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世界经济扑朔迷离、多灾多难，美国次贷危机未平、越南等国金融危机或潜在危机又起。全球性股市房市等资产大幅震荡，原油、金属等生产资料价格以及粮食、大豆等消费品价格狂升乱涨接踵而来，这似乎暗示着这一轮长达10年（1998-2008）的经济增长已经见顶，不计成本的“好日子”已过到头了。伴随着区域性金融动荡的全球性新一轮经济调整似乎即将来临。

一、全球性的通胀、经济放缓与金融风险

1、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世界经济今明两年增长回落难以避免，今年增长率预计降到3%以下，远低于去年，明年可能会更低。其中，（1）占全球GDP的22%以上的美国经济增长已放缓或陷入衰退，今年前半年不超过0.6%，预计全年增长率仍在1%以下。（2）占全球GDP的20%的欧元区经济将转坏，预料今年增长率为1.7%，明年还将下降为1.4%。（3）占全球GDP的12%的日本经济增长率下滑，预计全年增长在1.6%以下。（4）占全球GDP的6%的中国经济正苦于股市、房市的震荡和商品价格的飞涨，预计增长率从去年的11.9%回落到今年的9.4%。（5）占全球GDP的2%的印度也陷于通胀和“双逆差”，估计增长率将比去年下滑一个百分点，从8.4%降为7.5%。

2、通货膨胀加剧

去年以来，不论是新兴国家还是发达国家，CPI急速升高，许多国家如印度、泰国、韩国等出现接近或超过过去十年的通胀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印度、中国、印尼、沙特阿拉伯等国上升了8-10%，俄罗斯上升了14%，阿根廷、委内瑞拉分别高达23%和29%；欧元区15国通胀率在今年3月份达3.5%，为16年来最高水平；美国通胀率过去的四个季度也达到3.5%，当前为3.9%，呈上升之势。全球平均通胀率为5.5%，为13年来最高水平。

3、全球性经济调整和局部危机或在即

当今的经济调整是由美国主导的。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拥有世界最多的财富、最大的GDP份额以及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更重要的是拥有被称为“货币霸权”的准世界货币的美元的发行权。现阶段还没有什么货币能替代美元的地位，美元的波动将引导世界经济的走向。如果美元停止下滑或反转，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将再一次掀起波澜，一些国家金融市场或许再次陷入惊涛骇浪之中。最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重伸强势美元地位，美元对欧元和日元汇率即刻作出反弹，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或加息或紧缩银根，以防不测。谁将是这一轮经济调整和金融风波的“牺牲品”或谁将被送上祭坛？我们拭目以待。

通胀、经济减速乃至危机：“谁之罪”？人们可以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观察本轮经济现象，如美国的弱美元政策引发的流动性过剩，投资或投机基金在金融期货市场上兴风作浪，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性限产，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经济的“大干快上”等等（甚至可归结为美国的阴谋）。应当承认，上述说法虽不无道理，但难以“独立”成论。如果我们能够历史地、综合地看问题，这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人人（各国）都可能是其中的推波助澜者或幕后推手，只不过权重和角色不同而已。当然，美国应当为流动性过剩和金融风波承担主要责任。

从世界经济格局转变和实体经济发展看，这是一个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过程，已发达到“顶”的少数欧美国家的产业要升级如信息化和高科技化，传统和准传统产业要转移。于是就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竞相为少数的强势的发达国家“买单”，用低成本的出口和优惠的引进外资政策支撑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升级”，另一方面也为自身获得了发展机会。双方似乎各得其所，但弱势一方在体制和法治尚未跟进的情况下，为了“竞争”发展机会，却牺牲了自己的长远利益，污染了自己的环境、破坏了自身的资源、透支了未来等等。例如中国的GDP仅占世界的6%，钢材、原煤、水泥等等用量却分别消耗了世界的27%、31%、40%以上，并带来了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这种内耗、低廉、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从经济的货币流——即虚拟经济看，实体经济的全球化是以货币资本为媒介的，这是一个伴随着流动性过剩、货币泛滥的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过程。由于虚拟经济的自我膨胀并与实体经济相背离，经济的泡沫化是必然的。例如全球衍生金融产品价值高达600万亿美元，是实体经济的10倍，并且有继续放大之势。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泡沫不断积累和破灭的过程。它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以美元周期变化为其周期特征。由于美元担当了世界货币的大多数职能，美联储几乎当了全世界的家。受美联储调节的美元的利率变动及汇率变动，影响了全世界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资本和货币的价格变动和流向。也就是说，美元的升降引导泡沫的积累和破灭，其根源在于美元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既是世界货币又是主权货币。一方面美元为美国自身的经济服务，另一方面又充当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工具、交换工具和贮藏工具。当美国经济和他国经济走势不一致时，美元的变动常常会损害他国利益，这与货币是否与黄金挂钩关系不大（现今的经济总量水平也不可能与黄金挂钩）。美元的发行无疑使美国获得了类似“铸币税”的好处，但美国货币当局和政府不可能通过无限印制美元来维持经济，因为美元的泛滥最终会损害美国经济自身。从长期看，美元与他国货币的比值呈下降的趋势，这是无法逆转的。但是，其中的周期性反转却会影响整个货币流和资本流的走向，从而使一些国家受益，另一些国家受损，例如今次美元的贬值，使石油、原材料生产和出口国受益，进口国则受损。如果美元反向升值，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净输入国又将面临资本外逃的冲击。如此等等。

