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专稿/ 记者 罗昌平 欧阳洪亮 王和岩 常红晓 陈中小路并综合新华社报道】经中国国家地震台网测定并重新核定，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县（北纬31.0度，东经103.4度）发生7.8级地震，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不同程度震感。
　　新华社记者从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至12日22时，四川地震灾区已发现死亡人数达到7651人，还有一些地区情况目前没有统计到。
　　汶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居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东邻彭州市、都江堰市，南靠崇州市、大邑县，西接宝兴、小金县，西北和东北分别与理县、茂县相连，县域东西宽84公里，南北长105公里，总面积4084平方公里。自1963年恢复建县至今，全县辖六镇八乡，总人口11178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0057人；羌族人口29839人，占总人口的26.69%，是我国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
　　据《四川地震资料汇编》，四川省境内近百年来共发生地震30多次，最近一次地震是2008年2月27日，甘孜州康定县三道桥发生4.7级地震。康定县城因地震造成通讯中断和大面积停电。
　　有关地质专家介绍，四川处在中国南北地震带中段，地震频率很高，其震源主要集中在八个地震带（区）上：鲜水河地震带、安宁河－则木河地震带、理塘地震带、金沙江地震带、龙门山地震带、松潘地震带、名山－马边－昭通地震带、木里－盐源地震区。
　　《财经》记者通过固定电话、手机、互联网等方式与位于震中的四川省汶川县联系，均无功而返。目前四川部分地方的手机、固话已不通。一位在京记者与四川自贡的家乡联系，只有固定电话有拨号音，手机已出现长时间中断。《财经》记者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获悉，由于受到地震影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关闭，关闭时间将持续至18时。
　　据重庆《华龙网》报道，当日14时32分左右，重庆出现明显震感。其中14时32分，位于高新区歇台子附近的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动，震感明显。与此同时，巴南区、北部新区、渝中区、合川区、大足等地，也都能感觉到震感。不少市民纷纷给该网打去电话爆料，出现震感。
　　甘肃省陇南市位于甘肃南端，和四川交界，现通讯已经中断，陇南市政府的网站已无法打开。一位家在陇南的《财经》记者与家人联系不上。陇南市下辖九县，其中六个为国家级贫困县。不过，陇南市北部的甘肃定西地区、岷县等地，通讯未受到影响。
　　湘中地区共震明显。《湖南在线》15时15分发布的快讯称，接湖南省地震局震情通报，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测定，全省强烈有感。记者接到部分市民电话，称所在单位和小区已经实施了紧急疏散。不过，《财经》记者与湘中娄底的居民取得联系，对方表示未有震感。
　　当日下午，湖北省政府网站工作人员陆续接到省城居民的热线报料，武汉各镇居民表示有明显眩晕感觉，建筑物发生不同程度的晃动。
　　江浙一带亦同时出现震感。《人民网》消息称，据东航新闻发言人介绍，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东航各地飞往成都的航班已取消，正在积极做好旅客劝退解释工作。
　　距离震源较远的北方，亦有同感。据新华网消息，北京地区于14时35分左右发生2级轻微地震发生。稍后中央电视台的消息进一步证实，下午14点35分，北京通州区发生的地震达到3.9级。
　　远在海南省地震局预报中心发布的消息称，至下午14时28分海南有明显震感。滨海大道一带珠江广场、黄金大酒店的写字楼员工感到明显震感，已经下楼疏散，道路一边站满了人。
　　香港天文台于当日14时31分接获多名市民报告，表示感觉到一次震动。这些地区包括黄大仙、马鞍山。香港天文台的地震仪亦有震动记录。又据台湾民视（Formosa Television）报道，台湾亦在当日下午发生里氏5.5级地震。地震仅持续近一分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伤亡和损失报道。
　　来自美国地质勘探局发布的报告亦确证，泰国首都曼谷和越南首都河内都报告感到震动，其中曼谷有大厦摇晃。
　　截至目前，根据新华社消息，重庆梁平县两所小学垮塌，四名学生死亡。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备灾处高处长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民政部与汶川县当地民政部门联系不上，无法统计死亡人数。■

汶川地震截至18时已致上百人死亡
《财经网》 　 [ 05-12 19:45 ]
民政部统计目前死亡人数107人，但仅四川北川县一地估计死亡人数就将达5000人

　　【《财经网》综合报道】据国家民政部消息，截至18时统计，四川省汶川县7.8级地震已造成四川、甘肃、重庆、云南等地107人死亡，34人受伤。目前灾情还在进一步统计核实中。
　　但据新华社报道，仅四川北川县，目前估计死亡人数将达3000至5000人，伤者过万人。
　　而根据四川省地震局消息，德阳市实古镇中心小学、莹华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八角镇中心小学、洛水镇中心小学的教学楼倒塌，一批学生被压埋，人员伤亡情况不详。
　　此外，据新华社消息，邻近汶川县的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发生教学楼垮塌，该校共有师生1800人左右，震垮的教学楼有初二、初三两个年级18个班，截至晚20时50分已知有50余人死亡，抢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同时，重庆梁平县两所小学垮塌，累计造成五名学生死亡，约120名学生受伤，其中两名学生重伤。截至新华社记者晚19时37分发稿，尚有19名被掩埋的师生仍未发现。■

