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评价“华南虎事件”。他说，关于“华南虎照”真伪的争论，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也使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处在了风口浪尖上，处境十分尴尬。该事件的意义远超出了照片真伪或华南虎是否存在自身，而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种考验。人民群众可以允许政府在工作中“犯错误”，但是，不能原谅政府“撒谎”，缺乏诚信。（3月2日《新快报》）

郝明金副部长对“华南虎照事件”的评价很到位、很中肯。作为政府的高层官员如此公开点评“虎照”，显然是向公众高调传递出一种积极信号，那就是政府敢于“纠偏”的信心。由于大众传媒持之以恒地推动，特别是互联网的强力加盟，愈来愈多的纳税人“捍卫诚信、痛打假丑”的意识开始觉醒。特别是，公众对政府的诚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当“华南虎照”不再是一种带有娱乐色彩的猎奇谈资，它的每一次向前或退后，都毫无疑问地反映出社会与政治生态的互动。

“华南虎照事件”已成为公众与“官场造假”短兵相接、全面交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尽快引入公共危机处理的现代手段，富于前瞻性地将这一典型的政府诚信事件转化为一种正面效应。对“华南虎照”的真假，之前多方专家早就指明其为“平面虎”了，且郝明金副部长几乎将“纸老虎”的意思滑到了嘴边。此时，公众期待的是，所有“纸老虎”站出来实话实说，将该事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

笔者建议，在今年央视“3·15”晚会上增设“华南虎照”的内容，将这个“官场作假”的典型个案推至舆论高潮。在电视节目的包装策划上，可考虑让作为挺虎派的陕西省林业厅官员和“拍纸老虎英雄”周正龙悉数上镜，现身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并公示这起事件的“作假”动机与过程。只有公示出这起事件中的所有真相，及至榨出皮袍下面的所有“小”来，才能归还纳税人对这一事件的知情权，才能争取公众对此的正面认识。我认为，只要政府部门不继续“撒谎”，勇于承认错误、面向未来，公众生发“原谅之心”也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因为“虎照”亮相央视“3·15”晚会是这起非诚信事件“由负转正”的一个拐点。“3·15”晚会的主旨就是倡导诚信、打假除恶，其消费维权晚会的权威性毋庸置疑，它是维护公众权益的一场打假曝光的盛会，其影响力仅次于央视春节晚会，是深受亿万百姓欢迎的标志性强档节目。而“华南虎照”之假的负面影响，远胜于任何一件实物假商品对百姓和社会之害。假虎照的“主谋者”如果能在这样的场合公开真相，一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结果。

2月27日这天写下这个标题时，我心中如打翻一瓶五味醋般难受。前者来自《信息时报》，作为国有上市公司的中石化获得巨额财政补贴已成定局。数目有传补贴150亿，也有传是50亿；另一则新闻来自《华西都市报》，一个叫杨选明的父亲，今年53岁，是成都三环路附近的一个敦厚农民，为供子念大学，挣13元的课时费脱光去当人体模特。即便有时光着身子让人画都睡着了，杨选明也很开心，他说，这相当于20斤稻谷的钱了。

印象中，石油巨头们撒娇式哭穷，誓要把“先富起来的人更富”的精神贯彻到底的“高姿态”远非一次了。中石油这几年也哭穷过，至于哭回来多少财政补贴，似乎鲜有后续。倒是中石化的“哭功”了得，2005年哭回100亿，2007年哭回50亿。数千年华夏母乳文化里，那些恒哭加会哭且哭声嘹亮的奶娃，大凡比那些默不作声的孩子会得到“奶娘”更多的乳汗。我想，中石化里这一群望着“奶娘”口水滴哒的孩子，的确应算是“哭业”高手。

原本自己都富得流油了，还这般不顾苍生实境，一年复一年地向国家要钱，显然他们的社会责任与苍生担负的情怀缺失。当前“有钱人逆向装穷”的社会怪圈，公众耳朵里都听出老茧了。垄断地位加倍巩固的中石油与中石化的暴利得“抹油嘴”的情况咋样呢？公开的数据显示：中石油2005年净利润达1333.6亿元，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中石化净利润达395.58亿元；2006年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企业之利润总额加起来约占央企总利润的一半约3600亿，中石化盈利506亿元。

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与国际接轨后的石油价大幅拉升，说石油巨头们倒挂性“亏损”，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把头摇得咕噜噜转。有如此丰厚红利，都可以将红“哭”绿，都可以背着社会良心去向国家要钱，且居然还能得到批准，那么那些处在非垄断地位上的一直在“成本大、销售差、管理乱”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国企和中小企业们，又该如何去向国家哭穷呢？还有那些一背太阳一背雨的中国农民，基本民生物价日渐攀升，种地养猪卖粮总是被商贩们雁过拔毛，送子求学却被高昂的学费压得喘不过气，难道就只能像杨选明这样脱光衣服让人画画，他们又该向谁哭穷呢？

中国人口多资源缺，想吃国家财政者众，在当前民生基础投入薄弱的境况下，去吃这口奶的绝不是那些占有垄断资源的国企巨头们。真正需要享受改革成果与国家财政补贴的是那些边远穷地区，只有让更多杨选明这样的中国普通父亲，不用去当模特，通过辛勤种地或车间劳作便能过上体面的日子，才是我们社会应全面解答的基本民生投入的失衡难题。这就需要主管财政者，全面掌控所有来哭穷者的家底，特别是这些财大气粗的“哭主们”，不能轻易被其哭得六神无主后便慷慨解囊。

深圳一名教师以“毗邻香港”的网名在奥一网上说，上周五，他在该市上梅林天桥处莲花北的356公交停靠点等车，准备去宝安。直到第11辆356路在另一乘客的强行拦截下，他才上车，此时他已等了125分钟。了解到深圳副市长张思平是分管交通，他决定拿出10000元，真诚邀请张思平坐公交，希望市长能够像一名普通乘客一样，亲身体验坐公交的滋味，以此促进深圳公交能尽快好转。（2月26日《南方都市报》）

这名教师愿意私人出钱请市长去体验坐公交之难，初看似乎觉得他的超常规动作有些喜剧，但联想到各大都市坐公交之拥挤场面，想想那一张张翘首以待公交尽快开来的焦急脸庞，我们却笑不起来。不仅如此，“毗邻香港”的这一作法还颇有创新意识，理应得到上下班倍受挤公交之苦的百姓的遥相呼应。这诚如这名教师所言，发此“英难帖”并非开玩笑，发帖确实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本意，目前一万元邀市长坐公交的成本资金已经准备好。