二是周期越来越短。如本次经济泡沫周期距惊心动魄的1997年亚太金融危机不过10年。这可能与金融创新的衍生产品越来越多、交易量越来越大有关。例如外汇期货10年前每天的交易量不过几百亿美元；如今每天为3.4万亿美元，增长了上百倍。金融期货衍生产品的泛滥导致了泡沫周期缩短。

三是通胀的传导性变化。通胀的一般顺序是：资产价格上升→原材料价格上升→消费品价格上升。以美国为例，当亚太金融危机和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出事乃至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爆破以后，美国通过美元利率的先升后降和发行国债，制造流动性过剩，“刺激”股市和房市。随着股市和房市价格的推高，大宗原材料快速上涨，然后是房市（资产）泡沫的破裂催生了次贷金融危机，紧随的是股市下跌，流动性过剩的收敛，美联储“注资救市”，接下来是紧急降息（从5.6%降到2%），美元加速下跌，对外输出流动性过剩和物价上涨等等。可以预言，如果美元利率上升，美元反转，那么从美国股市流出恶炒国际大宗商品以及新兴市场股票的热钱就可能大规模回流美元资产，大宗商品价格和新兴国家股市价格就会剧烈下跌甚至会引爆经济泡沫，新一轮财富分配和资产重组又将重演。当然，美元是否反转还有待于石油价格的摸顶以及次贷危机的结束。一般来说，美国的经济周期，总是比新兴国家经济周期“快半拍”，当美国面临经济衰退需要降利率时，其它国家往往还处于经济高增长末尾的高利率期，双方的利率会形成反差。现在美元的基础利率为2%，从理论上说还可以向下调整。如果美国经济仍然不景气，股市房市仍然向下，利率就难以回升，美元就很难反转。美国正处于是维持经济增长还是抑制通胀的两难窘境之中。

二、中国面临通胀、经济放缓及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经济增量部分主要来自于涉外经济）已使中国在全球化的通胀中无法独善其身，中国既是通胀的受害者，又是通胀的“参与者”，全面控制通货膨胀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世界性的难题，需要多国尤其是大国的共同协作，比如大国联手“干预”国际油价。

1、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已经结束

从上次经济周期的谷底（1998年）算起，中国经济11年的平均增速达到10%，尤其是后5年超过11%，7年是2%以下的低通胀。如今多年的“好日子”已不再，通胀卷土重来，去年达到4.8%，今年头四个月超过8%，预计今年通胀率将大大超过去年。随着世界经济放缓以及美国经济的停滞，2008年乃至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不可避免地回落，不论美元是否回升，只要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继续攀升，增长率向下、通胀率向上的趋势就难以改变。

2、流动性过剩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中国通货膨胀开始是由流动性过剩引发的。由于“双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的增加以及及人民币升值预期诱使热钱流入，从而刺激了通胀。然而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租金）、能源、原材料成本呈全面上升和加速之势，这使通胀局面趋于复杂化和难以控制。管理层大力管制物价，强行控制某些物价如炼油价格（即只管产出价不管购入价）带来的价格倒挂显然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难以为继。

3、人民币面临“升值”还是“贬值”的尴尬

为了减少顺差的压力，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至2008年5月30日止，人民币单向持续地升值累计达17%。从今年4月份起，人民币升值趋缓，当月仅升值0.27%，5月份升值0.76%，并且5月份海外NDF市场更出现罕见的人民币贬值预期。然而，人民币升值降低贸易顺差有限，但却减少了出口企业的利润（许多出口企业没有按照升值程度相应提高出口价格，从而导致换汇成本增加、利润减少），更为严重的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却引来大量的热钱。据钟伟博士估计，2007年流入的热钱高达5000亿美元，到今年底预计达6500亿美元。有人估计，热钱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但是人民币相对欧元却是贬值的。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减少出口，增加进口，缓冲通胀的压力，但这只能在其他变量受到控制的条件下才是如此，否则不仅事倍功半，而且带来其他的副作用。事实上，国内的通胀（意味着人民币的国内贬值）使人民币对外实质汇率上升。面对美元未来可能的反转，人民币汇率应当保持相对稳定，否则热钱就会大规模逃离。