中国启动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
《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财经网》 　 [ 05-12 22:23 ]
首次重视地质灾害，评估报告不会早于7月做出

　　【《财经网》专稿/记者 欧阳洪亮】日前，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中国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三峡办“）正式委托中国工程院，启动了“三峡工程论证及可行性研究结论的阶段性评估”工作。
　　三峡办在其官方网站宣布，此次阶段性评估，将客观评价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以及存在的问题。此外，还将探索需要更深入研究的问题，为这一工程今后的建设和长期运行提供指导。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水利枢纽工程。自1994年12月开工以来，这个总装机容量高达2240万千瓦的浩大工程，到今年已基本建成。按照计划，今年汛期之后，三峡最高蓄水位就可以从目前的156米，抬高到172米，甚至最终蓄水位175米。
　　虽然这一工程，在发电、防洪等方面，已经发挥了良好的综合效益。但因为蓄水而加剧的地质灾害问题（见本刊2008年第2期《三峡地质求治》文），以及当地潜在的生态环境，近年来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根据工程最初的设计，将在移民费用中拿出6亿元，专门用于地质灾害防治；但迄今为止，实际的支出已经超过了120亿元。
　　今年1月份，原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新修订后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也指出，之前编制的规划，因为基础数据薄弱，对三峡工程建设和运行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和水污染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导致库区支流富营养化问题，以及库区消落带（蓄水和放水过程水位升降形成的地带）问题，都未得到统筹考虑。
　　此次针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以及可行性研究结论，进行系统性的阶段评估，或许能为这些问题给出更清晰的答案。
　　《财经》记者试图联系三峡办进行采访，被告知三峡工程论证及可行性研究结论的阶段性评估工作正在进行，“相关的情况暂时无法透露”。
　　中国工程院新闻办也对《财经》记者证实，目前整个评估工作正在进行，由中国工程院全部负责；但目前暂时不能透露相关信息，“以后会专门向媒体发布”。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与该评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则告诉《财经》记者，实际上整个阶段性评估工作，已经于四月份正式启动。其第一大专题，就是地质灾害问题。毕竟，这个影响已经有所显现；而蓄水至175米已经在望，这将是对于地质灾害评估工作最重要的检验。
　　鉴于三峡工程蓄水以来，已经陆续在库区引发多次三级左右的低烈度地震；不少人都在担心，三峡工程是否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地震。虽然这种可能性至今并没有得到专家支持，但业内人士亦对《财经》记者坦陈，早期对于三峡地质地震情况的了解，现在来看还是相当粗糙的；由于地质和地震过程往往十分复杂，因此，进一步加强监测工作，防止由此造成大的灾害性事件，仍然十分必要。
　　考虑到整个评估工作刚刚开始，据《财经》记者了解，预计要到今年7月份，待调查研究全面结束后，才会开始讨论具体的阶段性评估结论。而具体的阶段性评估报告，肯定要到7月之后才能完成。■

本报讯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昨日在“2008东亚投资论坛”上表示，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影响不会太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还会相当强劲，奥运会后中国经济也不会萧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仍将强劲增长，还会继续成为世界最大的外资吸引国之一。
　　林毅夫认为，未来一两年，美国经济下滑以及疲软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美国经济下滑对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不大，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主要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且是生活必需品为主的，即使美国经济出现下滑或萧条，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的影响不会很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还会相当强劲，也许增长放缓一点，但绝对不会变成负增长。
　　他还认为，奥运会后，中国经济不会萧条。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比其它办奥运会的国家大很多，奥运相关的投资在中国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同时，中国办完奥运以后，在未来几年还有很多重大的国际活动要举办。
　　林毅夫认为，未来几年，中国消费还会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另外，中国也会进入比较快速的城市化阶段，未来每年的城市率会增长一个百分点，都会刺激与房地产有关的投资和与消费有关的投资。

