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邀请你到自家做客，你却戴着口罩去赴约，这显然对主人很不礼貌很不友好。对这种带着羞辱意味的不礼貌行为，作为主人的北京没有愤怒地反击，也没有拒绝这样的客人，而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气度，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表示:“没有必要考虑戴口罩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戴口罩，那就是给你的行囊当中多增加了一点分量，我想它是用不上的。”

宽容外国人戴口罩的行为，并相信他们根本用不上，自信能让戴了口罩的外国人后悔口罩增加了行囊的分量——这个幽默、机智、巧妙的回应体现了东道主应有的胸怀和大国的心态。这种表达中包含着这样一层自信:你可以戴口罩来参加北京奥运，这不是对北京的羞辱，而是你对北京空气的不了解。

这个回应也表现着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批评上巨大的态度转变。面对西方人借奥运对中国的批评，中国人曾充满了“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误解”、“为什么中国人想做点事别人就是不让”的愤怒感和挫败感，曾带着受害者的情绪愤怒地反击和激烈地抵制——可经过半年多在奥运问题上与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国人渐渐习惯了西方的批评，渐渐学会了理性、宽容地与西方人交往；明白了中国要习惯在别人的抗议声中办奥运，习惯在世界挑剔的目光下成长，没有哪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伴随着如潮的抗议声。

就拿外国人带口罩参加北京奥运这件事来说，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借机给中国难堪。中国崛起触及了其实质利益，他们带着抵触、不满和怀疑情绪，认为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与他们不同的大国崛起后会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威胁，于是借奥运这个舞台杯葛中国。二是对中国不了解。他们许多人从未来过中国，对中国很多是通过媒体报道和电影形象了解到的，其中充满着误读、误解和夸张——比如外媒就经常渲染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其实正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官员所言:“北京其实已经几乎达到申奥时所做出的所有环保承诺。”北京已经为改善空气质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根本不会影响到运动员比赛，但许多外媒仍在不断渲染北京污染问题，于是运动员会产生戴口罩参赛的想法。

显然，这一切都源于缺乏沟通。对于误解只有通过加强交流和沟通来消除:你对中国崛起有抵触情绪，好，作为东道主我们会通过展现开放的政府、成熟的国民和文明的环境消除你的抵触。你对北京的空气环境很不放心，好，你可以带着口罩来，但北京会通过清新空气和达标的环境消除你的戒心，让你摘去口罩，让你后悔带口罩。如果你体验过北京的空气后仍决定戴上口罩，那才是北京的耻辱。

