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画作.

精神归途的迷失与守望——《沙床》阅读札记

张鹏

“时间只是供我垂钓的溪流，我饮着溪水，望见了它的沙床，竟觉得它是那么浅啊。浅浅的一层溪水流逝了，但永恒却留在了原处。”（梭罗《瓦尔登湖》）

                       ――――题记

葛红兵的《沙床》是一部深刻思考人类终极命运和揭示后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心灵无所依傍的小说。对存在与虚无的质疑，对爱情和病苦的直面，对天地万物的审视和谛听，对生命和青春流逝的悲情和无奈，对孤独和隔膜的探寻和反诘，使得这部小说在世纪末情绪的总体氛围中呈现出卓尔不群的人文光辉，透过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表象，超越声色犬马和醉生梦死的浅层，直抵内心世界的苍凉无助以及寻求价值皈依和理想信仰的曲折廊径。宗教情怀和哲学追问赋予该书以终极关怀的高度和理想主义色彩、浪漫主义色彩和若隐若现的颓靡、感伤、忧郁、自恋的情感体验，恰到好处地配合了世纪末的时代氛围和生活语境。遗憾的是，在文坛内外的评论中，《沙床》深刻的哲学意蕴和深沉的价值追问并未得到充分发掘。而诸如“情色”、“狎亵”的无端指责更是透漏出某些论者不读原著、苟同传媒、起哄跟风、乱贴标签的不良批评习惯所造成的误解、误读、误导乃至误会。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笔者重读《沙床》，试图深刻挖掘《沙床》的人文内涵，力图逼近《沙床》作者的精神底色，还原该小说被遮蔽了的文学价值。

          一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小说的场景是在199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展开的，那是一个世纪乃至一个千年的黄昏，世纪末的情绪弥散在每一寸空气里。小说展开的地点是上海，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那是中国与世界最接近、最富有国际气息的大都市。上海浓缩了中国一百年与世界接轨的光影，在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侧面都打上了融合古今中外的烙印。“1999年的上海，人们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某种焦灼的气息”，这种焦灼来源于一种失重，一种迷惘，一种急切，一种茫然。小说的主人公诸葛教授是一位年轻的刚刚毕业、从南京来上海某高校就教的哲学博士，他同时还是一位博学多思、敏感忧郁的作家、情感丰富的文学青年。教书、写作和阅读是他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注定了他与环境的关系是双重的，他是遨游在大上海的一条鱼，同时他又是飞翔在上海的天空的一只鸟，融入上海同时又保持着与上海的距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使得主人公能够深入其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又使得主人公昂首天外，俯视着尘世的悲欢离合，悲悯着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哲学的深刻，使得主人公拥有了解剖和反思生活的锐利武器，文学的细腻敏感赋予主人公以触摸和咀嚼生活的精准感官。更为特殊的是，主人公的家族有一脉相传的疾病―――肝纤维化，来自死亡的威胁把他推向体验生命边缘意义的极致。少女张晓闽的似水柔情，网友裴紫的母性关怀、悉心呵护，日本女孩Onitsuka的性感飞扬、火热激情，健身中心女教练罗筱洋溢着健康、阳光的邂逅恋情，所有来自异性的情感和温存都不能驱散主人公对生命的脆弱的绝望和怀疑，每一次恋情都让主人公体验着生命岩浆的炽烈滚烫、欲死欲仙，同时也纠缠着对高潮过后的恐惧和无法拒绝的梦魇，这种撕裂和纠缠令人眩晕，也令人麻醉、更令人迷失和幻灭。诚如该书封底的一段作者独白――――这是在爱欲中死亡的故事，这也是在信仰中复活的故事；这是在生命中沉迷的故事，这也是在祷告和忏悔中寻求永生的故事。融会在主人公的几次情感经历中的，是深夜读书时对生命意义的不停追索，《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舍勒选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卡拉马佐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圣经》、《小逻辑》、《悲惨世界》、《个体哲学》等等书籍的反复阅读，以及主人公自己断断续续撰写着的哲学随笔《个体及其在世结构》，这些文化符码无不直指生命的本质，对诸如“实践、虚践、价值、时间、意义、灵魂、寂寞、悔恨、病苦、贫穷、永恒······”的思考，使得主人公的游于尘世、飘浮失重找到了坚实的落脚点。

是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是，如果人类完全沉浸在吃喝拉撒睡中，拒绝反思生命的意义，恐怕上帝就会发怒了。

葛红兵在《沙床》中注入了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感悟、品味和追索。思想者的冷峻面孔，逼视着酒宴、派对、会议、欲望、恐惧和人情世故，不愿迁就平庸和浅薄，矢志不渝地探询和叩问存在的意义，把一切外在的交际、调侃、郊游、驾车、性爱等等都放在哲学人类学的高度进行考察。葛红兵痴迷于语言的魔界，用诗歌、哲学随笔般的语言寻找生命的隐秘，发掘意义。诚如《我的N种生活》中所言“谁能想象，我们的肉体会离开，而我们的语言却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无论是徘徊低迷的呓语，还是慷慨激昂的独白，还是机智诙谐的相互辩难，语言都在反抗着存在的虚无，如同水底的暗礁，凸显着坚硬的力量。在语言的展开过程中，平衡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主人公的最后得救，是借助裴紫的爱情和无私奉献，他俩的身体因为肝脏移植手术而实现了肉体上的彼此融合，肉体上的融合更导致了精神和灵魂的融会贯通。信仰的力量、爱的力量给了主人公第二次生命。伴随着青春、性爱、恐惧的驿动，主人公渐渐进入生命的崭新阶段，阵痛告一段落，新的生活喷薄欲出。

可以说，这是生命被拯救的奇迹，更是上帝之爱在人类身上的闪现。

               二    青春，转瞬即逝的青春

     葛红兵的文字中处处渗透着对青春岁月的礼赞，对激情、浪漫、诗性的膜拜，对转瞬即逝的青春时代的怅惘和无奈。的确，“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自古及今，感慨岁月流逝，光阴荏苒，韶华苦短的文字，都是文人忧世伤生的主题。在《沙床》中，我们更是读到了葛红兵对匆匆流淌的青春溪水的无限怅惘。小说开始于一个落叶飞飘的秋季，那是1999年的秋季，诸葛刚刚来上海，没有什么朋友，在清平檐酒吧的破落、晦暗的氛围里感受晚秋的寂冷。宛如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生的境界和自然的季令也是暗合的。主人公青春流逝，迷惘茫然的心境呼之欲出。这是对青春的依恋、颂歌和挽留

