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4日，是两岸交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在这一天，大陆同胞赴台观光首发团到访台湾。我当天受邀作为嘉宾，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关于大陆同胞赴台，及两岸周末包机启动仪式的六小时直播节目。看到直播画面中来自大陆的飞机降落在桃园中正机场、台北松山机场后，受到隆重的洗尘仪式迎接，我感慨万千，两岸分开六十年，大陆同胞终于可以「回家」了。

二十年前台湾同胞踏上大陆之旅

当年从大陆各省跟随国民政府离乡背井来到台湾的军工教人员，很多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大陆，离开亲人。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在近半个世纪中，海峡两岸犹如被千山万水阻隔，亲人无缘相见，人民无法往来。不能得到大陆亲人的消息，甚至临终前都不能见到亲人最后一面，这种痛楚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所无法想象的。记得小时候，父母经常向我们讲起故乡，念起亲人，逢年过节，爸爸还带领我们向着谢氏列祖列宗的牌位行礼，并遥祝大陆的亲人幸福安康。回乡与亲人团聚一直是我们居住在台湾的这些人最大的心愿。1986年，经国先生在去世前，英明地作出准许台湾民众返回大陆探亲的决定，之后在大陆的积极配合下，我们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回到故土。

1990年，我获得工作单位准许，第一次回到大陆。当飞机降落在杭州机场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我终于有机会站在父母日思夜想的地方，与从未谋过面的亲人们相见。在台湾，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都是在可以回大陆的时候，就纷纷返乡，有些人为了能和大陆的亲人见上一面，不惜辞掉公职（当时台湾某些阶层的公职人员到大陆探亲还受到一些限制），因为在他们看来，能回大陆与亲人相见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

自从1986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方案，1987年有限开放台湾民众「登陆」，两岸民间交流在二十多年中的发展速度惊人。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已不只限于探亲，上学、经商、工作、定居的大有人在。据统计，目前每年有数百万台胞自由往返两岸，常年在大陆居住的台胞更是达100万人之多。台胞在大陆受到很多照顾，回大陆就想回到自己家一样。

与大陆张开双臂欢迎台湾同胞的态度相比，台湾却只对海峡对岸的大陆同胞开着一个小小的门缝。即使是申请到台湾探亲的大陆同胞，在经过台湾官方层层审批和漫长的等待后，也有可能得到「不予批准」的答复。某些大陆同胞有幸去了台湾，却还会受到路线行程，甚至人身自由的限制。这是因为经国先生在取消台胞赴大陆探亲限制的第二年就过世了，而接任者又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李登辉。虽然受到国统纲领的制约，但李登辉还是假以安全为由，在任期内一直对两岸的交往采取破坏和挑拨的态度。之后他又暗助陈水扁上台，为两岸关系制造更多的麻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两岸人民的正常往来，因为他们明白，随着两岸民众交往的不断加深，特别是当大量大陆同胞可以来到台湾，并成为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窗口时，所有关于大陆的负面宣传便会不攻自破。

二十年后大陆同胞台湾之旅终成行

2008年是两岸关系至关重要的一年，国民党重获执政权不到两个月，两岸忽然「通」了——大陆同胞可以踏上台湾土地，两岸周末对飞的直航包机也同时启动。这是继二十年前台湾同胞可以自由来往两岸后，两岸关系取得的又一新的进展。

大陆同胞对台湾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我在八年前，新党安排接待大陆知名人士访问团赴台交流，我以党主席身份与大陆访问团成员座谈时，得到的最深的感触。当时访问团成员之一白岩松先生（中央电视台著名时事节目主持人）在座谈会上说出的一段话，让我体会到台湾在大陆同胞心中所具有的意义。白岩松由于工作关系，经常来往于世界各地采访、做节目，出国成了家常便饭，他与家里人从不在意。可是那一次他动身前往台湾之前，母亲却特意包了饺子为他送行。因为按照北方「上马饺子下马面」的习俗，一个人出远门前要吃饺子，远行归来要吃面，母亲觉得他去台湾与以往出国不同，意义重大，所以出门前一定要吃顿饺子。我在北京生活的这几年，也接触过不少大陆朋友，曾听到一些大陆朋友说：「全中国我差不多都走遍了，也去了不少国家，就是没能去台湾，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去台湾看一看」。简单的一句「去台湾看看」所承载的感情和期待是我能感同身受的，二十多年前，我和我的家人也曾怀着同样的心情遥望大陆、许下心愿，幸运的是我们台湾同胞比大陆同胞早二十年了此心愿。

这次大陆同胞赴台的意涵，在我看来，远比纯粹的观光旅游丰富和深刻，所以我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场走亲串友之旅。两岸血脉相连，说着同样的语言，写着同样的文字，却因为政治因素，彼此之间存在着几十年的隔阂。从1986年台湾同胞可以返回大陆探亲之时，两岸交往虽已历时二十年，但却一直是「单行道」，台湾同胞能够来大陆，大陆同胞却无法去台湾。两岸交往只有走上「你来我往」的良性轨道，才能真正增进民众之间的互信和理解，让度尽劫波的兄弟们冰释前嫌，更好地面向未来。大陆同胞赴台游终得开放，是两岸民众真正开始认识彼此、联络感情的好机会。大陆同胞在欣赏宝岛美景的同时，更需用心体会这片土地，多多了解台湾的风土人情，台湾民众则要发扬善良敦厚的本性，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让大陆同胞在台湾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