4、资产价格大幅震荡带来的风险。中国股市已从6000多点的高峰跌至不到3000点，跌幅超过50%，仅次于越南。这对于两极分化的处于低收入端的股民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国股市下跌总是先知先觉的外资和大户出逃，砸倒的大多是跟风的小股民和某些公款炒股者。股市下跌后是否已轮到房市下跌？市场上盛传奥运会后不仅股市还有房市都会跌。如果房市跌，砸倒的就不仅仅是小房东而是银行了。中国房地产泡沫积累已大，如迅速破灭就不可避免地引发金融风波，这是需要防范的。

三、遏制通胀、防范金融风险的对策建议

中国金融存在着潜在的风险或危机。金融危机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法治不健全、市场体系尚未成熟、监管缺少力度的新兴国家更是如此。亚太金融危机和最近的“越南危机”的教训足以令人警醒。

应对金融风险的对策有长、中、短期之分。就长期对策而言，调的是基础，着眼于人民币国际化和自由兑换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的体系和制度建设。这是一个长过程，它涉及到民主法治体系、自由的产权制度以及金融深化（资本深化）等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健全等等。就中期而言，调的是结构，着眼于通过理顺人民币汇率以及资本市场的管理机制和体制，调整经济的二元结构、改善投资融资机制、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内需、加强法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等。就短期对策而言，调的是数量，其基本思路是促进经济平稳增长、遏制恶性通胀、管住货币和汇率、有步骤地松动或放开价格管制、保持人民币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稳定，以利于经济的“软着陆”和平滑转型。以下是短期对策。

1、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堵死热钱流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人民币与美元比价宜维持现状水平为好，例如1: 7左右，上下可浮动5-6%。如果美元升值（相对于欧元），人民币也应随之升值（相对于欧元）。

2、管住资本的跨国流入和热钱的进出。现在的国际金融形势远比过去复杂。金融的衍生化和大量的各种基金堆积而成的巨大游资闲钱可以像飓风一样横扫相对狭小的区域性市场和新兴国家，必须严防死守，不可掉以轻心。近年来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渠道进入我国的热钱巨大，且不断增多，这无异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1）改严进宽出政策为宽进严出政策。“宽出”意味着鼓励热钱进来。改为“严出”则可以“吓退”热钱。

（2）严查违规违法热钱，对于已非法进来的热钱一律查禁。对形式合法（如假贸易、假投资、假借款等）实质非法的热钱也要进行处置。

（3）千方百计地留住合法投资者和投机者，给予正当赢利的机会。

3、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双顺差”，谨防美元升值后外资大规模流出。应当看到，与汇率自由国家不同，中国的1.7万亿美元的外汇存款中的相当部分是类似于“借据”的借款，并不全是政府拥有“产权”式的“外汇”，如果金融市场风吹草动，人民币“借据”就会换成美元出逃。

4、适当提高利率。相对现有通胀水平，人民币存款已是负利息，应当提高利率，然而只有管住热钱、提高利率才能产生抑制通胀的作用。

5、有计划有步骤地放开和调整某些产品的价格。首先应是上调油价，缓解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的窘境。上调油价尤其是汽油价，并不直接损害低收入人群，而中高收入人群则有能力承受。当然调价会带来下游产品价格的连锁反应，应当采取定向补贴方式缓解，比如，给予因此受损的农民、公共汽车公司等适当补贴，但不能补贴私人轿车拥有者。

此外，短期对策还包括活跃和扩大国内外汇交易市场、扩大包括金融期货在内的期货市场、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各种措施等等。

本文摘自天益思想库（http://www.tecn.cn）

袁绪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30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的体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影响力和被影响力已远超过当初设计者的预想，它涉及到境内的境外的、眼前的未来的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它的走向也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个方面”的主观愿望，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是国际的压力和挑战。

由于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体制规则和政策制订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可能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更不可能像30年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制订和改变规则。欧美尤其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都将对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不可控的因素在加大。另外，与开放的市场经济相连的世界通行的法治规则，民主政治规则对中国的经济、政治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调整规则和政策，化解各种政治和经济压力，适应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新环境？

其次是民生的压力。民生的压力还不仅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差距以及公共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素分配不公以及公共品的逆向配置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民粹主义的高涨。如何处理民生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应对民粹主义？

