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保护幼弱，不在崇高名义面前退却

     黎 明

8岁女孩张慧敏按照她父亲的计划，于7月4日从三亚出发，将在8月28日跑到北京。这个活动被冠以的名称是：“东方小神鹿万里长跑迎奥运”。

女孩的父亲张健民坚拒劝阻意见，在媒体关注和诸多争议声中，营养不良的“小神鹿”在酷暑中一路咳嗽着跑过广州，继续朝着北京跑。

堂皇的计划是监护人和商家这些成人制定的，超常的体能和巨大的代价却由8岁的女孩来付出。那些称颂这种活动的喝彩者，应该正视我指出的这个事实：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才这样跑，只有穷人家的家长不明智才让孩子这样跑；其他的孩子不这样跑，是因为家长知道这样跑对孩子有害---并不需要向专家请教，一般的家长都具备分辨此举利害的常识。

专家的意见，以学术性语言进一步明确了否定此举的理由。他们批评对孩子的马拉松训练和这次长跑活动，说它“方法不可取，违反科学，后果不堪设想”；具体危害有“肌肉坏死、骨骼变形”，“给骨骼、心脏、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带来严重的损害”。可见，根据医学、运动科学以及生活常识，做出“这个活动对孩子有害”的判断，客观而理智，应该得到尊重和认可。

这里，只有可以确认的“医学道理”和“生理理由”就够了，而进行政治估量、效益评价、意义阐述等等都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任何理由，即便是爱国和奥运的理由，在孩子的生理理由面前都不成理由，或者说，都是违法和非人道的理由。

需要孩子超负荷“奉献”的运动会和任何社会活动，是可耻的；明知危害孩子身体健康而鼓励孩子继续的人群，是可耻的；罔顾孩子健康而将脱贫希望寄托在孩子的“奋力拼搏”，这样的家长也是可耻和愚昧的。

孩子能不出意外跑到北京，孩子今后能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为家露脸，如此前景和判断眼下是非也不相干。我们断定这件事的是非和该管不该管问题，只是眼下的理由：它损害了未成年人利益；它侵犯了理性社会的一个原则。

赞助商的表现，比张慧闽的家长更不像话。他们希望孩子多跑路、多参加商业活动。随着赞助协合同的签订和执行，张家父女必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中止长跑的意向更难提出。这样，孩子的处境将更加危险。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招用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应当执行国家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的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我们这位8岁的孩子，并非在享受教育和娱乐，她正在从事“作业”，其中承担的至少有一项叫“商业广告作业”。

当监护人的表现明显不合理，当监护人正在做一件对被监护人有害的事情，应由社会力量出面干预。我们的社会组织和公众，明知监护人做了不利于孩子的事却只是议论、劝阻，这里有个可悲的原因，即在下意识中将孩子视为家长的“私产”，将非暴力损害被监护人的事情看作他人“家事”。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条：“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

现在，人们不该作为旁观者在一旁议论了，需要做的是，立即依法制止“8岁童万里长跑迎奥运”活动。长跑活动沿途的各政府机构和社团组织，都可以出面加以制止。这样做，是符合国内法精神和“国际惯例”的。印度警方就曾经封锁道路阻止长跑神童布迪亚·辛格，因为政府指令严禁幼年的辛格参加马拉松活动，理由就是这样侵犯了儿童的权利。

劝阻和制止，相关公权机构都可以出面。不过，这件事还是由北京奥组委出面制止更好---文明奥运不接受幼弱奉献和非人性的“增光”活动，这是一个表示奥运理念文明的机会。

2007年7月19日

    大陆水危机方面的信息提示我们，大陆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土地荒漠化”，还有水污染造成的“土地毒化”对我们也是致命的威胁。污染水作为灌溉水源，将毒化物和重金属“输入”每块土壤，势必对居民健康甚至遗传素质产生可怕的伤害，而治理“土地污染”的难度比治理荒漠化还要大，成本还要高。     
    瞻前，无法乐观，全球气候变暖，如不采取强力应急措施，荒漠化和“毒土化”将以更快的速度扩展。水土不宜，是基本生存条件的丧失，如果这块土地上的民族“水土不服”，我们当然应将此视为“民族危机”。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荒漠化一直在加速扩展”，绝非偶然，这等于列举出了人为因素的铁证。我们知道这阶段发生了“全民炼钢”、砍光山头、“三级所有”等史无前例的蠢事。我们看到，人权和“自然权”共了命运；社会体制尤其是和产权制度，不仅能保障人权，对生态环境的保障也是必需必备的。
 
      有的地方，在别处砍光树木的情况下保持了一小块原始山林，起到保护作用的是“文化”。当地人深信山林有灵，砍树要遭恶报。就是这种被当作“封建迷信”的文化，抵御了强暴的政治，限定了统治力的范围，从而为一方留下了造福百代的基业。可见，被权威认定的“先进文化”，相对于被压迫的“落后文化”或许是更落后的文化；我们真正需要警惕、防御的，是那些具有野蛮、暴力性质的文化和思想。
 
      体制与文化，规定了我们的生活史、人和自然史；它也将规定我们今后的命运。我们有丰厚的人力资源，据说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虽说荒漠化是世界性难题，并非注定解决不了。只要体制和文化走向理性，让抗御荒漠化的利益密切联系到具体的个人、团队，我们就有希望消除“黄祸”这一致命大害，我们才能拥有绿色的家园、多彩的未来。
 
   此时无忧，苍天不佑。人力、资金、技术、政策.....所有条件和要素的到位赖于忧患意识的确立。主要的忧患出在“社情”----生态环境危机、生存危机迫近，但由于民众的表达和公共事务参与等权利还不能保障，我们社会矫正“人为荒漠化”和“人为毒土化”的机制尚未建立，于是公众虽忧心如焚却无能为力。

    挽救这片大陆生命力的“药方”或力量，非民主制衡机制莫属。民主救生态，民主救民族----这样的警示，就写在当今大陆的每一块土地和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