到台湾不可不去的地方

来到台湾，日月潭、阿里山是必游之地，但除了日月潭和阿里山，台湾还有很多充满诗情画意和人文情怀的地方，值得细细品味。所以除了著名的旅游胜地，我还建议大陆朋友到台湾具有文化特色的地方去看一看。

台北故宫博物院

大陆的故宫珍藏着历朝历代的珍宝。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蒋先生担心国家的珍宝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洗劫，便将其打包装箱，运到大西南地区保藏。抗日胜利后，这批文物未及运回故宫，国共战争即爆发。随后文物即随国民政府迁台，先被存放在台中市某糖厂仓库，而后迁至1965年在台北市近郊阳明山脚下外双溪建成的「中山博物院」，后改名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建筑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覆盖着米黄色墙壁，洁白的白石栏杆环绕在青石基台之上，风格清丽典雅。博物院院藏品共约70万件，分为书法、古画、碑帖、铜器、玉器、陶瓷、文房用具、雕漆、珐琅器、雕刻、杂项、刺绣、图书、文献等14类。博物院经常维持有5000件左右的书画、文物展出，并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特展，展品每三个月更换一次。这是世界各国游客来到台湾必去的地方，大陆同胞一定不能错过。

中正文化中心戏剧院、音乐厅

    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公园内，有两座具有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风格的艺术殿堂——著名的国家戏剧厅和国家音乐厅。这里几乎每天都上演世界各地一流的音乐演出

和戏剧演出。通常台湾民众会穿着正装到这里欣赏戏剧，聆听音乐。演出开始后观众便不能随便进出，迟到者只有等到中场休息时才能悄然而入。在这里，欣赏者的优雅举止与表演者的高超技艺都是有目共睹的，想感受台湾高雅艺术氛围的大陆朋友，请到这里一试。

两蒋陵寝

老蒋先生和经国先生治理台湾四十年，在台湾保存了中国文化，创造了经济奇迹。除少数台独激进分子外，绝大多数台湾同胞都对他们心怀敬意。两蒋先生生前一直怀念家乡浙江奉化，他们在台湾的居住地以及逝世后安放灵柩的地方都有着与奉化老家类似的景致。老蒋先生1975年逝世后，遗体被安放在台北桃园县大溪镇福安里的慈湖陵寝，经国先生1988年逝世后亦被安放于两公里外的大溪陵寝。两蒋陵寝在经历了陈水扁政府无礼的对待，关闭近半年后，于今年5月31日重新开放。两蒋陵寝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产，建议大陆同胞去看一看。

台北的书店

    台北的一大人文景观是大大小小的书店，台北的书店可谓「个性分明」，既有「诚品」、「金石堂」等规模大、知名度高的综合性书店，也有各种小而精的专业性书店。1989年创办的诚品书店近年来已成为台北的文化地标，其连锁店遍布台湾各地，其中诚品敦南店二十四小时不打烊，满足了现代人生活的多元需求。致力于发展多元文化事业的诚品书店，除了为读者提供好的书籍和精致优雅的阅读空间外，还长期举办演讲、座谈、表演与展览等活动，给书店文化赋予新的内容。总之，要深度了解台北，就一定要去逛逛台北的书店。

特色民宿

    民宿是台湾百姓经过政府的培训和管理，利用自家空闲房屋开办经营的旅店，台湾民宿的发展已有十年的时间。游客住在民宿中，不仅可以认识山居生活、田园风光、渔村景致，重新找回亲近自然的生活，还可以了解当地民众的衣食住行。民宿中优美的风景、浓浓的人情味、品质尚佳且价格合理的特色服务，一定会给前来的大陆朋友带来有如置身「世外桃园」的美妙感受。

台湾夜市

    品尝台湾小吃的绝佳场所是夜市。台湾的夜市文化非常发达，从北到南，大大小小的夜市数不胜数，风格特色迥然不同。台湾的夜市是越晚越兴旺，到了午夜仍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哪怕半夜三、四点，你只要来到夜市，看到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闻到的都是美食飘香，还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日用品。逛夜市是台湾民众休闲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大陆同胞到了台湾，一定要逛逛夜市，这是了解台湾社会的一条捷径。

对于马英九先生的组阁，我最关注的是，他会选一位什么样的法务部长。当得悉他邀请王清峰律师出任法务部长一职时，我拍案叫绝，这的确是上上之选。我与王清峰律师是多年的好友，她为人处事极为公正，面对权贵和恶势力，她与敢之抗衡，从不低头，面对弱势族群和需要帮助的人，她鼎力相助，心肠柔软、善良，马英九先生请王清峰律师任法务部长的确是选对了人。