第三是民权的诉求压力。与少数具有民主政治价值理念的精英不同，大多数的民众的民权要求是源于民生问题，由于市场的权力化以及分配的扭曲，社会大众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要求政府增大和改善公共品供给的政治诉求才日益高涨。如何应对民主政治的诉求？

第四是改革的动力的衰弱，或改革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八十年代改革的动力是上层与下层的共同“合力”，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动力主要来自于喻为“诸侯”的地方政府和喻为“王爷”的部门以及强势利益集团，那么，今天的改革动力来自何方？有强烈改革诉求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利益受阻的多数“群体”却无改革的“权力”，握有权力的少量“群体”的改革动力却日渐式微，而不思改革，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我认为，唯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解决或化解上述压力、挑战、矛盾和问题。

未来的5-15年是中国现代化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也是改革开放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东亚国家（地区）看，一个强有力推行改革的中央政府、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基层的自治（民主）和公益性（互益性）的社会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不仅不能同时完成发展和转型的多重目标，甚至会陷入拉美现代化的泥坑。

总的来说，未来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突破：一是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30年的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我们的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最显著的标帜是产权制度仍然处于不完整不健全状态。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比方说，人力资本的建立健全最明显的标帜是人力资本的可观察可测量（可度量）从而可交易性，但在中国，构成人力资本的基本内核——个人信用就不可观察和不可量度，从而无法形成人力资本的“完全产权”。类似美国国民信用记录的“安全保险卡”理论界呼吁多年也无法在中国推行。再如，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产权不论是采取集体还是个体的形式都是不完整不确定的，更谈不上产权交易和保护的法治化，另外，国有资源的产权也是界定不清的，这是中国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因此，包括人力、土地、资本等要素（产权）及要素（产权）市场的改革必须有新的突破。将土地产权分给农民并规范土地产权的流通、建立人力信用资本制度及分类市场交易规则、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已迫在眉睫。

二是市民（或公民）社会的培育以及社会领域（医疗、卫生、教育、社保等等）改革的新突破。公民（市民）社会的培育应从社会基层组织和行业组织做起。比如社区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公益性NGO和互益性NGO的放开与有效监管；公共卫生体系、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和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九年制免费教育的全面普及和落实；社会文化、新闻乃至意识形态的有效管制和逐步放开等等。

三是民主法治上的突破。党政、政事、政教等等的如何分开和分离；人大议政权、审批权、表决权、监督权的逐渐落实和强化；党和国家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法治政府的雏形化等等。这一切都应自下而上的展开，首先从基层做起，有条件的基层政权要实行行政首脑负责制加公共财政制以及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权与政权适当分离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加快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四是双向开放上的新突破。应在政府层面、社会组织层面、企业层面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制订，要逐渐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之成为世界主要货币；另一方面，要引进国际规则，逐渐放开市场，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比如与境外政府和财团组建不同类型的经济合作区，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等等。

但是，上述改革动力从何而来？我认为，动力源于利益和偏好（包括信仰）。它应当是上层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与有良知的知识精英的理想偏好以及各种群体的利益需求的交汇，而不可能是某一个利益集团的逐利动机。因此，上述改革的新动力必然来自于各个利益集团的正当需求，即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切合，它可能来自各行各业的民营企业、非企业民办事业单位的公平竞争的需求；也可能来自于高层的有理想、有全局利益观、有危机意识、至上而下的推动改革的需求；也可能来自境外的投资者，以及组织起来的弱势群体的需求。总之，改革的新动力只能产生于各阶层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交汇处，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可能把潜藏在不同利益集团的改革需求转化为推动改革的新动力。（本文选摘自《中国改革》2008年第5期）

——历史进程、经验和走向

袁绪程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它却影响或改变了许许多多中国人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影响或改变了我们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我们回首改革开放30年的艰难曲折和伟大成就时，感慨万分。岁月易逝，改革开放的情结难消。回顾和总结过去，是为了展望和更好地走向未来。本文试图与大家一道在那已逝去的历史碎片中寻觅改革开放的轨迹和方向。

一、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

如何看待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可以从多视角多层次来评价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比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尤其是效率比30年前大大提高了。从法学角度看，法治在逐渐替代人治，秩序和公正正在建立；从政治学角度看，国民的公民权利比30年前大为增加了等等。正如茅于轼先生所概括的，30年最成功的是财富的增加，人们的自由度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不论如何评价，几乎人人都不会否认相比30年前，社会的物质财富更为丰富了，人们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大大改善了。本文从以下四个层面评价改革开放的成就。

