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办广东科学发展论坛

2007年05月11日上午九点，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广东科学发展论坛”，全国众多对广东发展抱有热心，对广东经济社会有一定感知的人士齐为广东发展出谋划策。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沃土，在过去的五年，广东在经济发展上继续成为全国的排头兵，从占全国gdp总量的九分之一发展到八分之一，节能降耗指标也高居全国第一，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在广东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何面对困难，克服压力，继续成为改革开放的旗帜，是对广东的考验，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的考验．广东经验是中国经验，广东问题也是中国问题．

　　正因为此，我们决定在十届广东省委全会召开前夕，举办＂广东科学发展论坛＂，为广东发展出谋划策，为广东改革总结经验，并试图提出建设性意见．

　　本次会议邀请了部分省内外著名专家出席．包括：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著名经济学家）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

　　以及

　　谢鹏飞（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颜泽贤（广东省社科联主席）

　　丁力（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等

　　议题包括：

　　广东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功经验和主要问题

　　广东产业结构向适度重型化推进中如何解决与降能节耗的矛盾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如何推进广东现代农业建设

　　广东新农村建设的成功经验、目标任务、制约因素及解决对策

　　建设创新型广东的政策、措施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全面进步

　　广东如何在政治改革中率先一步等

　　主题：科学发展观—广东实践与思考

下面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发言：主要是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优化社会结构、第二个是重建社会基础秩序、第三个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优化社会结构

　　1、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迅速分化的时代，使得社会中的各个阶层，群体和个人，有一个能够安居乐业至少是安身立业的家园。

　　2、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13亿人口的国家，中产阶级层是由哪些人构成的；中国的中产阶层还相当够小，防止中产阶层成为调节贫富差别的牺牲品。

　　3、保护社会下层的社会生存生态，不仅仅是政府拿出一笔钱来用于民生，用于穷人，而是意味着一种发展模式（脆弱的非正式就业）；社会（城市）治理的目标。

　　4、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背景下不同的社会阶层如何共存相处？如何形成互赖共生的生态关系，居住模式，劳资关系。

　　5、保护社会的流动机制，使得社会的下层或弱势群体不失去希望。

　　6、价值的多样和弹性，单一而僵硬，肯定的是很小的部分。

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

　　1、过去30年是体制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时期，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新旧体制都失效，这种状况表明的是一种不可治理现象。

　　2、背后是基础秩序的失效，制度是嵌入于诸如道德秩序信用结构等基础性支撑因素中。

　　3、几个初步的结论

　　a、制度是嵌入于“基础秩序”中

　　b、在实践中有效运作的制度或规则，其本身都往往是很简单很粗疏，甚至充满漏洞

　　c、制度本身没有或无法解决的问题，要由基础秩序去解决

　　d、一种制度能完善到没有漏洞的程度，不仅仅没有可能的，即使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其需要的巨大成本也是社会无法承担的

　　f、制度的失败有时是由于制度设计和安排本身的问题，有时则是由于基础秩序出现了问题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重工业时期，产品而对的是数量有限的企业，产品的调拨和配置计划体制大体是可以应付的，进入消费品生产在时候，因为要面对失败消费者，计划就无法应付了，因此需要市场。

　　2、在整个社会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时候，过去的政治体制还大体可以应付，但在处理各项社会事务的时候，这个政治体制就难以应付了。典型的表现是通过政绩指标进行行政控制的扭曲和失效。

　　3、盛装渐进入改革中生长出来的各种因素的框架问题，增长财富，市场的因素，与财富结合一起的权力的膨胀，结构的分化，利益群体的出现，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要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开头？如何推进？

　　4、策略上，过去是说大话做小事，应该是说小话做大事。

　　5、以解决暗箱操作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政务公开。

　　6、满足三个条件，尽量的扑效感应、正下的合力、有潜力的出口。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更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但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在最低水平上，这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中产阶层占有一个相当的比例；社会的下层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共识。在近几年调整贫富差距过大的利益格局时，我们又看到，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也是缓解贫富差距过分悬殊的重要措施。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中等收入者不能占一个较大的比重，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将会是不可避免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也是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 　　

　　但客观地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发育得还相当缓慢。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中等收入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还很小。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认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员的40％。但在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中，农业劳动者阶层仍占总就业人员的42.9％，社会中间阶层仅占20％。中国还未形成社会中间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而是各中下级阶层偏大的“洋葱头”型。而最近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则提出了一个有关中等收入者的标准，即将家庭年收入5.37－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10万元作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这项研究认为，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大约有1亿人口符合这个标准。还要看到，即使是在比重很小的中产阶层中，公务员在其中还占有相当的比例。一份《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将公务员排在中产阶层三甲的位置，而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则将“党政官员”列在中产阶层的首位。 　　