我固执地认为，葛红兵的小说应该与他的随笔进行互文性解读，在《我的N种生活》中，葛红兵有过这样一段对青春的总结性文字：“青春就这样凌乱而盲目，在友谊、性、迷乱和无谓的争端中结束，然而我们的一生能经历几个青春呢？”我觉得，《沙床》中叙述的青春故事正是对这段话的扩写和铺陈。在《沙床》中，青春的结束―――或者主人公自认为青春的结束来源于对亲人死亡的亲历。“大哥和祖母的离世结束了我的青年时代，亲眼看着你爱的人死去，你还怎能像少年一样面对时间，面对宇宙万物呢？时间永存，万物永存，只有生命短暂。”可是在这极其短暂的青春时代，还要遭受莫名其妙的伤害和打击，青春也消失的莫名其妙，陷入四顾彷徨的无物之阵。那些水土流失般消失的激情，那些道德主义者的无耻毁谤，那些不胫而走的流言蜚语，那些不敢直面人性弱点和不敢直面生存的荒漠化的庸人，那些背后谣诼的凶险，这些都是青春的敌人和杀手。某一个清晨，揽镜自顾，猛然发现青春已经从昔日的神采飞扬中撤退了。何以留驻易逝的青春呢？诸葛选择了音乐、舞蹈、饮酒、驾车、读书、思考和写作。

音乐。在《沙床》中，自始至终流淌着主人公对音乐的依恋。主人公不喜欢那种带歌词的音乐，而对世界名曲情有独钟，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回旋在舞厅的背景里，马斯奈的《泰绮斯冥想曲》、日本的喜多郎、久宝田、宇多田光是诸葛喜欢的曲子。借助音乐，驱逐着寂寞的包围，时间的流逝平添了色泽。青春在激扬的旋律里静静的绽放，悄悄的流逝。

舞蹈。诸葛不时地出入舞厅，体验着身体的自由和舞动，在夜色降临的舞厅里，各色人等脱去了白昼附加给人的社会角色，这时，只有身体在享受自由的翩跹舞姿。酣畅淋漓的舞步，咖啡、饮料，伴随着激情和尖叫，舞蹈暂时成了身体的避风港。最让人难忘的是诸葛和张晓闽驾车从南通去扬州的路上，突然停车，伴随着超级男孩演唱组金属般的乐曲纵情狂舞的描写，“我看见，张晓闽在褐色的马路边沿摇曳回旋，像一片刚刚飘下枝头的叶子，我看见，张晓闽在灰色的天空下飘摆蒸发，像一朵来自天堂的雪花，我看见，风撩着张晓闽的衣裳、头发、手臂，撩着路边上的树枝和衰草······”这是青春的舞步，这是激情的舞步，天地大舞台给予实现自由的物理空间。在忘情的舞蹈中，美好的青春被蒙太奇般定格为永恒。

饮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诸葛的饮料叫做“赤裸的眩晕”，是朗姆酒加上柠檬、牛奶兑执而成，柠檬的青涩芬芳，牛奶的奶香甘甜，朗姆酒的辛辣刺激，造就了独特的口味。在这里，诗、酒、泪里面都混合着青春的情绪。

驾车。显然，庞大的上海，是需要驾车才能遨游其中如鱼得水的，汽车是克服空间距离的贴地飞行的城市飞船。书中最精彩的两处驾车描写分别是：诸葛驾车在秋日的田野间飞驰去南京与裴紫相约幽会，诸葛与张晓闽驾车去南通看望二哥。在臻于极限的速度中，飘飞的汽车与主人公的心灵合而为一，实现着自由的律动。

读书。每逢深夜，寂静包围了一切，酷爱读书的诸葛总是沉浸在形而上的书籍的氛围中，汲取哲学理论的精华，揭示生存的内涵本质，这是精神的突围和灵魂的飞升。离开了阅读，诸葛就会失去寻找精神家园的方向。

思考和写作。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几乎剥夺了人们静心默想的时间，但是，博学多思的诸葛却从未放弃思考和写作的权利。书中大段的心灵独白，既是葛红兵对主人公的心理把握，又是主人公自己寻找精神出路的自救行动。诚如诸葛的论文题目《个体及其在世结构》，全书中主人公思考的宏大主题也是个体生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三   寻找信仰之路

诸葛对自己的人生定位可以通过他写给裴紫的一封信进行解读：“我正在做的一切都是我不喜欢的，我之所以看上去那么积极地做它们，只是想尽早摆脱它们，外表上看，我做了那么多事情，而且做的很快，其实呢，我是出于厌倦在做，而不是出于热情······我对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喜欢的，甚至是痛恨的，但是我不能摆脱，我常常对自己说，我要回到乡下去，我是个乡下人，只有在那里我才感到安全，那是真的。”我觉得，这段剖明心迹的话，直接敞开了主人公的心灵世界。对于他所谋生的庞大都市，他一直没有从心灵上真正贴近和融入。这是肺腑之言，也是作者对城市生活的真实体悟。既然必须在这里谋生，只好忙忙碌碌地出入于会场、课堂、讨论会、舞会、派对、车站、机场、豪华饭店和歌楼酒肆。可是，这一切都不是发自内心的行为，仅仅是维持生活必须参与的社会化生活。可以说，葛红兵的心灵是外在于城市的。这一点，与诗人顾城相似。顾城说，在我的诗歌中，城市将消失，代之以绿油油的牧场。如果结合《我的N种生活》就更深切的体会到葛红兵内心深处对故乡的强烈依恋。“是的，我是个农民，我也将永远站立在我家乡的草场、稻田、树荫的边缘为大地、作物、河流、日光以及依赖这些而生活着的人们讲话，他们呆滞的目光、裸露的臂膀、焦黑的面庞、绝望的生死······”可以说，主人公尽管入主城市，但是由钢铁、水泥、高楼、冷漠铸就的城市并没有使他得到心灵的皈依和诗意的栖居。好在，当冷漠刻板的都市剥夺了精神返乡的可能时，这个城市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女性。女性的美丽温柔，成了主人公的第二个家乡。“我有三个女人，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妹妹，一个是母亲。”这样的诗句让我海子的诗歌“姐姐，今晚，我只想你，不想人类。”当年顾城在激流岛上身体力行的“女儿国”在《沙床》里实现了，这或许是心怀文学理想的绝望的男人远离田园的精神梦游。

在风云变幻的城市生活中，妄自尊大的人类抛弃了信仰和敬畏之心，盲目地企图依靠智慧战胜一切。在这里，葛红兵发出这样的诘问：“在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中，自我多么虚妄又多么渺小，小到没有人能真正把它抓住，万能的无限者，它在高高的天上，它决定着人的工作，但是，人对此并不知情，在不知归途的来路上，人成了无法返归者。”此处，显示了葛红兵的宗教情怀，在巨大的命运之神面前，貌似强大的人类其实仅仅是一芥微尘而已。科技和工业在四处伸展人类狂妄的触角，可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变故，人类还是惊惶失措。智慧和机巧是有限的，神和上帝的力量才是无边无际的。对人类的有限性的认识，是寻找精神依托的第一步。迷途的现代人，在奔波、劳碌、忙乱和疲惫中迷失了诗意栖居的家园，如何返乡呢？这是葛红兵一直在思考的主题。答案很简单，建立信仰，依赖信仰，让自己闪闪发光，用星星之火，点燃冷漠和荒寒的冰川世界。

