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丁庄梦》

近年来很少看小说，最多也是作为消遣随便翻一翻。最近下决心用了两个下午读罢阎连科的《丁庄梦》，久久不能平静。始则愤然，拍案而起，继则无奈，欲哭无泪。想写点什么，又有“余欲无言”之感。“哀民生之多艰”？不足以表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庶几近之。这句话确实在阅读过程中时时从脑海中跳出来，可能也是作者的一种取向，尽管仍不足以概括作者和读者深层次的感受。

书的腰封上的字样是：“触目惊心，警世感人”；“关爱生命，关注艾滋病，真挚表达对人类窘境的人道关怀和博大爱心”；“一部饱蘸血泪的长篇力作，冷峻展示艾滋病村的灵魂之舞”，“中国版的《鼠疫》、《大疫年纪事》”。“饱蘸血泪”、“灵魂之舞”，都很中肯。看来出版社的拟稿人也深为本书所打动，若只为促销，是编不出来这些词的。

丁庄的原型是许许多多中国北方农村中的一座村子，贫穷，但也不是赤贫，不遇凶年，尚可聊以卒岁，只是几番挣扎，找不到脱贫致富之道。终于在“上面”一再动员之下，开始卖血，从此一村人以卖血为业。从此迅速富起来，盖起了一排排新房，修起了柏油路，大家认为找到了快速致富之路，竞相卖血。然后，“热病”（即艾滋病）蔓延，灾难降临，噩梦开始，转眼间，农田荒芜，新房败落，柏油路也不再走车，泥土堆积的厚度已经够种庄稼。整个村子“万户萧瑟鬼唱歌”。十年之内一个轮回，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个活生生的男女老少，从希望到绝望，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展现其最本色的人性。

出版社把这本书与加缪的《鼠疫》并提。刚好我家有法文版的“La Peste”，取来读了一遍，没有了翻译的隔阂，可以体会原汁原味的文字。从写灾难和灾难中的众生相的细腻的描述来讲，两书有可比处。但是我读罢《鼠疫》只感到文学的享受，却没有像《丁庄梦》那样心灵的震撼。也许因为我是中国人，后者讲的是吾土吾民，而且是现在进行式，而前者是外国，过去式，时空上拉开了距离。但这不是主要原因。《鼠疫》的作者的笔触要冷静得多。20世纪40年代欧洲并未发生鼠疫，而发生了法西斯肆虐。作者作为反法西斯斗争的亲历者，以鼠疫暗喻法西斯浩劫。而《丁庄梦》是写实，一切都是今天正在发生的实实在在的灾难。作者是全身心投入，可谓“字字血，声声泪”。正因为是现在进行式，阎连科与他长期蹲点的村庄已建立起了扯不断的感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与他描述的人物联系起来，眼看着一个个活人走向死亡而爱莫能助，感到无比的痛苦。

更重要的区别是《鼠疫》尽管是假托，书中所描述的是真正的天灾。那个再平凡不过的小城的市民原来大都有正常的生计，可以说是“天降”无妄之灾。那些老鼠是不知怎么钻出来的，没有人应为此负责。当地官员和医生都克尽厥责，调动了当时医疗水平所能达到的条件。他们为之伤脑筋的是，何时承认这就是一场瘟疫，向公众宣布；何时实施必要的隔离手段。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细致而生动的心理描述，写出了人在灾难中的非常而又正常的表现，一切都是在情理之中。而丁庄所遇到的却是人祸大于天灾。卖血是上面的号召，原来村长抵制，村民也不愿意。但这影响县里官员的“政绩”，再不完成“任务”，就要丢乌纱帽，所以不论用威胁或利诱的手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接着，抵制卖血的村长被撤职，由本无职务，却在村里最有威望的一个学校敲钟老人丁家“爷爷”带领大家参观因卖血而致富的邻村。穷怕了的村民经此诱惑，也出于对丁爷爷的信任，思想转变，同意卖血。在愚昧的群体中头脑“活络”的丁辉就脱颖而出，成了“血头”。有了他的组织，吆喝，卖血渠道畅通，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卖血卖疯了”，谁家卖的多，谁家就富得快。那个原来坚决抵制的村长也经不住老婆天天骂他没出息，“不是男人”，也开始卖了，终于也染上了“热病”。