她是第一个关注雏妓、台湾慰安妇等妇女权益保护者

王清峰律师出生于台湾南部的医生世家，父亲和她的三个弟弟都是医生，王律师没有从医而投身法律，从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毕业后即开始律师生涯。我常笑称她是台湾「最清贫」的名律师，因为她的工作重心通常放在出钱出力帮助弱势族群上。她被台湾民众所熟知，被台湾社会所尊敬也是源于她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及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她是台湾第一位挺身而出保护雏妓，敢与人口贩子和不肖检警势力对抗的人。她是台湾的「良心」。

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原住民族因居住在边远地区，缺乏适应现代生活的知识和技能被日益边缘化。很多原住民家长受到人口贩子的蛊惑，以很低的「价格」把十三、四岁的女儿买到私娼寮作雏妓。我曾审理过原住民雏妓的案件，得知那些被卖的女孩非常悲惨，一天被迫接客三十到六十次，自己却分文不得。人口贩子常与地方上的不肖员警相互勾结，形成一个黑白挂靠的共犯集团。那时台湾的雏妓问题就像烂到深处的疮，无药可解，但因为王清峰律师的出面，一切开始改变。

1987年，刚刚从事律师工作不久的王清峰，从媒体的报道和办理的案件中得知雏妓的悲惨遭遇后，便决心从事雏妓救援工作。她与有同样想法的女律师们共同成立「妇女救援协会」（后来发展为「妇女救援基金会」），积极介入雏妓救援工作。她们到看守所看望被收容的雏妓，无偿担任她们的保护者，调查了解雏妓被贩卖的经过，追踪贩卖人口集团线索。她们设立检举专线，促请警方扫荡私娼寮，与人口贩子、娼馆老鸨对抗。妇援会在王清峰律师的带领下，主动走入台湾原住民村落，与原住民村落的中小学成立保护网，掌握每个辍学和离家在外的女孩情况，追踪她们的下落，并对有可能被贩卖的女孩积极监督，学校老师负责通报，妇援会与当地检警配合救援。我在新竹地区任职法官的时候，曾与妇援会的社工人员深入到我法院辖区的原住民村落调查走访，看到她们对每个原住民家庭了如指掌，对每个原住民女孩视同自己的姐妹，我深受感动。

1995年我辞去法官职务，透过选举进入立法院担任立法委员，励馨基金会与妇女救援会等保护雏妓团体提出「雏妓防治法」草案。经过大家三年多的努力，台湾立法院终于三读通过「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以「雏妓防治法」为基础），在台湾建构起儿童及少年性交易的防治与保护网络，原住民雏妓自此在台湾消失匿迹。

在台湾，第一个关注慰安妇的也是王清峰律师。1992年，日本学者发表文章证实台湾在日据时代也有妇女被迫充当慰安妇。王清峰律师得知后便立刻投身调查了解台湾慰安妇问题。很快，妇援会在王清峰的带领下设立「慰安妇申诉专线」，开始访查、认证台湾慰安妇。她们找到了六十多位尚健在但却躲在阴暗角落的台湾慰安妇。当日本政府打算以日本民间机构低调处理各地慰安妇，而拒绝以政府名义正视慰安妇求偿时，妇援会与王清峰立刻发动民间募款，筹集资金，先安顿和补偿台湾慰安妇，帮助老阿嬷们有尊严地生活，再全力协助她们向日本政府争取应得的道歉和赔偿。妇援会与王清峰律师还曾与韩国及菲律宾慰安妇保护组织联合，到日本提起诉讼，控告日本政府，并在美国国会公布日本面对慰安妇问题不当的态度和做法。妇援会更筹拍了反映慰安妇的纪录片《阿嬷的秘密》，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大反响。

在台湾领导推动修改刑法「性侵害罪章」的，也是王清峰律师。性侵害对于女性来说是最可怕的恶梦，而追究加害人的诉讼程序更是对性侵害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台湾原来的刑法，为了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将性侵害追诉规定为「告诉乃论」（被害人提出告诉，才追究加害人的刑责）。但是加害人极易利用此一立法漏洞，以公布性侵害事实为要挟，令被害人因害怕遭致社会上异样的目光而选择放弃指控，这反而助长了加害人的气焰，使得台湾社会性侵害犯罪一直得不到有效遏制。如何兼顾被害人保护与性侵犯加害人惩治，成为一个难点。

当我进入立法院后，王清峰律师将她与许多法律工作者研究多年的，有关刑法中性侵害罪章的修正草案交给了我。这个草案将性侵害加害人由「告诉乃论」（以被害人告诉才追究加害刑责）变更为「公诉罪」（只要有性侵害犯罪事实，检察官就应主动侦察、起诉判刑）。其中还将性侵害的规定及处罚做了合理的调整，对于诉讼中被害人隐私的保护、询问调查过程的合理化及相关法条都详悉列明，使得追诉犯罪和被害人保护能够兼顾。此法案在立法院经过六七年的反复论证与立法游说，终于获得立法委员的支持和法务机关的配合。最终，刑法「性侵害罪章」及配套法律获三读修正通过。

