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明
 
　　１０月２９日，佛州大学的海样气象中心发布了今年飓风年报，该报告指出如果今后的九星期不出现奇迹，２００７年就是历史上飓风最少的一年。佛州大的这个报告一出，立即上了美国著名的保守派瑞吉综合新闻网的头条，听众最多的瑞希.林博脱口秀节目立即大肆评述这条新闻，但美国的主流媒体却对佛州大的这个飓风报告集体失语。
　　显而易见，这样一条看似属于纯气象的报告俨然成了一条政治新闻，因为它触及了当今社会的一个敏感领域－－全球变暖，不同媒体对此的反映不同也表达出对全球变暖的观点差异。以戈尔为首的全球变暖派特别强调地球的气温升高导致飓风的不断增加，戈尔在他《不方便的真相》电影中把路易斯安娜的飓风归罪于全球变暖。按照戈尔等提出的全球变暖的理论和逻辑，随着地球气温的不断升高，飓风应该越来越猛，怎么可能在２００７年的飓风次数却要创历史的新低，这岂不是给了全球变暖者们一个难堪，而戈尔在他的电影里也非常自信地预测过，在一定的时期内，海样的水位要升高２０英尺，如果飓风不能越刮越大，海水的高度也不一定能涨到戈尔预计的那么高。对于戈尔等的全球变暖的理论和逻辑，美国的保守派大多有疑问，更不能相信飓风与全球变暖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因此，这样的一个飓风报告当然给了他们反击戈尔等的一个有力证据。从另一方面讲，美国的主流媒体偏向戈尔那样的自由派，自然主流媒体对这样的报告就持保留的态度，没有突出报道这条对全球变暖不利的新闻。
　　其实，美国保守派并非就是完全否定全球变暖这样的现象。没错，过去的一百年来，地球表面的气温有微小的增加，但这样的气温增加是否就是人为行动所致、全球变暖是否会导致飓风不断增加、人类能否控制气温的升高或降低，等等，在保守派看来，对于这些论题不能轻易就下结论，需要进一步地探讨，而与之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制订就更需要谨慎而行。但是，戈尔等却断定人为造成全球变暖是不容争议的事实，在《不方便的真相》的电影中，戈尔更是非常权威地对全世界宣布，气象科学界已经达成了一直意见，全球变暖是人类行为所致。许多人提出，戈尔把全球变暖政治化了，戈尔的回答把全球变暖提到了更高的高度，戈尔说，全球变暖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和信仰上的挑战。言下之意，如果你不认同戈尔的全球变暖的理论，他就认为你不道德或没有信仰。因此，有人说戈尔以全球变暖创立了一个宗教，戈尔他就是这个宗教的大主教，也许，这样的说法有些刻薄，但戈尔及其追随者在全球变暖这个问题的确是有宗教的味道。
　　戈尔前一段时间已经获得了奥斯卡电影奖和艾米奖电视奖，最近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很明显的是，戈尔并非是以他的科学论据获得了这些奖项，在今天的形势下，无论是奥斯卡，还是诺贝尔和平奖都具有政治性，给戈尔发奖都是有非科学的意义，奥斯卡发个戈尔的是最佳记录片奖，但《不方便的真相》有多出错误，具有明显的政治宣传的味道，在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中，直接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候选人并非就是戈尔，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却在和平的定义上有了太大的跳跃，基本上就是要帮助戈尔宣传全球变暖。本来，向人类提出全球变暖的问题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但戈尔等却完全走了极端，尤其是他们宣布了全球变暖争议已经结束，那的确是与事实完全不符，在戈尔推出《不方便的真相》电影后，美国气象学界有更多的科学家出来反对戈尔所提出的人为造成全球变暖的理论和逻辑，John Christy 和Roy Spencer是ＮＡＳＡ获奖的科学家，他们并不否认地球在变暖，但他们不相信人类造成了变暖，一些科学家认为地球变暖是太阳变化所致。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戈尔在他的电影里预言海水的水位要提高２０英尺，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与戈尔同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组织预测，在今后一百多年后，海水可能提高７到２４英寸，差别有十多倍，当然，今年飓风的减少又从另一个方面置疑戈尔的理论。
　　虽然戈尔等的论点和论据都有不少的问题，但当今时代，人们更容易接受名人、电影、电视、媒体传达的信息，并非是所有的人愿意去仔细阅读科学的文献，去思考为什么今年的飓风次数创了历史新低，据民意调查，美国有８６％的人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７０％的人期望政府采取措施去阻止全球变暖。更值得注意的是，戈尔的魅力并非只是在美国有效，他的影响更是冲击到全球的范围。前几天，在戈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我写过一篇对戈尔获奖提出置疑的文章，结果招致许多中国网友的攻击，他们认为我与戈尔作对就是反对环境保护，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全球变暖与环境保护并不是一回事，戈尔等在全球变暖上的极端却超出了正常环境保护的范围，置疑全球变暖的起因并非是反对环境保护，恰恰相反的是，与许多美国的保守派人一样，我非常支持环境保护，相信我们在环境保护上对下一代承担责任。
　　在我看来，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强环境保护极为重要，但并非需要按照戈尔等人的“指导”去与全球变暖进行斗争，因为如果人类并非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自然人类也不能解决全球变暖。更需要是取治理已经被污染的江河、空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保护好环境，要有更严格的环保法规，对于违反环保法律的机构和个人要严加惩处，在全民提高环保意识，提倡每个人都为环境保护尽自己的努力，其目的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环境，而并非是要把地球冷下来，因为人类并没有那样的能力，也不需要过去担心升高一点点温度就会毁灭地球，正如三十年前，许多人担心地球要遭受冰冷，却没想到三十年后，人类迎来了一个全球变暖的时代。