卖血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热病”。但可以想见，这样的血站，这样的血头，这样的只顾升官不问百姓死活的领导，不可能准备严格的消毒制度和设施，感染也就是必然的了。“血头”采血的情景触目惊心，除了从中克扣补偿费外（这是当然的），还把500毫升的血袋撑成600、700毫升，欺骗无知农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吸血鬼”！最后，大半个村都感染了，人们在绝望中把仇恨集中到血头身上，他们能够用的、最惯常的复仇手段，就是给他家的猪下毒，最后把他十三岁的儿子也毒死了。小说开头就是从这个孩子被毒死讲起。以后的故事都是假托这个在阴间的孩子的叙述，人物关系都是以这个孩子为主体，那位威望较高，没有卖过血也没有染病，无形中代行村长职务的老头是他“爷爷”，而血头丁辉，却是他“爸爸”，老头的长子。这使良知未泯的丁爷爷有挥之不去的对村民的负疚感。他对儿子最大的要求就是给村民磕一个头，道个歉，连这也实现不了，他只有希望他儿子一死以谢村民。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丁辉并不满足于从抽活人的血牟利，而且随着死人日益增加，先是做起了棺材生意，后又办“冥婚”，配阴亲，把死者家属领到的那一点救济款也搜刮殆尽。而那些对他怀着仇恨的村民，却又争先恐后地去买棺材，或为死去的家人，或为已经染病的自己。村里的树砍光了，就砍自家的桌椅橱柜，换来最后的家具——一口棺材。接下来，又心甘情愿地把仅有的活命钱掏出来，为自己死去的儿女找合适的“对象”。棺材和死人都有不同“档次”，按“条件”论价，认真地讨价还价。丁辉做得心安理得，毫无愧疚，还自称是在“行善”。他也许真的这样认为，因为他也为自己的儿子（就是被村民毒死的那个十三岁少年）订了一门阴亲，为“高攀”了县长夭折的女儿而得意非凡，尽管那女孩子是瘸子，而且比男孩子大好几岁。这件事使他与老父丁爷爷的冲突达到白热化。他们对“冥婚”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爷爷才那么认真地为孙子受委屈而愤怒，他看重的是“孙媳妇”的本人（鬼）的条件，而儿子看重的是官府的关系。那县长此刻正官运亨通，赖以升迁的政绩之一就是当初完成收购血浆任务有功。书中还有画龙点睛的一笔：即便是“冥婚”的收入，丁辉说他只是“领工资”，是在替政府为百姓做“好事”。也就是说，这买卖也是官办的。就凭这“工资”，丁辉在县城盖起了令老父炫目的考究的房子，请老父在餐馆中吃饭，一盘菜的价钱值一口棺材！当然，那在阴间的儿子将要高攀的县官家的住房就更加气派无比了。

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在丁辉为儿子“成婚”，把儿子的骸骨从丁庄的坟地中起走，装入“豪华”棺材，风风光光抬走时，丁爷爷终于忍无可忍，一闷棍把儿子打死了，为了他的孙子，也为了却他对村民的良心债。

除了最后一个情节，故事的人和事，包括细节，处处都有实据。与高耀洁的科学、客观的纪实——《中国艾滋病调查》——参照看，相比之下，就事实而言，小说所描述的还只是这本《调查》的一小部分。看得出来，作者笔下是非常克制的，做到“哀而不伤”可能太难，却是努力做到了“怒而不怨”。许多令人发指的情节完全以白描之笔叙述，未加发挥。有的只是点到为止。例如采血的过程，卫生条件，只一笔带过。作者亲眼目睹的环境之污浊，惨不忍睹，他没敢正面描述。我猜想，作者创造了丁爷爷这样一个贯穿始终代表正直、善良、良知未泯的人物，让他把自己儿子打死，还是出于为人性留下一线亮光，留下希望。