万金已备，只欠张思平副市长来坐公交的这一缕“东风”了。但和煦的“东风”会刮过来吗？市长先生真会从轿车里下来，回应市民的这一颇具想像力的盛情相邀吗？后续报道未出，情况尚不明朗。但既然这名教师如此新颖的想法已光明磊落地见诸了大众传媒，公众就有理由期待张思平副市长的同样新颖的回应。此事还在动态运行中，公众期望的出现后续跟进的可能性较大，但笔者激动之下，情不自禁地为张思平副市长拟制如下网上“回帖”：

“毗邻香港”网友，你的贴子我看了，很感谢你传递出的关于深圳公交的现实和有用信息，我国的公车较之公交车发展速度的确要快得多，这是各地公交发展长期滞后的根源，也是市民坐公交拥挤不堪的原因。实际上，要大力发展公交，就需让更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去坐公交，只有这样才能让干部了解公交不畅的瓶劲并最终将其打通。然而何以一年年呼吁，干部们就是冷落坐公交呢？我看还是因为官场意识在作怪。

其实，1981年6月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部等制定的《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汽车配备和用油定量包干的暂行办法》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的副部长级以上干部，按每人配一辆小轿车”，之后再没有出台全国性的公车配备新政策。说白了，现在全国副部级以下干部所配的数百万辆专车，均为“黑户”。这些“黑户”的增多必然导致干部忧心公交发展难题时缺乏动力和积极性，甚至还认为市民所称的拥堵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所以我请“毗邻香港”网友放心，我既然主管交通，我就有这个决心解决好市民关心的公交问题。人家英国伦敦市和美国纽约市的市长可以长年累月地挤公交上班，我一个副市长一样可以去坐公交。因为在公交车上，我可以与邻里百姓同坐一椅，相识一笑，并切实得到为民服务的鲜活资源，构成的这一卷官民和谐图的“赏心度”也一定很高。至于您准备好的那一万元坐车费就免了，因为你一个靠工资吃饭的教师，挣钱不容易，有你这份好心就非常不错了。

23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出席一个农产品展销会，正当他走近群众准备握手时，一名男子因为不愿和他握手，便对他回避三舍，并说道：“别碰我！你碰我就是玷污了我。”萨科齐则笑面迎人“回敬”道：“那么滚开吧！”该名男子也不好惹，说：“你令我反胃！”此时萨科齐怒斥道：“快滚！你这个该死的白痴！” 此互骂过程被《巴黎报》录拍下并上载到该报网站。

作为堂堂一国总统，走进农产品展销会，正想与该市民握手，不但未让这名市民受宠若惊，却反遭其辱，这样的非礼貌行为的打击力是够突兀也是够大的。萨科齐就算不是总统衣袍加身，他也是一名普通法国人，何况他是一个生活在富含浪漫主义情怀国度的男人。我想，这大概算是世界最率真、最生动的一张“官民和谐图”了，这就是官民权利平等意识的一种高调呈现。因为，一个连自己的总统都敢骂且骂后没啥“问题”的国度，的确让人羡慕。

正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评论萨科齐所说的那样，“这只不过是私人间的对话，比较男性化而已”。包括萨科齐的安保人员在内，不管是媒体还是市民，似乎均未在萨科齐与该男子的“私人对话”中感受到惊诧，他们将这种对话看作是一种平常不过的男人之间的情感表达。民主与平等并非虚无缥纱的外衣，而就是这种“人不怕人、人只怕法”的意识空间的充分形成。在这种公民权益互等的意识氛围中，总统的心智是健康的，民众的表达是充分的。纵使一方贵为总统，一方低为乞者，两者之间只有法的平等，没有法外的强权力。

很明显，洒脱的萨科齐此时更多的是将总统身份“还原”成一个普通的男性公民，不会像绥德县那名牛气十足的县长那样，仅因找其签字的校长拉了一下车门，便以“妨碍公务”为由引动司法机关抓人和跟进教育局撤其校长之职。反观我们，别说县长大人的车不能拉、手不能“拒握”，就是农民见到了村长，恐也不敢置之不理，不仅跨步上向紧握村长之手，还会满脸真诚道：“村长您辛苦了”。我们几乎不敢遑论像法国这名公民那样，当场让萨科齐伸过来的那双热手，尴尬定格在冰冷的风中？

西谚云：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我想，萨科齐并非感受不到权力握于手中的自信与酣畅。怎么面对一个男人的辱骂时，未能想到如绥德县那名县长那样稍微动一下公权力呢？依我看，全部的因由出在一种对待公权的认识观与现代制度性文明的基础之上。任何公权均是公民赋予，系公民选出来的，那么仅是权力就是用来回馈公民的工具。若公权有私用行为，理应被公民重新给“选”下来。这样的权力运行过程，应是在平常、公平、阳光的轨道上运行。

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王志平被害案尚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 15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已作出批复，追认王志平为革命烈士。批复称：王志平同志在呼和浩特市不幸遇害，牺牲在工作岗位上……2月16日，呼和浩特的几家报纸都刊发了王被追认为烈士的消息。据了解，呼和浩特市委四大班子近日将为王举办追悼会。（2月17日《广州日报》）

王志平作为省会城市的一名副书记，和另一税务女干部同时中弹倒在办公室，射出子弹者是呼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关六如，随后关饮弹自杀。此案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官场孤本，就是在中国官吏史上也罕见。这就是该命案惊动中央和公众关注的原因。愈如此，掌控着命案信息走向的呼市，更应极度审慎。在目前真相未明之下，这一行政“追烈”行为，虽然表达了对死者的哀伤，却显得感性和草率。

毋庸讳言，这种“追烈”进程存在程序错位。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之规定，“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即执行革命任务的王志平要成为公众景仰的烈士，须在“敌人杀害”行为这个前提得到确认之后。要权威确认“敌人”存在，就尚需将倒在王志平办公室的三条人命进行充分刑侦后再法律认定其“倒地原因”。换句话说，在公安部调查组入驻呼市后，未对外公开命案经纬的情况下，关六如即便真是夺命执行革命任务者的敌人，其法律认定也不该滞后于政治确认。

