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徑賽是我最喜歡看的項目，尤其是一百和兩百公尺以及四百公尺接力，這三項幾乎是田徑場上最耀眼的賽事。今年亞買加選手波特表現耀眼，刷新美國選手麥克強森長達十二年的奧運紀錄，亞買加改寫了一百、兩百公尺和男子四百公尺的奧運記錄，波特成了田徑場上最耀眼的新星。在女子接力方面，最具冠軍冠軍項的亞買加女子選手，在進行第二棒和第三棒交棒失誤，平白丟掉一面金牌。近二十年來的奧運田徑賽中，幾乎都是黑人的天下，他們是競賽場上的黑豹家族，這群狂奔在非洲草原的民族，身上留著像閃電般的基因，他們要向世人展現祖先力與美的線條。

運動比賽除了是人類體能極限的挑戰之外，選手的肌力訓練、飲食控制、心裡素質培養，甚至選手身上穿的運動衣材質，一切都得在科學的系統下進行，訓練成果的差距，通常只有零點零幾秒而已，這一切的背後，正是國力的競賽的表徵。冷戰後，美、蘇兩國輪流擔任奧運大贏家，選手們和教練們都背負著「國家意識型態」的較勁，奧運彷彿成了的「令類的戰爭場域」，這是一場「各自闡述的光榮戰役」。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奧運場上最大贏家，然而這次北京奧運中國傲人的成績，以及北京奧運場地所展現的浩瀚工程，都顯示了中國正在往強國之路邁進，正因如此我們在美國觀看奧運轉播時，明顯感受到美國已經感受到中國的威脅，因為美國很清楚在奧運獎牌數的背後，其實是國力與競爭力的集體展現。

然而，主流的集體價值是不是奧運的全部？當我看到阿富汗女選手頭戴披巾跑步時，有人看到的是國家的落後度和宗教的保守性，但我卻深深地被這位女子吸引。我想，在脫掉「布卡」的背後，這位阿富汗女子應該有著許多扣人心弦的故事；對她來說，穿著短褲示人是多不容易的事，阿富汗女子所跨出的每一個步伐都值得我們為她喝采。

不知道是不是我血液中，曾擁有著波斯古老的基因作祟？我對伊斯蘭國家的電影題材特別感興趣；尤其是伊朗電影，十年前看了一部「天堂的孩子」，讓我對徑賽有一種新的體悟

這部電影主要是講述一對住在伊朗鄉下的兄妹，妹妹的鞋子被搞丟了，上上午課的哥哥一下課就得往家裡衝，將鞋子交給上下午課的妹妹穿，如此往返學校和家中，讓這位哥哥不知不覺成了長跑好手，哥哥最困擾的是，如何幫妹妹找到一雙上學的鞋子。有一天哥哥在學校公佈欄上看到參加「省」長跑賽的公告，公告中列出，第三名可獲得一雙球鞋，這讓哥哥有了參加比賽的念頭，不巧的是，哥哥錯過學校徵選賽，經過一再向老師央求後，終於取得測試機會。體育老師發現這位孩子是跑步好手，於是決定破格讓哥哥參加。比賽當天好手雲集，選手穿上各種名牌的運動服裝，只有來自窮鄉僻壤小學校的孩子們穿著品質奇差的服裝上場，比賽槍聲響起，這位哥哥腳上穿著幾乎磨平的鞋子，努力向前跑，但他盡可能讓自己的速度控制在第三名，後來哥哥的鞋子成了「開口笑」，排名一度落後，眼看終點即將到達，哥哥想拿到第三名的夢想破滅，於是閉上眼睛奮力往前衝刺，抵達終點時，竟然得了第一名。體育老師和校長抱這位孩子讓媒體拍照，直說這是他們訓練出來的；而這位哥哥卻難過的直飆眼淚，因為他根本不在乎冠軍與否？他最在意的是，第三名將擁有一雙可以讓妹妹穿的球鞋。

這部電影我看了好幾遍，每看必哭，這除了和我自身的生命經驗有關係之外（我小時候參加跑步比賽也是不穿鞋的），我更大的感觸是，成人世界所定義的規則和價值標準，是不是孩子唯一的依歸？當獎牌被化成可用的物質時，人對物質的需求其實是可超越比賽名次。這部電影提醒了我在觀看奧運時，不能只是看強者，而是得將部分心情投入其他不被注視的小國，甚至更為弱勢的族群，去理解並認識每個運動賽事中的細節，挖掘人最真誠的光輝。

再過幾小時奧運即將閉幕，這次北京奧運驗證了中國已經崛起，而我們由衷的期待，崛起的不只是國家的競爭力，更是人性光茫的發散，和對萬物的慈悲與包容。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兩位老人家對奧運小女孩的「對嘴事件」感到驚訝！他們無法理解為何主辦單位會做如此決定？孫伯伯一見到我就拿出一份費城的地方報紙給我，裡頭有一個漫畫，主要是諷刺北京奧運唱歌作假事件，內容是說，「如果這是假的，還有什麼不能作假呢？」後來我問幾個外國朋友對此事的看法，他們無法理解長相跟唱歌好聽有和關係？重點是為何要對嘴？為何要作假的？小女孩的心靈不會受傷害嗎？這樣對孩子的教育好嗎？但就在我看到美國報紙的前兩天，我看到華人報紙對整件事情的看法又完全不同；華人報紙說，「唱歌的小女孩楊沛宜很開心參與盛會，躲在幕後也沒關係，另外一位對嘴的小女孩林妙可一樣深感榮耀，能為國家站在舞台上」

　一位來自大陸的朋友跟我說：「雯靜，我認為這是西方國家的陰謀，他們存心想扭曲中國，看不得中國的藝術如此登峰造極，才會頻頻拿這些小事作文章，　奧運對嘴的例子到處都是，對自己的聲音也是對嘴，對別人的聲音也是對嘴，請問有什麼不同？」　我理解這位大陸朋友的說法，但我並不完全認同。老實說，　剛開始我反應並不激烈，只擔心小女孩的心靈會不會受傷？但我完全理解在美國甚至其他西方國家為何如此在意這件事。在西方社會「誠實」是很重要的價值，　譬如，在史丹佛大學校園停車場分成ABC三區，你停在不同區就得付不同價格，　他相信你會如實繳錢，但當校警一發現你沒如實繳錢，你的車將立刻被拖吊。另外在美國的馬路上到處有一種線叫做stop line的交通線，幾乎所有的車看到都會停下來三秒再走， 因為人得誠實，人得守秩序，交通才能安全無虞。所有的車看到行人得先禮讓，因為他們尊重人的價值，以及人的感受（這也是為何他們個人主義盛行的原因，但個人主義盛行國家是不是最不強盛了？）最重要的是，整個西方交易的價值體系，同樣建立在「誠實」的基礎上，包括你認為貨品不滿意，兩個星期內可以隨時退貨，因為廠商相信你絕對有你個人的理由，店員也不會給你擺臉色， 因為他相信你絕對是誠實，沒有惡意。 從這幾個小例子來看，我們不然發現「誠實」對西方的價值體系有多麼重要 ，因為這既是人格品行的根本， 也是資本體系運作重要的土壤。