如果说文学的核心是写人，写人性，那么《鼠疫》和《丁庄梦》正是展现了人性的深处，在生死关头的本能、爱、恨、欲望、善与恶的混杂。但是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相比之下，《鼠疫》中展现的人性是自然的，写人的求生欲与死神的搏斗，惊心动魄，撕肝裂肺；写被隔离在疫区的人的“放逐”感，千方百计要逃出去的欲望、痛苦和绝望。最后或陷于麻木，或是在集体互助中找到寄托和力量；还有对宗教的置疑，人生哲理的探讨，等等。作者在后记中亮明身份就是自始至终坚持在疫区救助病人的医生。他不是出于“英雄主义”而是出于“诚实”，也就是忠于职守，非这么做不可。把他与灾难中的市民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超越于痛苦之上的力量和无辜”。一场灾难过去了，下一场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来，但是他从生死搏斗中见证了“人性中可钦佩的多于可鄙视的”，这促使他下决心把这故事写下来。这是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群。这本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丁庄梦》写的特定时代和人群是21世纪初的中国农民。作者对他所熟悉的中国农民及其一切弱点有刻骨铭心的了解和同情，哀其不幸之情跃于纸上；而面对强大的外部环境，连“怒其不争”都很难表达，也许只能以“无可奈何”来概括。禁不住联想起鲁迅时代的农民，又找来萧红的《生死场》一读。令人无限感慨的是经过了几个“朝代”，中国大地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农民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却如此相似，如此顽强地代代相传。“谁实为之？孰令致之？”作者在本书后记中说他写完此书泪如雨下，“人如被抽去了筋骨般软弱无力”，那种“被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相信任何一个读罢全书的人都能体会作者的这种苦痛。因为这本书不是一般的“虚构文学”，是作者用“心”写成。所有这一切，法国人加缪不可能经历。我想到过去在另一个题目下写过，西方人不论如何同情和理解中国，总是有一种“隔”，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民族所承受的那种深重苦难。

刚刚从丁庄的噩梦中醒来，那情景历历在目。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到处是“崛起”、与国际接轨、“五百年未有之盛世”。放眼繁华都市，高楼大厦，金壁辉煌（其实不必大都市，丁庄所属的县城就已做到）。那大大小小的“丁庄”以及那些百姓呢，对某些人来说，最好不要冒出来杀风景，眼不见为净。这就足以解释这本书以及高耀洁老人的曲折、痛苦的遭遇。丁庄的苦难因某些人的“政绩”而产生，又因“政绩”而不得见天日。政绩！政绩！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其实河南人是幸运的，先有高耀洁，后有阎连科这样的儿女，对哺育他们的家园，对父老乡亲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这样执着地关怀他们的苦难。由于有了高耀洁，河南的艾滋病得以为外界所知，相对说来，也就早得到一些关注和帮助。而其他地方同样的灾难就没有那么幸运，不知多少人群、村庄还在黑暗之中在因贫卖血，饮鸩止渴，在愚昧、无告、无助中走向宿命的终点。问题是病毒不解人意，通过一管一管的血液不断地复制、传播，任何权势喝令不止，奈何？

我还是愿意相信如加缪所说：“人性中可钦佩的多于可鄙视的”，有某种超越痛苦之上的力量能够战胜灾难。至少，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至少，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媒体可以谈论这个问题。可敬的高耀洁医生终因一位中央领导的接见和肯定而出现在公众面前，为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感动中国的人物。我们也看到温家宝总理走访爱滋病人，在讲话中一再提到艾滋病问题。高医生尽管仍然处境艰难，她的呼声无形中不断得到回响，她的努力和奉献决不会虚掷。我期待，这本饱蘸血泪的小说也终将产生应有的影响，得到公允的评价。至少，可以作为久已被斥为老生常谈的“作家的社会良知”、“作家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的一个范例。