　　每年诺贝尔奖一发，中国媒体上都是一片叹息，似乎是传达悲哀的问天：“上天啊，中国何时才能得一枚诺贝尔奖牌？”

　　从前我也为中国缺乏诺贝尔奖着急，中国的经济学家几乎是臭名昭著，被一群几乎不懂经济学的评论家骂得头破血流，当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更难以在中国大地着陆，诺贝尔文学奖当然离中国本土就更远了，因为数亿中国人梦想要把英语当做母语，再加上中国文学更多地专注脖子以下，科技方面的诺贝尔奖离中国就更加遥远。

　　那么，诺贝尔和平奖呢？毫无疑问，中国人是最爱世界和平的了，中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是最接近现实。因此，我的诺奖希望开始寄托在和平奖上面。可是，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又彻底打破了我的梦想，为什么？因为诺贝尔和平奖不再是为人类的和平而设立，这完全违背了诺贝尔先生的初衷，那群在斯特哥尔摩的官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那里胡来。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戈尔的业绩与世界和平没有任何关系。按诺贝尔先生当年定的获奖条件，诺贝尔奖得主应该是在造福人类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如美国专栏作家John Berlau指出的那样，过去几年诺贝尔在和平奖方面已经有太多的政治倾向，但美国前总统卡特、巴勒斯坦主席阿拉法特的获奖毕竟与人类生活有的关系，而在过去许多年，包括最近的全球变暖征战中，戈尔得奖的业绩却并非是把人类摆在第一位，相反的是，戈尔抵制以科技进步造福人类，戈尔更把自然当成了他的“上帝”，以全球变暖为借口，极力阻止人类从自然中得福。当年，诺贝尔先生设立诺贝尔奖的宗旨就是要奖励那些通过科技进步为人类造福的人。