根本不用愤怒地反击，在这份大国国民的自信和宽容面前，那些口罩会自惭形秽。

曹　林

　　奥运改善了北京的公共交通设施，地铁开通了新线，更换了旧车，增开了车次，出门比以前方便、舒适和快速多了，可近来我每次坐地铁时仍然感觉很不舒服，不在硬件而在软件上——6月起坐2号环线时，每次都能听到地铁广播里循环播放着播音员威严的声音：奉上级指示，北京站封站，本次列车经过北京站时不停车。虽然我不必从北京站出入，封站对我没有影响，但这个总在我耳边响起、带着浓厚的旧时代色彩的“奉上级指示”让我听着很别扭。
　　不知道地铁北京站为什么要封站，据说有两个口售票厅暂停使用后大量客流造成另两个口客流量猛增，超过承受能力，危及运营安全，出于安全考虑才封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封站，毕竟封站给许多人的出行带来不便，所以总得把封站原因说出来跟乘客解释一下，地站毕竟是一个相对敏感、对安全度依赖较高的特殊行业，乘客会理解为了自身安全而作出的限制。可有关部门的封站通知是那么的傲慢和居高临下：奉上级指示。
　　奉上级指示——所说的上级是谁，是谁的上级，谁又是你的下级啊？你地铁运营公司是官僚部门还是服务行业，乘客花钱买票乘坐你经营的地铁，乘客是你的服务对象，是你产品的消费者，是你的“上帝”，而不是你呼来喝去、颐指气使的下级。行政官僚系统中等级森严，下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指令，但消费者与企业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听命”是有条件的，你得给消费者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让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为什么”。而有关部门什么具体原因都不想解释，一句“奉上级指示”就打发了乘客，让乘客非常恼火。
　　这种“奉上级指示”式的通知还经常出现在乘客坐飞机时。机械出现故障，奉上级指示取消本航班；因天气原因，奉上级指示原地待命；或者直接就是“奉上级指示排队等候”——机械出现故障，为什么不告诉乘客机械哪里出现了故障，为什么会出现故障，多长时间可以修好。因天气原因，到底天气出了什么问题，哪里的天气出了问题。跟乘客说清楚了这些原因，既拿出了方便乘客去证实或证伪的诚意，又尊重了乘客的知情权，避免乘客产生蒙在鼓里被航空公司忽悠的焦虑——当下愈演愈烈的航空公司与乘客的冲突，正源于这种傲慢的“奉上级指示”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乘客对这种居高临下、不尊重乘客知情权的霸王态度极其反感。
　　“奉上级指示”在昔日全权社会曾经是一个非常流行、见惯不怪的词汇。由于所有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所有利益和资源都要通过政府权力去分配，于是整个社会系统都官僚化、衙门化和行政化，所有的单位都类政府化、二政府化，人际间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就是权力依附关系和上下级关系，所以人们做许多事情都要“奉上级指示”。结婚要听“上级指示”，外出旅游要听“上级指示”，买个电视要“奉上级指示”，甚至连厕所整修都挂出“奉上级指示，女厕暂停使用”的通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资源越来越从政府转移到社会中，许多资源越来越依赖市场分配，社会人们之间越来越多是平等互惠的市场关系，“奉上级指示”也就越来越淡出社会。
　　可市场化改革并不彻底，还在市场中留下了许多半行政化半市场化的改革怪胎，像铁路、民航、电信等企业，一边享受着市场化赚钱的好处，一边又享受着行政垄断的好处，这些行政垄断单位虽然市场化经营了，但因为拥有行政权力赋予的专营权，所以他们毫无市场化企业的服务意识，骨子里还是那套官本位思想，所以“奉上级指示”这种全权社会的遗产不断从他们口中吐出来。

原来是“最牛”绑架了“更牛”的手

曹　林

前几天河南信阳国土局“史上最牛处级别墅群”遭网络曝光后，当地政府很快做出反应，责令官员写出深刻检查和补齐应交房款——舆论对这个处理非常不满，认为一纸检查换一套别墅怎一个便宜了得，有网友羡慕称给一套别墅写几万份检查都愿意。为什么处理如何之轻呢，除了官官相护、治吏不严外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原来在这座“最牛处级别墅群”背后还有一座“更牛的副厅级别墅群”！没有最牛，只有更牛，原来是“最牛”绑架了“更牛”的手。在媒体的追踪下信阳那座“更牛副厅级级别墅群”也浮出了水面，在豪华程度上是“最牛”的爷爷。

有了这座“更牛副厅别墅群”，一切疑问也就有了答案，一切不好解释的也都解释通了。为什么最牛别墅在舆论曝光前无人追究，为什么曝光后别墅的主人们那么毫不心虚，为什么当地政府对他们的处理那些轻飘，为什么那些被处理的干部连写份检查都感觉十分委屈，原来背靠“更牛”的“最牛”比什么都安全，原来是“最牛”绑架了“更牛”的手，原来“更牛”是想通过“从快从轻”处理“最牛”将其当作挡箭牌。

真是难为信阳那帮官员了，自己住着比最牛更牛的副厅别墅群，面对下属的最牛别墅被曝光真是左右为难：不处理的话难以平息舆论的质疑，依法处理的话又很容易把火烧到自家身上牵出更牛，作为更牛处理比自己熊一级的最牛还真下不了手。于是只好选择了不痛不痒的“从快从轻”处理，一边想以从快处理平息舆论质疑，一边想以从轻处理堵住下属的口，既能舍卒保车又能堵人之口又能掩人耳目。可这种算盘低估了公众的智商，网友是很难轻易被忽悠的，更牛副厅别墅最终被曝光了。