诸葛的情绪因为死亡阴影的笼罩，处于阴郁、苍白、自恋和优柔中，真正获得拯救是在裴紫的无私奉献中，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在爱神和上帝的暗示下，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真正联结。病中的诸葛得到裴紫奉献的一部分肝脏，移植手术成功，诸葛获得了复活。

在本书的最后，彻悟的诸葛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为什么人能得救？那是因为信仰，信仰是我们得救的惟一理由”。这令我想起了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的结尾，久经人生沧海桑田变幻莫测的基度山伯爵说：“在上帝拯救人类之前，我们只能期望和等待”。对宗教的信仰，使得主人公获得了来自神的勇气和希望，平和与宁静包围着病弱的身体，神的无边力量把主人公从死亡的边缘拉回幸福的人间。

              四   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葛红兵的思想体系中，有“万物有灵论”的因子。他的文字中，人和天地万物是平等友好地栖居在广袤的大地上的。闪烁在文中的多处谈及自然万物的章节，有庄子的天人合一精神，有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里的悲天悯人，有史怀泽的敬畏生命，有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

在小说开始的那个秋季下午的酒吧里，举杯饮酒的诸葛在与谁共饮呢？与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共饮。请看葛红兵是怎么写的：“第一杯献给窗外的天空吧，秋天的天空让人陶醉，让人愿意为它干上几杯；第二杯呢？献给大街上的行人，每个步履匆匆的行人都让人钦佩，他们是有方向的人；第三杯呢？为树梢的风吧，它们在树梢上跳舞唱歌，可能很疲倦吧；第四杯呢？不，没有第四杯，譬如我主所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人哪，不要被诱惑。”这样的饮酒，其实就是与天地精神的神秘交流和情感共鸣。厌倦了尘世喧嚣的现代人，都愿意与纷扰的世界保持距离。“我一会看云，一会看你；我看云时很近，我看你时很远。”自然界的树木，天空，云朵，流水，不时引起葛红兵的心灵悸动，在一沙一石一花一木中，他审视着神的存在，氤氲着诗意，酝酿着情感。或许，这是一种扩大化了的人文情怀吧！

葛红兵的敏感是与他的早慧和仁爱、恻隐之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写给裴紫的那封信中，他谈到了对痛苦和死亡的敏感，即便是生产队的一头牛的死亡，也给他童年的心灵烙上了深深的伤痕。“想到我自己，对别人的痛苦和死亡，是怎样的敏感。上帝给了我敏感，我四岁就能感受到牛的悲伤，生产队里杀牛，一头老牛，打我生下来它就在了，它比我在这个世界上呆的时间还长，可是它要死在我的面前，我被人抱在怀里，去看它的死，生产队里的人都很高兴，那时候吃肉是一件大事儿，可是，我感到的是悲伤，我站在大地上，那种对死的悲伤从地心传来，从天空的云朵里传来，我在这种悲痛里走了三里多路，我在麦芒上看见悲伤，在树枝上看见悲伤。”童年时代的对杀戮的敌视、对暴力的憎恨、对血腥的厌恶，贯穿到成年后的人生理念中去。葛红兵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一个有着柔软心灵的作家。“我相信一个人看到一株树在枯萎，油然而生的那种怜惜，比一个人对另一个健康人说我爱你，要高贵一万倍。”看来，葛红兵是深受史怀泽的启迪的，对天地万物的悲悯使他真正拥有了一颗玲珑剔透的诗人之心。

过敏的灾难预感使得主人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末日的感觉，临近深渊的感觉，灾难的感觉”。这是一个拥有极端过敏的神经类型的人，这种过敏是他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和清醒敏锐的预感，也是对天地风云的敬畏。“我三岁的时候就能从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看出灾难，我的母亲说，我三岁的时候站在河边，指着河对岸奔跑的人群，沉痛地说：明天他们就会死了。结果呢？那个村里的人在第二天的洪水中死了一大半。我的母亲问我，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预感？我说，因为天上有乌云。”由于主人公的敏感，他比别人更多地承受恐惧和悲哀，因为在灾难来临之前他就已经生活在灾难里了。

对天地万物的领悟和观察，呈现在文中的许多场景中。驾车去南京时，“身边飘着的，是文人们吟咏了千年的江南。这会儿是江南的秋天，大片大片成熟的稻田在天空下闪闪发亮，狂放恣意地铺漫着它金色的光芒，天空是蓝的，土地是金的，江南那秋天的精魂就在这两种颜色中飞舞。”这样的风景，让我想到了高更的油画上塔希提岛的阳光和文森特·梵高笔下的向日葵和九叶女诗人郑敏诗歌中的《金黄的稻束》。饱满、热烈，如同蓝的想让沈从文下跪的北京的秋季的天空。

对于春寒料峭中的桃花岛的景色，葛红兵又是另一幅素描。“······爬到半山腰，才发现桃花岛的好处来，放眼看去，到处是翠绿的树木，那树叶上仿佛着了一层蜡质，让人看了心里舒坦，上帝对这座小岛的恩宠是如此丰厚，虽然是冬春交替的时节，那树的颜色和神态都是滋润的。”对大自然的悉心观察和心领神会，使得葛红兵笔下的植物充满了鲜活的气息。“一路行来处处是桃树，那些桃树已经长出星星点点的嫩芽了，它们已经先于人类感受到了大自然节气变换的气息，要不了多久，待到春天真的来了，这里一定是桃花烂漫，无比曼妙的。”这段文字深得苇岸《大地上的事情》和梭罗的《瓦尔登湖》的神髓，既能准确把握季节的变幻，又能预示这主人公生命的春天即将来临。

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贯穿《沙床》的一条自始至终的隐蔽的线索是一个小女孩Cathrine的猫咪Dan的行踪及其与诸葛的关系，Dan是神秘的动物，行动诡异，有时专门与人捉迷藏，有时又试探性地与人类逗趣，随着与诸葛的关系的拉近，后来入主诸葛的宅第，成了诸葛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令人惊诧的是，那次诸葛把Dan放在了嘉定，本来是想给这只猫以彻底的自由，让它回归“猫国”，回到它的同胞中去，诸葛希望它义无反顾回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可是，Dan竟然在次日的凌晨一点又回来了，跑了50公里的长途距离，穿越大街小巷，冒了无数风险，终于还是固执地回来了，它那么疲倦，令人顿生怜悯和爱意。在这里，我想葛红兵是在表达他的“动物观”，在葛红兵眼中，动物和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彼此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充满灵性的动物可以与人类和谐相处，进行情感的交流。诸葛屡屡去超市和商店给Dan购买猫粮，悉心呵护照料这只无家可归的小动物。我觉得，诸葛的行为并非是在对待一只宠物，而是在表达对一个生命体的尊重和体贴。我们在钱钟书的中篇小说《猫》中读到的那只猫，其实仅仅是人类调侃的对象，只是贵妇人用银色的链子牵在手中的宠物，或者在知识分子沙龙里调节气氛、转移话题、打情骂俏的由头，只是人类的一只玩物。而在《沙床》中，这只猫享受到了极其高贵的待遇，被赋予了人性的光辉，通过它我们可以洞见人类的隔膜、自私、孤独和异化。