相對地我們來看看中國，我同樣也可以理解中國人的想法，從清朝中末期朝廷腐敗，中國人不團結，我們才一直受外侮欺負，歷經上百年的奮鬥，好不容易團結起來，絕大部分的知識份子和老百姓都珍惜這樣的氛圍，於是大家擔心甚至反對任何有損團結氣氛的批評，於是凡事就以「國家之名」，以「奧運之名」作為一切真理的前題，結果是很多事情就變得很難討論，只要有人意見不同，就會被戴上「不愛國、甚至是分離主義的帽子」。但事情是不是這樣就會比較好呢？試想，我們是否得做足面子，為了台面上的顏面就將一切不堪的行為往桌子底下藏？到底我們在乎的是什麼？想傳給下一代的理念是什麼？我認為這的確是問題的重要核心。

這次來紐約遇到中國時報的主筆林博文，他非常氣憤地跟我說，「 一位現在在北京出版界很有名的人， 幫他的書拿去大陸出版後，莫名其妙地把他的名字寫在他前頭，他一個字也沒寫，憑什麼這樣做？ 重點是當他破口大罵這號人物時，他完全沒悔意，周遭的朋友還私下稱讚這位傢伙很行！ 因為他有能力這樣搞，完全沒羞恥心。」 我告訴林博文，並不是所有的大陸人都這樣，我就遇到過很多很棒的人， 他們人品好、修養好，但林博文的遭遇，讓我對北京奧運的對嘴事件，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撇開面子問題， 請問小女孩牙齒不好看很重要嗎？在我看來很正常、也很可愛，但官方為何要換？為何要採對嘴？在國家面子的前提下，小女孩是不是該被犧牲？誰真正在乎小小心靈的感受。我們應該在乎的是，國家機器所闡述運作的核心裡念是什麼？是絕對服從？是只論目的，而不問手段？是面子大於裡子的選擇？還是我們只需要指著人家的鼻子說，都是洋鬼子狹隘的民族意識作祟，我們已經對你們很寬容了，別一再欺負我們？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想法，這和陳水扁開記者會說，「 請台灣檢調單位去調查李登輝、宋楚瑜、連戰的帳目 因為他們貪污的更多。」 從陳水扁的例子或許我們就能理解，這樣的說法一點都不高明，完全迴避了問題的核心，是不是有點雷同？要讓別人尊重我們之前，我們得學會自重。

如果我們是枝會思考的蘆葦，就藉著奧運的機會，讓我們好好思考並面對這些問題，我深深地相信這將是中國進步的開端！一起加油！

        忙了幾天的「四大」稿子，沒上網，今天看到兩岸間對奧運的名稱，大家說詞仍閃爍，還沒個定案；就在兩岸都還沒正式對話之前，網友們就已經紛紛打起筆戰，看了內容才驚覺，原來我們心的距離還得在靠近些！

        兩岸的互動關係，我打一個比方，以前到人家家裡提親，雙方家長基本態度很重要，大家長都說了：「你們倆要互動的前提是『擱置爭議』喔！」，也就是說，以前你們各自的戀愛史，就暫時不要拿出來說了！還有未來家庭分工，也別在這裡說，簡單地說，你們得放開胸懷，大家先認識彼此，譬如說，彼此的興趣、人格養成的過程，和原生家庭的關係種種；等你們都理解彼此，大家再來談嫁娶的問題。

        我很清楚，不少大陸網友都會問，「哎！你們台灣很奇怪，『中國台北』有啥不好？你不是中國人嗎？」對！這的確是個好問題，不是好或不好的選題，而是我們的關係發展到哪個程度；更何況，這也無關乎「是不是中國人的這項選題？」

如果你想跟一個人交往，你應該會用她/他平常習慣的名字，他明明用「中華台北」好久了！你卻偏偏要叫他「中國台北」，這種感覺就像你才剛和人家成為男女朋友不久，就要叫人家，「我們家那口子，如何，如何…..！」是一樣的奇怪的。

        我可以理解我的大陸朋友們，對你們來說，台灣從來就是屬於你們的，只是暫時還沒拿回去，因為基於民族情感，以及國家不能分割的大前題，凡違反此原則就是不忠、不孝、不義，是國家民族的罪人。前陣子，看到了1950年代大陸對台灣的文宣品，上面寫著：「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然後，台灣也有同樣的文宣品，上面印著「我們一定要反攻大陸！」如果，你能懂政治，看穿政治的本質，我們就會知道，那個年代，人民的悲哀。

        如果你的心夠安靜，你的心夠寬廣，那請你細細地理解台灣，別動不動就要喊「打」喊「殺」，如果「維持人類和平」是我們的共識（人類無謂的戰爭，給我們教訓已經夠多了！）；台灣的歷史命運讓她對中國有複雜的情愫，她沒忘記自己擁有中華文化的根和血脈，但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國」來說，我們認同「中華民國」是歷史的選擇，因為我們也無從選擇，但在情感基礎上，我們仍屬「中華民國國民」。儘管在國際上，或是歷史課本告訴你們，「中華民國在1949年就消失了！」但我們依舊在這裡，坎坷而堅毅地活著（別忘了！1949年，中華民國還曾經一直合法地代表中國，一直到1971年退出聯合國為止。）

        在英文翻譯上，「中華台北」和「中國台北」，似乎一樣都是Chinese Taipei，但這意義不在對於國際怎麼看，而是「中華台北」在奧運已經用了二十幾年，這是一個兩岸當時都可以接受的名字，相對沒有爭議，讓這個名字繼續沿用，其實正是在「擱置爭議」的前題下互動；等到兩岸互動愈來愈順暢，大家愈來愈瞭解彼此，到時候再來看看，有無更名的必要性。