资中筠 2006岁末于芳古园陋室

何必讳言民主自由？

　　见到《大国崛起》的主创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中竭力表白主要不是民主的问题。这令我有点滑稽感。民主何罪？民主何害？这些国家强盛之路难道与民主无关，反倒是专制独裁的产物？诚然，民主决非充足条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从英国《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到美国制宪会议到法国大革命，难道不是确立民主的过程？欧洲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是从神权走向人权，从专制走向民主(君主立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等级特权走向平等法治的历史。这一切不仅是少数精英的觉悟，而且成为全体公民的共识，也就是全民从蒙昧走向启蒙的过程。这是一段渐进的、漫长的历史，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各国的发展道路千差万别，民族特色十分鲜明，但又有其不可逾越的普遍规律，以及作为现代人的普适价值。

　　当然，不是只要有了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就万事大吉。德国希特勒被选上台常被那些贬抑民主选举制者作为反面例证。诚然，希特勒是通过选举执政的，但是一旦上台，他和他的纳粹党就把法治民主撇在一边，奉行极端的集权独裁，以残酷手段压制各种理性的呼声，煽动极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之作为灾难的象征，难道不是对内残酷的集权专制？德意志民族的悲剧总不能算在民主头上吧？本片中有一个镜头重复两次，即著名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奥斯维辛犹太人墓前历史性的一跪，旁白是：“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一个能够这样彻底反省的民族，正说明它还有从宗教革命以来与欧洲文明发展轨迹相吻合的传统，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信，因而也是有前途的。

　　再以俄罗斯彼得一世为例，这是在俄罗斯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大帝。他目光如炬，为了俄罗斯的现代化，义无反顾地向西欧学习，不惜微服游学，亲自以学徒身份从工匠做起，这样的胸襟和虚怀可谓亘古一人，对俄罗斯的强盛功不可没。但是他惟独没有学来的是宪政、法治和民主的精髓。他求胜心切，企图借助绝对君权，用专制高压手段，以一己之力把俄罗斯强行推入现代社会，既不设法从其他王公大臣中取得部分支持，也没有触动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他的先进思想并没有成为俄国人的共识。表面上似乎效率很高，结果欲速则不达，连自己的儿子都未能说服。在其身后，许多措施人亡政息，俄罗斯又走了一大段弯路。从沙俄到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版图几经变化，仍不失为横跨欧亚大陆的真正“大国”，但是其现代化的道路崎岖多难，少渐变而多突变。彼得大帝未能着手改变的专制基因，成为俄国前进道路上沉重的包袱，历经多次历史变革，乃至天翻地覆的暴力革命，仍难触动。

　　窃以为，纪录片中，相对于精彩处而言，俄罗斯下集有关苏联部分有诸多败笔，甚至具有误导性。

　　首先把美国罗斯福“新政”与苏联计划经济相提并论，大谬而不然，二者本质上不同，这里不再赘言。片中提到20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人们向往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一个极短时期内确有此现象，但是紧接着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使以自由平等为理想的进步人士希望幻灭。对此，我国通常的称谓是“肃反扩大化”，那是委婉语。实际上绝不是“扩大”问题，而是方向问题、制度的本质问题。所“肃”者极少是真“反革命”，而是革命元老、知识精英、民族精华，而且此后“高压和清洗”成为经常性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断地摧残民族元气。

　　诚然，最后战胜了法西斯侵略，是苏联人民的光荣业绩，这是以千百万红军的英勇牺牲和百姓的苦难为代价的。如果当初苏共大批精英以及包括图哈切夫元帅在内的大批优秀将领都未遭清洗，如果至少领导层还有正常议事的民主生活，苏联人民是否一定会遭此浩劫？反侵略战争开始时是否依然那么被动？这段极具警世意义的历史在纪录片中完全不见。

　　除了这一重要的缺失外，还给人印象，似乎严密的计划经济、以残酷手段镇压和剥夺农民、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重工业，都是不得已的，要大炮只能不要黄油，甚至这些都是后来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条件。