而之前公开的报道曾说，王志平被害案发之初，公众的质疑不断。其一，都大年三十的前一天，这名税务女干部越级、跨行业去副书记办公室干啥，叫啥名字，芳龄几何？这样的询问不是没价值。如果这名女干部也是去正常工作，未染上别的什么因素，那么被追认为烈士的就该再添上她。何以只能官级高的王志平得到政治认定，而一名曾通的女干部就连名字都可以省去？显然如此对待同样执行革命任务的同志的作法不公平，也不道义。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厚了环绕于命案之上的迷雾。

另一种质疑说，关六如系“买官不成，遂起杀心”。如果传说中的关六如在自杀前的遗书和买官的送礼列表真实存在？那么，何不循迹追踪，相信会有收获的。如果最终证实这一传说系子虚乌有，那么警方应及时掉转方向，将整个事件尽快调查个水水落石出。难度是有，但较之如此深远影响的举国重大官场命案之快速破案意义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三具尸体现在还化不成灰，就是在旧时战争年代的敌人杀害革命同志都会露出蛛丝马迹，况乎是信息充分明郎快捷的现代和平社会？

所以，只有前期法律将这起命案的一切真相告之于众后，才是后期政治的脚步启动之时。那时，如是事实证明王志平与那名女干部是烈士，我们不仅要公告天下而且应公开宣传，要让更多的公民去向他们学习；如果事实并不能如愿，甚至特别负面和糟糕，我们更应带着一种务实而理性的手段去驾驭这起公共事件，争取将里面所有的教训告之公众、警醒世人。

近日，广东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其博客中撰文引起网民热议，文中一张照片是他在访问一个全村最贫困的家庭时所拍的，这家人的饮用水一直未解决，他们饮用的是泥水。廖问：“你们就是喝这水吗？”这时雨大了起来，旁边有人为廖新波撑起了伞。有网民批评道：“出门随行打伞开道，领导不是没有手撑伞，而是习惯被人伺候！”廖随后在博客撰文称，那打伞人是“看我专心询问，不自觉地将伞撑了过来。动作很自然，未有巴结之意”。（2月26日《华商晨报》）

应该说，廖新波在雨雪纷飞的寒冷季节里，从暖风劲吹的空调屋踏进贫困农家，看到这家人喝的是泥水混杂物，侧身作关切状地询长问短，不管是否作秀，是否出于真心，怎么也比那些成天蹲在办公室里挥挥签字笔、提提电话筒发号施令的厅座、处座们亲民得多。但廖副厅长可能没料到的是，自己写博客、传亲民照，原本是想顺势包装一下自己的公仆形象，由于擎伞照的“穿帮”，结果却适得其反。显然，这起“伞照门”事件的喜剧指数的确很高。

从各大网站的网民评论中，似乎感觉到大家在此“喜剧”面前根本笑不出声，甚至还散发出他们内心的郁闷与忧伤。因为他们从这把有些扎眼的小花伞上，分明看到了“官本位”的恒久弊象。廖新波说那名撑伞的小伙子的动作自然，根本未有巴结之意。我却不敢苟同，如果说这是同志间的人性关照，是一种自然行为，那么，比廖新波穿得更单薄，年岁更长的那名老农，更应成为擎伞者的关照对象才对。从照片上看，一大帮人围着一个副厅长看，就未见一人学学胡锦涛总书记，在雪雨纷飞中，脱下外衣扛救灾物资那样，去帮这名老农打水。

显然这样的辩护理由不充分。或许廖新波已经习惯于这种下级的伺候细节和方式。之所以他自己“穿帮”发图到博客上不以为然，根源便是，我们时下的一些公仆，早就把这种由下级扮演的“伞来伸头、水来张口”的剧情稔熟于胸矣！甚至有人将这样的“服务”，看成是伴随领导职位一同降临的优待。在这种“服务文化”里，一些上级官员可谓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下级对上级越谦卑，上司越舒坦；下级在这种服务上级的“官系运动”中，说不定不久便“服务”回了甜头。且反正是“举伞”之劳，将领导陪好和服务好便大功告成。而一个人只要成了别人的上级，便很快水涨船高式地学会了哼哼啊啊的官场“受陪”臆语。

这种“官太爷”思想不除，“官陪阴霾”便无法散去。如果那些掌握着众官升迁命运的领导们，依然守住“看伺候质量论短长”的潜规则不变，那么官场的那股看似温情脉脉的“陪风”依然会出现。记得最近看过一则报道，说美国纽黑文市一所小学发生食物变质问题，一些学生吃后感到不适，该市卫生局长自己驱车到校取样动手化验，身边没有一名随从。当我们的副厅长却在宽敞的办公室撰写博客替“伞照门”力辩之时，人家的各局长却能一声不吭地自己动手解决份内之事，因为这是他们的一种为纳税人负责的服务习惯，何况是一件自擎小伞防雨的小事。

国家林业局一位官员20日向媒体透露：虎照二次鉴定确实尚未开始。虎照二次鉴定，需鉴定机构足够权威，以平息各种争论。陕西林业厅最初委托的鉴定机构是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但该中心不肯接受委托。此后，陕西林业厅又找了几家鉴定机构，但权威鉴定机构不愿沾这个事。不愿接受委托的最直接的原因是鉴定机构的主管领导态度谨慎，不想惹麻烦。（2月21日《南方都市报》）

公众翘首的二次鉴定虎照，到目前竟是一个大“忽悠”，这个“国家玩笑”未免开得太大了一些吧。记得去年12月27日，国家林业局新闻办主任曹清尧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就明言，虎照鉴定目前已取得突破性的一步，陕西林业厅据国家林业局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的要求，已将照片送至国家权威机构鉴定，公众很快就会知道照片真伪的结果。然而70余天过去后，此“突破性一步”竟然是“虎照鉴定已不是国家林业局的事”，众权威鉴定机构因“怕惹麻烦”而并未接受鉴定。

国家林业局与陕西林业厅的这种推太极的作法，简直是对民意的一种公开漠视，折射出他们小视且短视亿万民众对“官员造假”的极度憎恶之情。之所以民意理性始终没有发展到情绪渲泄的感性层面，是因为民意还在耐心地等待着“纸老虎”们掉转虎头的行为出现。只要假老虎们勇于更正以前的所有“假行”，直面问题，警策后人，民意并非就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快意。因为善良的中国百姓，始终明白一个道理：勇于改正错误远比一意遮蔽过失要进步得多。