我想，我們兩岸的領導人和相關官員必有足夠的智慧，解決「稱謂」問題，因為只要我們的心往良善的方向想，事情就會往好的方向走，我的朋友讓我們良善的願力，為兩岸搭起更紮實的橋樑吧！

        從七月四號兩岸定期包機直航後，這些日子我的生活多了一項角色---「地陪」；北京朋友來電時我說：「雯靜，我們想去西門町看辣妹，行嗎？」（友人看了念萱的博客，對西門町非常好奇！）我說：「西門町是十三歲到十八歲之間的小朋友去的地方，另外就是五十歲以上的怪叔叔流連的所在，你們要去嗎？」和北京友人掛上電話後不久，又接到朋友來電，電話那頭，我聽到朋友振奮的聲音說：「我來到西門町了！這裡辣妹真多！」我說：「恭喜你，加入西門町怪叔叔的行列，成為西門町的一景。」緊接著我的北京友人又說：「雯靜，哪裡去看檳榔西施？」我開玩笑的說：「你現在應該是雄性激素充滿，小心流鼻血！」

        老實說，我看了旅行社安排的大陸旅行團行程，心裡有點難受，因為那些所謂的「風景名勝」，都是我們小時候畢業旅行的景點，如果大陸來台的友人看慣了大山大水，來台灣肯定會失望，而且認識台灣的玩法，得在生活裡頭去找才能玩得有滋有味（請看念萱的博客，哈哈！）。

在台灣看日出 不一定要到阿里山 在東台灣

台東的都蘭可以看太陽從海邊升起的畫面

聽說對著升起的太陽許願 願望一定會達成

都蘭海邊的細沙  都蘭是我最喜歡去旅遊的地點 是台灣的淨土

但北京友人對台灣的好奇和「性趣」，倒讓我回想起，大陸開放台灣探親、觀光初期，我周遭女性朋友的親身故事。

        1992年我剛從大學畢業，周遭不少女性朋友給自己的畢業禮物是，一個人隻身到大陸自助旅行，那年暑假結束後，我接到兩位女性朋友來電，她們都不約而同告訴我，她們戀愛了！一位是北大的大三學生，一位是在上海工作的青年，但當時網路並不發達，兩岸電話費也相當昂貴，思念彼此的方法除了寫信，還是寫信。在一個陽光的午後，我和兩位好友相約在咖啡廳裡，她們迫不及待告訴我，在大陸旅行時，如何相戀的細節；其中一位友人非常瘋狂，在最後一晚完全沒睡覺，友人說：「我們好像有一籮筐的話要講，我們分享著彼此成長的過程，話題總是說不完！」我看到好友臉上洋溢幸福的笑容，開玩笑地說：「想嫁人了！」友人說：「真不想回來了！」結果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其實，當時我們心裡都很清楚，這麼大費周章的兩岸航程，要去一趟大陸並不容易，誰也沒把握，如此遠距離的戀情可以維持多久！（如果當時就能直航，他們應該早就是大陸的『台灣媳婦』了！）

        昨天在捷運站裡，聽到一個操大陸口音的朋友向路人問道：「善導寺往這邊搭，是吧？」我對他給於一個友善的微笑，然後說：「沒錯！」，比起我接待北京的友人，這位搭乘捷運的朋友，真得讓我感受到「陸客真得來台了！」

我期待未來在搭捷運時，會聽到更多大陸朋友在捷運問路、聊天的聲音，因為當那天來臨時，代表我們兩岸的交通已經趨於正常化，而大陸友人來台的移動將愈來愈自由，如此，台北捷運將成為兩岸最浪漫的所在。

昨日鳳凰網鄒明大總監下令，「雯靜快寫博！」接到聖旨，趕緊發稿！其實，不是我發懶，而是目前「四大家族」的拍攝和籌畫工作，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回到家已經累到癱，加上本人最近正在調整體質（去年動了三次手術），遵照中醫指示，不喝咖啡、不熬夜，十二點乖乖上床，目前處在好轉反應階段，所以狀況特多，…….。念萱昨天吃中餐時跟我說，「雯靜，我的網友經常要我問候你！」老實說我覺得有點慚愧，於是決定振作精神，跟大家分享我去張學良故居的所見所聞。

張學良北投故居外觀

        日前，我和製作小組的伙伴們一起去勘查張學良位於台北近郊北投的故居，這是我們拍攝「四大家族」其中一段故事，也就是張學良和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和孔祥熙的互動往來。在這個十集的大視野紀錄片中，第一集以「西安事變」開場，最後一集我們以「西安事變」相關人物到台灣的相關互動作為呼應。當年擔任「西安事變」協調、斡旋角色的宋子文，在1963年2月從美國紐約來到台灣時，期間曾兩度拜訪張學良，拜訪的地點就是位於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34號的寓所。對宋子文來說，他對張學良有無限的愧疚之意；宋子文曾經不下十次，寫了多封書信、公文，也當面向蔣介石建議，「讓張學良自由！」但總是的不到正面的回應，宋子文心裡總覺愧疚，從1938到1963年，宋子文到台灣見張學良時，張已經被軟禁了25年。

1932年2月 宋子文代理國府行政院長 到東北熱河訪張學良

        在宋子文的回憶錄裡，他曾一再跟張學良保證，只要蔣介石離開西安，一定會保護張學良的安危。從史料上，我們仍無法得知，張學良是不是過渡信任宋子文，才決定非得送蔣介石回南京不可（儘管蔣介石一再叮嚀他不用同行），但張學良終究還是選擇成就蔣介石，因為他深知，當時中國的抗戰需要蔣來帶領，他常說：「我把泥菩薩毀了，終究還是要由我把頭給裝回去！」。於是張學良毅然決然送蔣介石回到南京，讓蔣介石保有社會聲望。

這個位置是張學良的主臥室

     在張學良故居裡，我們不知道哪一個角落，是當時宋子文來訪時，和張學良一起喝茶聊天的位置，但我想，這兩位當年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和斡旋者，一定曾經在這裡用過餐後，一起喝茶，遙望著遠處淡水河出口旁的觀音山，感嘆當年在西安的一切，往事無煙，只有沈默以對。那時張學良和宋子文都已是花甲子之年。