              五   对性的傲慢与偏见

当然，《沙床》的主人公诸葛的几次性经历也是作者赋予性爱和情感的哲学理解。对待性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对待世界观、审美观和人生观的态度。诸葛是一个敏感多思的青年知识分子，他的情感异常丰富，对爱情和婚姻有着独到的理解。

在与裴紫发生“一夜情”之前，诸葛已经许久没有欲望和激情了，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即使在与少女张晓闽同床共枕时诸葛也不会与她做爱，诸葛仅仅是在体验她的赤裸的温暖胴体，这是为什么？在诸葛写给裴紫的一封信中我找到了答案：“实际上，我很久没有欲望了，一点儿都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把它丢了。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欲望是个魔鬼，但是有的时候它很可爱，那个时候我对美好的事物有近乎疯狂的敏感，对女性也很敏感······可是，现在再美的人都对我没有吸引力了，我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主义者，不是因为灵魂，而是因为身体和社会的双重关系·····社会把我拉向金钱和地位的泥淖。”接下来，诸葛回首往事，我是如何被强悍的世俗力量规训的呢？“身体在我的灵魂遭到世俗的重创之后，它和它那可怜的欲望被我枪毙了―――有一度，我是那么痛恨它，觉得所有的祸端都是由它引起的，那个时候我希望留在xx工作，可是那些可耻的道德主义者，他们把我赶出了xx，他们剥夺了我在xx工作的机会，他们四处诋毁我，实际上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我的诋毁，直到去年，我的同事去xx请他们吃饭，在饭桌上他们一边大口不惭地饕餮不已，一边还没有忘记无耻地诋毁我。有很长的时间，我上了他们的当，我像他们一样思考，结果是我比他们更痛恨我的身体，我再也看不到我身体深处涌动着的激情的美了，我比他们还短视，我无耻地背叛、抛弃了我的身体，以及它内里伟大的欲望和激情―――那是造物主赐给我的礼物。”在这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推测，为什么诸葛会受到如此残酷的打压、规训、诋毁和诽谤呢?答案无非是：诸葛曾经是个潇洒不羁、才华横溢、遗世独立、飘逸狂傲、放浪形骸、不顾流俗、才貌双全、情场得意、少年得志的性情中人，这样的人，尤其这样的天才少年，向来都是世俗最嫉恨的、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在世俗和自我的双重规训下，诸葛的欲望和激情被压抑、毁灭、悄悄流失了许多，对此我们无比惋惜。

裴紫是诸葛情欲的唤醒者，在她那里，诸葛感受到了日常的朴素的爱，那种爱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微角落，包含着极大的物质性的爱，生活性的物质性的带有母性光辉的爱意，抚慰着诸葛晦暗的情绪，这种爱情给予诸葛的是日常的温暖和生活的照顾。因为诸葛是个耽于思考的学者、作家，他没有生活的能力。在这里，我甚至可以做一个类比，裴紫之于诸葛的爱，非常类似于谢烨之于顾城的爱，这种爱是真正无私的奉献，含有崇拜和呵护的双重性质，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母性的爱意如同阳光般和煦灿烂，这也是最终诸葛能与裴紫走向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基础。

张晓闽对诸葛而言，很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妹妹，是初恋般纯洁的女性。诸葛与她更多的是兄妹般的感情和呵护。罗筱之于诸葛更像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大姐姐，能够让他感受到成熟、健康女性的柔情蜜意。而日本女孩Onitsuka所指代的是诗意、激情、火焰般的情人，在诸葛与她的爱情中，“湿润、眩晕、芳香、悸动、飞翔、愉悦、爆炸、幽暗、甘美······”等等词汇是最恰切的注脚。

诸葛的这几个异性从不同侧面呈现出来的优点的合集，其实就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女性，这是一个集清纯、成熟、母性、温柔、调皮、任性、性感、灵气于一体的“想象中的爱人”。可是，在现实中，到哪里去寻找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令人满意的女性呢？趟过女人河的男人，对此难免失望不已。

谈到男人和女人对待性和爱的不同态度，作者借一个参加讨论的网友的话说―――“男人是把性和爱分开来理解的，对于男人来说身体的需求和精神的需求是两样东西，但是对女人似乎不会做这种区分，在女人那里精神和身体是混沌不分的，对于女人来说，精神只是身体中一个尚未发育完全的器官，女人总是试图从身体关系里获得精神。”其实，自古及今所有的男女感情悲剧，在这里都得到了有效的解释。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及在相互追求时的错位、断裂和位移，导致了形形色色的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爱情故事的发生和延续，自古及今，还将延续到未来。

 六   在日常生活中触摸城市

主人公是个刚刚来到上海生活和工作的外地人，《沙床》的空间，其实也是诸葛渐渐触摸、理解、把握和领悟城市的过程。一开始，除了在落寞的清平檐酒吧写作、在家里读书上网，他与这个城市是格格不入的、外在于这个城市的。“白天不上街、晚上不看新闻”的诸葛不会被这个城市焦灼的气息所感染。随着生活帷幕的渐渐展开，诸葛的生活场景扩展到了饭店、舞厅、歌厅、夜总会、车站、机场，大学······

诸葛对城市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庞大的都市，是个迷宫般的存在。在邢北存送给诸葛那辆旧车之后，驾车行驶在高架路上的诸葛发出了这样的叹慨：“这个城市要说大的确是非常大，对于一个依靠两条腿走路或者以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人来说，这个城市是个噩梦，有些地方你一辈子也到不了，对于依靠公交车出行的人来讲，大体也是如此。······对于有车的人来说，依靠这个城市发达的高架路，他几乎不用落地，就可以从一个地方飞驰到另一个地方。······这个城市，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为汽车准备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为自行车和公交车准备的呢？”汽车和自行车、公交车的区别，就是占有金钱和自由多寡的分野，上海作为一个全国最大的都市，是富有者和冒险家的天堂，同时也是贫穷者和弱势群体的地狱。每一个进入这个都市的人，从火车站和码头、机场一落地，就会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跳舞。

城市的机场也是透视这个城市的窗口。葛红兵写道：“看着天上，飞机忙忙碌碌地起降，人有时候会产生很虚无的感觉。比如感情，有的人正忙着离开这个城市去远方寻找，有的人又恰好相反，他们是从异地匆匆赶来此地采摘······许多人只是盲目地起降，他们飞来飞去，实际上是毫无方向的。在上帝眼里，这些飞来飞去的人，真的值得赐以幸福吗？”此处，葛红兵跳出三界，高踞云端俯视着大地上蚂蚁般庸庸碌碌的芸芸众生，心里产生了悲悯。城市或许是上帝制造的一个巨大的悲欢离合的集中爆发场所，人的身体在近距离接触和碰撞，而人的心灵的距离却是相隔天涯海角。

此外，涌现在行文中的许多时尚字眼，也是葛红兵把握这个城市时寻找和利用的一些关键词和意象。从食品和菜肴的名称，到光怪陆离的酒吧舞厅的名字，从派对里众人临时取的外国名字到洋酒、洋音乐，无不淋漓尽致的展现着这个变化多端的东方大都市的城市景观和城市哲学。