　　当然，我知道，戈尔有许多的追随者，戈尔也很大方地宣布，他将所得的诺贝尔奖金捐给一个环保基金。过去两年来，戈尔的确是全球变暖和环境保护领军人物，如果为了奖励戈尔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某一环境保护基金可以给戈尔发一巨大的奖状，戈尔也从好莱坞得到了奥斯卡最佳记录片奖，虽然戈尔的记录片有许多虚构的内容，但得一个记录片的奥斯卡也不算太过分，尤其是考虑到好莱坞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戈尔的记录片也符合好莱坞的要求。但是，戈尔无论如何应该与诺贝尔和平奖无缘。

　　在他的专栏中，John Berlau从两个方面指出了戈尔本应该无缘诺贝尔和平奖。

　　一方面，早在全球变暖作为他主要攻击对象以前，戈尔就非常敌视文明的进程和科技的发展。戈尔在他的《平衡的地球》一书序言中写到：“在一定的程度上，基于人的模仿和傲气的设计，文明本身就是将一个自然的世界变为更加人为、人造的世界，在我看来，这样的代价过于昂贵。”过去的这些年，许多防治癌症的药品需要从紫杉木中提取，戈尔认为，砍伐三棵紫杉树去医治一个癌症病人完全不值。后来戈尔表示他珍惜树木是为了后代着想，但他应该知道的是，为了后代，人是可以植树的。根本的问题就是，象戈尔这样疯狂的环境至上主义者，有的时候，人在他们的眼里比不上自然。

　　另一方面，戈尔还攻击拯救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饥荒的“绿色革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Norman Borlaug曾开创了粮食高产的技术，并把那样的技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Borlaug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委员会当时做了件好事），那样的高产技术就被称为“绿色革命”，但戈尔却认为“绿色革命”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土地太辛苦了。

　　戈尔能够成为好莱坞的明星，也并非是他个人的疯狂，他代表了当今广大极端环保主义者的疯狂，在非洲砍伐几棵树似乎比死人还让他们心疼。当然，我并非是不赞成环境保护，但戈尔等自然至上的狂热的确是对人类和自然都是有害无益。

　　最后，想对中国提一个建议，明年把水稻专家袁隆平推荐给诺贝尔和平奖，再试一下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评选标准，在我看来，袁隆平比戈尔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真正是帮助改善了人的生活条件。

　　在美国，自由意志论者虽然比不上自由派、保守派的地位，但也有一定的市场。自由意志论者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多大影响，而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却有超越政治上的影响，不仅有福莱德曼、哈耶克等著名的自由意志者，而且有Cato那样以自由意志者理念作主导的著名智库。当然其影响主要是在经济政策上与保守主义的联盟，比如福莱德曼对保守主义者里根的经济政策就有极大影响，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则影响众多的美国保守主义者，哈耶克曾撰文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是保守派，而是一个自由意志论者。

　　自由意志论者在美国不能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对自由的崇尚，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追求自由、小政府的理念得罪了美国自由派，另一方面在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上也高举个人自由，自然难以得到美国保守派的支持。因此，每逢总统大选，美国自由意志党得票总超不过１％，并且还有逐年下降之势。有人干脆称Libertarian为Losertarian，Loser即失败者的意思，这样的称谓主要指政治上的概念。如果做一个商业上的形象比喻，自由意志论者的理念就像是一个好的设计思想，但自由意志者却不能把它做成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而自由派与保守派却借用了自由意志论者的一些设计思想，再结合自己的理念，做出了有市场份额的产品，即自由派统领的民主党与保守派主导的共和党。

　　自由意志论者的理念其实反映出人的一种本能，“不要管我们”更是年轻人的本能。自由意志论者认为政府不能干预个人的经济生活和私人生活，比如税率越低越好，有谁愿意吸毒，政府也不能干预，因此真正的自由意志论者反对立法禁毒，提倡卖淫合法化，他们的理由就是人自己对身体负责，如果有嫖娼的市场需要，卖淫方就可以去满足那样的需要，堕胎也更是女人对自己身体做出决定。由于自由意志论者强调个人生活充分的自由，因此他们不愿意谈论个人道德，但并非是说自由意志论者就完全不讲个人道德，他们强调个人责任，如果有谁决定去吸毒，那他就应该为吸毒的后果负责。