为理想而奋斗的人

我和王清峰律师的结识是在1990年，我当时是新竹法院的法官，办理少年案件的审理工作，王清峰律师是妇女救援协会的负责人。少年法庭的工作让我开始关注少年犯罪的防治，因此也开始在少年关护所内尝试辅导犯罪少年的工作，其中我最感到束手无策的是辅导那些失足少女。有一天突然接到从未谋面的王清峰律师的电话，她表示妇女救援协会希望派社工进入关护所协助我辅导「问题少女」。我听后大喜，她们的帮助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之后接受她们的帮助一年多，我和王清峰律师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有一天，她为追踪两个被警方拘留在新竹的雏妓，我们才因看望雏妓的机缘在新竹警察局碰了面。看到她对那两个雏妓像对女儿一样的劝慰和开导，我完全信服了她的工作，自此，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认识王清峰律师将近二十年，一直对她为人做事的态度钦佩不已。她对妇女救援基金会收到的每一笔募款支出都详细列明用途，分阶段向捐款人和监督机构汇报；为台湾慰安妇求偿来往日本、韩国、美国七八次的旅费全是她自己承担，从未向基金会申请过一分钱；她在监察委员任期内，为调查重大疑难刑事案件中涉及到的员警违法取供、伪造证据案（儿童陆正案），她自掏腰包请人协助整理几十本卷宗；九二一地震后，她劝说灾区民众砍掉破坏水土保持的槟榔树，改种浑身是宝又有益环境的肉桂树，为此她在组织「捐树苗」活动，我们这些朋友都积极响应，为灾区民众筹款买树苗。多年来，王清峰律师就是这样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断地奋斗着。

2000年我离开台湾政坛定居大陆，每次回台湾，我一定会和王清峰见面，每次见面时她都在为着某件大事而忙碌——2003年，她为「公投绑大选」的不合法制度，在选监委员会中与陈水扁政府对抗；2004年，她又参加319枪击案真相调查委员会，成为主要调查成员，开始长达四年的调查真相工作，目前已完成三次调查报告；这次2008年台湾大选前我们又见了面，她告诉我「大选结束后，要好好休息，不再做任何工作了。」

当听到王清峰律师被马英九团队邀请出任法务部长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台湾人民有福了！」但她会答应吗？因为我曾向前法务部长陈定南先生推荐王清峰出任法务部被害人保护司的筹建工作，她不想当官，拒绝了。当确知王清峰律师接受法务部长一职时，我既高兴又不舍。台湾能拥有一位心地善良、公正无私、尽职尽责的法务部长是台湾人民的福气，我为台湾人民感到庆幸。但我太了解王清峰的个性，她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将会付出很多的精力和牺牲，想到这一点我又为她感到不舍。王清峰在收到我的恭贺短信后，立刻给我回了电话，在电话中她只反问我四个字「何喜之有？」对于这四个字的含义我完全了解。

许多法务部长就任后，都会选择社会所瞩目，能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大事去推动。但以我对王清峰的了解，她除了会对所谓社会瞩目的大事给予应有的关注以外，更会对一般法务部长官不太注意，但却对社会产生根本影响的问题倾注心力。我相信她会对刑满出狱更生人的保护、对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对社会边缘人群的保护投入更多的关注。我相信透过她的潜移默化，法务部一定会开创新局。在此，我谨祝她事业推展顺利、改革成功、身体健康！

          ——看扁其人

                                                           文/谢启大

台湾民众最近陷入了焦虑与不安之中。曾经支持泛绿阵营、支持民进党的群众既感耻辱又觉难过，怎么会看走了眼，支持陈水扁这样的人？泛蓝阵营的支持者们也是忧心忡忡，看到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宝岛台湾被腐化、糟蹋成现在这个样子，不禁深感悲哀和气愤。

台湾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领导人身上。选择什么样的领导人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生死攸关的大事。领袖人物就像是一艘船的掌舵人，指引着整艘船前进的方向，他的起心动念、一举一动都会对该地区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或走向成功或走向毁灭。而这个领导人本身的人格、品性则是决定该国家和地区提升或沉沦的关键因素。令人遗憾的是，台湾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不幸地被迫选择了两个错误的领导人，一个是李登辉，另一个是陈水扁。

阿扁以投机取巧为能事

我在台湾从政九年，头两年的时间我和陈水扁同为台湾“立法院”委员，因此我有机会近距离目睹他的所作所为。在我初入“立法院”时，得知陈水扁是“立法院”媒体评出的“最佳立法委员”。他的“出色”引起我的好奇，于是我开始留心观察其问政风格和做事态度。经过长期的深入观察，我彻底否定了他的为人和问政态度，得出了一个结论：陈水扁绝非人物，他“最佳立法委员”的封号完全是依靠投机取巧、欺人得利的手法得来，他的惯常做法是揭人伤疤，往伤口上撒盐，不顾他人痛得死去活来，扬长而去。