　　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有关，比如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等。我认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是，可以考虑将技术熟练工人，作为支撑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结构空间。有资料显示，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如果在技术熟练工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将会对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要防止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从而限制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尤其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牺牲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中，一些关于中产阶层生存状况的负面评价不断见诸报端。“掠夺式经济使中国中产阶层迅速消失”、“中产阶级的无产化”、“中产阶层不堪重负”、“中产阶级成为仇富心理的替罪羊”等都是经常出现的字眼。其原因不排除中产阶层能够更易在媒体上发出声音，但其生活状况在最近几年中发生的一些变化，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首先，随着前些年大学扩招期间入学的大学生陆续以低薪进入职场，这不仅会拉低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而且会对原有白领阶层的工作稳定性形成冲击，使他们提高薪酬的难度加大。近两年，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当大量低薪大学生进入职场时，特别是再过几年，当这些低薪大学生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之后，这个问题将会更为突出；其次，生活负担的加重。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奴”也主要指这个群体。 　　

　　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诸如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会首当其冲。高书生先生最近就指出，社会保险缴费率偏高，以个人为单位且未考虑购房贷款利息支出等因素的纳税政策，都有可能对中等收入者产生很大压力。
 
　　从国际上看，在过去的几年中，中产阶层生存状况的恶化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忧虑。“中产阶层的消失”、“中产阶层的蒸发”等字眼，甚至成为文章的标题。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塞尼特指出，在美国，处于五等分中间20％的中层收入比15年前几乎好不了多少。有资料显示，在美国，年收入2.5－7.5万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减少，2.5万美元以下和7.5万美元以上的两个群体人数都在增加，形成中间凹陷的“M”型结构。塞尼特还指出，为了拉动消费，美国和英国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积债务，而欧洲的中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人说，在英国出现了“IPOD代”，即没有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过重的税负（overtaxed）和高筑的债务（debt-ridden）。日本的一些学者则发现，尽管近几年日本的经济在复苏，“有工作的人多了，但是低收入的非正规员工占了1/3”，相反，可以带来较好收入的中产阶层的职业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根据一项日本官方调查，在20－34岁的人群中，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居于中间阶层的人，10年来降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阶级的却增加了13.3％。一位日本经济评论家尖锐地指出：“所谓经济复苏，是大企业和富有者阶层的盛宴。大多数工薪阶层不仅没有享受到加薪，反而增加了社会保障费和税金的负担，他们不可能感受到经济的好转。”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有人这样描述：学历不再保证工作机会，薪资成长被上升的物价侵蚀成负数，象征稳定的自有住宅成为奢望的空中楼阁，中产阶级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开始觉得向下流动，成为许多社会共同的痛苦。于是很多人在问：“我还是中产阶级吗？这个社会还有中产阶级吗？” 　　
　　在目前情况下，还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所谓仇富心理的替罪羊。周晓虹教授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底层的人要打官司、看病、办事，要接触这些人，如果一个律师打官司获益5万，或一个医生收了3000元红包，那么在草根阶层看来，这些都是直接造成他们对中产阶层不满、抱怨的原因，这些显然要比富豪的一个商业行为赚百万千万更易被草根所觉察。而真正的精英寡头化现象，草根未必能够迅速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是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以上的这种倾向无疑是值得警惕的。但其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中产阶层要成为安身立命的一个阶层，也需要以整个社会结构的优化作为条件。 　　

　　在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要防止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从而限制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尤其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牺牲品。

2007年04月28日 经济观察报

2007-4-17 海南日报

2006年12月，《南风窗》评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孙立平高票当选。目前，孙立平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他曾多次来海南调研，对海南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以及倡导以文明生态为主题的新农村建设高度关注，并给以充分肯定。
 
    初识孙立平是在2004年春夏之交，北京八里庄，鲁迅文学院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请来了孙立平教授，让这位清华大学博导、著名社会学家畅谈他的研究成果。他首先向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全球罕见，但真正受益的只是少数“体制内”成员和社会精英，而占人口70％以上的普通大众却没有明显尝到经济发展的甜头，没有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这是为什么？他自问自答道，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增长滞后于GDP的增长，特别是劳动报酬在GDP和利益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因此才出现了“繁荣而不富裕”的局面。孙立平的半天讲座，不是高谈阔论而是慢条斯理，却令在场的几十位作家大为惊叹，这位看上去谦逊平和、十分低调的学者，立论如此尖锐，听者无不面面相觑，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感觉。