　　自由意志论者也不主张政府去提倡家庭观念等，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个人的事情，保守派却有不同观点，他们主张政府以税收等经济手段去提倡家庭价值观，比如免除在税收上对家庭的“惩罚”。此外，保守派也尊重个人自由，但反对毒品和卖淫合法化，因为那样的自由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有害处。更重要的是，保守派也不愿意政府来管理道德，提倡个人在行为上的对道德的自我遵守。

　　我称自由意志论者受到“自由的诱惑”，因为自由意志论者过于崇尚“不要管我们”的理念，其实那样的理念并非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去了真正和现实的自由，否则的话，自由意志论者在美国就应该有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市场。

  　不忘国耻成了纪念“九一八”的主题

　　多年来，“九一八事变”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至今，９月１８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九一八”事件的７6周年之际，传统与网络媒体上，我们也处处可见“国耻日”这样的提法，许多评论中也都是对“九一八”这样的“国耻日”进行反思，并希望通过“国耻日”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去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九一八”是一个所有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日子，不仅在９月１８日之际，而且在其他的日子里，中国人也都应该记住“九一八”这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更需要让他们记住“九一八”事件深刻的历史意义以及所含有的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还是媒体上的文字都是反思“九一八”事件不可缺少的媒介，但对于一直称“九一八”为“国耻日”，笔者认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正邪观”会有助于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理解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丹尼斯·普瑞格曾经在谈到价值观体系的时候，提到“正邪观”（Good VS Evil） 与“荣辱观”(Shame VS Pride)来比较东西方的价值观体系。他解释说，西方的价值观大多是以正与邪来做判断，而东方的价值体系却更多地采用荣与辱的观点。普瑞格举了一个例子，在西方国家，如果家里人被人污辱了，主要是谴责和惩罚罪犯，而东方一些国家的受害者家庭却常常感到家庭荣誉被羞辱，继而是通过报仇来消除耻辱。

　　笔者并非完全赞同这样的划分，但这一说法却有值得深思的一面，即在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文化传统里，荣辱观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对许多事情的确是更多地以荣与辱来做判定，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当然，对于一些事情，用荣辱观来判定，可能会更符合我们的传统，因此也会产生较好的社会效应。但是，在荣辱观之外，如能多一些正邪观的思考，也会有助于我们对一些事情的把握和理解。

    对于把９月１８日视为“国耻日”就是以荣辱观做出判断的一个例子。但同样是对二战中纳粹在欧洲犯下的罪行，西方国家却更多地采用了正邪观的定义，纳粹攻占欧洲的许多国家并非只是给那些国家带去耻辱，而是纳粹邪恶的表现。在美国等盟军的帮助下，欧洲国家最终打败了纳粹邪恶的势力，主持了正义，把那些战犯送上了审判台，参与那样罪行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对于日本人攻击珍珠港，美国方面也是以正邪观来做出定义，并以此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日本军国主义攻击珍珠港是对美国人犯下的罪行，并非是让美国人蒙受耻辱，由此美国向日本宣战并非就是为了报仇，而是要参与到主持正义的一方，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一起向日本军国主义作战。在美国官方的珍珠港事件纪念馆网站上，我们读不到“耻辱”那样的词汇，在网战的首页，传达出这样两方面的信息，一是纪念那些在珍珠港事件中牺牲的美方军民，二是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向日本邪恶的军国主义宣战的转折点，正义的战争并非是以复仇为动机，更是保卫国家、保护无辜、惩罚邪恶、伸张正义。