南方人物周刊：2008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之一姚洋

　　【《财经网》专稿/ 记者 罗昌平 欧阳洪亮 王和岩 常红晓 陈中小路并综合新华社报道】经中国国家地震台网测定并重新核定，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县（北纬31.0度，东经103.4度）发生7.8级地震，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不同程度震感。
　　新华社记者从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至12日22时，四川地震灾区已发现死亡人数达到7651人，还有一些地区情况目前没有统计到。
　　汶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居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东邻彭州市、都江堰市，南靠崇州市、大邑县，西接宝兴、小金县，西北和东北分别与理县、茂县相连，县域东西宽84公里，南北长105公里，总面积4084平方公里。自1963年恢复建县至今，全县辖六镇八乡，总人口11178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0057人；羌族人口29839人，占总人口的26.69%，是我国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
　　据《四川地震资料汇编》，四川省境内近百年来共发生地震30多次，最近一次地震是2008年2月27日，甘孜州康定县三道桥发生4.7级地震。康定县城因地震造成通讯中断和大面积停电。
　　有关地质专家介绍，四川处在中国南北地震带中段，地震频率很高，其震源主要集中在八个地震带（区）上：鲜水河地震带、安宁河－则木河地震带、理塘地震带、金沙江地震带、龙门山地震带、松潘地震带、名山－马边－昭通地震带、木里－盐源地震区。
　　《财经》记者通过固定电话、手机、互联网等方式与位于震中的四川省汶川县联系，均无功而返。目前四川部分地方的手机、固话已不通。一位在京记者与四川自贡的家乡联系，只有固定电话有拨号音，手机已出现长时间中断。《财经》记者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获悉，由于受到地震影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关闭，关闭时间将持续至18时。
　　据重庆《华龙网》报道，当日14时32分左右，重庆出现明显震感。其中14时32分，位于高新区歇台子附近的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动，震感明显。与此同时，巴南区、北部新区、渝中区、合川区、大足等地，也都能感觉到震感。不少市民纷纷给该网打去电话爆料，出现震感。
　　甘肃省陇南市位于甘肃南端，和四川交界，现通讯已经中断，陇南市政府的网站已无法打开。一位家在陇南的《财经》记者与家人联系不上。陇南市下辖九县，其中六个为国家级贫困县。不过，陇南市北部的甘肃定西地区、岷县等地，通讯未受到影响。
　　湘中地区共震明显。《湖南在线》15时15分发布的快讯称，接湖南省地震局震情通报，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测定，全省强烈有感。记者接到部分市民电话，称所在单位和小区已经实施了紧急疏散。不过，《财经》记者与湘中娄底的居民取得联系，对方表示未有震感。
　　当日下午，湖北省政府网站工作人员陆续接到省城居民的热线报料，武汉各镇居民表示有明显眩晕感觉，建筑物发生不同程度的晃动。
　　江浙一带亦同时出现震感。《人民网》消息称，据东航新闻发言人介绍，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东航各地飞往成都的航班已取消，正在积极做好旅客劝退解释工作。
　　距离震源较远的北方，亦有同感。据新华网消息，北京地区于14时35分左右发生2级轻微地震发生。稍后中央电视台的消息进一步证实，下午14点35分，北京通州区发生的地震达到3.9级。
　　远在海南省地震局预报中心发布的消息称，至下午14时28分海南有明显震感。滨海大道一带珠江广场、黄金大酒店的写字楼员工感到明显震感，已经下楼疏散，道路一边站满了人。
　　香港天文台于当日14时31分接获多名市民报告，表示感觉到一次震动。这些地区包括黄大仙、马鞍山。香港天文台的地震仪亦有震动记录。又据台湾民视（Formosa Television）报道，台湾亦在当日下午发生里氏5.5级地震。地震仅持续近一分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伤亡和损失报道。
　　来自美国地质勘探局发布的报告亦确证，泰国首都曼谷和越南首都河内都报告感到震动，其中曼谷有大厦摇晃。
　　截至目前，根据新华社消息，重庆梁平县两所小学垮塌，四名学生死亡。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备灾处高处长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民政部与汶川县当地民政部门联系不上，无法统计死亡人数。■

汶川地震截至18时已致上百人死亡
《财经网》 　 [ 05-12 19:45 ]
民政部统计目前死亡人数107人，但仅四川北川县一地估计死亡人数就将达5000人

　　【《财经网》综合报道】据国家民政部消息，截至18时统计，四川省汶川县7.8级地震已造成四川、甘肃、重庆、云南等地107人死亡，34人受伤。目前灾情还在进一步统计核实中。
　　但据新华社报道，仅四川北川县，目前估计死亡人数将达3000至5000人，伤者过万人。
　　而根据四川省地震局消息，德阳市实古镇中心小学、莹华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八角镇中心小学、洛水镇中心小学的教学楼倒塌，一批学生被压埋，人员伤亡情况不详。
　　此外，据新华社消息，邻近汶川县的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发生教学楼垮塌，该校共有师生1800人左右，震垮的教学楼有初二、初三两个年级18个班，截至晚20时50分已知有50余人死亡，抢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同时，重庆梁平县两所小学垮塌，累计造成五名学生死亡，约120名学生受伤，其中两名学生重伤。截至新华社记者晚19时37分发稿，尚有19名被掩埋的师生仍未发现。■