　　另外比较遗憾的是，英国卷中关于洛克的内容、美国卷中美国独立的口号“没有代表就不纳税”、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十项权利法案的产生过程……诸如此类精彩片断，据说初稿中有的，后来都给删掉了。

“兴”与“衰”的标准

　　这些大国都有殖民扩张的历史，以种种巧取豪夺占有他国财富充实自己的国库。它们在国际上奉行强权政治，它们善待本国人，却虐待他国人，其依据是“种族优劣论”。所以一方面在国内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大旗，一方面可以心安理得地剥夺他国人的权利。不仅统治者如此，许多真诚信奉人道主义的进步人士也认为“劣等民族(或种族)”不配享受“文明”国人所享受的权利。到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施行种族灭绝政策，种族主义登峰造极，却也因此随着纳粹主义的灭亡而臭名昭著。二战结束后，种族平等、民族平等的观念确立为国际准则，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到20世纪60年代殖民地纷纷独立。从此，不论个人潜意识里还有多少残余，公开宣扬种族主义在文明世界已无法立足。今日的世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是在新的平台上以另一种游戏规则进行。

　　大国消长如月之盈亏，是人间正道。从这些大国的历史来看，以竭尽本国人力、物力，剥夺本国人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穷兵黩武进行侵略扩张，尽管“船坚炮利”，只可得逞于一时，最终必一败涂地；而凡能继续立足的，本国人在国内基本上得到善待是必要条件。如荷兰和英国，迫于历史潮流，退出殖民地，版图大大缩水，从“霸业”角度看是“衰落”，但降为“二等”国，退居本土，照样繁荣发达，仍不失为乐土。现在欧洲国家创立了“欧盟”这样一种国家关系的新形式，是否能够成功，又成为一种推动历史的制度创新，还言之过早，但至少是历史发展到某种阶段的新的尝试。美国现在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正自以为“替天行道”，牛气冲天。能否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收缩，退居正常国家，尚待今后美国人的智慧。总之，从以人为本出发，以广大人民的福祉为标尺，“大国”排行榜的名次只能表现暂时的兴衰。例如北欧诸小国，廉政、福利都居世界前茅，小小芬兰教育高度发达，且国家全包，这不也是一种排行法？

是兴奋剂还是清醒剂？

　　“崛起”之片一出，在国内外都引起某种躁动，普遍认为，这是中国为自己“崛起”为下一个“大国”作准备。《纽约时报》有一篇专稿，题为“腼腆的巨人不再故作谦虚”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说现在中国不再否认企图很快成为这样的“大国”了，要放弃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策略了——“韬光养晦”的英译再翻回中文就是“藏起野心，掩饰利爪”。通篇文章内容无甚新意，无非是列举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一些举措，暗示或明示“中国威胁论”。外人愿意如何评论，是他们的事；国人的心态和反应才是重要的。

　　我没有作过调查，无法作出科学的评估。只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隐约感到在某些人中有一股虚骄之气，与国外不论出于何种动机的夸大偏颇之论相呼应，似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中心的大国已经在望。在这种背景下，当前这部片子可能起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兴奋剂加强了这种躁动的心态；一是作为清醒剂，启发国人深思文明发展的规律，从而客观地认识到我国前面道路崎岖而修远。我希望是后者。

　　我更希望的是，国人先不忙着联系自己。多年前，在本人主持《美国研究》时就曾一再强调，以客观、全面、深入弄清楚美国为宗旨，切莫轻言与中国“比较研究”，因为这种比较只能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

　　而且，一联系自己，就容易主观，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国情进行取舍，例如前面提到的对有些关键内容的回避。其实自己想不想要是一回事，不能因此不承认人家有此传家宝。且慢联系自己，不是永远不要反思，而是避免急功近利。中国人需要了解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的历史，过去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这点再强调也不为过。《大国崛起》纪录片至少比传统的教科书有许多突破，在普及知识方面起到了书籍所不能起的作用。再要强加于它过于沉重、似是而非的使命，就是多余的了。

   (资中筠 学者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 前《美国研究》主编) 