那时候，陈水扁利用“立法院”的议事程序不够完善的漏洞当上了“最勤奋”的立委。他每天早上六、七点钟赶到“立法院”，挑选四至五个有热门话题，可以炒作的委员会去登记第一个发言，然后再利用与同党委员交换发言次序的方法取得这几个委员会第一个到第四、五个发言的机会。每次不论委员会讨论什么议题，他的发言永远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对官员的攻击性言论中充斥着尖刻的辱骂和挑衅。当时，台湾媒体通常需要在每天早上11点以前抢到当天“立法院”的新闻点，陈水扁为了吸引媒体眼球，便把在委员会的质询说得极具煽动性、挑拨性和攻击性，于是他成了“上镜红人”，并以此树立了“揭弊英雄”的媒体形象和“独特”的“扁式问政”风格。令人痛心的是，由于陈水扁的反面带头作用，“立法院”由此形成了信口开河、随意辱骂政府官员、发表不负责任言论的问政乱象。

我和其他立委曾努力试图改进这种不专业的问政方式，希望能够保障各委员在自己专属委员会中的优先发言权。但是我们的改革提议一直遭到陈水扁的大力阻挠，直到他为了参选台北市长离开“立法院”后，这项改革才得以通过和实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水扁作为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立委，在长达数年的任期中，几乎未见他推动完成过任何一部较重大的民生法案的立法和修法工作（同为法律专业出身的我，在九年立委任期内推动领导完成的立法、修法的重大民生法案就有170余部）。陈水扁只是攻击，攻击，再攻击，只为打响自己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的曝光率，却很少有任何积极正面的建树。

阿扁视法律、欺骗、作假如无物

陈水扁在“立法院”长期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审查国防机密预算和国防机密事项。“立法院”明确规定：立委必须在签署本人姓名后才可领取、查阅这些文件，而且文件不能携带出委员会的会议室，更不能对外公开。但我却多次看到陈水扁拿着那些机密资料出入议场如出入无人之境，更甚的是，他还毫无顾忌地站在议场门口向所有媒体泄露这些机密内容，在场的议事人员阻挡无效，一筹莫展。他公然蔑视法律，堂而皇之地违法违规，对此我非常气愤。其他委员也都一致认为：这是他一贯的行径，为达到个人目的为所欲为，视一切法律、规矩如无物。

另外一件事也能充分反映陈水扁的欺骗成性。在某次委员会的会议中，陈水扁与另一位立委发生了肢体冲突，纷乱平息后，我看到他像没事人一样走出会议室，朝着台大医院的方向走去。第二天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台湾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陈水扁受伤住院的照片，照片上的陈水扁病歪歪地坐在轮椅上，手臂上打着点滴，身旁围绕着鲜花。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脑震荡。

从下面的这件事也可看出他一向不把自己的承诺当回事。李登辉任国民党主席时，曾在一夜之间摧毁了具有文物价值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旧址。第二天，一些文物保护单位的专家学者和愤怒的国民党支持者在拆除现场举行集会，抗议李登辉破坏文物的粗暴行径。陈水扁那时正在竞选台北市长一职，他闻讯也赶到了集会现场，并站在废墟中的肥皂箱上，面对集会群众“慷慨陈词”，声称只要他选上台北市长，一定不会批准国民党党部新建工程的建设执照。可我们之后看到的事实却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新址的建设执照在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后被顺利地批准、签发了。

阿扁以一切利己为本职

再来说说陈水扁2000年大选时曝出的彩票案。他担任台北市长期间，被称涉嫌收取境外赌博性彩票集团的汇款，推动在台北市实施赌博性彩票方案。事实被揭发后，面对社会的指控，他辩称：是他的堂弟伪造了他本人的签名与境外赌博性集团进行交涉，他毫不知情。随后，检察机关启动了司法调查程序，将被怀疑是陈水扁亲笔书写的往来信函送往调查局和刑事警察局进行三次签名笔迹鉴定。第一次调查局的鉴定结果是：信函签名与陈水扁亲笔签名“极为相似”；第二次调查局的鉴定结果却是：信函签名与陈水扁亲笔签名“有点相似”；第三次转送刑事警察局，鉴定结果却变为：信函签名与陈水扁亲笔签名“完全不相似”。检察官最终采用了第三次的鉴定结果，并在2000年5月底陈水扁就职后立刻以陈水扁没有犯罪嫌疑，不起诉处分结案。

但事实胜于雄辩——需要鉴定的是一封完整的出自陈水扁之手的亲笔书信，为什么只鉴定三个字的签名？三次鉴定报告南辕北辙，最后只选取了对陈水扁最为有利的结果，这又说明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这起案件的司法处理程序也是违反我们的“宪法”精神的。依照“宪法”，只有在“总统”触犯了内乱和外患罪被罢免或弹劾后，司法机关才能进行刑事诉究。此法固然是保证领导人在职期间不因小案件而被拖下台，同时也是为了防止领导人在职期间滥用权力摆脱涉案责任而定。可这起彩票案却在陈水扁2000年上台后的十几天内以不起诉处分为由匆匆结案，明显是在帮助和保护陈水扁。对此，我曾质询身为“行政首长”的张俊雄，问他这样的行为是否合法合宪。张俊雄当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台湾的悲哀