遠處的山叫做觀音山 是台北淡水河出口一座很美的山

     如今張學良的故居已經成為一家庭園餐廳，有意思的是，這個對抗日有關鍵性影響的人物，他所居住的地方，竟是當年台灣日據時期，神風特風攻隊員出征前的最後住所，這些日本帝國的空軍趕死隊員，在這裡狂歡之後，隔天就架著飛機，往美英的航空艦艇上的排煙管俯衝，他們用個人的生命，換取日本帝國的戰爭成果。當禪園的經理告訴我這個故事時，我心想，當年少帥應該知道這棟日式建築的歷史，但他如何能在乎呢？因為歷史一切的弔詭和諷刺，他應該早已釋懷，否則如何能活到一百歲呢？離開前，我站在張學良的照片前，靜默三分鐘，向那個曾經放蕩不羈的真英雄張少帥致敬！

今天我起了各大早，坐著高鐵從台北到高雄，參加「台籍老兵」許昭榮的音樂追思儀式。一個半小時的時間，我到了南台灣的高雄。這是間位於高雄鳳山市的基督教教堂，門口擺放著一張許昭榮先生平日從事社會運動的模樣照片，一頂運動帽和一襲中山裝，我彷彿看到老人家慷慨激昂地站在門口說，「我們不能讓台籍老兵的血白流」。在這個溫馨的音樂追思會裡，有詩歌、有讚美詩、有證道、有許昭榮先生昔日的影像，影像中我看到了那輛他自焚的六人座工作車，那輛我和伙伴一寧曾經坐過的車子。

        我該怎麼樣和你們說這個故事？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沒有選擇，無從選擇，他歷經台灣這塊土地最痛苦的折難，他有很多身份，他是日本兵、是國民政府軍、是白色恐怖受害者、是流亡海外的政治名單，……，許昭榮所有的「政治身份」都是被時代命運決定的，但就在許昭榮可以選擇自己時，他竟在人生不應該結束的時刻，在台灣大部分老百姓在迎接二次政黨輪替的時刻，他向上帝要了一個身份----「烈士」，他用最激烈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他要用「火」為那些在「國共內戰」中，命喪大陸的台灣四萬名亡靈，爭取歷史定位和尊嚴。

在他遺書上，他這樣寫著：「我依據自己的意志，以死抗議台灣歷任執政者長期對台籍老兵與眷屬之精神虐待。國不像國，政府不像政府；議會亂武，司法亂談；自由民主脫線；愚兵一世人！對現行退輔制度，偏袒『老芋仔』剝削『蕃薯仔』表示不滿。…….。」遺書最後強調，台灣政府重文輕武，欺辱軍人，他甘願死守台灣唯一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直到催生建立「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為止。

或許很多人都很難理解，為戰死沙場的弟兄蓋一個紀念碑，有這麼重要嗎？為一個公園要被改名成為「和平紀念公園」，要將「台籍戰士紀念碑」遷走，有這麼嚴重嗎，非得用這麼激烈的手段？五月二十號，我剛接到許昭榮自焚的消息時，我從驚訝、不捨、不解、嘆息，直到今天我參加了他的追思音樂會，我才知道，許昭榮在行事曆上將五月二十號的位置圈了起來，寫上訣別日，此時，我終於明瞭，他的死意堅定，他不願意看到，他奔走了將近二十年的成果，在高雄市政府一紙行政命令下，被任意搬遷。對許昭榮來說，台籍日本兵的命運已經夠卑微了，連紀念碑的最後所在地都保不住，他不願意再受屈辱，他用生命守護位於高雄旗津半島上的紀念公園，雖然他也知道，沒有多少人可以理解他心中的悲痛。

2005年拍攝第四部紀錄片「二戰下的台灣」時，一寧找到了一位身份錯綜複雜的台籍老兵，當時他正在為陣亡「國共內戰」的台籍老兵的建碑奔走，他以個人力量，散盡家產，組織了一個叫做「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四處陳請，希望台灣政府正視這群約莫八萬多名前往大陸參加「國共內戰」的台籍老兵，給他們家屬撫卹、讓他們進忠烈祠、為他們建「台灣歷代戰歿英靈紀念碑」。記得許昭榮曾對我們說，他不是要大家為這群台籍日本兵歌功頌德，而是要讓大家理解，在那個年代，沒人願意戰爭，他要提醒執政者不要因個人的政治利益犧牲了人民，他要喚醒人類對「和平」的期待，這是大家共同的心願。

1986年許昭榮在美國參加聲援人在獄中的施明德，一夕之間成了「政治黑名單」被撤銷護照，從此無法返台（直到1991年才得到平反）。流亡加拿大後，他取得加國的政治受難者的護照，成了加拿大公民。有了這樣的身份，許昭榮第一個念頭是，「尋找滯留在大陸的台籍戰友及遺骨」，這是當時他擁有中華民國護照無法達成的事，於是他開始只開行動。在線索不多的情況下，許昭榮從加拿大獨自前往渤海長山島上的亂葬崗裡，透過當地友人的協助，他找到友人的遺骨。也是在這次的旅程中，許昭榮意外的尋找到了國共內戰後，被俘虜而滯留在大陸的台籍國民政府兵。

1989年許昭榮發起了「台籍老兵要回家」運動，這是個漫長的政治訴求，從此許昭榮開始往返大陸和加拿大之間，為這些大陸的台籍老兵奔走，他尋找到了身份比他更複雜的同袍，包括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的台灣日本兵、國共內戰的國軍、抗美援朝的解放軍，這趟旅程讓許昭榮證實了國府七十師及六十二軍曾經在台灣「募兵」的祕史。後來，他調查出滯留在大陸的台籍老兵將近一千人。這群滯留在大陸的台籍兵歷經文革，雖受盡苦難，但無論如何都已在大陸定居將近半世紀，真是「鄉音已改、鬢毛衰」；記得當時曾經訪問一位返台定居的「滯留在大陸的台籍老兵」徐騰光哽咽地說：「我回到台灣和家人相聚在一起，我的弟弟望著我說：『哥哥，我看著你，你的確是我的哥哥，但你為何說話的聲音，和我們完全不一樣』。」的確，在大陸生活了五十多年，這些在大陸的台籍老兵鄉音早已不再，回到台灣這故鄉，對他們而言，也早已不是記憶中的故鄉了。