 　　纪念“九一八”不是为了让仇恨延续

　　显而易见，对于“九一八”事件，许多国人把正邪观放到了第二位，而多以荣辱观对事件做出了定义，即中国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带来了永远不能消除的耻辱。如果以“正邪观”来看“九一八”事件，那首先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罪行。当时不抵抗的中国军队，也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因为，一个国家的军队的最高职责就是保护国土不受外敌的侵犯，对外敌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也就是属于卖国的罪行，也是需要承担历史罪责的。但从根本上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所有罪行的源头，因此“九一八”更应该是一个开始全面邪恶的起点，这也是更需要我们永远铭记的事情。

　　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与纳粹法西斯都是邪恶势力，而在８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会同盟军则是与邪恶对立的正义一方，最终，正义战胜邪恶。正义的一方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军国主义、纳粹法西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前，日本还遭受了两颗原子弹的攻击，整个国家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严格地讲，二战中的邪恶势力对全世界人民造成的灾难并非是邪恶一方所受惩罚就能弥补的，但当时正义的一方接受了邪恶一方的投降，因为正义的一方并非是要做到完全对等的报复，而是以邪恶势力无条件的投降作为二战的胜利。中国军民经过８年抗战，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也成为正义一方中的战胜国之一。

　　以荣辱观来看“九一八”，会一直背着耻辱的包袱，也难以走出“九一八”事件带来的仇恨。虽然仇恨可以成为一种动力，也有可能扭曲自己，并有可能造成“父债子还”的仇恨延续，还会给正在滋生的新的邪恶势力以借口。以正邪观来看“九一八”事件，则能够不牵连无辜，也能够辨别新的邪恶，激发国人既要在和平崛起中去富民强国，同时也要增强自己的实力去面对任何外来邪恶的挑战。这才是“九一八”纪念日需要传达的信息，而不是要将“九一八”铭记为一个“永远不能消除的耻辱”的日子。
 

　　共和党的另一位领先者是原麻省州长莱米，他在经济上推崇保守派的小政府理念，也反对堕胎、反对同性结婚、反对枪支控制，在这些方面比朱利安保守了许多，但他有个致命弱点：不是基督徒，而是摩门教徒，鉴于摩门教的教义，共和党内那众多的基督徒选民居实难推举摩门教徒做候选人。此外，莱米过去多年都支持堕胎，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思想有了极大改变，他成为了尊重生命的保守派人士。不能说人的思想不能改变，但有一些人对这样的改变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莱米的改变有可能是为了迎合多数共和党人的保守思想。

　　麦肯是现任共和党的资深参议员，在2000年就与布什争过共和党的候选人，2004年，因为布什要连任，没有共和党人要挑战布什，麦肯也是一心帮布什竞选连任，麦肯本届再次出山，他在国防安全上是强硬派，虽然猛烈批评布什在管理伊拉克战争上的举措，但他坚决主张对伊增兵，要打赢这场至关重要的战争。在政府管理上麦肯主张小政府，一直批评布什在政府开支上放任自流。麦肯在堕胎等方面的观念也比较保守，但过去这些年来，麦肯在许动方面得罪了保守派共和党人，比如投票反对布什的减税经济政策，还与民主党参议员联合提出对保守派极为不利的竞选资金改革法案，前一段时间，麦肯更是力主推出了要大赦1200万非法移民的法案，而保守的共和党人特别反对大赦非法移民。

　　保守派是共和党内最主要的力量，共和党的理念平台包含了最多的现代美国保守派的思想，比如反对堕胎、同性恋，在第二宪法修正案的保护下合法拥有枪支，小政府的政府管理等，还有，在共和党人的构成中，白人基督徒占有很大比例。朱利安、莱米、麦肯却都难以获得主流保守派共和党人的青睐，前一段时间，汤姆森表示有意参选，立即受到保守派共和党人的热烈支持，在没有正式宣布参选的情况下，汤姆森就获得党内极大的民意支持。为什么？原因就一个，汤姆森在各方面具都更受保守派共和党人的喜欢，汤姆森在反对堕胎、小政府、减税、反对非法移民、国防安全等方面都有纯正的保守派理念，更特别的是，汤姆森是一名极有成就的演员，前几年，汤姆森从参议院退下来后，他参加电视连续剧的演出，他扮演的检察官，对观众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因此，汤姆森被许多人认为是第二个里根。