中国启动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
《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财经网》 　 [ 05-12 22:23 ]
首次重视地质灾害，评估报告不会早于7月做出

　　【《财经网》专稿/记者 欧阳洪亮】日前，根据国务院领导批示，中国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三峡办“）正式委托中国工程院，启动了“三峡工程论证及可行性研究结论的阶段性评估”工作。
　　三峡办在其官方网站宣布，此次阶段性评估，将客观评价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以及存在的问题。此外，还将探索需要更深入研究的问题，为这一工程今后的建设和长期运行提供指导。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水利枢纽工程。自1994年12月开工以来，这个总装机容量高达2240万千瓦的浩大工程，到今年已基本建成。按照计划，今年汛期之后，三峡最高蓄水位就可以从目前的156米，抬高到172米，甚至最终蓄水位175米。
　　虽然这一工程，在发电、防洪等方面，已经发挥了良好的综合效益。但因为蓄水而加剧的地质灾害问题（见本刊2008年第2期《三峡地质求治》文），以及当地潜在的生态环境，近年来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根据工程最初的设计，将在移民费用中拿出6亿元，专门用于地质灾害防治；但迄今为止，实际的支出已经超过了120亿元。
　　今年1月份，原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新修订后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也指出，之前编制的规划，因为基础数据薄弱，对三峡工程建设和运行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和水污染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导致库区支流富营养化问题，以及库区消落带（蓄水和放水过程水位升降形成的地带）问题，都未得到统筹考虑。
　　此次针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以及可行性研究结论，进行系统性的阶段评估，或许能为这些问题给出更清晰的答案。
　　《财经》记者试图联系三峡办进行采访，被告知三峡工程论证及可行性研究结论的阶段性评估工作正在进行，“相关的情况暂时无法透露”。
　　中国工程院新闻办也对《财经》记者证实，目前整个评估工作正在进行，由中国工程院全部负责；但目前暂时不能透露相关信息，“以后会专门向媒体发布”。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与该评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则告诉《财经》记者，实际上整个阶段性评估工作，已经于四月份正式启动。其第一大专题，就是地质灾害问题。毕竟，这个影响已经有所显现；而蓄水至175米已经在望，这将是对于地质灾害评估工作最重要的检验。
　　鉴于三峡工程蓄水以来，已经陆续在库区引发多次三级左右的低烈度地震；不少人都在担心，三峡工程是否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地震。虽然这种可能性至今并没有得到专家支持，但业内人士亦]]> wangdingding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59490.html#comment Sun, 18 May 2008 09:48:46 +0800 1459490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59488.html 读了《财经》连篇累牍报道的上海陆家嘴论坛发言，突然觉得很可笑，想起若干年前各地政府征地建设开发区，浪费了许多农田，多铺了许多水泥，减少了许多年地球寿命，然后呢？现在各地政府又纷纷建设金融中心，以为外国人如中国人一般容易被忽悠，并且如中国人一般容易被欺负。要么就是算术白痴，全世界的资本市场总值是多少？全部资本可能支持的有足够“厚度”的金融市场有几个？据我多年前估计，区区地球，至多可支持三个金融中心，纽约和伦敦，市场的厚度已经让多数投资者放心，故而不被视为“新生市场”。其余地区再养活一个中心足矣，哪一个城市呢？香港市场虽然厚度仍不够，但似乎是亚洲首选。上海欲取而代之，不改革政治体制，谈何容易！地球只有欧洲、美洲、亚洲，三大板块。你打算争取几个金融中心呀？不可笑吗？

中国有多少亿美元热钱？刚才从《财经》网络版摘录一段文字：如果考虑到外汇掉期、外汇准备金和中投公司等因素，那么，这五年来的“热钱”流入总规模将会上升到4767亿美元。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虚假贸易的可能，这一数字将可能超过8000亿美元。而“热钱”流入，一方面，享受人民币升值收益；另一方面，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获得回报。实际上，大量“热钱”流入，押赌的前提是人民币升值继续。

几乎250年前，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版发表，随后，他收到埃德蒙·伯克的来信，这位杰出的思想家被斯密关于斯多亚学派的描述深深地感动了。事实上，斯密研究者们公认，对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原富》影响最深的思想传统，其一是牛顿天文学，其二是斯多亚伦理学。

深深感动了伯克的那段文字，大致如下（此处，我的翻译不同于商务版中译本）：根据斯多亚学者的看法，人，应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视为大自然的广袤共同体的一分子，而不应将自己视为某一分离的和无关联的孤立主体。