七   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疼痛

     病痛是人类的身体对人类的直接伤害和惩罚，无可躲避。罹患肝纤维化的诸葛，在大上海漂泊，对肉体和精神双重的疼痛有着切肤体会。敏感的诸葛一直生活在家族遗传疾病的阴影里，不良的饮食、休息、睡眠和读书习惯又加剧了他的病痛。死亡的威胁时时刻刻在包围着脆弱的诸葛，“死亡等候在所有人的前方，先是我的祖父，接着是我的祖母，他们先我遇到了它，和它一起走了。然后呢？是我大哥，像祖父和祖母一样，他被肝病悄没声息地带走了。躺在床上，像一截枯枝，我亲眼看着他慢慢地慢慢地停止了呼吸，他虚弱到和我们告别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只是哀伤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哭泣。”所以，每当想到这一切，如果是在早晨，他就不愿意起床，日日奔波，也不过是为生命划一个匆忙的句号而已，何不就这样让生命流逝，或者，它能流逝地悠闲一些呢！

主人公诸葛的忙于教书、著作和阅读，很大程度上是在“向死而生”的路途上反抗绝望，与虚无和黑暗捣乱。但是，一旦面对真正严峻的病魔时，恐惧还是攫取了主人公的意志。“X光透视、VIH验血、肝功能检查都是我害怕的”，对病痛的无奈，加剧了诸葛在生活中的幻灭感和虚无感。不安的感觉，不祥的预感、危险、不能站立的感觉一直尾随着他，愁绪纷纷，没有什么是可靠的，包括肉体。“上帝在虚无的另一端，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包括我们的哭泣······”，极度的疼痛感，困扰着主人公的情绪和生活。因此，从本质上来讲，《沙床》也是一部关于疾病的书，关于人生病苦的书，恰恰在《沙床》出版的前后，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行病“非典”，恐慌和幻灭感袭击了脆弱的现代文明。如同加缪的《鼠疫》一样，这都是关于后现代人生困境的经典寓言。

  并非结语

《沙床》，是葛红兵透视纷纭社会和人生万象的哲学寓言。浅表的层面上，该书仅仅是关于病痛、欲望和身体的畅销书。实际上，该书涉及的都是宏阔的人生重大问题，这些千古难题困扰着人类，局限着人类，也提升着人类。在上帝面前，无论多么多么充满智慧的人，谁敢于宣称自己已经参透了存在和虚无呢？葛红兵用诗意的语言和逼近人类灵魂极限的叙述，娓娓言说着这份困惑、忧虑和局限，试图帮助迷失在忙碌、焦虑和无助的泥淖里的现代人尽快走出精神的沼泽，寻找晨光熹微中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的鲜红的太阳。   

我的学生们常常非常愤懑，为发文章需要支付版面费。

我怎么劝他们呢？

学问的事儿，看起来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在我们国家，但是，那是暂时的，真正的好文章、好思想是不会被埋没的。想象顾准，当初谁会在意他的思想和生死？但是，现在，我们还是看清楚了；想象索尔仁尼琴，当初，他连出版自己的小说的机会都没有，但是，诺贝尔奖给了他，他不仅在他的祖国得到了人们的爱戴，还在全世界获得了尊敬。其实，现在我们不用担心太久，你可以被埋没5年、10年，但是，埋没20年，50年，就很难。用1年、2年的眼光你可能会感到愤愤不平，但是，用5年、10年的眼光，你会看到，一切都还是合理的。假冒的会被识破，都会被历史的长流淹没，优秀的会水落石出，不仅会流传而且会更为显赫。

学问的事儿，要有点儿安贫乐道的精神，要有点儿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基督用自己的苦行和殉道来传扬真理——世人非但没有因为他传扬的是真理而给他什么，他为真理献出一切，而得到的只不过是憎恨、蔑视和杀戮。

我不喜欢谈“学术”。这个是中国词，学而有术，很有问题的词汇，应该用“真理”、“学问”这样词汇。

那样我们就不会误解：发文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出钱了——我们是在为真理付出。基督可以为真理而死，我们也可以为真理支付“赎金”。和基督付出的，我们付出的其实更少。

如果我们不付钱，谁来付钱呢？杂志？没有版面费他们怎么办杂志？如果他判定你的文章没有读者的话？难道要杂志为我们牺牲？

不！杂志不会那样做。当我们的思想不被理解，不被接受，不被认同，我们唯一的是自己为止做出牺牲，而不是要求别人为之做出希望——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勇气和情怀为之付出，我说的是，为我们自己坚信的真理出去金钱的代价，那么我们怎么能希望杂志代替我们付出金钱的代价呢？

杂志收钱并不卑鄙，至少不比任何一个市场经济时代的商家卑鄙。它有它的生存和经营之道。我们不能对杂志提太高的要求。

国家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为思想和真理提供资助。然而我们也不能寄太大的希望，国家每年花钱，设置研究基金，付费给各种各样的项目，但它只会为它认定的真理买单，而不会为所有的真理买单。

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还在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大的才能和勇气——我们说出来的话有多少是真正的真理？有多少是真正值得人们记诵和传扬的？我们是否有勇气为自己的言语承担金钱甚至生命的代价？

 我不是金融方面的专家，但是，我想至少要有这样几个条件：

 1、要等中国的中产阶级重新聚集起一定的资产。2001年至2005年熊市期间中国的中产阶级聚集起了一定的资产，2006年国家实行股改政策，他们拿钱到股市里来投资。现在，他们大多数亏得差不多了，钱变成了股票都在股市里了，没钱再来买股票了。

要等他们再辛苦3年到5年，攒起余钱，再燃气投资增值的欲望的时候，中国股市才有走牛的机会。

 这个是根本。就是说：中国股市真要牛起来，要等他们再辛苦工作几年，积点儿钱下来。没这个基本条件，中国股市不会走牛。

拉台股市的钱从哪里来？最终还要从他们那里来。

企业圈钱走人，庄家圈钱走人。真正拿钱来，真金白银往里投的，只有他们。

等他们攒钱，差不多了，再发动行情不迟。

发动行情需要政策。什么政策呢？

2、大小非解禁股差不多流通（卖）得不能再流通（卖）了。或者索性限制大小非。

其实我早就写过文章。大小非是限制不了的。股市本来就是他们的，你怎么能限制他们来这里“工作”呢？但是，大小非是有资金优势、信息优势、控股优势的，能够影响二级市场股价，很容易就形成操纵，他们的二级市场行为应该受约束，这是起码的，至少他们的增持和减持应该预告，什么时间，什么价位，什么总量，等等，他们不预告，就非常可能暗箱操作。现在的问题是谁都知道他们在怎么“工作”，但是，谁都不说话。据说，他们的减持意愿不强烈，没有影响二级市场走势。这样说话的媒体是不是收了大小非的新闻发布会红包？我不知道这样说的媒体有什么依据？我看到的数据是：截至7月底，深市小非解禁105亿股，迄今已经卖出60亿股，减持占解禁量的 59%。沪市小非累计解禁313亿股，累计减持120亿股，占解禁量的38%。深市大非解禁120亿股，卖出29亿股，占比为24%，沪市大非解禁330亿股，卖出49亿股，占比15%。两市大非合计卖出78亿股，占全部解禁量的17%。