第二次面对面听孙立平谈论社会学，是不久前在三亚，海南省青年作家读书班请他专程前来授课。此时他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已有进一步的评析，其尖锐不逊当年。他说，中国已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与纷争、联盟和对抗，造成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他对“我们社会有一道正在加深的裂痕”深深担忧———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各大城市出现了“把穷人赶出市中心”的趋势；精英阶层与大众开始疏远，越来越有恃无恐，互联网上对精英的抨击比比皆是。

孙立平早年毕业于北大新闻系，这个专业出身，使他能够以大众的立场，而不是精英化的、纯粹学术的视角来观察社会问题。他的研究、他的立论和著述一直非常贴近现实，他讲课如同讲故事，缓缓道来，娓娓动听。起初他的研究方向是社会现代化，上世纪90年代后，兴趣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这个更敏感的领域。1998发表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002年，他的长篇研究报告《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更被海内外报刊广泛转载，其中的“断裂社会”一说引起决策部门高度关注。从此，孙立平那独到而又理性的声音，开始介入公共话语。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在过去27年走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80年代是一个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但从1990年代初起，在“蛋糕”继续做大的同时，对蛋糕的重新瓜分过程也展开了，一些群体为改革付代价的现象开始出现；到90年代中后期，对公共财富的瓜分已经开始演变为群体间的财富争夺；目前，改革的共识已基本破裂，曾经激起无数人热情和企盼的改革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资源和公共财富的巧取豪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提高和生活负担的加重；社会不公的现象与日俱增，而这种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在孙立平看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对立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呼吁，政府不能对此听之任之，尤其不能火上加油，刻意去推动这个过程，要采取种种措施来抑制或减轻这个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一再强调，建构和谐社会的重点是协调利益关系，特别要加强对权力的规范，避免滥用、盗用公权的事件屡屡发生；和谐社会应该增加就业而不是鼓励下岗，政府应该为那些对GDP贡献不大、但能够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保留生存空间，甚至提供某些优惠政策。

作为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孙立平从来不以“精英”自居，也不愿和“精英”相提并论，从他多年的研究和呼唤中，人们感触到一个当代学者应有的良心。

作者：孙立平

　　有时闲着没事的时候，经常到一个距我至少十几公里的社区网站去浏览，这就是回龙观社区网。好像过去叫回龙观文化社区网。早在几年前，我就写过一篇短文《网络与社会生成》。回龙观不仅是亚洲最大的相对独立的居住社区，而且主要的居民是以年轻白领为主，其中从事“挨踢”（IT，他们的自称）业的就有不少。几年的时间，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网站，在一个过去被称之为“睡城”的地方形成了一个鲜活的网络社会。甚至几年前的一次维权活动也是以网络为基础的。

　　现在，市民化的话题仍然在持续着，房奴的焦虑，婆媳的矛盾，感情的纠葛等等，都是不会缺少的话题。但在最近一两年里，叹息之声似乎多了起来：加班后夜里归家的疲惫，节假日被工作占用的遗憾，面临工作不稳定的焦虑，甚至是一条短信不合时宜地误发到顶头上司手机上的懊悔。当然也有庆幸和欢快：节假日休息的愉快，领导出差没有压力的轻松等。而这所有的一切，又都与工作或职场有着直接关系。

　　由此就想到近几年经常被议论的一个话题：白领职场的压力。

　　去年底，央视《时空调查》与智联招聘网联合进行了一场“人在职场”的系列调查，短短几天，就吸引了14000多人参加。而调查的结果更是耐人寻味的。比如加班，14000人中有52%的人回答自己经常加班，而回答自己基本不怎么加班的人只有4%。上班有点，下班没点，已经成了许多上班族的常态。有人已经将过去形容上班族的朝九晚五改成朝九晚“无”。调查同时还显示，73%的人根本得不到加班费，是属于无偿加班。而《劳动法》对于加班费早有明确规定，正常工作日、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都应该享有本人工资150%以上的加班费。但如果你对这个规定真的认真起来，结果可能还不如不认真。中央电视台一个相关节目曾经采访了一位饱受无偿加班之苦的王先生，为了讨回公司拖欠自己的加班费，把公司告上了法庭，最后却是告了东家，丢了工作。