2007年02月21日 经济观察报

    近年来很少看小说，最多也是作为消遣随便翻一翻。【最近由于听到一些围绕着《丁庄梦》一书的是非传言，下决心找来看一下。】用了两个下午读罢，久久不能平静。始则愤然，拍案而起，继则无奈，欲哭无泪。想写点什么，又有“余欲无言”之感。“哀民生之多艰”？不足以表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庶几近之。这句话确实在阅读过程中时时从脑海中跳出来，可能也是作者的一种取向，尽管仍不足以概括作者和读者深层次的感受。

    书的腰封上的字样是：“触目惊心，警世感人”；“关爱生命，关注艾滋病，真挚表达对人类窘境的人道关怀和博大爱心”；“一部饱蘸血泪的长篇力作，冷峻展示艾滋病村的灵魂之舞”，“中国版的《鼠疫》、《大疫年纪事》”。“饱蘸血泪”、“灵魂之舞”，都很中肯。看来出版社的拟稿人也深为本书所打动，若只为促销，是编不出来这些词的。

    丁庄的原型是许许多多中国北方农村中的一座村子，贫穷，但也不是赤贫，不遇凶年，尚可聊以卒岁，只是几番挣扎，找不到脱贫致富之道。终于在“上面”一再动员之下，开始卖血，从此一村人以卖血为业。从此迅速富起来，盖起了一排排新房，修起了柏油路，大家认为找到了快速致富之路，竞相卖血。然后，“热病”（即艾滋病）蔓延，灾难降临，噩梦开始，转眼间，农田荒芜，新房败落，柏油路也不再走车，泥土堆积的厚度已经够种庄稼。整个村子“万户萧瑟鬼唱歌”。十年之内一个轮回，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个活生生的男女老少，从希望到绝望，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展现其最本色的人性。

    出版社把这本书与加缪的《鼠疫》并提。刚好我家有法文版的“La Peste”，取来读了一遍，没有了翻译的隔阂，可以体会原汁原味的文字。从写灾难和灾难中的众生相的细腻的描述来讲，两书有可比处。但是我读罢《鼠疫》只感到文学的享受，却没有像《丁庄梦》那样心灵的震撼。也许因为我是中国人，后者讲的是吾土吾民，而且是现在进行式，而前者是外国，过去式，时空上拉开了距离。但这不是主要原因。《鼠疫》的作者的笔触要冷静得多。20世纪40年代欧洲并未发生鼠疫，而发生了法西斯肆虐。作者作为反法西斯斗争的亲历者，以鼠疫暗喻法西斯浩劫。而《丁庄梦》是写实，一切都是今天正在发生的实实在在的灾难。作者是全身心投入，可谓“字字血，声声泪”。正因为是现在进行式，阎连科与他长期蹲点的村庄已建立起了扯不断的感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与他描述的人物联系起来，眼看着一个个活人走向死亡而爱莫能助，感到无比的痛苦。

    更重要的区别是《鼠疫》尽管是假托，书中所描述的是真正的天灾。那个再平凡不过的小城的市民原来大都有正常的生计，可以说是“天降”无妄之灾。那些老鼠是不知怎么钻出来的，没有人应为此负责。当地官员和医生都克尽厥责，调动了当时医疗水平所能达到的条件。他们为之伤脑筋的是，何时承认这就是一场瘟疫，向公众宣布；何时实施必要的隔离手段。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细致而生动的心理描述，写出了人在灾难中的非常而又正常的表现，一切都是在情理之中。而丁庄所遇到的却是人祸大于天灾。【卖血是政府的号召，原来村长抵制，村民也不愿意。但这影响县里官员的“政绩”，再不完成“任务”，就要丢乌纱帽，所以不论用威胁或利诱的手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接着，】抵制卖血的村长被撤职，由本无职务，却在村里最有威望的一个学校敲钟老人丁家“爷爷”带领大家参观因卖血而致富的邻村。穷怕了的村民经此诱惑，也出于对丁爷爷的信任，思想转变，同意卖血。在愚昧的群体中头脑“活络”的丁辉就脱颖而出，成了“血头”。有了他的组织，吆喝，卖血渠道畅通，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卖血卖疯了”，谁家卖的多，谁家就富得快。那个原来坚决抵制的村长也经不住老婆天天骂他没出息，“不是男人”，也开始卖了，终于也染上了“热病”。