背靠“更牛”的“最牛”最安全，“最牛”绑架了“更牛”的手——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很多现实。为什么从未见过哪个上级主动查处下级的豪华办公楼问题？从“白宫”到“天安门”，为什么网友和媒体曝光了那么多的豪华办公楼没有几个受到严厉处罚？又为什么舆论对豪华楼如此穷追猛打而不断有豪华楼顶风冒出？原来一直把问题归咎到监督缺位和治吏不严上，原来现实远比那些更复杂。上级不敢严厉处理下属的豪华办公楼，很可能自己就住着更豪华的办公楼。自己身上首先不干净，怎么下得了手去从严治吏。其实许多地方政府所以那么热衷豪华办公楼，并非真对豪华有多少追求，而是一种上行下效，感觉上级住那么豪华自己豪华一点不会出什么事，即使被舆论曝光了上级也不会拿自己怎么着，反正乌纱帽掌握在上级手上又不是舆论手上。没有最牛只有更牛，豪华楼所以此直彼伏层出不穷，在于“最牛”绑架了“更牛”的手。不少地方作为监督者的上级比下级的楼还修得豪华，哪里有底气去治理下级超标的大楼，监管者本身已被豪华办公楼所俘虏和套牢，深陷既得利益，即使看到了也会假装没看到。可以大胆地说一句，追问一下那些既有被曝光的政府豪华办公楼，其上级政府的办公条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不由想起去年媒体报道的河南卢氏县委，他们的书记和市长都在土坯房中办公，可以判断，该县是绝不敢有部门敢修盖豪华办公楼的，因为他们深深地明白，自己住着土坯房的上级有底气监管和审查自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不仅豪华办公楼和官员别墅，中国许多问题所以陷入治理疲惫，可能都有监管者被利益俘获和绑架有关。煤矿官股所以那么难治理，房价所以那么难调控，行政垄断所以那么难轰倒，教育乱收费所以屡曝屡发，可能背后都有“最牛身后有更牛”式的难言之隐，权力因为深陷利益而被软化。

新闻来源：http://news.163.com/08/0722/09/4HEQ4NE400011SM9.html

　　文章针对的是世界银行前段时间“中国上网费用是发达国家10倍”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于迎合了国人反感电信垄断和网费高企的利益感觉，立即引发一场批判中国网费的舆论狂欢。

　　我则认为在全球化错综复杂的利益烟幕中，凭感觉轻易接受一个数据的态度有些轻率，世行等许多国际组织已日益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所控制，世行这个报告很可能并非为中国网民争取利益，而是受到跨国公司“零网络成本跨国经营”的利益支配。对一个国家而言，上网费并非越低越好，轻率地把下了跨国公司蒙汗药的数据当做“科学依据”而缺乏独立的思考，很可能伤害到民族利益和网民长远利益。

　　显然，文章之“反动”，在于触犯了中国舆论“反垄断”的主流认知，触犯了评论家“反垄断”的道德热忱，没有迎合民意“反垄断”的直观利益感觉—竟然“冒民意之大不韪”地不反垄断甚至为垄断者辩护，当然会遭到网友炮轰，甚至有网友在我博客上留下了“中国网通感谢你”的讽刺留言。

　　其实，我毫无为垄断辩护之意。从批判跨行查询费到质疑春运涨价，再到批判垄断高工资高福利，笔者一直是垄断坚定的反对者和批判者—但我对垄断的批判并非盲目、简单和毫无民族利益认知的，不会简单地喊反垄断口号，不会把反垄断表现为流于表面的声讨，不会把什么恶的问题都简单归结为垄断，不会凡垄断必反（有些垄断是必须的），不会不作利益判断地盲目乱反。