但要命的是，侧身依靠在“虎照门”周围的这一群人，特别是有左右这起事件航向的官场中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依然摆出一付“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可怕架势，没有或根本不想用积极的行政姿态去尽快消解这起公信力危机事件的影响。有人说，虎照事件并未酿至死人命案，对社会诚信与政府公信力的损耗，会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而渐次消减，有限的公共民意资源犯不着这样去刨根问底。

此息事宁人的做法看似有理，实则危险。颇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社会倍受官员造假之害的数量并非较少，而系较多；受官场假大空之害的“内伤”的程度不是很轻，而是颇重。不少的中国百姓就是因为太过厚道，总替人往进步的方向期盼，才给愈演愈烈的官员造假行为提供了客观的土壤层。好比湖北杀妻错案的佘祥林一样，如果我们并未杀妻，却无辜被关11年，这时我们就知道为啥对造假官员一定要追究的“切肤”原因。

这也是让官员敬畏手中公权，不得不保持“操守底线”的方法之一。“虎照事件”推演至此，已不可能是一般的网络狂欢事件，而是一道关乎公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命题。其实，之前六方动植物、影像学专家以及国防大学的专家早就以不可驳辩依据证明“周老虎”系纸老虎了，国家林业局也不必再找单位鉴定，要扭转虎照不利局面和化“虎朽”为神奇，仅需站出来挑破这层窗户纸，实话实说就行矣。

2月13日，陕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员表示，省政府也很关注鉴定进展，也很着急，但目前鉴定进行到哪一步他还没有得到省林业厅的回复。陕西林业厅办公室主任王卫国称，鉴定是否开始，鉴定单位他都不清楚；而到19日这天，距省政府办公厅通报批评陕西省林业厅已有16天，距国家林业局宣称二次鉴定已获突破性进展已有54天，距陕西林业厅宣布发现华南虎已130天。（2月20日《华西都市报》）

省政府办公室人员和省林业厅办公室主任不知二次鉴虎的主角是谁，也不知正被公众“望穿秋水”的鉴虎行为是否发生，更不知国家林业局所称的“鉴定虎照工作正有效推进”是不是真地向前“推进”了？这的确是向公众聚焦于此的那双深陷下去的眼窝里撒沙子。公众为之纳闷：“周老虎”化“虎朽”为神奇的条件其实早就具备，何以事至今日，依然难寻政府部门的有效措施呢？偌大中国，众多敢于揭示真相、坚守真理的有识之士，难道在一张薄薄的相片面前真的就这么一直木纳下去？

鲁迅先生说过，拖得越久，问题越多。为中国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先烈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让人喷饭的陕西有关方面却是，明知山没虎，硬说“照”是真。由于媒体剥枣式挖掘与公意推动，国家林业局与陕西林业厅先后不得不承认了虎照推动过程的草率。但挑开“虎照”真假这层窗户纸真的很难吗？一天接一天，一月接一月地欲采取“拖延战术”消解民意的热度，实则却是适得其反。暴露于公众眼前的“造假手脚”其实早就出现，如此欲说还休，只能让“诚信之痛”继续盘绕着虎照门阴魂不散。

曾公开挺虎的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还没有回来上班，到底是不为当初甩出“拿乌纱作担保”的狠话而羞愧家中，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一直怀疑“二龙戏虎”后面，还隐藏着一条比“朱巨龙”更大的一条“龙”。因为，华南虎的子虚乌，不仅直接关涉着前期一千万元的国家森林保护区资金投放，还牵着一系列级别不等的官员头顶上的一圈圈政绩光环。虎场现形记实则已演变成一场绘声绘色的官场现形记。不管是至到现在还嘴硬的“拍纸老虎英雄”周正龙，还是“挺虎急先锋”朱巨龙，从他们身上愈来愈看到一种迹象：他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枚被人摆弄的棋子，化解这次公信力危机的悲情人物。

愈如此，更高级别的有关部门愈应认识到“虎照事件”已不可能是一般的网络狂欢事件，而是一道关乎到共产党人的能否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命题；关乎到政府公仆是否有勇气和智识掌握主动，化“虎朽”为神奇，将负面影响引至正面轨道上去的问题。即便二次鉴定虎照这淌水深入大海，在现代理念昭示下的公共机关，也一定有条件有力量去力挽狂澜，将任何官场上的“小”从深水区给捞将起来。

2月4日，陕西林业厅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信息”发出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称，省政府通报批评，指出我们的做法极其轻率。另讯，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已在2月3日被停职。当记者向朱巨龙求证此事，他说希望用一句诗歌来表达自己此时此刻的感受：“‘宠辱不惊，坐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闲望天空云卷云舒’……我的一片苦心，以后总有人会知道。”于此，朱巨龙未对停职一说做出回应。（2月5日《信息时报》）

我一直怀疑“二龙戏虎”后面，还隐藏着一条比“朱巨龙”更巨大一条“龙”。因为，几个月过去的镇坪县发现华南虎的子虚乌有事件，不仅直接关涉着前期一千万元的国家森林保护区资金投放，还牵着一系列级别不等的官员头顶上的一圈圈政绩光环。不管是至到现在还嘴硬的“拍纸老虎英雄”的周正龙，还是“挺虎急先锋”的官至副厅级的朱巨龙，从他们身上，似乎愈来愈看到一种迹象：他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枚被人摆弄的棋子，化解这次政府公信力危机的悲情人物。

周正龙没啥文化，不能像朱巨龙那样吟诗达意。但是，一个五旬开外的纯朴农民，嘴巴像墙头上的那根扁担一样，从秋天硬到冬天，信心与动力之源不是本身的素养供给，而是那两万元的“拍虎奖金”与一台价值不菲的相机，一直在这个农民眼前闪烁着夺目的物质光芒。加之几个月不倦的来自各界的“追捧”，着实让农民的他，忘却了自己的本我，附着于他身上的已是一个镀满利欲、风光的另一个“周正龙”。周正龙咬定“虎照是真”永不放松的所有举动，正是他身后的那个“巨龙”为达到目的，所所利用的一个道具罢了。