　　毋须置疑，由于伊拉克战争等的不顺利，共和党在2008年的竞选中面临极大挑战，保守的共和党人不仅想赢得总统大选，而且期望保守的共和党人去赢得胜利，他们知道麦肯、莱米难以比过希拉里，而朱利安不是真正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如果他当选总统，定会使共和党向左转，那是保守派共和党人极为不愿意的结果，因此，汤姆森便成为他们最大的希望。

　　20多年前，里根把共和党带出困境，并打造出一片天下，今天，保守的共和党自然人人希望汤姆森也有里根的魅力和辉煌。

　　那么，汤姆森能成为里根第二吗？

    近日，南京一位名叫彭宇的青年人主动搀扶跌倒的老太太，并在老太太的要求下将其送到医院，结果老太太却认定彭宇就是撞倒她的人，彭宇则坚决否认自己撞倒过老太太。双方最终打起了官司，彭宇被法官一审判罚承担老太太的一部分医疗费，共计４万多元。
    如果彭宇真是在做好事，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做好事不仅没得到好报，而且还被判拿出４万元去为自己的好心做出“赔偿”。此新闻一出，传统媒体与网络立即大乱，各博客网站都以头条发表各方的讨论，一些人为彭宇喊冤，更多的人在表达不再做好事的决心，因为彭宇受冤枉一案就是绝不做好人的理由。一家颇有影响的博客网站在首页的头条发出这样的标题———调查显示：八成博友选择不再做好人。如果博友就是大众的一个缩影，那就是说，大约有八成人再不愿做好人了。
    其实，在我旅居的美国南部城市，这样的冤枉事也发生过。前一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件彭宇事件根本无法相比的事件。
    某日凌晨2点，一辆汽车撞在高速公路的水泥护栏上，汽车的油箱在漏油，随时都有可能着火爆炸，这时，立即有几辆车停在旁边，几个人向出车祸的车跑过去。没有想到的是，坐在车里的驾车者手里拿着一支手枪，连连对来抢救他的人射击，结果造成两死一伤。第二天的报纸上，警察的报告并没有讲那人的杀人动机，那是一个谜。对于这件悲剧，当天一家电台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人是否应该给警察打报警电话，而自己不去抢救出车祸的人？主持人还问听众：今后遇到这样的情况，是否只打报警电话，再也不要下车救人了？有几位听众回答说只打报警电话，但多数听众却说他们仍然要下车救人，因为警察来之前，可能就会出现伤亡。类似的事情还有，比如去年有一个人在路边帮助别人更换轮胎，结果被一酒后驾车者撞死。但此后，仍然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帮助更换轮胎。
    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并不把上述悲剧事件当成不做好事的理由？为什么在彭宇事件后，中国却有“八成博友选择不再做好人”？
    这里并不是要对中国人和美国人做道德高尚与否的对比，而是要分析为什么有如此差别。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差别，不仅是个人的价值判断使然，更需要分析的是社会环境以及文化传统方面的因素。中国人其实也有做好事的动机，否则就不会对彭宇事件大肆评论。但同时，许多人对做好人心有余悸，不做好事又良心不安。彭宇好心无好报、反而被冤枉的事件正好给了他们一个理由，好人是不好做的。
    彭宇做了好事，却被法官判了几万元赔偿，不能说这样的理由不充足，但与那些表示仍然会救人的美国人比起来，理由似乎就小多了。有人会说，那几位美国人遇到杀手也是极个别的事件，同样我们也可以问，彭宇事件就能说明做好事都会倒贴几万元吗？从社会环境上来看，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不好的风气也给许多人不做好事找到了借口，许多人心里的苦毒已经不少了，怎么会去做好事呢？而中国传统也有“各自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谚语。过去一些年，中国社会曾把帮助别人这一做人的基本素质提到了英雄之举的高度，拔高了许多人做好事的动机。但如今已不是英雄盛行的年代，还能有什么样的动机去做好事呢？再有彭宇这样的事件，“八成博友选择不再做好人”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这其实就是人性：人们有做好事的良心，同时，也在为不做好事并逃避良心谴责寻找理由。
    那么，中国是否应该成为八成人不再做好事的社会？中国人是否愿意生活在八成人不愿做好人的社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要找不做好事的理由的话，现在就有不少：各种各样的腐败、贫富的悬殊、堕落的社会风气，等等。更有彭宇这样的极端事件。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达成这样的共识：当今中国，一方面需要从社会环境上减少对人们做好事的阻碍，比如要更加严厉地打击那些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人们也应尽可能在难有理由做好事的情况下去做好事。从小做起，从自我做起，并非是为了道德的高尚，而是因为中国人不应该生活在八成人不愿做好事的社会———那样的社会太过冰冷。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需要有相互鼓励的爱心和行为，比如在彭宇受到如此严重打击的情况下，应该有其他人去帮助他，为什么不可以借此设立一个帮助好人解除冤枉的基金，号召大众为基金给予奉献，彭宇的４万多元不应该是一个大数，社会应该鼓励更多人去做好人。此外，如果彭宇的确是在做好事，即便暂时受到到冤枉，但他应该内心无愧，而如果那些人是在做假证冤枉好人，他们必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应该相信的是，如果八成的人仍然要做好事，中国社会就一定是一个更加温暖的社会，那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得益的社会。

