜大悲中锻造中国精神，这种中国精神，包括了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的元素，还包括了一个大国真正意义上的心智成熟。

   刘翔因伤退出110米跨栏决赛，已成为北京奥运会最大的新闻事件。人们注意到，中国大陆的主流舆论、民间反应、官方态度，以同理心、包容心看待刘翔的退赛。在此之前，大陆对待朗平等“海归兵团”率队与中国运动员博弈对决的平常心回应，受到了海外媒体的注意，咸认为这是一个民族政治心智趋已成熟的标志。

　　很难想象，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以十年前，中国大陆的主流民意会有如此波澜不惊的反应。人们意识到，透过北京奥运会的申办、筹备和举办，透过今次围绕北京奥运会的诸多种种，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似乎已站在再出发的新高度。在此之前，人们对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中国新一代青年、包括“愤青”和“网络民意”的言行表现，都让外界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成功奥运

　　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历史的新起点上，都拜改革开放之赐。没有持续开放的意识，没有不间歇的开放脚步，就不可能有今天人们可以感觉和触摸到的进步。

　　众所周知，促使中国进一步和世界接轨的重大事件，均发生在2001年，它们分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当时很少人会意识到，中国今天之所以走上开放的不归路，加入世贸组织和主办北京奥运会是最主要的外部催化剂。

　　西方社会带着错综复杂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细观迄今为止的各种批评意见，即使是最敌意的诋毁，基本上都是制式的、挑刺式的反应，没有超越过往严词苛责的范围。西方和东方的批评者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今天的中国尽管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它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路程，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以及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将继续走向开放。

　　北京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政治地标，非紫禁城莫属，一个具有鲜明对称的建筑物，无法给一百年前的中国带来进步与和谐。一百年后的北京，在和紫禁城遥遥相望的中轴线北端，分别矗立着水立方和被称为“鸟巢”的奥运体育场，这两座具有现代意识的高科技体育场馆，是中国和国际社会进一步接轨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国走上更加开放的历史起点。

　　三十多年以前，封闭的中国无法想象类似今天的开放和包容，一个越发开放的中国，或许也将日益展现更多的自信、从容。而这一点，围绕北京奥运会的申办、筹备和举办，已获得权威性的验证。

  告别革命，拥抱现代

   “鸟巢”主要设计者艾未未，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人们当然也熟悉他的家世以及他的政治态度和倾向。八十年代末之后，这位前卫艺术家一度出走美国，很多人也都知道他的政治见解与当政者不尽相同。但他与瑞士建筑公司Herzog & de Meuron共同设计专为奥运兴建的国家体育馆，也就是“鸟巢”，仍被当局所接受和采纳。这在政治正确决定一切的年代是无法想象的。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是国际著名电影导演。成名之前，因为家庭的历史问题，他一直生活在政治阴影之下。改革开放让他有机会从寂寂无名走上国际。在威权主义年代，一个家庭有政治背景问题的人，就学、就业原本就是一种奢侈，遑论被委以策划和导演代表国家艺术水平、塑造国家形象的奥运会开、闭幕式的重任。稍微熟悉中国大陆政治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一切交付和委任，在三十年前，在封闭年代，根本无法想象。对张艺谋在开幕式后接受《南方周末》长篇访问的内容，同时代人都会产生认同和共鸣。只有在开放的年代，张艺谋才是张艺谋，那展现在国际影坛上的成就，才被赋予更多的真实。

　　当人们对林妙可的甜美相貌和杨沛宜的柔美歌喉毁誉参半时，却很少人发现，这首长期以硬朗坚定风格盘踞中国政治舞台的“革命歌曲”《歌唱祖国》，被柔美童声所取代的意义。当杨沛宜的歌声在国家体育馆上空久久回荡时，也很少人会察觉到一部分相当政治化的歌词，已作出了相当幅度的修改润饰，更人性化，更富有中国文化的情调。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可以作出远远超越政治领域的诠释和解读。从僵硬到柔美，从政治鼓动进行式到童声的甜美舒缓，不仅仅是为同步收看直播的40亿人所作出的妥协，其实更是一个新的信息释放和传播，是告别革命、走向开放的宣示。忽略了这个信息而求全责备，似乎有些可惜。

    虽不完美，但令人鼓舞

　　让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奥运开幕式上三千弟子齐颂《论语》的场面。这是将近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国以及世界未曾见过的，或许是迄今为止最为盛大规模的“尊孔”场面。尽管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但却具有丰富的时代意涵。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或许也未曾意识到，这是他们向全世界作出的回归和敬畏传统文化的立场表白和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