而朱巨龙当初在解释华南虎之所以一直坐在那儿让周拍70多张照片不发怒的原因时说，那只虎是吃饱了撑着了不想动。当时这么搞笑的语言之所以没有在坊间流行，原因可能是站在朱巨龙旁边的周正龙当时感动的眼泪在起作用。看得出来，当时舆论早就一片质疑之声，而朱巨龙高调站出来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被迫的。因为，从他今日吟咏的两句诗中可以感受到，他是有苦心的人。今天的“去留无意”中暗含着惆怅。他不是周正龙一样的草根，不管该事件拖到何时，他完全是有觉悟、有能力地意识到这起事件带给中国林业系统和陕西官场的巨大影响。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朱巨龙可能成为“虎照事件”的最大一只“替罪羊”。不管是他多次出来挺虎的时机、力度上析，还是他在公众面前拍胸脯拿乌纱帽所担保来看，实际上朱巨龙的行为更像是一种全盘的深谋远虑。这种远虑中为将来“纸老虎”实在抗不住之时，让自己作为惟一的“官靶”倒下去，从而画一个句话。有且只有这样，才有保住幕后那条“龙”的官位无痒，才能使这个“主导”所牵动的一大班子人免遭伤筋动骨，而临近退休的朱巨龙，便会从容地在政治声誉受损的情况下将经济利益的损失减至最小化。

企业限电停工，居民限时供电，四川自贡电力缺幅已达30%，第14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闪亮着。自贡以盐都和恐龙化石闻名，正打造“南国灯城”的新名片。今年，准备让“奥运圣火点亮百年灯城”为主题的灯会开上150天，届时奥运圣火将在彩车巡游、文艺演出的映衬下，把自贡变成不夜之城。有网友指斥其为“只许州官点灯，不许居民用电！”（1月31日《南方都市》）

作为一名波奔于他乡的自贡公民，我深知自贡灯会的确是近10年来好不容易才打造出来的一张国际品牌。特别是近几年来，通过政府搭桥、招贤引凤、全民互动，已渐让自贡灯会从单纯的“灯光外闪”向“商贸繁荣”的石级上迈进。这对自贡市民来说，除了让春节过得更喜庆一些之外，更是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解放思想、眼光向外后重整经济雄风给自身带来的切身变化。因为在上世纪六、七年代，自贡是工业重镇，四川经济的排头兵，之后经济退步，原因颇多，但究其根源不外乎是开放思维之不足。

那么，几乎每年一办的自贡国际恐龙灯会，何以今年“亮灯不改”引发当地居民的置喙和全国范围更广的网民的诟责呢？我认为，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因为当前，上至总书记、总理，下至黎民百姓，无不牵挂于广阔南方极为罕见的雪灾。之前关闭的京广铁路主线，也是因为电力设施的突然瘫痪所致，全国各地几乎无一幸免地拉闸限电：上海称不惜任何代价到邻近购电回来满足市民用电，贵州因缺电省委点着蜡烛开会，湖南广东目前已有6名抢修电力的工人壮烈殉职在工作现场……

而四川，因20年罕见的极端雨雪天气影响，全省正面临严重电荒，电力缺口每天达7000万千瓦时，全省每日拉闸1300多次。即便这个自贡官员所称的灯会是省上安排的供电专线是事实，我也完全相信，在今年天灾面前，“省专线”会另行考虑的，这是基于“先保民后保官”的民本思维；具体到自贡，1月初日均缺电已高至120万千瓦时，从4日起便开始间隙性停电，居民已深受其苦。百姓或许对是否专线不感兴趣，但他们对家里黑灯瞎火、冷如冰窖的现实却有切肤之痛，你那边不闻居家灯熄，彩灯照亮不误，且还要亮它个5月不熄。我想，换上谁都会直接拍墙骂人的。

所以，对自贡居民颇有功劳的自贡灯会，在今年这个雪花纷飞的春节受到公民的腹诽虽然略显委曲，但并不冤枉。为此，我向灯会主办方提两点建议：其一，组办者应尽快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将今年灯会的用电情况公告市民。这样可以掌握主动，争取市民的积极理解和共同化解恶劣天气所带来的民生难题；再者，科学合理地重新调节开灯时间。灯会前期组织和推广也投入太多资金，硬性关灯的确不妥，但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比如灯会改为春节期间各单位都放假后用电负荷低的时候再开，春节以后周末再开，这就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河南信阳一年前出台公务员中午“禁酒令”，执行一年来，有269名公职人员受处分。据悉，该禁酒令实行半年，信阳就节省了4300万元酒。禁酒后，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当地餐饮业，几乎所有的饭店午餐的业务都下降了70%；接着酒类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一个经销商告诉记者，禁酒后每月的利润几乎为零，而茅台酒的销量不仅下降了50%，甚至连正常运行都出现困难。（1月28日《南方都市报》）

行文前请允许我先将“信阳禁酒令实行半年，就节省了4300万元酒钱”里改的“节省了”改为“减少浪费”。因为小小一个信阳市，单就中午一顿不准喝酒，公职人员半年下来就少花税款数千万元，这笔巨额财政金原本就不该像往年一样大手大脚地豪掷的，不该花的没花，那么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节省，只能说是通过一项强力的行政措施“拽住”了一些贪吃官员们的大吃大喝、大行浪费“公酒”的晃荡脚步。

但话又说回来，人家信阳使出的这一惩治公款吃喝的招式，在我国尚为鲜见。一个120万人口的信阳市，一年下来就能减少公款浪费8600万元，如果不仅是中午“只禁酒还‘禁饭’”，加上再禁彻底一点，也将晚上用公款去埋单的名酒、名菜一块儿给禁了，那么信阳一年减少浪费的数额一定不下2亿。试想，全国有多少个“信阳”？这些“信阳们”所组成的“吃喝大军”在一年内便可以毫不吃力地“啖掉”一个三峡工程。这才有不少人认为去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所统计的“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的数字很保守。

所以笔者认为应将“信阳铁腕治酒”的个案引入更高、更广、更深的层面予以全社会的重视，并配上制度性痛觉，把全国每年少浪费的这数千亿公务吃喝浪费款，紧急注入到百姓基本民生的建设现场。显然，这不是做不做得到的问题，而是我们愿不愿意痛下决心去做。信阳敢于“革”自己贪杯的嘴巴的“命”，而且“革命”的力度不轻，成效也不错。“禁酒令”让名酒、名店们经历销售寒冬，当然是百姓之福，这从信阳百姓对此赞扬有加便可窥其里。