　　1947年8月15日，印度摆脱英国的统治，从此印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至今，印度已经独立60年，在印度60岁的“生日”之际，《福布斯》刊发了印度60周年的特别报道，获得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亚·森撰写了首席评论：《60岁的印度》。

　　60年前，森还是一位印度的小学生，他记得独立后的第一任印度总理庄严地宣告：“独立的印度将是一个全面民主、世俗的国家，独立的印度将努力结束印度的贫穷、愚昧、不平等。”在印度60岁之时，阿马亚·森认为有必要回顾印度60年来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在阿马亚·森看来，印度在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有政府官员试图改变印度的民主制度，结果印度人民用选票将那些政府官员赶下了台。毋庸置疑，过去的60年，印度的民主制度主导着印度的政治生活。

　　有人说，那是英国人留给独立后印度的礼物，阿马亚·森不反对英国对印度政治和司法体系的影响，但他同时认为，印度几千年的文化也给了民主和宪政制度的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印度是一个宗教色彩很浓的国家，并且是四种主要宗教共存，包括印度教、佛教、伊斯兰、基督教，但印度作为一个国家，却是一个政教分开的世俗宪政，管理一个宗教多元的社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成功。

　　可是，另一方面，在很长一段时期，印度却一直是低速的经济增长，第一任总理宣告的结束贫穷誓言似乎遥遥无期，直到上世纪90年代，印度经济才开始有大的改变，并逐步起飞。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独立后的印度虽然有民主政治制度，却执行了一整套封闭的计划经济体系，致使印度经济不能起飞，上世纪90年代的转变正是由于印度政府开始抛弃计划经济的体制，并打开国门，让印度加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

　　在这一点上，印度从某种意义上要感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因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给印度有了直接可以借鉴的启示，同时中国经济的腾飞给印度也带去巨大的经济压力，激发了印度与中国的竞争，从而印度有了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配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印度在经济上还比不上中国经济，但印度有相当大的后劲。

　　毫无疑问，崛起的中国经济与印度经济已经是一对国际上的竞争对手，但两国的合作也有极大的前景。在本期的《福布斯》，咨询公司Gartner的彼得·松德写了一篇专栏，题为《你是否已经有中印结合（Chindia）的策略》。按彼得·松德的观点，过去西方公司所注重的是，利用中国和印度的廉价劳动力，得到在制造和软件上的好处，但西方公司千万要关注的是，中国和印度的联合，因为Chindia的组合将使西方公司阻挡不了。