按目前两市股票均价估计，大小非合计卖出约258亿股，大约从股市抽走了4334千亿元资金。（我的算法是否对，请专家指正，我这里是按照每股均价16.8元计算的。）

我不反对他们拿钱。但是能不能拿得透明一点儿，让散户知道他们到底想怎么拿，什么时候拿，拿多少，等等。可以吗？散户不会妨碍你们拿钱，只是想看的明白一点儿。

3、要有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

这个是对抗赌场的公开透明的市场工具。另外，就是要T+0，还不能设置涨跌停板制度。不是T+0和有涨跌停板制度的市场，是不可能真正实现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正常交易的，操弄起来太容易。这样弄，一般散户如果乱赌，会死得更惨，但是，机构之间的博弈会比较透明一点儿，博弈工具会稍稍多一点。有人说，T+1是保护散户的，涨跌停板制度也是保护散户的，香港是T+0的，也没有停板制度，没听说有多少人是股市跌了跳楼的。可见，散户不需要通过这个制度来保护，这个制度到底是保护谁的，现在还难说。

4、另外最重要的是政策：国家需要股市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自然会出牛市。

 ……

 我的意思是：股市，如果你没有过人的技巧，或者过人的关系，最好暂时不要玩，这个不是一般人能玩的地方。或者你等他个三年再来，技术上看，最好等大盘站稳了20周均线再说。

 她触发我思考什么是文学，到底我们为什么写作。

老实说，我写了这么多年东西，有一点经验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对写作技术的兴趣实际上是写作初级阶段的标志，一个作家迷恋于技术创新、技术探索，只能说明他还没有真正介入文学。他还是文学的门外汉。包括我们整个1980年代对技术的迷恋，整个先锋小说思潮，都是这种小说的童稚状态的标志。我们被文革弄得不知道小说是什么了，才会出现那种现象。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如果有它一脉相承的文化，没有被扭断过的叙事文学传统，这种探索的小说是不会成为什么主潮的。

纸面小说创作的技术就是“叙事”，而“叙事”是从口传故事而来，一个作家真正要做到的是充分地珍视叙事的人类经验，把叙事的事情做好。

打个比方，如果你是一个木匠，你的职责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去革新锤子、锯子、刨子、尺子，而是用这些东西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木器、家具。你反映的是你那个时代的木料的理解，对家具、木器形式美和实用价值之关系的理解。你的作品主要是为你同时代的人使用，至于是否为后世收藏，这是后世的事情。如果用一百年的眼光来看，你的绝大多数作品可能都会存留，如果用1000年的眼光来看，你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会消散。即使1000年后你的作品依然存世，但是，那个时代是否重视你的作品，是否视你为大师，这其实和你并无多大关联，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只是因为他们的需要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找“他们自己”，他们在你身上找到的已经不是你，而是“他们自己”而已，和你是否真的伟大没有什么真正的关联。

 文学其实也是如此。

我们的意义在于记录了这个时代，向同时代的人贡献了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我们的赞美、批判、怨恨、希望、诅咒。我们帮助他们理解了这个时代，从而让他们看清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更加渴望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我不相信这样的小说会没有读者——它们从来不缺乏真正的读者。

而那种执迷于小说技术探索的小说，先锋小说、探索小说，等等，他们就如同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半成品，那是作家在真正进入写作状态之前的预备态行为的副产品。是不应该拿出来炫耀的。

甚至都不应该给读者看的，那是他专业范围内的探索，应该限制在他的书房里。如果这样的作品也拿出来丢丑，炫耀，沾沾自喜，那么一个乙肝疫苗专家就可以拿着他实验室里还没有通过国家审验的半成品疫苗来给街上的每一个人打一针啦！如果街上的人不接受他的打针，他就有理由骂街上的人不识货，不懂他的“纯疫苗”，他就可以骂世人不识货。

文学和世上其他的事业并无特别的不同。文学作品如果放在历史长河里，放在100、1000年的文明史里，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会过时，我们今天写的，未来100年，1000年后再也没人看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不能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不能理解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懒得理会我们今天的痛苦和欢乐。

这不是我们的错。也不是文学的错。

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人愿意读读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了解一下我们的生活和想法，我们感谢他们，但是，我们不能为了未来的他们的这一点儿窥探的愿望、历史考据的愿望而活着。

未来人的眼光的狭窄程度，说穿了，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也会受制于他们的时代、地理、环境、制度，他们的偏见不亚于我们，我们不能期待他们能比我们更高明，在历史长河中捞出的都是金子。

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捞出了李白，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偏见；而未来，如果有人捞出了葛红兵，也请不要骄傲，那是那个时代的偏见，生活在今天的葛红兵根本没有必要为此感到荣耀，更无需上他们的当，天天想着为未来的那个偏见写作。而如果他们是因为我做过一些技术探索，写过《我的N种生活》之类探索小说而崇拜我，我会出离地愤怒，我会悲愤于他们的无知和狭隘。

 葛红兵

 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可以说是既丰富又贫乏，既简单又复杂。“丰富”说的是它包含了对20世纪世界文艺思想史所要面对的所有问题的应激和反应，“贫乏”说的是它的内里不同阶段有时存在主导观念压倒其他观念的情况。19世纪末，黄遵宪、梁启超逐渐摆脱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言志抒情的传统文学观中融入关怀民生疾苦和追求思想启蒙的要求，于此同时王国维则开创了基于审美本体论的文艺思想理路，这种理路的分野经过“五四”则一变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与创造社“为艺术”的文学主张表面分歧，最终演变为主导性的阶级论文艺学和作为细微末流的反阶级论的文艺学的纠缠。直到进入“新时期”文艺界的反思才相对深入，中国文艺理论不单单是面对国族、阶级的文艺理论，还是勇于面对个人和人类的文艺理论。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的发展有“主导”压抑“旁支”的问题，根底上也有思想原创性不足的问题，但是，它依然是“复杂”的，许多问题隐含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之中，当初在历史语境中可能是发育不全的，未受重视的，却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没有价值的。