记得我国一名青年官员在美国纽海文市挂职作“市长助理”，在其学习结束后，市长对他说，“按中国礼仪，我该请你吃顿饭。可按规定，在外公款吃请超9美元视为行贿。你还是到我家里吃饭吧”。恐怕这并非市长小气，该市虽然只有12.4万人，但财政年收入高达3亿多美元，可见这是他们的对每一分纳税款的忠诚在起作用。而我们不知从何时起，上接下迎、公款吃请盛行。名烟、名酒、名菜们，便很容易在这些高档酒楼里找到那些公款报销的“豪主”们。

要荡涤公款吃喝歪风，除却少数必要的国务和商务招待外，须有独立的禁令监督方将贪吃者和贪吃的款额向社会公布，让这些信息成为公开的“丑行”。再从体制的层面上，下狠心一举打破“上接下迎、餐桌公务”的政务歪风体制。并进一步完善财政预算、责任追究制度，谁乱用公款吃喝，不但要“双倍吐出来”，还要为之丢官，甚至像美国那样上升到法律层面。如此，一定能遏制“豪吃”歪风。

“这样的财政预算管理分明是逼着你乱花钱嘛，不花完，你就是蠢才！”在20日的小组讨论上，人大代表“痛批”10年不变的预算管理及绩效考核机制。省人大代表，原广州地铁老总卢光霖称：“地铁2号线的概算是106亿元，执行概算到结算时是88亿元。省了几十个亿却没有一句赞扬的话，还批评你，搞得你心灰意冷。”（1月22《成都晚报》）

代表的声音可谓掷地有声！卢光霖等所抛出的“预算逼你乱花钱论”真切地一语挑破了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窗台上的那一层“挡纸”。由于每年一度的各地“两会”，是民意彰显的盛大平台，百姓叩问政治和代表委员问政议政在这个平台上得以充分展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被直接挑破的“洞口”能管窥出财政监督管理上存续已久的问题。且这些问题存在的时间之长，连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也概莫能外。

追根溯源，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预算报告”只写金钱数额和单位而不阐明用途的惯例。记得将“财政预算”书面形式印发给全国人大代表人手一份地审阅，也是自前年两会才正式开始。这种从口头宣读到书面印发当然是一种人大审议进程上的进步，比以往众代表竖起双耳听报告，左耳进右耳丢当然强多了。因为，它至少能让代表的双眼在“预算报告”上多停留几眼，甚至在审议过程中能像广东人大代表这样毫不留情地叫起“板”来。

遗憾的是，诚如不少代表所言，他们连续多年未听到这种让纳税人欣慰的“叫板”声，听到的往往是不痛不痒的询问声。之所以没有出现代表审议“财政预算”时应有的查漏纠偏的现象，我认为不一定就是代表履职的素养不够，而是他们无法在短短一两天时间里，对一个几十上百亿的项目的“简明扼要”的财政金投向进行有效把握和分析。

卢光霖所举之例较典型：广州地铁2号线的财政概算是106亿元，执行概算到结算时是88亿元。这么大的财政预算，当初提交到“两会”上，是怎么“详解”的？如果将人大代表的“赶集式审议”改为常态式单项目审议，那么，代表中的行家一定不会让落差几十亿的财政预算轻易过关的。显然，这是一种“水分预算思维”在作怪，用钱单位有这种“水份”的想法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财政部门的审查与人大代表的审议这两道关口，何以能让其放行？

毋庸讳言，按现行预算体制，每年春财政部门代表政府向各级人大作的预算报告不仅笼统，还存在不少“水分”。代表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对财政预算弄个水落石出很困难。不用说，结局都是“一致通过”。代表依法站出来手持“削权刀”与财政部门角力，及至作一名合格的“拧干”预算水分的“把关人”，可谓屈指可数。于此“生态”下，便有每年我国财政支出单官车和吃饭就高达数千亿的财政支出怪胎。

实际上，如何根治财政预算的“审议走场秀”痼疾，如何使财政金得到常态监督已迫在眉睫！有关部门应尽快对“预算逼你乱花钱论”给予认识上的厘清或措施上的跟进。变“走程序”式的大会审议为多层次、全方位的常态监督，让公众的阳光照进财政预算和使用的整个过程中，让政府的钱箱变成“玻璃柜”，这愈来愈是构建现代政府之亟待。

自湖北天门事件后，城管执法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在浙江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稠城大队，不少队员也感觉到工作压力变大了。为促进行政执法和谐化、管理队伍人性化，该队率先推出新举措——“情绪不稳定，不得上街开展执法工作”。另外，若队员在执法过程中，同一天内碰到3起或3起以上不配合执法或阻碍执法事件的，这一执法队员当即就可获得批准当天不用再上街执法。（《都市快报》1月24日）

这种“用心”摸索人性化执法的尝试很另类和也很新奇，但却脱离了现实的着陆点。因为个人情绪纵然极度不佳，也难逃其是一块“私人领地”的命运，要作一名为城市安全、容姿容貌、卫生护航和守夜的合格公仆，就得有一种最底线地驾驭好自己情绪的素养和能力。而街面执法，是街面需要公仆去打理，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上街行为不是去逛大街，而是去履行公职。“公”与“私”的这种性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处置“情绪不佳”的原则不应“以公济私”，而该让“私”无条件服从“公”的要求。

作为一名执法者，如果连最基本的生理情绪都无法控制在自己意识之中，如果连最低的“公私领地”的界线都不能划清，那么，作为被服务对象的纳税人，完全有理由叩问：到底这种不能控制情绪，将私人情绪挪至公地现场的公仆，还有他们继续为纳税人服务的理由和资格吗？换句话说，那些常以“情绪不佳”为由，而屡在被服务对象面前耍横的执法者，是如何过了执法者的“入口”关的？我们何不先期设置一道遴选合格执法者的科学而刚性的门坎，将“情绪易怒者”挡于其外，恐怕这比后期投入行政资源，对他们进行“心理关爱”要理性而公平得多。

城管“情绪不佳不执法”的“心理关爱”措施，客观上固然是对单个情绪不佳的城管和被执法者的双重呵护，但却是一种缘木求鱼、舍本逐末的做法。因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一些地方的城管无论是从执法素养还是从执法方式上看，均存着程度不同的欠缺，局部地方的粗暴执行的性质还很严重，这从“城管踹死腹中儿”“城管内讧、相互扒裤”“天门城管打人魏文华”等个案中可窥一斑。与此形成尴尬局面的另一面，是公民对城管执法的条件和方式的腹诽，而城管们依然只从“硬件”上动脑筋，让钢盔、装甲车、盾牌、防弹背心等“硬家伙”去武装自己，而心怀苍生、真心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似乎却并未在更多城管的心中铸就。