陈水扁的人格本质决定了他必然走到今天人人喊打的地步。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时我曾在台湾媒体公开向台湾人民预言：“不要高兴的太早，你们虽然赶走了李登辉这一头猛虎，但却引来了民进党这一大群饿狼。”这些贪得无厌之徒孜孜以求的只是他们永无止境的个人私欲，台湾的前途，台湾人民的福祉都不在他们考虑的范畴。在这些人身上我们看不到理想，更看不到未来，看到的只是他们贪婪地攫取财富、急功近利地爬向权位。一幕接着一幕，在这六年里曝露无遗。我记得台湾有人曾经骄傲地说：“我们有民主，可以通过选举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是的，我们是可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但是我们的监督机制和制衡这些当权者的制度和法律已被李登辉在职期间利用几次修宪破坏殆尽。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到当选的领导人变成独裁者，利用权利和行政资源专断独裁一个四年，然后再利用权势制造虚假事件，骗取下一个四年的独裁，这就是台湾人民的悲哀……

                                ——决策篇

                                                           文/谢启大

台湾的经济奇迹怎么不见了？曾经让全体台湾人引以为傲的经济奇迹怎么忽然变得泡沫化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消失得如此之快？台湾怎么从“四小龙”的头变成了“四小龙”的尾？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疑问。由于经济奇迹多年累积的能量还在发挥“余温”，我们的银行账户里也还有一些存款，但我们担心的是，当这最后一丝“余温”消耗殆尽的时候，台湾又靠什么继续发展呢？

曾经的经济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不是学经济的，对于经济问题并不精通，但我这个年龄的人确实是与台湾经济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几十年的时间我们走过苦难贫困的时代，亲眼目睹台湾经济崛起的过程，也亲身经历了时代的巨大变革。

我出生几个月后就随父母来到台湾，这方水土养育了我。移居台湾初期，我们全家寄居在父亲友人家里的玄关下，后来又挤住在破旧的军眷村，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厕所。还记得在夏天闷热的傍晚，父亲从家里拉出一盏灯，坐在眷村大院中写书，赚些外快贴补家用，我们这些孩子则利用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玩耍游戏。我们都穿过印有“美国援助面粉”字样的麻袋改成的汗衫和短裤，过年时能穿上一套新制服、一双新鞋都会让我们兴奋好几个月。

我上初中以后，台湾随处可见大力发展工业的景象。响应当时谢东闽省长“客厅就是工厂”的号召，台湾几乎家家的客厅都堆满了待加工的毛衣或圣诞灯串，我们走进每个亲戚朋友家都能看到相同的情景：婶婶阿姨们一面招待我们，一面还忙着在那些半成品毛衣上刺绣，在圣诞灯串上安装灯泡。每个家庭的父母除了正职外还经营好几个副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惊喜地看到生活的变化：家中的饮食改善了，鸡蛋、鸡腿不再是过年过节才吃得到的稀罕物；孩子们有了制服之外的其他衣服，也不必穿着令人难堪的“美国麻袋服装”了；我们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再也不用挤在破旧不堪的军眷村了……到了我为人父母时，便有能力带上子女坐飞机去外国旅游；进口的彩色电视机也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被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我家的客厅里……

台湾的经济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全体台湾人经过30多年的共同奋斗创造出来的！当时，整个台湾人才汇聚，社会风气良好，“政府”决策英明，为官者清廉正直，为民者勤劳朴实，这一切缔造了台湾经济的腾飞。像尹仲容、李国鼎等“政府高官”，他们为台湾创造了一批又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但自己却是从公务员的位子上功成身退，靠退休金颐养天年，并未与大财团、大企业有丝毫金钱往来，他们的一身正气深受当时政、商界人士的敬重。

台湾如何创造经济奇迹

    我聆听过一位曾经参与了台湾经济建设的经济官员的报告，他以一系列的数字向我们展示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历程：

1950年代：台湾年人均所得——140美元；

1960年代：台湾年人均所得——410美元；

1970年代：台湾年人均所得——2400美元；

1980年代：台湾年人均所得——7300美元；

1990年代：台湾年人均所得——14000美元（位居“四小龙”之首）；但是，进入21世纪后，台湾人均所得却一直在14000美元徘徊。

后来，这位官员又阐述了台湾高科技产业得以在世界立足的原因，总结起来他认为有以下几点：

1.      台湾当局对高科技研发技术的培养：设立新竹工业技术研究院及各种研发中心，并将研发成功的技术适时、低价转移给民间使用，促进民间产业的发展。

2.      职业人才的培育：在各地普遍设立职教体系、职训体系。

3.      加工出口区的设立：在各大港口设立加工出口区。

4.      促进产业逐步升级：台湾当局顺应经济发展需要，适时制定各种法令、以税收减免等措施引导产业逐步升级。

5.      台湾当局在财务上给予企业各种支持：适时给予企业各种贷款协助、金融措施等支持。

6.      海外留学政策的开放：鼓励台湾优秀学生争取外国奖学金到海外留学，上世纪80年代台湾开始高科技建设后，不少留在海外就业的台湾学生陆续回台参与经济建设。

台湾经济成为岛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进入21世纪后，“四小龙”中某些国家的年人均所得已超过20000美元，台湾的年人均所得却还停留在15000美元左右，十几年间没有多大进步，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陈水扁竟曾大言不惭地向全民表功，以台湾年人均所得有成长为荣）。面对这种局面我们想问：“谁该负责？”我想原因之一是台湾“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相互掣肘和龃龉不断对台湾的经济建设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在此我举几个例子：