斯密的“世界公民”理念维系于斯多亚学者对于世界的先定和谐秩序的信仰之上，这一信仰为世界公民提供了“安于现状”的理由，并且最终在和谐秩序之内获得以内心宁静为特征的个体幸福。

稍晚于斯密的另一西方大哲康德，在晚年撰写的一系列文章里也使用了“世界公民”这一源自希腊文“cosmopolity”的语词。康德的“世界公民”理念维系于“大自然的隐秘计划”，他在1784年发表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何兆武译商务版）之“命题八”的开篇做了这样的陈述：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禀赋的唯一状态。接下来康德写了“命题九”即最后一项命题：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

显然，康德奉持的“大自然的隐秘计划”与斯密奉持的斯多亚主义者的“宇宙的先定和谐秩序”，二者可以类比，它们都意味着人类理性不足以明了神（大自然）的秩序（计划）。只不过，先定和谐秩序是一静态的概念，隐秘计划则是动态的概念。

另一明显的差异在于，对人类行为而言，斯密的世界公民理念要求的，是一种伦理态度。可是，康德的世界公民理念要求的，是一种政治态度，这种政治态度被具体地描写在康德这篇文章的命题四和其他几项命题内。例如，命题四：“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这里发生的，便是人类的政治化过程，从自然人的对抗性，逐步演进至国家与国家的对抗性，即康德在命题五的阐述里指出的：“......因而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必须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社会，那也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甚至，康德指出——在解释“命题七”的时候：一切战争，在这一意义上都是大自然隐秘计划的一部分，犹如小树只有在竞争中才笔直地向上生长，人类各国由战争演进至永久和平的共同体。

或许，我推测，从斯多亚主义者的世界公民理念，可以不向康德的政治化方案过渡，而是向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过渡。后者在当代中国已为大众熟悉，略嫌极端地被称为“天下主义”。我对任何“主义”都持怀疑态度，因为它倾向于将它所包含的思想或理念僵化为意识形态。

甲骨文“天”与“元”都含人形，其上有“一”或有“上”。另一方面，甲骨文“下”与“上”只用两条长度不等的横线表示。上线短则表示“上”，下线短则表示“下”。若以远古人类的心理来推测这些字形，“天下”的涵义应由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来界说，从而演化为“伦理的天下”。

我们臆测的远古天下的伦理涵义，不是以任何个人为中心的。其实，每一个人日常接触的其他人，如费孝通所言，都形成许多远近亲疏的“同心圆”。伦理的天下，在每一个人那里有这样一族同心圆，但没有哪一个圆心是天下的中心。凡要求有“中心”的，势必演变为政治的天下。我赞同梁漱溟先生的论证，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与情感，不是政治的，只是伦理的。

伦理的天下有无数的同心圆族，这样的天下会有秩序吗？这里，我们遇到了斯多亚学派的信仰——先定和谐的秩序。你不妨借助博弈论的均衡存在性定理，来支持你对这一秩序的存在性的信仰。不过，我觉得不必有均衡存在性的数学证明，只要有斯多亚学派的生活方式，就可能让我们重新与古代中国人的心灵相沟通。

只要多数人都知道返回4000点以上是困难的事情，那么，当初在4000点被套牢的人的理性选择是在4000点卖出股票。但是当多数人都相信这一命题是真的时候，相当多数的受试者将在3800点卖出自己的股票，所谓“预见下一步棋”。实验者，也就是凯莫罗（加州理工大学教授，将来可能因行为经济学获得诺贝尔奖），他发现许多受试者预见到多数受试者的预见，于是他们会在3600点卖出自己的股票，所谓“预见预见下一步棋”。最主要的实验结果是：绝大多数受试者不是无限地理性的，他们总是停留在“预见预见下一步”的水平上，有一位无限理性的受试者反而成为输家。所以，日常金融行为，只要根据“预见的预见”行动即可。那么，是3600点吗？呵呵。

　　【《财经网》专稿/记者 欧阳长征】4月17日，在北京车展前召开的“中国汽车制造业未来十年的战略选择”论坛上，商务部机电进出口司副司长张骥表示，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汽车整车出口保持了88%的高增长，按照这一速度，全年整车出口将超过100万辆。
　　张骥说，根据WTO统计数据，汽车贸易一般占货物贸易的10%左右，中国目前汽车产品出口额仅占全部出口贸易量的1.5%，上升空间仍然很大。
　　不过，2007年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仍处于逆差，全年进口额达262亿美元，出口额为245亿美元。而且受人民币升值和成本上升影响，业内普遍认为2008年中国汽车出口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张骥认为，即使有上述因素存在，中国汽车产品在中低档轿车、客车和卡车，以及汽车零部件领域，都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张骥说，一季度中国汽车整车出口增长88%，就是在美国市场因次贷影响而大幅回落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中国汽车产品并没有和一些跨国公司形成竞争，而是在新兴市场上创造了需求。
　　当天出席同一会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也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汽车将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中国汽车产品和其他的工业制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比较好的要素组合和产业配套条件，来进行加工制造，其低成本优势目前仍然相当明显。
　　刘世锦预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汽车将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长城汽车总经理王凤英承认，人民币升值和成本上升确实给汽车出口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过她表示“对销量没有影响”，但是“盈利水平会显著下降”。针对这一情况，长城汽车目前已经采用“精益化生产”来降低成本。
　　张骥表示，政府现在需要鼓励企业不断提高出口增长的质量，而不是一味扩大出口量。2006年，政府对汽车出口经营公司采取资质认定后，从事汽车出口贸易的公司已经由原来的1340多家下降到不足500家，不过张骥表示，这个数字还是偏多，还要随着竞争的进一步规范逐步减少。■