記得當時拍完「二戰下的台灣」後，我介紹了各種在日據時代參加二戰的台灣人，同時我也介紹了在日據時代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人，例如李友邦先生在福建浙江一帶抗戰，戰後回到台灣竟成了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這部紀錄片整體來說反應分常激烈，尤其是當大陸觀眾或網友大都從「國族主義」的觀點來看整部紀錄片，更是批評聲不斷，甚至有網友認為，台灣人願意成為日本人的戰爭武器，後來又被日本政府遺棄是他們罪有應得，他們更不能理解的是，這群愚蠢的台灣人竟然還還念日本政府。

某種程度，我可以理解大陸觀眾的心情，但我的初衷很簡單，這是台灣土地歷史印記的一部份，我希望大陸的觀眾可以理解台灣，也可藉此理解，「台灣本土意識」萌芽的原因；對許昭榮類似命運的老人家來說，或許歷史命運讓他們發現身為台灣人的無奈和悲哀，但民進黨執政後，也讓他們進一步的知道，「國族主義」不是所有問題的答案，問題在於政治的現實，問題在於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問題在於人民的自覺還太少，問題在於媒體關心政治八卦和鬥爭勝過於弱勢團體的權益爭取。簡單地說，解決台灣被操弄得政治命運，一昧地只是訴求，由台灣人來統治自己的命運，也不是所有問題的答案，人民的覺醒和政治制度的設計，當權者心中有人民，並將權力回歸於人民，才是根本。

我該怎樣和你們說這個故事呢？如果我們都有顆柔軟的心，你就能理解我說的，理解並不一定要認同，但理解可以讓我們心的距離更近。

會中，吳伯雄向胡錦濤表示：「我要鄭重的指出，台灣人民要安全、要尊嚴、要有合理的國際活動空間，這是台灣朝野上下一致的共識，也是我們要維護與爭取的。」 吳伯雄強調：「但我們也非常的清楚，台灣意識不能扭曲成台獨意識，那就不利於兩岸關係，傷害到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這是本黨不能認同和接受的。」胡錦濤善意回應指出，關於台灣同胞參與國際活動問題，他們了解台灣同胞在這問題上的感受。「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已經明確指出，「促進恢復兩岸協商後，討論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包括優先討論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的問題」。胡錦濤認為，他相信，雙方共同努力，創造條件，通過兩岸進行協商，這些問題會找到解決辦法。「我們會有智慧找到可行的方式」。 （摘錄自中國時報）

我非常贊同胡錦濤的說法，他說：「先要建立互信，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是雙方建立互信的根本基礎，只要在這個核心問題上立場一致，其他事情都好商量。其次要擱置爭議，兩岸關係發展中還存在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也還可能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一些癥結問題一時不易解決。「我們應該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務實面對，妥善處理」。（摘錄自中國時報）

「互信」的確是兩岸人民必須建立心理平台，兩岸如果沒有「互信」，很多事情就只能談到表層，一旦涉及敏感議題，僵局就會立刻出現。但「互信」要有長期的交流過程，彼此要拿出誠意和善意，在每個交流的事件中，累積共同經驗和信賴。

        就在看著「胡吳會」的電視轉播時，我正在進行「四大家族」的腳本製作，其中有一部份是處理蔣介石和「國共合作」的這段歷史。近代中國歷史的「國共合作」，嚴格地來說，共有兩次。

第一次是從1923到1927年4月：當時國共的共同目標是，打倒帝國列強和北洋軍閥，於是在這段時間裡，雙方還一起為黃埔軍校的建軍共同努力。

第二次是1937到1945年：國共雙方為抵抗日本侵略，共同組成的抗戰隊伍。

當然這兩次的合作，後來都失敗了！而且兩次歷史合作後的定律是，用「戰爭」收場。國民黨的剿共在第一次合作後啟動，而打了快十年，一直把毛澤東打到延安，這次蔣介石差點把毛澤東滅了，但第二次合作後的「國共內戰」是毛澤東差點把蔣介石滅了，蔣介石到了台灣。

歸結兩次「國共合作」為何後來都失敗了，原因很簡單因為蔣、毛都想各自為王。蔣介石在黃埔軍校曾經發表這樣的談話，他說：「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一個革命要很成功，只能有一個司令部，只能有一個黨來領導，如果一個革命有兩個主義兩個黨，兩個司令部的話，這個革命一定不能成功。」後來，蔣介石就提出來，凡是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都要退出共產黨，做單純的國民黨員。當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都是國民黨，毛澤東不僅是國民黨，而且是國民黨中央的代理宣傳部長。

為了徹底解決國民黨之間的矛盾，蔣介石提出「國共兩黨」合併的構想，以一個叫做「國民革命同盟會」的黨來代替，目的是解決中國的路線之爭，讓兩黨建立更緊密的連繫，所以得取消國民黨，也得取消共產黨，但蔣介石的想法終究沒實現，兩黨矛盾不斷產生，於是取而代之的是蔣介石的「剿共」行動，一個慘忍的血腥報復。

    從歷史脈絡來看，兩次國共合作後的破局，都是因為「私心」，以及「互信」基礎的薄弱。蔣介石和毛澤東在握手言歡之時，心裡都在較量著彼此的實力，盤算著各自的利益。有時候我會突發奇想，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國共內戰」，中國會是個怎樣的局面？嚴格地說，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沒有將中國統一，因為在統治疆域上，各自都留下遺憾。而這個遺憾留給了現在兩黨再次對話的空間，也留給後人努力的機會。但我由衷的希望，我們可從歷史的經驗中，尋找出兩岸未來可行的政治模式，因為答案往往是要從歷史經驗中去尋找的。

        這段期間，我想我們眼淚都沒停過，但除了流淚、捐款、捐血、祈禱之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每次只要一看到災區新聞，我總會不自主的掉淚，那遙遠台灣九二一大地震的恐怖記憶，就像幽靈般的湧上心頭；我承認，我很脆弱，在需要堅強的時候，淚水總是氾濫。今天一大早，我在進行助唸時，忽然浮現一個念頭，全華人要有長期關懷災區的心理準備，而這整個活動的概念是

「從大面積的捐款活動，開始進入點對點的人道關懷！」

具體行動如下：

（一）       企業大規模進行校園重建認養

現在的企業講究的社會責任，國家有災難，企業原本就應該跑在第一線；台灣九二一大地震的災後重建工作中，企業認養校園重建，讓將近九百所學校的校園重建工作，其建築品質得到最好監督，而且速度和效率都比政府來得快，而這些學校的樓房就以企業的名稱或領導來命名，大陸政府可以考慮這方面思考，號召企業成為一種集體的力量。