其实编一套《20世纪中国文艺学思想史论》，要在有限的篇幅里把整个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的重大内容都涵盖，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在体例上做了一些文章，把丛书分为历史思潮卷、论争文体卷和原理范畴卷3卷，3卷内又分“历史”、“思潮”、“原理”、“范畴”、“论争”、“文类”等若干编，以“问题”主导来选文。第一编“历史”，是对百年来我国文艺理论史、批评史和文学史理论史的总结，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艺学鸟瞰图；第二编“思潮”，是对20世纪发生过较大影响的革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自然主义、新历史主义、启蒙主义、新理性、否定论、生态学和文化研究等文艺思潮的审视；第三编“论争”，是关于人道主义、主体性、向内转、人文精神、纯文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重大文艺思想争鸣文章的集结；第四编“文类”，收集了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文类研究专论；第五编“范畴”，它的范围包括：文学的本质、审美意识形态、语言、话语、形象、文学活动、艺术起源、艺术真实、艺术思维、意境、典型、隐喻、文学批评和文艺学方法论等。对于具体文章，我们则要求要同时具备宏观概括力和敏锐的思想冲击力，既能以开阔的视野让人了解全局，又能以理论的新颖深邃给读者思想及方法的启迪，注重历史意识与当代视野的有机融合，注重问题意识与理论范式的学理推进，注重理论建构与文学事实的互逆渗透。

当然，文艺思想史的研究涉及到“评判”，事情也就会变得更复杂。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性”文艺学和“向内转”话语，在那个时代它们表现了知识分子以人道主义话语为核心反抗专制的启蒙意识以及追求文艺学学科自主品格，反对“工具论”的要求，但是，如果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有时候又变成了文艺学拒绝变革，拒绝对当下社会文化急变做出学科反应，拒绝改变自身的一种托词。“评判”要做到历史视野和当下观念相结合。因此，我们在选择作者的时候，要考虑把研究的“当事人”选进去，比如说，选“生态文艺思想”方面的研究文章，我们就要把身处于生态批评和生态文论前沿的该理论的发动者、推动者选进去，这样能够还原历史的本来状况，让我们看到更真切的原貌。而有的时候，我们又要采取回避的态度，特别是重大理论问题争鸣的双方当事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寄希望的是“历史意识与当代视野”的有机融合。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思想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语境下，一方面它要对古典的文艺理论思想进行艰难的转化，用“现代性”来作别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在借重国外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想资源的同时保持必要的警惕，用“中国特色”来防止西化和照搬。我们希望《20世纪文艺思想史——历史卷》要针对一百多年来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的鸟瞰图，而这个鸟瞰图必须是在对“五四”、“新时期”和当下等重大时段的情况做了细致入微的解剖，用知识谱系学功底来作出的；同时又要灌注以“当代意识”，用前瞻的学术语境回顾过去，摆脱单一、陈旧、狭隘的思想成规，着眼于学科的奠基和范式形成，开放性、生成性地提炼相关命题、思潮、原理和范畴，做到历史和当下双重视界融合。

与体系性的个人专著不同，我们更希望突出的是过去一百年文艺理论诉求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困扰着不同时段的思想者和研究者们的重大问题，如“文学的主体性”、“纯文学”、“文学的起源和本原”、“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等等。在问题求索中沉淀下来的思想，经过艺术理论思维和学术规范的转化，就成了理论范式。由问题而命题再到理论范式这种稳健推进的学问方式无疑是现代学术的应有路径，也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有的历史阐释力和学术生命力。因此，我们非常看重理论建构与文学事实的互逆渗透。当前西方文艺界形形色色的理论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学者们多陶醉自己的理论体系之逻辑自洽和思辨之纯粹，蔑视文学事实，这事实上造成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脱节。中国的现代文艺理论从一开始就和文学创作保持了应有的血肉联系，丛书中入选的论文其理论多以文学事实作为坚实的基础，从文学的事实走向理论的抽象。

《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的作者50多位作者均是当前活跃在我国文艺界的学者，他们大多是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专门的研究员、教授、博导，很多人是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三代学人不同的知识渊源、精神背景和人格结构相得益彰，互为充实，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艺学的瑰丽状貌，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的意义和价值。老一代专家的严谨与踏实保证了学科的治学良好传统和方向，中年学者的睿智和成熟体现了学科的深度理性和可能高度，青年学者的新锐之思是该学科的活力和希望所在。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他们对编者编辑工作的支持，他们不仅全部欣然同意我们选录文章，有的还专门为我们丛书对文章做了针对性修改。

上海大学出版社致力于推动学术发展，以出版优秀学术著作为己任，不仅热情地接受了这套丛书的出版，还不嫌麻烦，不断接受编者的修改要求，每次再版都精益求精，责编江振新不仅在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同时也是一位极有见地的学者，他在各个方面都给了编者很大的帮助，没有上大出版社各位编辑的细心工作，这套书是不会有这样的格局的。

    前几天在会上和陈JQ教授讨论，中国当代的文化危机到底在什么地方？可惜没有机会把话说完。在这里写一篇博客，算是继续。

   我觉得当代中国文化的危机是认同危机。

    这个危机来自两个状况：一是现代性状况；二是全球化状况。

    对现代性状况我们不能认同，这是认同危机的第一条。中世纪之后，人们处理了人和上帝的关系之后，凯撒归凯撒了，但是，这个“凯撒的事情”怎么办？这个就是“所谓的现代性”问题——归结起来它是：如何实现主权在民。在我看来，“现代性”实际上是这样一问：你怎么看个人权利？个人权利在位置在什么地方？如何实现或者保护个人权利？回答这些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比如主权在民的思想，你相信主权在民么？如果你相信，那么实现方式上，你相信代议制么？比如私有产权的思想，你觉得个人权利，最基本的是什么？是财产权？那么怎样保护财产权？

    我说我们对现代性的认同有危机。我们一是不承认当代世界这个“现代性”状况的普世性，不接受。还有的人是：进而不承认存在这个“现代性”状况，拒绝面对。

  第二条：全球化的状况。

  我们也不认同。其实全球化的状况在当下就是全球市场体制的问题。你是否遵守自由市场制度？你用计划来控制，搞各种壁垒，制造人为的“价格”。你不认同“他们”的价格。

  这个全球化体制的关键是：你在世界架构中越来越平均化，利润平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在平均化——大家都是交易主体，应该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谈判是最好的手段。意识形态的争端、军事的争端，作为手段，越来越被人家淘汰。

  但是，我们也还不认同。其实不认同市场，在世界格局中，未来，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闭关自守，要么就是战争。清廷两种手段都面对过。现在的中国也要面对：我们要石油，如果买不到？是什么后果？我们买铁矿，如果买不到是什么后果？没有全球市场制度，恐怕我们只能是选择战争——爱国的人，包括知识分子，都要面对那个“没有市场”的假设，战争的话，你支持还是反对？

  没有全球市场，没有商品的全球化贸易体系，战争就不可避免。你要的东西无法通过贸易获得，事关生存，谁都得拼命。

  有些人一直在用“拼命”的思维看今天的世界。比如，有些人宣扬“石油涨价是**国制衡发展中国家的阴谋”说。这个是“拼命”的思维在起作用，用他这个思维，市场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发挥作用的，发挥作用的是阴谋，我们不要到市场上去解决问题，要到“拼命”里去解决问题。

    我们要知道，这两个不认同带来的是中国危机，中国文化的危机，这是我们的危机，不是别人的危机。你不认同，它也还在那里“合理”着，发展着，你可以暂时走开，但是，不能永远绕开。这是危机的根本要义。