早期的哲学家和立法者，例如洛克和边沁，列举过人类的数十种主要情感，其中没有“民族主义”情感，虽然这种情感在中世纪晚期或近代初期就已经萌发。民族主义是在现代才变得强烈起来的，伴随着“上帝之死”和“民族国家”的崛起。为什么现代人会有民族主义情感？克里希那穆提的回答最为直截了当：“对那些觉得自我扩张是重要的人来说，与更大的东西认同，在心理上是一种必须”（中译本第146页）。因为你觉得渺小由此而觉得自卑，所以你自卑的灵魂要寻求与一个更大的“自我”结合，那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哈耶克反对“集体主义”，因为就他的经验而言，从未有过什么“集体智慧”，在有集体主义的地方，只有普遍的平庸。许多学者认为，哈耶克的经验与判断或许可从日本人在1960年代以后的“奇迹”得到修正，虽然我对这一点持着怀疑态度。因为即便在日本人的经验中，创造性的源泉也仍然来自个人。对人类头脑而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重要的思想和理念总是在单个头脑里形成的。对话与社会交往对思想和理念的形成极端重要，但它们仍是外在的，它们无法代替单个头脑里发生的创造性过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集体主义”？因为，我觉得，只要还有个人主义，就一定还有集体主义。在中文写作中，我不能认同任何一种“主义”。虽然，注意，在英文写作中，哈耶克鼓吹个人主义——他在一本重要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第一章，向我们解释什么是“真的个人主义”以及什么是“假的个人主义”。考虑到中文和英文在阅读和理解方面的重要差异，我不反对哈耶克鼓吹“individualism”就如同我不反对阿罗和布坎南提倡“方法论个人主义”一样。与英文不同，“主义”在中文里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个体性确实日益凸显，从最初发生的细胞群落，到植物（集体主义的原型），再到动物（个体主义的原型），最后到信仰更高级存在的个人。物竞天择，我们看到个体性越受到尊重，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就越可以成功繁衍，直到今天，个体性最受尊重的人类群体，已经覆盖了地球，开始向地球之外繁衍。与此同时，请注意，群体内的每一个体的智慧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高级。这意味着，智慧程度与个体性受到压抑的程度之间呈现负相关性。

自由（freedom），最初的起源应当是另一个单词——“自性”（autonomy），源自希腊。自性意味着独立和自治，因此与“个体性”（individuality）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在拉丁语传统内，自由就是个体性的解放，从受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惟其如此，“自由”才从“autonomy”转化为语词“freedom”——解除奴隶契约，使其成为“自由人”。

自由了的个人，可以有更高的智慧。以上是西方人根据他们自身的经验能够告诉我们东方人的看法，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看法。在我们东方人的经验中，事情总要被弄得更微妙也更复杂一些。例如，我们对集体主义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情，这种复杂的心情让我们既不希望抛弃它也不希望鼓吹它。又例如，我们对个人主义持有类似的复杂心情。总之，我们被我们所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所带来的各种力量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如何是好。每当这种情形发生时，我们总要借助于传统智慧，寻求中庸之道。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什么是中庸之道呢？这问题在西方人看来很愚蠢，因为，在他们的演化经验中，怎么会有人要寻求“智慧”与“愚蠢”之间的中庸之道呢？亚里士多德会嘲笑说：这句话本身就自相矛盾。

克里希那穆提是印度思想家，用英文向西方人布道，深得诸如赫胥黎爵士这类西方思想家的推崇。印度文化与我们中国文化之间，有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亲缘关系”，于是一位如此受尊重的印度思想家的布道很难被任何一位中国人说成是完全来自西方文化的，虽然，我们也明白，印度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古代伊兰人占领恒河流域之后）仍属于“两河文明”，与另外两大古代文明分享同一起源。关于这一看法，我存有一丝丝怀疑，因为我喜欢想象，我希望将来考古学家能够发现，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之间的交往，曾经密切到不可忽略的程度。