连战先生1993年担任“行政最高首长”时，提出了要将台湾建成“亚太营运中心”的决策方案，为此需要修改相关法律、设立配套措施。那时民进党已经组党成功，作为“反对党”的势力日渐强大。他们的做法是对当时“执政党”提出的任何有关经济建设的提案，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并全力阻挠，仿佛“唱反调”是“反对党”行事的唯一准则。结果“亚太营运中心”方案如民进党所愿，以“流产”而告终。待到民进党执政时，他们计划“改名换姓”，重新拾起被搁置的“亚太营运中心”方案，为台湾经济发展“贡献”一己之力，但那时的经济环境已经改变，台湾错过了经济转型的良机。

经国先生时代，曾将修建高速公路列为台湾十大经济建设之一。当时提出的方案是修建台湾第一条十线道高速公路。对此，党外人士（民进党前身）以各种手段阻挠反对，理由之一是：十线道高速公路“只能为有钱人造福，而对普通百姓无益”。最后经过多场“拉锯战”，“十线道”被迫缩减成“四线道”。建成之后的情形可想而知——四线道高速公路开通后很快就拥堵不堪，几年后便不敷使用。于是只得又启动修建第二条高速公路的新一番“论战”。就这样，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冲破重重的阻力，台湾第二条高速公路的建设终于成形。就在这条公路尚未全线开通之时，大陆已经成为世界上高速公路第二长的国家。

几年前，著名的跨国企业杜邦公司看中了台湾的经济环境，想在台湾投资设厂，这是对设厂地区经济发展的“利多”。但又是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民进党中的一些人蛊惑人心，鼓动当地民众进行抗争，导致杜邦公司最终放弃了对台投资计划，撤资离台，也因此使得其他外国投资者以此为戒，对台投资却步。后来领导抗争者以民进党党员的身份当选为该县县长，那时他才尝到由于经济力不足致使该地区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苦酒。

民进党难辞其咎

现在民进党是台湾人民的“父母官”，对台湾日趋走弱的经济形势难辞其咎。但提起这些，他们却振振有词地责怪说——是因为“在野党”对经济政策的干涉和阻挠，执政者难以全面振兴台湾经济。

在这里我要说句公道话：“因为‘泛蓝’曾长期‘执政’，所以没有累积足够的经验去做一个‘强有力’的‘在野党’、‘反对党’，没有练就像民进党在野时那种无所不用其极地将一切反对到底的‘功夫’。更何况，‘泛蓝’就是真的要‘干扰’民进党的某些政策，他们也会先把台湾的未来、人民的福祉做个掂量，把事关台湾永续发展的大课题挂在心上。

事实上，民进党是作茧自缚。台湾经济建设关键时期的一些改革、发展的计划几乎都是被民进党作‘在野党’时否定、耽误掉的，自然现在就要自食恶果了。固然我们需要接受因为政党论替而产生的某些执政理念与政策执行的断裂，但关乎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走向的方针政策却必须具有前瞻性、延续性和连贯性。一个好政策得以长期贯彻实施，依靠的是“执政”、“在野”两党合力、共同推动，而不是相互拆台、互为阻力。遗憾的是，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具有延续性、规划性和长远性的经济政策指引台湾前进的步伐。长此以往，除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幕幕经济乱象，还能剩下什么？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新法制定（84.7.13）

「少年矯治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新法制定（86.5.6）

「少年事件處理法」全案修正案。（86.10.6）

二、司法改革

「公證法」全案修正（88.4.21）

「民法債篇」全篇修正（89.5.2）

「司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通過（90.05.08）

三、人權保障 ——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新法制定（87.5.5）

「刑事訴訟法檢察官之羈押權及人權保障等規定」部分條文修正。（90.1.3）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新法制訂（88.06.22）

「證人保護法」新法制訂（89.01.14）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法」部分條文修正（90.10.31）

四、兩性平權 ——

「民法親屬編父母子女章」部分條文修正（85.9.6）

「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夫妻財產制規定溯及適用」部份條文修正（85.9.6）

「兩性工作平等法」新法制訂（90.12.21）

五、婦女保護

「刑法妨害風化罪章」全章修正（88.3.30）

六、行政程序及救濟之法案 ——

「訴願法」全案修正案。（87.10.2）

「行政訴訟法」全案修正案。（87.10.2）

「行政法院組織法」全案條文修正（88.1.15）

「行政程序法」新法制訂（88.1.15）

七、勞工權益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新法制定（90.10.11）

八、軍人權益保護

「軍事審判法」全案修正（88.10.01）

「陸海空軍刑法」全案修正（90.09.27）

九、其他類重大法案 ——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新法制定（85.12.13）

「強制執行法」部份條文修正案（85.9.17）

台湾地区的司法状况及法律改革

谢启大*

    仅就我所了解的台湾地区司法状况及法律沿革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台湾地区诉讼法制的沿革