　　可在中国舆论语境中，“反垄断”已经成为一种专断话语，一种类似“政治正确”的东西。“政治正确”是美国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一种意识形态风气，其最直白的表现是一套有关使用语言的规则，它规定怎么说是正确的，可以接受的；怎么说是错误的，要挨批的。我们当下的“反垄断”话语也成为一种专断的“政治正确”。反垄断成为一种道德立场而非经济判断，贴上反垄断标签、喊几句反垄断口号就可以站在非常高的道德优势上；反垄断成为一种非常自闭、容不得不同观点的霸道话语，竟敢不站在反垄断的角度上看问题，竟敢不追随反垄断的主流民意，那你绝对冒着挨舆论板砖的危险；反垄断成为思想懒惰者的话语武器，不管什么问题，叫嚷几句反垄断总没错，就好像骂任志强绝错不了一样。

　　这种封闭和专断的反垄断思维，其实与他们反对的垄断在思想上是同构的。常与朋友说，如今最难的绝不是反垄断，而是反对这种不加判断的反垄断思维—因为反垄断起码获得了不可撼动的道德优势，而一旦谁敢“不反垄断”必遭千夫所指。事实上，这种流于浅表并思想封闭的反垄断道德热忱，对真正的反垄断毫无助益，徒具舆论情绪发泄功能。

　　令人担心的是，我们的舆论语境中已经有了不少这样类似“反垄断”的政治正确话语。比如一定得站在弱势群体立场说话，其实弱势群体是相对的，不加分辨地站在某一群体立场就会使该群体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强势群体；比如反对招聘歧视，其实企业很多所谓的歧视是合理的选择。还有动辄替学者“站队”的思维等等—一个开放的社会切忌形成某种封闭的思维和话语专断，只有保持多元角度的容忍、反躬自省的批判和独立思考的开放精神，保持对任何一种形式专制的警惕，舆论才是健康的，社会也才能不断发展。

2007-05-16 晶报

    此举看似严厉，实则未必。看看相关 方面对城管上述行为的定性就知道了：不文明执法行为。而“不文明”仅仅是一种道德描述而非法律判断，这在全社会强调法治的语境下多少显得不伦不类。

    上述“不文明执法”行为，分明就是非法行政、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甚至可算是公权力腐败。比如：粗暴野蛮执法，表面上看是不文明，实质上却是滥用公权，因为这必然侵害到商贩们的合法权益；不开票据，显然想把罚款收入私人腰包，更是典型的腐败行为。

    与此相似，部门禁令中还泛滥着另一个词，“不正之风”，如严禁用人中的不正之风、杜绝高速公路乱罚款的不正之风、坚决反对垄断行业乱涨价的不正之风等等，不一而足。所谓“不正之风”，也可说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非常模糊的道德语汇，但仔细考量，上述种种何止是“不正之风”，分明就是违法、滥权和腐败嘛！

    以上有关方面对不文明执法行为、不正之风的错误定性，折射出一种权力话语现象，即对官员行为的“美名化”与对普通公民行为的“污名化”：掌握着话语制造权的强势者，在描述官员某种不正当行为时，用的都是相对委婉的词语，而在描述百姓这类行为时，却往往使用相对严厉甚至是污辱性的词语。

    比如，不少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多种手段为建立特别账户，为员工搞福利或用于公款消费，这违反了预算法，甚至就是腐败行为，有关方面却仅以“设立小金库”名之。而公民一些捍卫自身权利的正当行为，却被冠以污辱性的称呼，比如称不服强制拆迁的百姓为“钉子户”，称善于用法律维权的人为“刁民”。

    上述污辱性称谓，无一不指向普通百姓，而很少指向官员。比如，打击官商勾结是近年一个关注度极高的公共话题，更是高层一再强调的反腐重点。然而，偌大一个中国，两千五六百个市县，谁见过一条“严惩官商勾结”的标语？（曹林）

东方早报  2007-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