我的意思，我们大家还是要往一条路上走，我看用类型小说研究来解开当今文学研究和批评两张皮，大量通俗文学被排斥在外的现象，彻底革新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思路，是很有前途的理论领域。当代文学研究，现在完全是一条腿在走路，90%的小说被排斥在外。我们要建立一套理论体系，把它扭转过来。这个工作意义非常大。可以说，目前所有的理论对文学都是不触及的。文学的整体观念和研究方法要革命。把90%的小说，拥有最多读者的小说排斥在外的批评和研究，是什么研究？完全没有资格叫做研究。

一、小说类型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目前文学研究的雅俗二分，所谓的俗文学根本不能进入研究者、批评者视野的问题。当然，小说类型研究，范围并不限于所谓俗文学，事实上，纯文学也再小说类型的视野之内（先锋小说、探索小说，不是类型小说，是反类型小说的，但是，却是小说类型。）

现在的任务：

二、   小说类型理论：解决小说类型的基本原理、方法的问题。这个要独创，要有中国性，能对中国现代、当代小说的真实情况发言（绝大多数小说，而不是目前的纯文学，那一小部分小说发言）。所以，它是批评方法，也是文学史研究方法。

三、当代类型小说个案研究（侦探、恐怖、言情、成长、乡土、都市、武侠、玄幻、历史、官场、仙侠、网游等等）。

四、 类型小说史研究
1、中国文学史上类型小说的跨类现象：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出现的“奇情武侠”、“都市乡土”（参看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
2、中国文学史上类型小说的类内流派划分：武侠小说的南北之分，等等
3、类型小说的发生、流变、转型：比如言情的流变（写情小说、哀情小说——娼门小说——奇情小说——港台言情——大陆言情）
……

五、类型小说理论资源研究（形式主义文论、叙事学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中国古代、现代文论）——可以是某个专门家的成果总结、提炼，如鲁迅。

 六、具体的类型小说理论建构：如武侠小说理论（何谓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创作的根本原则、规范——叙事语法，语式、语调，等等）

 七、中、外文文献的阅读：

 1、索绪尔语言学；2、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3、罗兰巴特；4、热耐特；5、托多洛夫；6、布斯、7、华莱士马丁，8、陈平原；9、郑家健；10、杨义……

（一）西方哲学及文论资源。与小说类型研究对应的哲学问题是种属关系问题。种属问题其实是哲学思考的基本问题，甚至是本体论的出发点，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开始了对种属问题的思考，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苏格拉底致力于伦理学，对整个自然则不过问。并且在这些问题中寻求普遍，他第一个集中注意于定义。柏拉图接受了这种观点，不过他认为定义是关于非感性事物的，而不是那些感性事物的。正是由于感性事物不断变化，所以不能有一个共同定义。”[1]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理念”，他的哲学亦因此而被称为“理念论”。“理念”是从苏格拉底关于“是什么”的定义而来，是“由一种特殊性质所表明的类”，超越于个别事物之外并且作为其存在之根据的实在。理念是如何派生事物的？一是“分有”。具体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分有了同名的理念。二是“摹仿”。造物主是根据理念来创造具体事物的，所以事物因摹仿理念而存在。木工是根据理念来制造我们所使用的床和桌子，按床的理念制造床，按桌子的理念制造桌子。其它事物亦同样。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个别事物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成为这一事物的，离开了理念就没有事物；再次，理念是事物摹仿的模型。理念是事物之完满的模型，事物则是理念的不完满的摹本，事物是因为摹仿了它的理念而成其为事物的；最后，理念是事物追求的目的。理念是事物的本质，事物存在的目标就是实现它的本质，从而成为完满的存在。亚里斯多德则提出了“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的概念，个别物体是第一实体，个别物体具有的属或种的规定是第二实体。他说：第一实体“是其它一切东西的基础，而其他一切东西或者是被用来述说它，或者是存在于它里面”。在第二实体中，越接近第一实体它的实体性就越多。例如在描述一个人时，说他是“人”比说他是“动物”更接近于个别人，因为“人”这个种比“动物”这个属，在更大程度上指出了个别人的特征。综上所述，类型现象可以放在个别和一般、具象和抽象这样一些哲学概念中加以厘清。它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可以从哲学中获得支撑[2]。

研究西方文论史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小说类型研究成果。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按“模仿”的媒介、对象、方式把文学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三大类；贺拉斯《诗艺》中要求“不论作什么，至少要作到统一、一致”，“每一种特殊的体裁都必须格守派给自己的领地”[3]，这包含了“类型”须纯粹、一律的观点，成为后世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作家创作的规范，直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兴起，这种古典主义的类型才被部分打破。西方许多重要文论家都非常重视“类型”概念，比如黑格尔，它就按照“美的感性显现”给文学艺术做了“类型”划分。当然，他们所说的“类型”并非本文“小说类型”概念中的“类型”，但是，他们的广义类型理论成果对我们的狭义“小说类型”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

进入20世纪，随着形式主义文论的崛起，类型研究再次受到重视，美国学者拉尔夫·科恩如是说：“作为一种批评力量，类型理论在20世纪后半叶重受重视。”[4]科恩和韦勒克、沃伦接近把文学类型史看作是文学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把寻找小说类型的基本叙述模式作为类型史方向。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阿拉斯泰尔·福勒曾预言：“由于批评正开始从结构主义和分解主义的热病中康复，文学类型理论很可能会占据新的显著地位”。[5]卢卡奇、弗莱、福勒、洛斯马林、克鲁帕尔和西苏等都有相当成果，卢卡奇早年在《小说理论》中提出“小说类型学”概念，用黑格尔的历史整体性观念让历史过程和文学发展形式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巴赫金《小说话语》用时空集分析小说分支，对成长小说类型有专门的论述，给后人启发不小。托多罗夫受普罗普影响而写作的《侦探小说的类型学》和《论幻想文学》等著作更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直接启发。当然，他们的理论成果、研究经验和中国小说实际还有距离，许多尚没有完整翻译过来，需要我们清理、翻译和甄别。

(二)中国古代文体学及小说分类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类型研究主要是在文体学范畴内[6]进行。中国古代文体学十分发达。《尚书》中的文体就分为诰、训、谟、誓、命、典六种；公元前一世纪末，刘歆完成《七略》，标志着中国文体分类理论初步形成；曹丕的《典论·论文》把当时流行的文体分为四科八类，并分数其特征，对文体研究有很大推动。陆机的《文赋》将四科八类扩大至十类：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更具体地论述了每一类文体的特征。刘勰的《文心雕龙》开创了精密周详的文类理论体系，后起的同类著作鲜有不受其影响的。梁太子萧统选编的《文选》是我国第一部按文体聚类区分的文学总集，入选的700余篇文章分为赋、诗、骚、七、诏、册等共39类，其中赋、诗下又按照题材性质分别设15个和22个小类，显示了文类研究的不断自觉。清代的文体分类致力于克服前代繁杂琐细的弊端，注意归纳文体使其简约化，如康熙储欣纂集《唐宋十大家类选》、姚鼐的《古文辞类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