    卖血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热病”。但可以想见，这样的血站，这样的血头，这样的只顾升官不问百姓死活的领导，不可能准备严格的消毒制度和设施，感染也就是必然的了。

    “血头”采血的情景触目惊心，除了从中克扣补偿费外（这是当然的），还把500毫升的血袋撑成600、700毫升，欺骗无知农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吸血鬼”！最后，大半个村都感染了，人们在绝望中把仇恨集中到血头身上，他们能够用的、最惯常的复仇手段，就是给他家的猪下毒，最后把他十三岁的儿子也毒死了。小说开头就是从这个孩子被毒死讲起。以后的故事都是假托这个在阴间的孩子的叙述，人物关系都是以这个孩子为主体，那位威望较高，没有卖过血也没有染病，无形中代行村长职务的老头是他“爷爷”，而血头丁辉，却是他“爸爸”，老头的长子。这使良知未泯的丁爷爷有挥之不去的对村民的负疚感。他对儿子最大的要求就是给村民磕一个头，道个歉，连这也实现不了，他只有希望他儿子一死以谢村民。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丁辉并不满足于从抽活人的血牟利，而且随着死人日益增加，先是做起了棺材生意，后又办“冥婚”，配阴亲，把死者家属领到的那一点救济款也搜刮殆尽。而那些对他怀着仇恨的村民，却又争先恐后地去买棺材，或为死去的家人，或为已经染病的自己。村里的树砍光了，就砍自家的桌椅橱柜，换来最后的家具——一口棺材。接下来，又心甘情愿地把仅有的活命钱掏出来，为自己死去的儿女找合适的“对象”。棺材和死人都有不同“档次”，按“条件”论价，认真地讨价还价。丁辉做得心安理得，毫无愧疚，还自称是在“行善”。他也许真的这样认为，因为他也为自己的儿子（就是被村民毒死的那个十三岁少年）订了一门阴亲，为“高攀”了县长夭折的女儿而得意非凡，尽管那女孩子是瘸子，而且比男孩子大好几岁。这件事使他与老父丁爷爷的冲突达到白热化。他们对“冥婚”的信仰是一致的，所以爷爷才那么认真地为孙子受委屈而愤怒，他看重的是“孙媳妇”的本人（鬼）的条件，而儿子看重的是官府的关系。

    【那县长此刻正官运亨通，赖以升迁的政绩之一就是当初完成收购血浆任务有功。书中还有画龙点睛的一笔：即便是“冥婚”的收入，丁辉说他只是“领工资”，是在替政府为百姓做“好事”。也就是说，这买卖也是官办的。】就凭这“工资”，丁辉在县城盖起了令老父炫目的考究的房子，请老父在餐馆中吃饭，一盘菜的价钱值一口棺材！当然，那在阴间的儿子将要高攀的县官家的住房就更加气派无比了。

    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在丁辉为儿子“成婚”，把儿子的骸骨从丁庄的坟地中起走，装入 “豪华”棺材，风风光光抬走时，丁爷爷终于忍无可忍，一闷棍把儿子打死了，为了他的孙子，也为了却他对村民的良心债。