（一）   把古老的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

   我国的现代化发端于160年前的西方入侵，侵略者带来了近现代工业文明，但救亡压倒一切，革命、战争不断，现代化夭折。1949年建国后本可以认认真真地搞现代化，但“革命”（阶级斗争）又压倒了生产，现代化的努力几经曲折。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1978年GDP总量仅3624亿元，2007年已达到246619亿元，年均增长9.7%，增长速度极为罕见，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均GDP过2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和工业化中期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快跑者，如果没有意外，中国还将有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

（二）   把封闭和半封闭的中国带进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30年前的我们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沉浸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封闭经济之中。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赶上了产业大转移、资本大流动的全球化的浪潮，中国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真有“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正是得益于全球化，中国经济才能够超速发展和跨越式进步，中国人民提前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

（三）   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搞封关自守，拒“资本主义文明”于国门之外，对内搞限制商品经济，结果是封建专制回潮，法制的破坏，人权的践踏，文化的凋敝，经济的混乱。正是30年前的改革开放，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半封闭状态而走向现代文明，正如一度向北的九曲黄河，最终还是向东流入大海，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文明，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日渐成为我们文明中的核心价值。

（四）   为中国重新崛起提供动力机制和体制保障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但在30年前提供的GDP约占世界的3%，远落后于世界人均水平。这是为什么？是中国人不够聪明不够勤劳吗？都不是，是体制出了问题。落后的体制机制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压抑了亿万人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本质上是改制度，改规则，立新规，回归常识，回归人性，回归主流。正是由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我国经济才得以奋起直追，重新崛起，奋起直追，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增长到占7%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加大，据统计，从2005年起，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14%以上，并逐年提高，仅次于美国而排世界第二位。如果不出意外，我国GDP总量可望在30年后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二、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坐标

如何看待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位置？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

（一）大历史眼光：改革开放是千年变局中的百年变革的延续。当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夹带着鸦片打破了有3000年之久的古老专制中国的大门时，李鸿章惊呼“三千年变局”开始了。期间虽经多次战争与革命，但我们仍处于中国皇权专制解体的“千年变局”的百年振荡和变革之中，从那时候起至今已有160年的历史，如果200年算一个周期，30年的改革开放无疑是百年振荡和变革的延续，也就是历史学者黄仁宇称之为200年“大革命”历史进程的延续。在这个千年变局的百年振荡中，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正在走出传统循环的周期律，正在建立一个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转型的继续。20世纪最悲壮的试验是一大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探索。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20多年，我们也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穷过渡”的社会主义瞎折腾和巨大挫折，以血的教训唤醒了一代人，催生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乌托邦式的幻想的破灭使中国的发展重新回到世界主流的轨道上来，这就是转型：

一是从指令性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从无所不包的、家长式的全能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的有限政府；三是从人治转向法治。这三个层面的转型有快有慢，但其进程远没有结束。

三、改革开放30年的阶段划分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为第二阶段；从胡温新政开始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回归主流，回归人性，回归民主法治，回归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放权、分权。从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财政包干的行政分权改革——扩大自主权的国企改革——发展私人经济——建立市场体系等经济改革以及相应政治体制改革可略见一斑。开放的主要特征是建立一系列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打开国门，迎接外资。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所有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理念在80年代都提出过或探讨过。可以说，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启蒙的年代，是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以及伦理社会主义进行拨乱反正的年代。当然，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不够的，但它鼓舞了整整三代人。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双轨制带来的贪污、官倒、寻租等腐败虽已有增长，人们也有不满情绪，但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城乡差距在缩小，地区差距不大，各阶层的收入相应提高且差距不明显。公正地说，从社会生活的质量、安全性、和睦程度以及政治开明看，都是建国以来“政通人和”的最好时期之一，借用主流经济学的语言，这是“帕累托改进”时期。

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始于邓小平南巡，止于本世纪初，其主要任务是加快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二是加入以主流文明为基础的WTO，三是彻底结束短缺经济。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更由于缺乏相应其它方面的配套改革，被称为“单兵突进”或“短腿”的改革不能不遇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甚至曲解和异化，如市场经济的扭曲，收入差距过大，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及恶化，贪污腐化，诚信沦丧等等。

第三阶段的改革开放始于史家所称的“胡温新政”，至今尚未结束。其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解决或化解在市场化过程中遗留的各种问题，如政府的失灵或权力的错配问题，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失衡的问题，以及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和信用基础的缺失问题等等，进而最终确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要措施加快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等等。