　　普遍而无偿的加班只是职场压力的一部分。实际上，压力下的紧张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种基本状态。有一位白领这样讲述自己的生活，“有时老板规定三天完成的工作，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因为我所在的公司，大家做事的效率都很高。如果你做得比别人慢，你的位置就不保，经过两年的努力工作，才得到了部门主管的职位，岂能给后来者可乘之机，所以我必须更努力。”“我总是在加班，有时要到很晚，基本上每天如此，连周末也不例外。几乎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有时我就像一个陀螺，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除非灭亡。我已记不清何时逛的街，何时和朋友一起出游过，何时享受过泡澡，何时睡个好觉、吃顿好饭，甚至连给家里打电话都由从前的一周一次改成了现在的一月一次，脑子里有一根弦始终绷得很紧。有一天这根弦断了，我也就完蛋了。”

　　有人用这样的特征来形容他们的状态：这群被称为“白领”的人，都有很强的成功欲，常在办公室里加班到深夜；回家之后，拿起电话习惯性地先拨“9” 或“0”；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从不去参加同学聚会；鲜少和朋友联系；甚至忘了大学时代最常听的电台节目的名字。

　　这一切的压力来自何方？笼统地说，是竞争；更明确地说，是位置或职业的竞争。如果看看这些档次或高或低的写字楼外无数渴望进入这些写字楼的眼睛，你就知道这种竞争的压力是来自何方了。

　　这背后，无疑就是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大学扩招。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只招收本专科生108．4万名，各类高等教育招生总数只有215．8万人。1999年，“扩招”这个新词浮出水面，从此，大学招生规模迅速扩大。2004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数达到400万，2005年达到504万，2006年达到530万。于是，各种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消息不断传来。去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就承认，2006年高校毕业生比2005年增加了75万人，总量达到413万。按照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2006年高校毕业生约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即使是能够实现当期就业的大学生，也不得不降格以求。团中央、北大政策研究所联手推出的涉及全国6000多名本科生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以上(66.10%)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2000元之间，1.58%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而77.3%的用人单位却认为大学生仍存在期望过高的现象。
 
　　大批扩招期间进入大学的毕业生以低廉的工资和谦卑的姿态陆续进入职场的时候，他们原来的师哥师姐们不能不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威胁，而后者本来是刚刚坐稳现在的位置，或是刚刚获得提职或提薪。最早的威胁是发生在对专业和经验要求不高的位置。但只要假以时日，当这些低薪进入的小师弟小师妹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或获得初步提升之后，对师兄师姐的冲击就会更加强而有力。对薪金待遇相对较低的要求，较新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特有的年龄优势，都会使得这些小师弟小师妹成为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至少就目前而言，这个因素对原有白领阶层职业稳定性的冲击，使其薪金提高面临的条件的改变，就已经不能熟视无睹了。

　　然而，可以将这一切归咎于扩招吗？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仅从数字上看，400万、500万当然是一个令人咂舌的数字。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呢？我们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有四五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折算一下，这相当于一个一亿三千万的国家每年有四五十万的大学毕业生，相当于一个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国家每年有四五万个大学毕业生，而一个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国家在世界上按人口规模排列，差不多可以排到60位左右。一个在世界上按人口排名60位左右的国家，每年有四五万的大学生毕业，多吗？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处于粗放型的阶段，也决不算多。

　　问题出在哪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失衡的社会。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北京市高校已就业、未就业的毕业生和即将毕业的在校生的就业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一半的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实际收入低于期望值，六成高校毕业生即便毕业时在北京市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到基层、偏远地区及中小城市去就业。正如有论者所说，北京高校的毕业生之所以不愿意到基层、偏远地区就业，其原因也不过于此。但是能就此得出这些大学生害怕艰苦的结论吗？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

　　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失衡的社会里，资源和机会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中各个角落的资源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中积聚。各大城市房价畸高的现象就与此有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的机会也就越来越集中在这些地方。因此，大学生不愿意到中小城市去，更不要说到农村中去了，与其说是他们的意愿问题，不如说是失衡的社会缩小了他们选择的空间。在美国，即使是一流大学的博士能在排位百名左右的大学找到教职，也会当作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但北京上海高校的毕业生却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当中的原因不仅是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学术资源和机会是高度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地方。

　　从上述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职场的压力是在整个社会高度失衡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消除社会结构的失衡，是造就一个正常工作场所的前提条件。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07-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