（二）       企業的員工發動災區兒童收養救助活動

一場地震造成無數破碎的家庭，尤其是父母親在地震中罹難的孤兒，他們未來的人生還得繼續，企業員工可以增對這些孤兒進行認養，除了長期給於關注和愛之外，他們未來的就學和生活，都需要有人持續的捐獻，總不能讓這些人全都送到孤兒院去，就算了事。重點是，他們的心靈重建工作是一條相當漫長的路。

（三）       組織家園重建委員會，結合民間的企業實力和政府力量，搭建受災社   

區，協助災民恢復生活秩序

                家園重建工作是最複雜、為艱鉅的工作，需要龐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投

入。例如，搭建臨時住屋（這方面的工作台灣的慈濟等宗教團體很有

經驗），幫助災民恢復生活秩序；政府進行災後的職業訓練，讓災民可

以很快地自食其力。當然這些災後重建同樣得搭配心靈諮詢，讓災民

得到心靈治療，否則整個災區災民的心理和情緒問題，都會是未來不

可預知的引爆彈。

        台灣老百姓都知道地震的威力，所以對四川的大地震非常能感同身受，台灣也曾走過大地震傷痛，知道這期間有多少複雜的問題有待處理。總之，賑災是一條漫長的路，一定要有方法、有節奏的進行，而電視媒體業要持續關懷，千萬不要只是消費災區居民的苦難，讓我們發揮兩岸人民的智慧，共同攜手度過這場浩劫！

        目前台灣的宗教團體已經開始發起志工的救災活動，如果不出預期，同樣對對地震感同身受的台灣各社團，將會發起捐獻活動。但我認為，這樣是緩不濟急的，其實台灣應該緊急加入「緊急救援」和「醫療救援」兩大工作，因為人命關天，我們不知道現場還有多少人被活埋在瓦礫堆裡頭，千萬別錯過黃金搶救時間，所以台灣海基會應該立刻成立緊急救難隊伍，台灣曾有大地震的救災經驗，這些人的加入對救援工作應該有所幫助（總是團結力量大！）；另外，成立醫療救護小組，協助將醫療用品送往四川，並在現場加入救護行列。

我將這些想法告訴我身邊的朋友，他們都說，「雯靜你的想法，應該很多人都有，但你覺得阿扁在下台前，他會願意幫馬英九搭起這個『政治表演舞台』嗎？」我說：「阿扁如果聰明，就應該宣布台灣政府願意全力協助救災，這涉及兩岸不可分割的情感，這是人命關天的事情，我們就讓政治擺一邊，救人第一。如果阿扁願意這樣做，泛藍的選民也會為他喝采，同時也可稍稍轉移一連串的台灣外交弊案；對阿扁有絕對的好處」朋友說：「追外交弊案不能因地震停，這是台灣外交之恥！」我說：「台灣外交應該採取『歸零政策』，不要再跟大陸比誰的財力雄厚，然後瘦了兩岸老百姓的納稅荷包，肥了這些小國家的官員；因為這些所謂『台灣忠實的友邦』都是花錢買來的，簡單地說，都是假的，要假的友邦做啥？只是讓台灣選出來的總統花一大比錢去度假，不是很好笑嗎？」

朋友好奇的問：「什麼叫做『歸零外交』？」我說：「歸零就是完全不再花錢買外交，停止和大陸的外交競賽，看看屆時有多少國家願意和我們作朋友？總之，得改變金錢外交的形式，而台灣要做的是『建設外交』和『人道外交』，所謂的『人道』就是哪裡有災難，哪裡需要救援，台灣就會立刻站在第一線，讓台灣成為世界人道形象的代表，從實際救援來建立彼此情誼。其實，台灣的外交關係，說穿了是，台灣如何和大陸、美國，以及日本，維持穩定的和諧關係；儘管很多大陸網友可能極不認同，兩岸的關係得放在外交的天平上，而是應放在內政問題上，但不論是外交還是內政（這就是兩岸需要摒除的差異，擱置爭議，不要再談這些無聊的定位問題！胡錦濤說的。），台灣必須有新的外交思維。」

我很難預測，在台灣新舊政權交替之際，面對四川的救災工作，台灣能否有積極性的作法，但我期待也祈禱，在政治問題還混沌不清前，至少宗教和社會團體能發揮一定的力量，畢竟有很多生命，正和時間在賽跑，我們得加緊步伐。

台灣的股市現在流行一句話，叫做「馬上好」！簡單地說，馬英九上任後，開啟了台灣的經濟美夢和幻想，其中最具體的一個夢想是，兩岸的「三通」可以提早實現、經濟限制大幅放寬、商機變多、政局穩定等等，但幻想總是美好的，我們只能說，馬英九和台灣人民的蜜月期可能很長，但也可能很短。

檢視馬英九的執政魄力和能力，兩岸的互動絕對是重要指標，尤其是選前他所說的政治支票，「七月四號要讓兩岸直航」，這句話到底是選舉語言，還是確實有把握的話語，很快就必須被檢驗。老實說，兩岸直航議題，並不是馬英九說了就算，還需要和北京多方的溝通和協調，他才剛上任一個多月，如此繁瑣的直航事宜，包括北京先前一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的談判基礎，這裡說的一個中國，到底是不是先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原則，都得再次釐清和確認，也就是說，單就「一中」原則，儘管台灣已經是藍營執政，兩岸仍得花些時間處理；因此，「七月四號」直航，極有可能跳票。

為了不讓直航跳票太難看，新政府最有可能採取的權宜之計，就是先實施「假日包機」，作為直航的過渡政策，而這個包機方案已有實施先例，操作難度相對低，也可以作為未來直航後，班機班次的有效評估。問題是，這和人民心中的期待和評估或差會不會很大？老實說，台灣老百姓很容易滿足，只要台灣政府作了，總比沒做還好！

但面對直航議題，馬英九不能再和扁政府一樣，必須盡可能脫離政治的意識型態操作，顧及北京的政情，也要兼顧台灣利益；因此，馬英九上任的就職談話，是雙方互動氣氛的重要指標。事實上，馬英九在競選期間的兩岸立場宣示，應該是未來的重要參考依據，那就是”不獨、不統、不武”的三大原則，其實馬英九的三大和胡錦濤在最近和連戰會談的十六字箴言，“建立互信，求同存異，擱置爭議，共創雙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兩岸如果能在這共識基礎下，營造好的會談氣氛，積極地對兩岸事務展開協商和談判，只要能不斷交出會談成績單，藉由降低台獨人士對北京的緊張情緒，拉近台灣和大陸的距離，這種對台灣的「柔軟身段」，將有利大陸的國際政治聲望，當然對兩岸的經濟情勢都能互蒙其利。