所以，稠城大队有队员对当前民意的关注感到压力是好事，客观上也折射出民间制约和监督公权得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地伸张。作为城管，理应将这种压力变成一种动力，尽快提高公平、公正、公开执法的执法素养，查漏补缺，较正自身存在的某种思维偏航，以回归“执法为民、服务为公”的正确轨道上去，而非推出这种头痛医头式的“有情绪便不执法”的奇怪措施。

18日，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在参加分组讨论时公开表示，开发商建房，不要让不同收入的群体住在不同的地方，一个项目既要有富民区，也要有贫民区。他说，在此问题上，强势政府应保护弱势群体。政府调控房市首先干什么？必须要拿出强势的手段去建好廉租房。强势政府还要跟市场结合好。政府可跟开发商商量，不能简单地分居民群体而建居。公共配套措施必须是共享的。（1月19日《信息时报》）

    朱书记的这一思维认识利国利民，理应引起社会更广泛地意识觉醒和更多的联动机制与细化措施跟进。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中国的贫富两级分化的速度，特别是在近几年来，实则已比经济发展的速度本身还要快，社会财富正有加剧集中于少数富人手中的倾向——之前一个颇为流行的权威数字显示，中国有80%的社会资源财富，在约20年的短暂时间内，令人震惊地逆向和非理性地流进了不到5%的少数富者的腰包里。

于此，虽然各类报道可以技术性地绕过这一敏感话题，或者说含沙射影地模糊说两句了事，但关于社会问题的核心指向的“贫富落差”，却无法绕过执政者思考的视线。这些问题一旦只聚集着发生，而不理性地去面对、去解决，那么，它迟早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具体到房地产界堆积颇久的一些问题，比如虚高房价与成本间的脱节，有关部门在行政监管中的缺位与“乱位”等，可谓正在往“房市乱象”的伤口上撒盐。

这便有一群群房产巨鳄抱团扭曲国家房控国策，这便有冯仑近乎情绪失控般地直斥“做房奴活该”，这便有任志强频放狂言，说“穷人与富人分区住很正常”等……所以，在社会资源特别是诸如教育、基本住房、卫生等公共资源有正趋向“马太效应”之时，我们的政府尤其应有清醒的头脑，时刻准备着用一种公平、公开的看得见的手，去较正这种失衡的资源分配方向，不能让富者更富，更不能让穷者恒穷。

因为富人与穷人都是公民，都是一个国家公共资源下的平等消费者。我们虽然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穷人与富人的钱袋的鼓瘪状态，但我们有改变这些公民今后的民生境遇的条件。比如政府监管部门，理应让公共资源少些注入高档社区，不能再像一些高档小区那样，政府在其中建“平价超市”，任凭“区外”肉价飞涨，我区价格巍然不动。这种锦上添花固然好，但却背离了普罗大众的民生实情；应力而为的是，为贫民雪中送碳，让社会资源化作汩汩的暖流，尽快注入他们心田。

当然，要实现贫者和富家一道和谐相处的景象，的确考验着我们各级政府部门的公仆们的执政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洗礼中，发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去面对问题。我们深信，各级公仆只要有一颗无私奉献的为民谋福祉的胸怀，任何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而“让富者心安，让穷者变富”，一定会在各级政府科学合理的行政导引下，变成一副国泰民安的现实图景。

周明华

16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参加政协委员代表座谈会。他说到领导要讲什么话时说：“我估计在座的委员要求也是很高的，肯定是希望我讲真话，不要讲套话；讲实话，不要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要讲照本宣科的话。我可以照着大家的要求努力……要让领导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1月17日《广州日报》）

作为到一地履新的省委书记，汪洋尚且对“怕说错话”如此挂怀，我们可以隐隐感受到当前“官员讲真话”的现实生态的确不是太好。换句话说，一些官场中人，因怕说错话被一些人“错怪”，要么从公文包里取出秘书早就准备好的讲稿照本宣科，要么是只带耳朵不开嘴巴，坐在椅子上聆听便是，永远做一个不表态的“亲和力过人”的好官。可以说，这些官场潜规则实则是“机关病”，已在某种程度制约了干部的思想，让一些领导仿佛成为了一台只讲“正确话”的机器。

而今天汪书记开门见山，不遮不掩，直接给解放思想、大胆说真话者“解套”——允许说不准确的或者错话，无疑是一种创新和务实之举。人非圣贤，不可能拥有所有的智识；领导干部更非一台精密仪器，嘴里只会吐出正确的语言。任何一件动态发展中的事，即便一地领导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也不可能就完全正确，充其是最接近正确罢了。而且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告诉我们，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今天正确的话，不一定明天就正确，在此地正确的语言，嫁接到另一个地方就不一定正确。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动态中的讲话”，动态中的思想碰撞。让更多的人都讲真话，让民主气氛在这种言论空间中充分发酵，让抵达真相、接近正确的观点引领我们去纠正偏颇的方向，去更好地为民谋福祉，这才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事实上，讲真话，更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的道德底线，也是一个人民公仆的职业素养，更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所以，我觉得汪洋的这番话，可谓切中了当前“会上说套话、说官话”的官场要害。既强调了领导要讲实话、讲有感而发的话，要求真务实，也告诉那些喜欢投机钻营、阿谀奉承的人，这条“老路”是行不通的。

当然，汪书记这番话中还包涵着另一层深意，因为是人，就不可能是完人，就有可能说不准确的话，甚至错误的话。反过来说，领导讲了错话不要紧，关键是要有勇气去承认说错了话，并跟进相关的纠正措施，这样才能营造一种良好的、民主的风气，才能避免形成一个地方的一言堂和绝对权力，这是新形势下现代公仆的服务宗旨和根本要求。

    周明华

    人事部部长尹蔚民在近日谈及2008年人事工作的主要任务时表示，将研究建立公务员与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制度。他说，全国各级人事部门要深入调研，周密论证，精心组织，确保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顺利出台和平稳实施，为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理顺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1月16日《南方都市报》）