不论如何，假如我对西方人的演化经验表示了怀疑的话，那么我更愿意相信克里希那穆提的经验。而他的经验之一，如开篇所引，就是他相信凡智慧程度足够高级的地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不复存在。这一看法的等价表述是：当群体内的个体平均而言足够愚蠢时，就涌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

斯密和康德，先后表达过“世界公民”的理念。这一理念最初来自斯多亚学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它是“基督教的舅舅”，以它自身的传承，它影响了斯密，以“舅舅”的身份，它影响了康德。

'善意的恶法（《财经》发表时的标题是“仅有善意是不够的”）：

在现实世界里，如果法律将多数公民置于“不合法”状态，从而执法者有充足理由随意挑选惩戒对象，我们就说这法律是“恶法”，并且还有“恶法非法”之说。
　　如果立法的初衷是要增进多数公民的长远利益，而立法的结果却损害了多数公民的长远利益，这样的法，可称为“善意的恶法”。
　　对于善意的恶法，用得上毛泽东的判断：那些诚恳地为患者治病却总是治死患者的医生，不论他们多么诚恳，毕竟还是恶医而非良医。
　　如今，我们中国人有了一部这样的法律，它被诚恳的立法者称为“劳动合同法”——为增进劳动者的长远利益而订立，为改善中国经济结构而订立，为保护弱势群体而订立。可是，立法者们似乎从来没有回答甚至头脑最简单的经济学家的询问——这类最简单的询问，恰好成为对这部法律的致命批评。
　　这部法律最大的败笔，在于它试图越俎代庖地要求雇主与雇员签订长期合约。在简化的微观分析框架内，让我们假设一名劳动者的长期劳动力供给方案S，是他根据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条件所能够预期的长期回报率W的函数。类似地，劳动力的需求方案D，也是W的函数。假设这样的S与D的交点所对应的是均衡的长期回报率。
　　假如这部劳动合同法确实反映了立法者的意图——以法律方式提高具有足够年资的劳动者的长期回报率，那么，W的这一预期的增长将诱使这名劳动者增加长期劳动供给——也即沿供给曲线S向右上方移动。另一方面，劳动力的潜在购买者，因为W的预期的增长，沿着需求曲线D向左上方移动。这两方面的联合作用，对应于增长了的W，将产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缺口——也被称为“失业”。
　　这一增加了的失业率，只是预期中的长期行为的短期后果。在长期视角下，雇主享有极大的灵活性——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例如，他们可以通过提前解除劳动合约、变相降低劳动福利、赎买地方政府并获得特殊政策的保护等途径，来恢复法律对均衡价格的扭曲。对劳动力的长期回报率而言，假设在法律扭曲价格信号W之前的劳动报酬是年工的递增函数，那么，在法律扭曲价格信号W之后，劳动报酬作为年工的递增函数将表现出更大的斜率——对应于不足以订立长期合同的年工的W远低于法律颁布前的水平，对应于足以订立长期合同的年工的W则远高于法律颁布前的水平。
　　可是我们知道，劳动者通常偏好于规避风险。这一偏好意味着，假如劳动的平均回报率在劳动年龄时段内保持不变，那么，劳动的长期回报率在这一时段内的变动幅度越大，劳动者感受到的确定性幸福的程度就越小。
　　关于消费行为的生命周期理论也早就揭示了这一基本原理：人类总是更喜欢稳定的收入和消费。极端而言，哪怕你晚年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也不愿意为此而在童年就挨饿。
　　这部法律的制定者们，并没有能力对上述最简单的经济学疑问给出哪怕是最粗陋的回答。
　　他们在公开答辩时口口声声说，他们的初衷是为着增进劳动者的幸福；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但从未经过经济学论证）：这部法律的实施与上述的经济学判断恰好相反，短期而言，不会增加失业率；长期而言，不会降低劳动者的收入。被这样的诚恳感动，我当然相信立法者的善意。
　　不过，经济学家的询问，尤其是最简单的询问，往往反映着最无情的经济规律。惟其如此，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物理学”。换句话说，我相信立法者的善意，但更相信任何违背“社会物理学”基本原理的善意，都将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我曾撰文嘲讽我们的政府，说它尚未摆脱“身份幻觉”——它自以为仍如革命战争时期那样代表广大劳动者的长远利益，从而它很容易陷入“人格分裂症”——它试图杜绝任何不通过政府进行的劳动者自发组织的讨价还价行动，同时，它又试图防止资产者从劳动者的无组织状态中榨取剩余价值。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部善意而失败的法律。
　　正确的治疗办法是承认：政府不再有能力代表任何群体的利益，虽然，它常可被特殊利益群体挟持。在如此承认之后，它应当允许每一群体寻求自身利益的政治代表，并为此而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活动。
　　基于这样的政治对话，社会矛盾很可能得到更加正当的解决。在我看来，这是无法回避的发展趋势——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的政治趋势，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能够特殊到回避这一政治趋势。
　　官僚主义泛滥至今，我们的党和政府能否保持哪怕最低限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呢？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