目前在台湾地区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是国民政府在大陆地区时分别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及民国十九年（1930年）制订，后来经过几次小的修正，但大的架构没有改变。台湾目前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均采用三级三审制：第一审和第二审是事实审，必须开庭审理，第三审是法律审，原则上不开庭，法院只作书面审理，但是必要时仍然可以开庭审理。依我个人在台湾的审判经验，一般刑事案件最少要开庭三至五次，较重大的案件甚至有可能十几次开庭。近期台湾诉讼制度的运做有了较大的变革，实施集中审理，交叉辩论等制度。当事人、辩护人可以在法庭直接诘问证人，双方可以充分进行交叉辩论。开庭次数虽然较为减少，但是开庭时间大大延长。我个人刚到大陆从事司法工作时觉得非常不习惯，无法想象一个案件在第一审仅开一、二次庭就不再开庭调查。对台湾的司法官来说，事情如果没有查清楚，就必须继续往下查。据我个人担任法官时的经验，一个案件如果还没有查清楚，就不敢书写判决。台湾的法官经常在写判决时发现案件还有疑点，就下裁定“再开庭辩论”，直到查明为止。

另外，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对人身自由的保护、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间的要求都非常严格。警察机关与检察官对于犯罪嫌疑人人身的拘束时限共有24小时（目前的分配是：警察机关16小时，检察官8小时），到时必须做出移送、申请羁押或释放的决定。一般案件，检察官在侦查期间的羁押期限为两个月，必要时经申请法院裁定准许，得延长一次，期间为两个月，共得羁押四个月。各审级法院的羁押期间均为三个月，必要时一次得延长两个月。所犯最重为本刑十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二审延长以三次为限，第三审以一次为限。也就是第一、二审，每一审级最长羁押不得超过九个月，第三审最长不得超过五个月，规定得非常清楚。检察官、法官在侦查、审判过程中，如果羁押犯罪嫌疑人，就必须随时检查羁押记录簿，在期限届满前五天必须及时做出延押申请或延押裁定。在该审级羁押期限届满前，如果不能做出起诉书、判决书，就必须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否则，检察官、法官自己就触犯了妨害自由罪，不但要受到行政的处分，如果有故意情形，甚至会被移送侦办。

原先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对犯罪嫌疑人有羁押的强制处分权。但是在1995年，当时的台湾领导人李登辉想要掌控检察官的羁押权，试图借着修改刑事诉讼法，将数百名检察官的羁押权集中到可以被行政操控的二十几位检察长手中。被我们新党的七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议场一场混战阻挡下来，只进行到二读程序，未能完成三读立法。最后经过大法官[释字第392号]解释确认：“检察官拥有羁押权违反宪法意旨。”于两年后完成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取消了检察官的羁押权。现在，检察官在侦查阶段如果认为有羁押犯罪嫌疑人或延押的必要时，必须申请法院裁定准许始得羁押。最近，在台湾新闻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陈水扁女婿赵建民涉嫌犯罪，检察官认为有继续延押之必要，申请法院裁定。见到检察官与赵建民、陈水扁女儿陈幸妤及他的律师在法庭上互相辩论，双方争取法院的认同，就是这次修法成果的展现。

二、刑讯逼供的废止

不可讳言，台湾在十几、二十年前在侦办刑案的过程中，确实存在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的严重问题。但是，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多次修改，先是增加“犯罪嫌疑人从受司法警察调查讯问时起，可以聘请律师全程陪同”；再修改增设“侦查及审判程序中，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程连续录音，必要时并应全程连续录影。笔录的记载与录音、录影不符时，不符的部分不得作为证据”。自此以后，犯罪嫌疑人再主张曾受到刑讯逼供的情形就大幅度的减少。

犯罪嫌疑人在侦审期间被羁押于看守所时，除非检察官、法官认为因有法定事由的存在有禁见的必要，得以裁定禁止被羁押人会见亲属。禁见期间被羁押人只能与所委任的律师会见，不得会见亲属，但这是极少数的例外情形。法官、检察官必须在禁见期间尽快完成搜集证据的工作，尽速解除禁见，不得长期对某一被羁押人做禁见的裁示。一般被羁押人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依照看守所管理条例的规定，每日均可会见亲属。

三、对军事审判法的修改

为了破除以往军事审判的黑箱作业，并为使未来全台湾的司法走向一元化，在民国八十八年（1999年）对军事审判法做了重大的修改——“军事法院宣告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判决，应依职权送最高法院审判；当事人不服军事法院宣告有期徒刑的判决，亦得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样修改后，军事法院所做的重罪判决，往往会经过普通司法程序的再度审查。此一修正彻底根除了以往军事审判制度的草率及暗箱操作。

施行已近70年的陆海空军刑法，是大陆时期军阀时代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制定的军事刑法，非常粗糙、严苛，处罚极重，单是唯一死刑的罪名就多达44个。以前经常有懵懂无知的年轻人服义务兵役时因为不懂法律，轻易的就触犯重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枉送性命。在2001年立法院修改陆海空军刑法时，我们邀集台湾地区的刑法与军事刑法专家，经过慎重的讨论、研究，并与军方代表做密切的沟通、协商，最后修正完成的新陆海空军刑法，已能兼顾军事的需要、军纪的维护及军中人权的保障，唯一死刑的犯罪也被修改为仅剩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