    除了最后一个情节，故事的人和事，包括细节，处处都有实据。与高耀洁的科学、客观的纪实——《中国艾滋病调查》——参照看，相比之下，就事实而言，小说所描述的还只是这本《调查》的一小部分。看得出来，作者笔下是非常克制的，做到“哀而不伤”可能太难，却是努力做到了“怒而不怨”。许多令人发指的情节完全以白描之笔叙述，未加发挥。有的只是点到为止。例如采血的过程，卫生条件，只一笔带过。作者亲眼目睹的环境之污浊，惨不忍睹，他没敢正面描述。我猜想，作者创造了丁爷爷这样一个贯穿始终代表正直、善良、良知未泯的人物，让他把自己儿子打死，还是出于为人性留下一线亮光，留下希望。如果说文学的核心是写人，写人性，那么《鼠疫》和《丁庄梦》正是展现了人性的深处，在生死关头的本能、爱、恨、欲望、善与恶的混杂。但是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相比之下，《鼠疫》中展现的人性是自然的，写人的求生欲与死神的搏斗，惊心动魄，撕肝裂肺；写被隔离在疫区的人的“放逐”感，千方百计要逃出去的欲望、痛苦和绝望。最后或陷于麻木，或是在集体互助中找到寄托和力量；还有对宗教的置疑，人生哲理的探讨，等等。作者在后记中亮明身份就是自始至终坚持在疫区救助病人的医生。他不是出于 “英雄主义”而是出于“诚实”，也就是忠于职守，非这么做不可。把他与灾难中的市民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超越于痛苦之上的力量和无辜”。一场灾难过去了，下一场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来，但是他从生死搏斗中见证了“人性中可钦佩的多于可鄙视的”，这促使他下决心把这故事写下来。这是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群。这本书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丁庄梦》写的特定时代和人群是21世纪初的中国农民。作者对他所熟悉的中国农民及其一切弱点有刻骨铭心的了解和同情，哀其不幸之情跃于纸上；而面对强大的外部环境，连“怒其不争”都很难表达，也许只能以“无可奈何”来概括。禁不住联想起鲁迅时代的农民，又找来萧红的《生死场》一读。令人无限感慨的是经过了几个“朝代”，中国大地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农民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却如此相似，如此顽强地代代相传。“谁实为之？孰令致之？”作者在本书后记中说他写完此书泪如雨下，“人如被抽去了筋骨般软弱无力”，那种“被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相信任何一个读罢全书的人都能体会作者的这种苦痛。因为这本书不是一般的“虚构文学”，是作者用“心”写成。所有这一切，法国人加缪不可能经历。我想到过去在另一个题目下写过，西方人不论如何同情和理解中国，总是有一种“隔”，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民族所承受的那种深重苦难。刚刚从丁庄的噩梦中醒来，那情景历历在目。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到处是“崛起”、与国际接轨、“五百年未有之盛世”。放眼繁华都市，高楼大厦，金壁辉煌（其实不必大都市，丁庄所属的县城就已做到）。那大大小小的“丁庄”以及那些百姓呢，对某些人来说，最好不要冒出来杀风景，眼不见为净。这就足以解释这本书以及高耀洁老人的曲折、痛苦的遭遇。【丁庄的苦难因某些人的“政绩”而产生，又因“政绩”而不得见天日。政绩！政绩！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其实河南人是幸运的，先有高耀洁，后有阎连科这样的儿女，对哺育他们的家园，对父老乡亲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这样执着地关怀他们的苦难。由于有了高耀洁，河南的艾滋病得以为外界所知，相对说来，也就早得到一些关注和帮助。而其他地方同样的灾难就没有那么幸运，不知多少人群、村庄还在黑暗之中在因贫卖血，饮鸩止渴，在愚昧、无告、无助中走向宿命的终点。问题是病毒不解人意，通过一管一管的血液不断地复制、传播，任何权势喝令不止，奈何？

    我还是愿意相信如加缪所说：“人性中可钦佩的多于可鄙视的”，有某种超越痛苦之上的力量能够战胜灾难。至少，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至少，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媒体可以谈论这个问题。可敬的高耀洁医生终因一位中央领导的接见和肯定而出现在公众面前，为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感动中国的人物。我们也看到温家宝总理走访爱滋病人，在讲话中一再提到艾滋病问题。高医生尽管仍然处境艰难，她的呼声无形中不断得到回响，她的努力和奉献决不会虚掷。我期待，这本饱蘸血泪的小说也终将产生应有的影响，得到公允的评价。至少，可以作为久已被斥为老生常谈的“作家的社会良知”、“作家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的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