作为主管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工资分配的一部之长，提出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研究建立公务员与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比较制度，的确是人事部近年来说出的较为鲜见的直白语，可谓是当今修缮公民收入渐显不公的社会失衡心态，与果敢填堵贫富鸿沟进一步被掘宽，所传出的强音，也是有关部门迈出的自信的一步。只要相关配套和细化措施强力跟进，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看到“公民工资比较制”真正成为芸芸百姓翘首的一种常设机制。

但恕我直言，尹蔚民部长所称的这一工资比较策略中，至少有三点未周之处，需要往其中注入一种大胆的、全新的意识。其一，是关于谁来从事这项比较工作的问题。从文章的行文足迹中便可窥出，尹部长是要人事部牵头各级人事部门来进行这项调研比较工作。这颇显不妥，因为人事部系统的各级官员身为公务员，真能愿意系怀苍生，公平、公正、公开地把自己的工资通过比较给“降脱”一块蛋糕吗？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多次说过，人是向善的，但同时是自私的。如果以裹挟着“私利”之身去调研公务员工资的社会生态状况，那么，百姓尚用不着期待，比较后的结果一定是公务员的工资不高，企业相当人员工资不低的结论。所以笔者认为，要实现公民工资分配公平合理，必须打破“谁管钱、谁发钱”的制度性痼疾。要使公务员与企业人员的工资得到科学而真实的比较，就必须引入“不管钱”的公正、公平、独立的第三方来完成这顶阳光事业。

    另外，比较的范围应该宽泛，不宜局限为“企业相当人员”，要考虑到大批城市中小企业，特别是不能漠视全国近亿的奔波他乡打工的农民工兄弟姐妹。尹部长道出的“相当”二字中，虽然没有明指是什么样的企业职工才有这个“相当”的资格，但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出其中的“韵味”来——部长是不是要将公务员的工资，去与诸如电力、石油、通讯、烟草、金融等垄断企业的人员对接？若果真那样，将是往当前公民收入分配已然不公的“社会伤口”上撒盐。

实际上，当前公务员工资与非垄断行业企业的“非相当人员”比较，是高是低，从近几年每年公务员招考的火爆场面便可窥一斑。我们不妨作一个简单的历史比较，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如果我们进户调查，可能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愿意到企业工作，因为，那时社会的薪酬制度的起点公平性与程序化的透明性高，公务员与企业员工的经济收入差距很小；而今，不少企业员工的工资低，就业不稳，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岗、待岗等潜在危机一直是企业职工心中的一块隐痛。所以，为民谋福祉的公务员真该全面反思了。

周明华

刚刚在国防科大数名专家近日发表论文称周正龙拍的虎是只平面虎（即纸老虎）后，16日《东方早报》再传最新“虎闻”。13日，周正龙去领陕西电视台二套颁发给他的“都市榜样”奖，他在晚会上“爆料”：“国家林业局的专家在镇坪那里找到很多新鲜的痕迹，上次在山区，还找到一只死的华南虎的尸体，已被国家林业局拿去了。” 15日晚，记者致电镇坪县林业局局长覃大鹏求证时，他却称“不知道，没听说过。”

周正龙能在电视上当着公众的面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足见他这4个月来，面对各方“来客”的多方盘问，早就练就了一身“真功夫”。见到了一只死华南虎，并被国家业业局拖走？请问“拍虎英雄”：既然看见了死老虎，咋不抓拍一张“死老虎”照片呢？林业局将虎拖那儿去了？山上死了只珍稀动物华南虎，就连覃大鹏局长都未惊动？这简直就是信口开河。而颇有意思的是，这个“都市榜样”在节目播发现场的此般“昏语”，主持人怎么就不去问问里面的“拖虎细节”呢？难道真的要让这件皇帝的新装一直“披”下去？

 周正龙毕竟是一个农民，他不是一名科学家，他和他的“伙伴们”共同演绎的这场“忽悠大戏”的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附着在周正龙身上一系列社会诚信的殒落。发誓要将周正龙当一个“卒子”摆到前台的力量依然还很妖很怪。让人担心的是，我们似乎隐隐感觉到，事件有可能被一些曾释放过“断头豪言”“拿乌纱帽作担当”的人给活活给“拖耗”掉，及至用时间战术与“推太极”战术最终消减掉为此而生的社会诚信追问的民意力量。

但即便这样，我们依然深信，泱泱华夏儿女永远不会让追求真相的脚步跌落在一张小小的虎照面前；一个正在轰轰烈烈地构筑诚信基石的社会，永远不会被一个五旬汉子周正龙这般嘲讽式“戏拍”，居然越拍越悬，还“拍出”了今天的一只死老虎。因为“周老虎”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咬紧牙关不说真话，而是这张“虎照”把社会不守信、假大空现象频现的当代社会语境晒得淋漓尽致。越是这样，我们对此的刨根问底的力量愈不应半途衰竭。

众所周知，虎照悬疑案带给公众的不仅是真相迷惑，还会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诚信土壤中注入一针可怕毒素。这个疑案不解，或者说无限拉长式迟解，终究会让人无法坚信信任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因为，真与假的社会道德底线一旦塌方，社会人赖以生存的诚信基石便随之瓦解。当前我们社会缺乏诚信的案例可谓太广、太多，什么假文凭、假证件、假政绩、假绿山、假粮仓等此起彼伏。就拿近日河北某高校的上千学生未缴学费被禁考事件来说，里面的“假贫困”便不少。

所以，有关方面不要忌惮最终确定虎照是假的，即便这个确定让公民感到一定程度的沮丧。我们应引入公关危机处理的现代手段，将“正龙拍虎”这一典型的非诚信事件转化为一种正面效应，使整个鲜活的过程成为公民诚信教育的一本活教材。当然，一些在这一事件中故意违规甚至违法的公仆，也该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掉脑袋”是一种无法可依的戏言，当然不可能；脱掉乌纱帽，道声歉还是应该的。

天门城管打死魏文华事件原定12日上午10时30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在众记者的几番催促下，到将近11时才开始。天门市委宣传部一名领导笑着对众记者说：“这是我们留客手段，我们留大家吃饭。”市政府秘书长沈爽之前宣布：由于时间关系，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通稿，请大家留下来吃饭。（1月14日《法制日报》）

天门市这名从事宣传工作的领导笑啥呢？据说现场不少的老记纷纷咋舌，惊乎这是他们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参加的史上最简单、最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