四、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评价

30年改革开放究竟走到哪一步？还有多长的改革之路要走？如果改革开放贯穿于现代化的整个进程，那么，与现代化同步的改革开放同样只是走到了中期。一些人认为，改革开放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半截子”工程。我个人认为，理解改革的进程需要对改革定义，改革就是体制变革。所谓体制变革，一是社会机体组织及其功能结构变动或再造；二是约束社会组织形态的规则重塑或西方政治经济学称之的“制度”变迁。从现代社会组织功能看，社会组织形态可分为三个类别：一是从事公益性活动并带有强制性的政府组织（国家组织）；二是从事生产性、赢利性活动的市场企业组织；三是自愿从事公益活动的非企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即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三者的组织结构及功能迥异但定位明确，各行其道，共同构成整个社会机体的组织形态。从社会机体组织运行的秩序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的规则制度，像法律法规、契约规章等等；另一类是无形的规则（制度），如道德信用等等。不同形态的组织既受统一的规则（制度）如宪法的约束，又受本组织系统的规则（制度）约束。

中国改革主要是改变国家和社会合一、“党政经”合一的组织形态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则，按照不同的功能定位，重建现代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NGO组织及其相应的规则和制度。政府组织逐渐退出一些公域和本属私域的领域，扩大私权和私域，以利于市场组织和NGO组织的生长。

从社会组织形态上看，一个理想的政府组织（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组织）应是建立在“主权在民”基础上的治权（即行政权和立法权）与司法审判权相分立的架构，三权（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应相互制衡；一个理想的市场企业组织应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交换基础上的盈利性的经济组织；一个理想的NGO应是建立在公益性（或互益性）基础上非盈利性的自愿、自律的自治组织。从这个角度看，相比较而言，中国市场组织生长最快，改革也最深；政府组织其次，NGO组织生长最慢。这有一点不符合改革的内在逻辑，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应是经济——社会——政治。NGO之所以发育缓慢，可能与对NGO的误解有关，NGO有不同的种类，不能因噎废食或一概而论，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发展非政治领域的NGO。因为事实上，NGO缺位已成为社会的“短板”，解决这个短板，从而替代政府退出的某些社会公共领域和行业领域，应提上改革的日程，否则，改革会事倍功半。

从制度规则看，同样也是市场制度的创立和通行处于领先地位，滞后的是政府制度，更滞后的是NGO制度，由于NGO准入制度和监管规则的混乱，打着公益性招牌的各种赝品NGO随处可见，真正的NGO又无法健康地生长。因此，应当加快社会、政治领域的规则或制度重建，以利于促进市场企业及NGO的健康发展。

五、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启示

（一）坚持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从本国实际出发，破除旧的教条，正如邓小平当年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农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特区刚建立时，也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其余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长期被视为洪水猛兽，被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等等。如果不破除这些旧教条，改革开放也就无从谈起，也无从深化。过去、今天、未来都是如此。

（二）开放带动改革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开放带动的，由于“存量”不能动，“增量”只能靠外部引入，值得庆幸的是与前苏联不同，中国有着大量的华人资本，如中国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侨资本可引入，于是有了特区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开放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进而破除了旧的规则制度。开放使中国走出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了生产要素的组合，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坚持走渐进性改革的道路

   从边缘改革开始，逐渐向中心推进；从外部改革做起，逐渐启动内部改革，从局部改革推向全局改革等等，如从农村承包土地改革开始再到城市改革，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起步，然后逐步推向全国等等，使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坚持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原则

事物往往是新不立则旧不破。必须走替代的路子，改革就是以新代旧，否则就会散了和尚折了庙，又回到再请和尚重盖庙的老路上去。比如，发挥民营企业、民间组织的功能，就能替代政府的某些职能等等，从而促进政府的改革和转型；再如，用法治替代人治等等。

（五）   改革的主体生长先于规则的创立

   是游戏规则（创立）优先还是游戏者（主体）生长优先？在大多数领域里，似乎是游戏者的再造（生长）先于游戏规则的创立。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及体制的建立似乎走的是市场主体的再造先于市场规则创建的路子，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先有了许许多多个体工商户——众多的分散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出现，才可能有市场经济经济及其规则的创立，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理，中国民主政治规则的创立也必然以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为前提，如果没有多元的非政治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

应当看到，上述经验既是中国式改革开放的优势，但也是问题所在，这正像一个铜币的两面一样，比如沿海先于内地开放会带来地区差别和收入差别的扩大；分步走的渐进改革会使由此而生的既得利益者阻碍新的改革；双轨制的改革会加剧寻租带来的腐败和政府的趋利化；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会将矛盾积累和后移；类似于“先上车后补票”的主体生长优于规则创立的改革，会使改革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撑而使法治难以推行并带来产权的无序化等等。