除了兩岸關係的掌握之外，馬英九的領導風格將被嚴格的檢視。老實說，馬英九和陳水扁一樣都是選舉的產物，也經過民意的洗禮，他們都非常在意民意的走向；從另一個觀點來看，馬英九如果太在乎民意，看民調來調政策，將會走在陳水扁的老路上，許多政策將會出現捉襟見肘的窘境，譬如，台灣油、電價該不該一次漲足，誰該被補貼？財政不足，該不該加稅？台灣教師該不該被課稅？所謂「愛台十二項建設」錢從裡來？可不可開放陸資參與投資？當行政院長劉兆玄他的政策意志，和馬英九認定的民意違背時，馬英九能不能捨民調，面對壓力，完全支持劉兆玄，甚至減少干預行政院，讓行政院發揮實權，馬英九只負責國防、外交和憲政體制維護的大原則，花長時間思考台灣問題，而不是一天到晚參加剪綵，成為一個愛曝光的作秀總統。嚴格地說，馬英九喜愛鎂光燈的程度，不亞於陳水扁，差別在於一個長得比較帥，媒體對馬英九的寬容度比較高，但馬執政後，這些優勢會慢慢消失，畢竟台灣媒體對政治人物的監督傳統，已經很難被撼動。如果馬英九和劉兆玄的關係因政策走向不同，而出現矛盾，將嚴重影響內閣的穩定性，對馬英九和台灣都將非常不利。

最後是馬英九和國民黨中央的關係將會如何發展？儘管馬英九一再強調他是「全民總統」，在近期內應該不會選擇兼任國民黨主席，但以執政的實踐力度來看，馬英九如果沒有控制國民黨中央，對立法院的國民黨籍立委，就很難太多的約束力；換言之，這些扛著國民黨旗幟的地方派系立委，沒從國民黨執政拿到實際好處時，他們也可以在立法院形成次集團體，左右行政院的政策方針，這些立委對馬英九將是很大的隱憂，馬英九要放任這些人，還是要處置這些人，如果他沒有國民黨主席的身份，他該如何執行他的意志？

整體來說，馬英九上任後，雖然在陸委會的人事案上，引來爭議和波瀾，但截至目前為止，馬英九在大方向的掌握，還算令台灣老百姓滿意，我們由衷的期待，希望馬英九未來執政，根本不需要蜜月期，而是直接上軌道，老百姓回歸現實，該批的就批，該罵的就罵，當然該掌聲的，也別忘了來點掌聲！

台灣新領導人馬英九一公佈陸委會主委由前台聯立委賴幸媛擔任時，大家一陣錯愕，包括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都表示不解，泛藍立委還說，馬英九正在玩險棋，似乎對台灣「中國熱」加溫有疑慮，給兩岸互動增添變數。在一片搖頭驚愕中，

馬英九的這一步棋截至目前為止沒有多少人看得懂，但細細思量台灣的政治生態和兩岸的政治現實，馬英九將綠營人士擺在兩岸政治對話的第一窗口，其實不但充滿誠意，而且還有助於兩岸未來互動發展。

道理很簡單，馬英九的執政團隊相當清楚，對台灣本身來說，未來兩岸最大的絆腳石，不是泛藍的支持者，而是來自泛綠的壓力，馬英九將泛綠色彩的人士擺在陸委會的位置，一來凸顯他不想只是當泛藍的總統，二來他可以利用賴幸媛的政治背景，在立法院內降低泛綠立委的砲火，讓兩岸政策在較為緩和的氣氛下進行。簡單地說，就兩岸未來更友善的互動思考來說，賴幸媛是替馬英九掃除未來兩岸的台獨路障的幫手。

另外，馬英九向李登輝借將的說法，也是馬英九刻意削弱民進黨的政治實力，表面上打尊李牌，亦可讓民進黨毫無發揮空間，可說是一石二鳥。

套據鳳凰衛視行政總裁劉長樂說：「中資不是洪水猛獸。」同樣的，「泛綠人士也不是洪水猛獸。」說穿了，兩岸的中國人都是務實主義者，而且政治是一場耐力賽，新手剛上陣大家都還在暖身，總得上場後，大家再來評頭論足也還不遲！

在博鰲會尚未啟動前，台灣許多媒體都在猜，胡錦濤會用什麼形式來接見蕭萬？我告訴台灣的媒體同業說：「北京應該會在奧運聖火傳遞不順的過程中，在博鰲會中製造與台灣的近距離接觸，稀釋西藏和聖火問題的新聞濃度，這對北京有利，對台灣也有利，是一個製造雙贏的好時機。」當時我的朋友有點半信半疑，問我說：「你可有消息管道？」我說：「沒有！這只是政治判斷。」老實說，這是新聞人的政治直覺。當我真得看到了「胡蕭會」的新聞傳回台灣時，我心想，這是兩岸難得踏出的第一步，一定要珍惜，要繼續努力下去！

星期日早上十點到家裡附近的便利商店買報紙，主要是想看看台灣幾大媒體對「胡蕭會」的反應和評論，先生出門前，特別叮嚀我說：「很久沒看『自由時報』了，買一份來瞧瞧！」（自由時報是台灣比較傾向綠營的媒體）我總共跑了四家超商，終於看到僅存的一份「自由時報」躺在那裡，中國時報全部賣光，唯一剩下的是「聯合報」（中國時報政治評論立場比較走中間路線；聯合報幾乎完全偏藍營）我好奇地問店員，「最近報紙誰賣得最好？」（蘋果日報除外），他說：「最近中國時報銷路有大幅改進，自由時報也不錯，聯合報維持平盤！」我聽了，心裡有了底，原來台灣老百姓在國民黨執政後，他們開始觀察，中間和綠營媒體怎麼看政治變化？老百姓主動在心裡做了言論上的制衡和觀察，因為他們主動斷定，聯合報會太過吹捧藍營而失去觀察準則。