　　当然，Chindia联合的趋势还处在初期，但在软件和汽车零配件上已经开始出现中、印组合的兆头，因此，西方公司必须要有一整套的策略应对中、印的联合。那么，中国与印度能够联合起来对付西方公司吗？这当然是中、印双方需要回答的问题。

　　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克里、艾德华兹最终输掉了大选。但是，克里、艾德华兹觉得冤枉啊，他们对德州牛仔布什是不服的，克里觉得自己说话比布什流利，而艾德华兹觉得自己的竞选平台应该更能吸引美国人。艾德华兹的平台是“两个美国”，一个富人的美国，另一个则是穷人的美国，他艾德华兹当然是站在穷人的美国一边。（需要说明一下，前律师艾德华兹靠打官司致富，身价几千万美元，他应该是生活在富人的美国，由此可以看出艾德华兹对自己那个美国的反叛。）
　　
　　今年，尽管艾德华兹的妻子患有癌症，但他仍然投入到民主党的预选之中，当然他的选举纲领仍然是“两个美国”。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艾德华兹的前景不妙，他在党内的支持率一直不能超过对手希拉里、奥巴马。其实，对于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在“穷人的美国”的人，艾德华兹的竞选平台应该是非常吸引人，他要提高对富人的征税，把税收用在对穷人的补贴上，要搞全民的免费医疗，简单地说，就是要重新分配财富，把美国富人的一部分财富通过政府的行为送到美国穷人那里。按照艾德华兹的测算和逻辑，美国的穷人越来越多，那支持他“两个美国”之竞选纲领就会越来越多，如此以来，他的“两个美国”的竞选纲领就会为他赢得选举胜利。可为什么艾德华兹民意支持远低于希拉里和奥巴马呢？因为大多数美国人知道美国有贫富之分，但并不相信有“两个美国”的存在，更令选民怀疑的是艾德华兹提出的解决“两个美国”问题的方案，即通过高税收去再分配财富。
　　
　　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国家，富人与穷人都不占多数。从经济负担上来讲，高税收对中产阶层压力最大，因为那些超级富豪大多有避税的基金，他们财富也多到了不怕交税的程度，按美国的税法，美国穷人根本不用交税，反而能从政府得到一些补助，因此，艾德华兹的高税收方案其实是对美国中产阶层的惩罚。美国更有百万以上的小公司，业主大多属于中产阶层，美国税法鼓励小公司，小公司享受有限责任，但小公司并不需要交公司所得税，业主一次按所得税缴纳，如果提高个人所得税就是加征小公司的所得税，而这些年来美国小公司是美国创造就业最多的行业，在税收上给小公司增加负担无疑影响美国的就业机会，对需要找工作的穷人不利。
　　
　　过去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解决贫穷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给穷人开通致富的门路，而并非是直接向他们提供福利，增加整个社会的收入移动性指数。相比之下，艾德华兹“两个美国”的概念在中产阶层缺乏的国家却能够大行其道，比如在南美的委内瑞拉，查维斯总统以“杀富济贫”取得选举胜利，就是因为本国的贫富差距悬殊，并且中产阶层缺乏所致。无疑，在查维斯“杀富济贫”的政策下，穷人会暂时获得一些实惠，但国家的长期经济却将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艾德华兹不能一方面提出“两个美国”的问题，另一方面同时强调通过经济发展去解决美国贫富差距的问题，那样的竞选纲领岂不是能获得更多美国人的支持吗？问题是，艾德华兹的“两个美国”有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当今美国社会已经不可能通过经济发展和个人努力去解决贫穷问题，所以，如果艾德华兹提出经济发展和个人奋斗去解决贫穷，那无疑是自相矛盾，这就是“两个美国”竞选纲领最大的问题所在。

袁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