六、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势

30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的体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影响力和被影响力已远超过当初设计者的预想，它涉及到境内的境外的、眼前的未来的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它的走向也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个方面”的主观愿望，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我认为，未来的改革可在以下三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产权制度改革上的突破，它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和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的深化改革，以及地权、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化、规范的人力资本市场的创立等等。

二是非政治的NGO组织的培育和有效管理以及相应的社会领域（医疗、卫生、社保等等）的改革的突破，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培育等等。

三是法治上的突破，法治政府的雏形化（首先从基层公共财政做起），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权与政权的适当分离的试点，有限制的放开新闻媒体监督，进一步缩小公共领域和扩大私人领域等等。

但是，上述改革与30年前的“一致改革”已大相径庭，它触及到方方面面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可能有一致性。动力从何而来？这是我们下一步改革所要考虑的。

袁绪程：在毛泽东时代，是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想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实际是经济轶序受到破坏，按照当时流行的语言，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政治轶序也受到破坏，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要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和模式，要改革开放，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记者：三十年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哪些重要的变化？

袁绪程：第一个是中国的GDP增长，不管在速度上、还是总量上的增长都是惊人的，三十年中国经济GDP年均9.6，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人民的生活获得极大的改善，贫困人口大大减少。

从社会生活上讲，也大大改变了。再一个是政治生活，可能还不尽如人意，还不够，但是较之30年前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记者：有人称中国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袁绪程：这是很大的误解，要看政治体制体制改革的定义是怎样的？如果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我看来，中国则是先有政治体制的变动或松动，后有经济的改革。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的政治变动，没有中共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发生的变动、没有当时政治体制架构上发生的变动，经济改革根本不可能。中共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那时要求党和国家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提出“党政分开”，结束“以党代政”，结束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政治体制改革。有了政治的松动和变化，才有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从这个角度看，实际政治体制改革是走在前面的。

记者：前两年有一个北京共识的说法，境外对中国发展的成绩越来越肯定了，对此你如何看？

袁绪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现代化快车道，当中国进入市场化改革时，正好遇上一个经济全球化时期。现代化始于英美，接着是拉美现代化——这个是不成功的，再接着东亚现代化，这个是成功的，如日本，亚洲四小龙，最后，才到中国。中国进入现代化，刹不住了。如果中国法治继续加强，政治继续稳定，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继续进行，那么中国的改革至少还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

记者：和三十年前比，你觉得国内和国际形势有什么变化？

袁绪程：那时候中国正走出一个孤立的世界环境。亚洲“四小龙”和后来的“四小虎”正在加速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正在世界蓬勃兴起，世界贸易和相互投资也在加大。

就国内而言，中国人还很穷，还没解决温饱，思想还不解放，百废待兴，百事待举。改革开放只能在中国沿海某些城市进行，内地只能搞一点小改革。

记者：今年是中国改革三十年，三十而立，胡总书记说是新的历史起点，您怎么来看呢？改革到了三十年意味着什么呢？以前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不是意味着改革开放已经走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已经更成熟了起来？

袁绪程：如果对改革三十年做一个总结，那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九十年代初的邓小平南巡。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从愚昧、迷茫、颠倒是非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突破斯大林的传统模式，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

第二个阶段，从邓小平南巡到十六大，这个时期也几个特点：第一、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第二、结束了短缺经济。第三、加入了WTO，融入了全球化，签署了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这就是九十年代所做的主要贡献，但由于是单兵突进的改革，也留下了许多负面的问题，比如生态恶化、贫富悬殊、腐败等等。

十六大以后开始进入了新时期。这一时期继承了第一、第二阶段改革的成果，并弥补了前两个阶段的不足，提出了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等

改革开放前，我们在搞革命；30年前，我们参与世界规则的制订是比较少的；而现在我们在积极参与维护世界和平，对世界规则的参与更多了。

另外，我觉得“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说我们的改革方向不清晰，而是因为我们当时的经验不足，对未来风险和产生的后果估计不足，还受到一些左的思想的影响，所以摸着石头过河，用“试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先实践，再总结经验教训，以推进改革。走到今天，肯定不会摸着石头过河了，因为我们已经吸收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了，改革开放的方向越来越明确了。综合配套改革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共识。

（2007年10月3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作者摘录）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深化体制改革，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谈。