基本上，自由時報的評論其實很八股，脫離不了綠營的傳統思維「盡在胡錦濤稱蕭萬長為『蕭先生』這議題上打轉，說蕭萬長做為台灣副總統卻願意自我矮化，丟盡台灣人的臉！」把博鰲會批得一文不值。而聯合報的論調，則以「胡蕭會：以行動智慧創造歷史機遇」為題，寫了一篇頗有深度的評論文章。評論中寫到：「『胡蕭會』在務實低調中，創造出珍貴的歷史價值，台灣不是西藏、台灣不是香港、台灣要珍視『中華民國』的歷史意義，不要陷入胡先生和蕭先生這種政治語彙裡。」嚴格地說，我認為這不是個適合大談稱位的時刻，民進黨以前執政時期，就是把自己困在這種盡想要面子、又要有裡子的事，結果很多事情都變的窒礙難行。

我認為，台灣想要別人尊重，就得先學會尊重別人，做出讓別人尊重的成績，而不是你稱我什麼？我叫你什麼？這種在表面上做功夫的議題。我見過最酷的名片是完全沒有頭銜，只有名字，他們有大企業的老闆、宗教界的精神領袖，他們不要我叫他們的頭銜，而是要我稱他們的名字，他們總是說：「我們是一樣，這世界每個人甚至萬物都是平等的。」我很被感動，也很有感觸，權位和名利在他們身上，但他們卻可以如此雲淡風清；真正瞭解尊重本質的人，不是看他擁有多少權力，不是看他的頭銜，而是有多少人願意接近他、傾聽他、尊敬他。用在國家和企業領袖皆是如此；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是人們樂於成為他的子民，而不是迫於武力與無奈；一家企業之所以成功，是他的員工不想離去，外面的菁英一心想湧進來。作為一個有思想的人民，要看清政治權力的相關本質，才不會陷入國族主義的思考模式裡；這是台灣和大陸都需學習的政治課題。

「胡蕭會」為兩岸未來互動，開啟了一個新契機，和諧的政治氣氛絕對是未來談判的必要前題；儘管我不願意說，在聖火和西藏問題上，北京讓台灣沾到了一點好處，因為這樣的說詞，對兩岸一點幫助都沒有（這是自由時報很重要的言論之一），但我們只能說，政治互動有時不是單一條件就能具足，而是有種種錯綜複雜的原因交錯而成，如果北京這時營造和台灣和諧，以及高規格的對待，對彼此都是有利的，這難道不是個意外的雙贏嗎？而雙贏絕對是未來思考兩岸政經的主流策略。最好有這麼一天，我們有機會聽到的兩岸領導人見面時，胡錦濤說：「英九兄！」而馬英九說：「錦濤兄！」我們期待那天的到來！

        嚴格地說，我並不完全贊同江春男的說法，因為這些零星的抗議，並無法撼動奧運的舉辦，就連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要求美國總統布希拒絕參加奧運，在我看來也只是選舉的宣傳語言，因為依目前美國的經濟實力，美國政府清楚地認知，他們必須好好善待北京政府，而世界幾個工業大國也沒有國家的領導人會愚蠢到用人權問題，來減損自己國家和大陸貿易的經濟籌碼，但他們非常樂見於呼天搶地喊人權的NGO團體四處抗議，這表示他們的國家是進步的，是民主的；說穿了跳梁小丑的事別人去幹，老子等著上轎逛大街，依舊風光上陣。

        至於博客上千篇一律完全以「民族主義」為核心價值的思考模式，讓我看到「運動」與「愛國政治」巧妙結合的政治操作。其實，當我們陷入運動世界的國族主義裡，任誰都是瘋狂的，譬如世界足球賽事裡，瘋狂的球迷看到自己國家打敗世仇隊伍時，那種狂喜、驕傲、滿足，觀賽者彷彿自己也參與了這場戰役，民族得到救贖，剎那間充滿了自信；誰都陶醉，誰都喜愛，誰都會不客觀，但有誰在乎「狹隘民族主義」的無情批判呢？因為運動競技場上，就是這麼刺激，沒有灰色地帶，不是贏、就是輸，勝者才有光環。很大陸朋友跟我說，他們不理解為何那麼多人台灣愛看棒球，甚至愛看美國大聯盟王建民的賽事，我說你們有多瘋姚明，我們就有多迷王建民；但對台灣大部分的老百姓來說，就是一種民族光榮的慰藉，尤其當自己的精神價值感到無所依靠時，運動賽事是最好撫慰。

1980年冷戰後期，美國抵制莫斯科奧運，隔四年，蘇聯也還以顏色，抵制美國奧運，奧運成為兩大世界強國互相凌辱對方的政治操弄，這是奧運史上一個污點，但也說明了，運動有時不純粹是體育競賽，只要政治這隻手想要玷污她，都是輕而易舉之事，但政治這雙手能不能伸進去，就得看國際地位和實力。由這樣的觀點論斷，那些深怕奧運會被西方世界搞砸的人們，我認為，以大陸的國際實力，其實大可放心；除非在接近奧運前，又有類似暴動的事件發生，或許這才是比較值得憂慮的。

        前些日子去了北京，看了北京奧運建築，感嘆北京政府的魄力、建築師的狂想、建築工人的偉大，但也被這個翻動的北京城，昔日部分殘存的古典建築，交錯在現代建築中，而感到深深嘆息！作為一個旅人，我無權說三道四，畢竟只是粗淺的觀察，但我只能說，我愛舊胡同的風情，勝過被人們高舉的偉大建築。倒是同行的台灣團隊中和幾位北京朋友聊起運動競賽時，台灣團隊中的同事突然開啟了運動競賽的話題，這位同事說：「我常常為大陸在國際比賽中，能經常獲得賽事佳績感到與有榮焉，但為何當來自台灣的運動選手，在國際競賽場上，得到冠軍時，高舉中華民國國旗時，大陸的教練或是隊員就要來扯我們的國旗，原本大家和諧共同喜悅的氣氛，在這個時刻，彷彿又回到蔣介石和毛澤東對立的年代。」北京的朋友們聽了有點瞠目結舌，直說：「有這種事嗎？」台灣的同事異口同聲說：「就是有啊！」我補了一句話說：「套具大陸人常說的話，『這種傷害民族感情的事，千萬使不得！』台灣同胞認同中華民國，總比認同台灣共和國要來的強吧！所以北京想拉攏台灣人心，或許真該鼓勵善待『中華民國』國旗，因為『和平、統一』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尊重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