第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我们的发展方式有问题，大家都看见了，这个发展方式跟我们高速增长是一体的。但靠这种扭曲的发展方式是不能持久的。至少可以认为，我们这个增长方式与东亚的增长方式或成功了的标准增长方式是不同的，人家在很多方面的弊病可能要比我们少。而我们的发展越是深入,问题和弊病越是显现。这个发展方式又与我们的体制相关，因此要从制度的根源上进行改革，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体制。我们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应该提供最基本的生存和教育底线，建立初始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题中之义。像大家刚刚谈到的对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基本的生存保障、基础教育、医疗等等，应该由政府无偿或廉价提供。当然，要吃得更好、住得更好，就应“按劳分配”，靠自己挣，不能搞平均主义。奢侈品只能采取市场的方式来提供，价高者得。

第三，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隔离发展的机制。这种隔离发展方式既有失公平也没有效率，把青春献给工业化、城市化的亿万农民工“前赴后继”在城市里打工，没房子住，只靠租房解决，最终还都要回农村解决住房问题，这种方式能持久吗？在其他国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不管是通过贫民窟的方式，还是采取香港、新加坡那种廉租房或“组屋”的方式，总算有一个窝，有房子住，而且若干年以后还可以获得产权。在城市里居无定所的一亿三千万农民工的流动是非常可怕的，大家看看历史就知道了。因此，要解决农民工住房的问题。解决农民工的住房产权问题要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要让农村住房与城里对流。一是要给农民以完整的土地产权，房随地走；二是要让农民土地进入市场，即要给农民的土地自由处置权。其实在五十年代，农民是有土地所有权或者支配权的，但是后来慢慢被“一大二公”去了。不论农民的土地权采取个体还是集体的形式，都得要界定土地产权，产权如果不确定，所有的问题都很难解决。并且还应当在产权界定的基础上，使其资本化，土地不资本化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包括土地在内的资产的资本化，既是提高效益又能体现公平的途径。中国现代化必须以城市化为中心，城市化必须以城乡协调发展为前提，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让农民的土地进入市场。如果农民的土地不进入市场，既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村的贫困状态，也不能解决城市里高房价和农民工住房等问题。所以我觉得，农民土地资本化具有战略性、革命性的意义，这个要从立法和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不要把问题意识形态化。比如我们经常使用“集体所有制”，就是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包括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的法律概念是“总有”、“共有”、“合用”，其内涵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如果不从法律上界定“公有”产权，不论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恐怕都会异化为“村长”或“族长”所有。当然，土地的资本化和市场化有一个“收益增值”的问题，有一个公平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处理“公”或“私”分享的问题，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我们都可以借鉴。

第四，按照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的要求，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刚刚曙光教授已经谈过“打破行政垄断，实际上是改革的一个基点”问题，我很同意。行政垄断的前身就是行政依附，这也正是我们改革的出发点。我们的一些企业从没有产权的行政依附走到了行政垄断，也称得上是一个进步吧，但行政垄断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则，因此，国有企业必然要从行政垄断中脱离出来，要办成真正的市场企业和真正的公营企业。西方的市场化跟我们的起点就不一样，我们的起点是在原来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人家早就分开了。所以我们的任务可能比西方市场化改革可能还重还难，难就难在打破行政垄断。当然，也要打破市场垄断，但主要矛盾还是打破行政垄断。比如，为什么农民的“土地转让权”非得政府垄断？为什么农民的土地一定要经过国家征收后才能转让呢？这种规定全世界绝无仅有。

第五，要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的机制。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计划”调控配套的机制和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再如监管问题，我们的监管是否体现了公平和效率？对证券市场来说，美国的监管就很值得学习。在美国，证券买卖公平公开，大股东卖股票要提前公布，即“上货架”后才能卖，香港是卖了之后（三天）公布，而我们呢，大股东卖光了都可能还不知道，因为太多做假了，有关部门却无从监管。在讲一个例子，按照西方的概念，市场企业是私人的事情，但是美国的“安然事件”把监管引入到上市公司内部，一是CEO和财务总监不能做假，否则承担法律责任；二是有关决策在董事会要有记录，经会计师审计。这些措施虽然加大了社会成本，但是像买保险一样，使整个市场的安全性更大了。我举证券市场管理的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在宏观管理方面还大有问题。

第六，加快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实际上我们经常讲，要避免单兵突进的“跛腿”的改革，要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结合起来进行配套改革。我想，不进行综合配套的改革，尤其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法治的市场经济是很难建立的，改革也会成为半拉子工程。所以，邓小平早就说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最终是不能成功的”。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举行的座谈会上的作者发言）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及其模式的对话

● 袁绪程

引 言

这是一个大得惊人的话题。一意做学问的专业学者是决不会碰此类“选题”的。但对于年过半百的Y先生则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正像有过少年足球经历的球迷终身热爱中国足球一样，曾在中学时代就被伟大领袖教导“要关心国家大事”的Y先生如今也是中国经济“演出”的一名热心看客，目睹场上的经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