　　作者为本刊学术顾问

激辩《劳动合同法》
《财经》记者 任波《财经》杂志 [2008-04-14]
《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即将出台，该细则能否更加现实和理性地弥合劳资双方的矛盾，推动今后《劳动合同法》的顺利实施，仍是一个未知数

　　记者日前获悉，国务院法制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的草案已初步成形，待修改成熟后即将公布实施。
　　《劳动合同法》自草案提交审议起，围绕该法的不同意见就展开了激烈交锋。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于2006年3月20日将该部法律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并征求意见。一月之内，通过网络、报刊、信件等种渠道表达的意见多达19万余件，乃新中国立法史上所罕见。
　　其后，又陆续有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机构和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在不同场合纷纷表态，甚至上书陈词。如此民意沸腾，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即使2008年1月1日正式付诸实施之后，激辩也未曾有一刻停歇。
　　针对该法的不同意见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为首，力主“保护劳工”；另一方是以企业界为主，呼吁保障企业的“用工自由”。
　　争议的焦点则始终在于，是“平等保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是“突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从《劳动合同法》的具体规定看，该法最终对劳动者的权益作出了较多的保护性规定，对不符合规定的经营行为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惩罚措施。
　　“保护劳工”一方对此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劳动法律的主旨就是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规范劳动关系，因此《劳动合同法》必然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有所倾斜。
　　全国总工会法律部副部长谢灵敏近日撰文指出，《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权益作出较多的保护性规定，是劳动法律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平衡劳动关系双方的不平等地位，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好的内部环境。
　　他强调，如果说对企业的发展有影响，也只是对违法企业的发展有影响。至于用人单位的权益，则主要由《公司法》《企业法》等主要规定企业权益的法律规定。
　　企业界的意见则截然相反，他们担心，一系列过于向劳动者倾斜的规定必然大大提升企业的用人成本，从而限制市场的灵活性，降低了企业竞争力，最终限制投资，妨碍就业。在一审草案公布后，许多外资企业在华代表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北京和上海的美国商会，以及广州的外商投资商会，均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认为实施过分强调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可能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造成消极的影响。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也提出，要全面、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在强调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同时，更要注意建立企业与劳动者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黄孟复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稳定劳动关系、保障企业职工权益非常重要，从长远看也有利于企业发展。但从现实看，该法的施行，可能在短期内显著提高民营企业的成本。他表示，民营企业普遍反映，从总体上看，《劳动合同法》更强调对劳动者的保护，劳动者相对于企业自由度更大，而企业对职工的约束相应弱化。
　　在《劳动合同法》的相应法条中，受到质疑频率最高的条款，即为无固定期限合同条款。该法第十四条明确指出，劳资双方可以自由约定无固定期限的雇用关系；对于有固定期限的合同，也较以前的法律规定而言更加容易地转变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这引发了不少企业对“铁饭碗”“终身制”时代回归的恐惧。
　　有学者指出，这项规定至少将增加企业裁员的成本，而劳动者离职却几乎为“零成本”，这对于企业造成了一定困扰。为规避此项规定，还出现不少企业抢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突击裁员的风潮。
　　同时，针对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偏低的问题，该法对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和期限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要求企业必须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否则将对口头合同实行工资翻倍的处罚。而事实上，有企业界人士表示，中国的民营企业大量是中小民营企业。根据初步统计，中小民营企业平均寿命都不超过五年，很多初创企业实际上是在生死线上挣扎，需要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此外，大量中小企业根据经营特点，往往雇佣的都是一些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这种现实的状况就决定了大批企业的劳动关系很难稳定下来，一旦要照法律规定逐一严惩，对中小企业而言尤其是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将形成巨大的生存压力，且执法难度也相当巨大。
　　此外，《劳动合同法》中，有关签订竞业限制需在限制期每月向离职者支付补偿款的规定、有关试用期工资以及有关节假日加班成倍支付工资等规定，一旦严格执行，也必然将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
　　黄孟复还特别指出，《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需付出最多成本补偿的，恰恰就是利润微薄的中小民营企业，而对中国就业贡献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冲击也最大”。他建议，对于实施《劳动合同法》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应采取“实事求是、分门别类、宽严相济、循序渐进”的办法，对民营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做出一些弹性的规定。
　　据《财经》记者了解，尽管争议激烈，在现实操作中，《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并未取得显著效果。一方面是源于该法律在立法技术上并不完善，如不少关键性法条的表述不够清晰，对企业的定义、工资、劳动定额、福利标准等关键性指标也缺乏细致的量化规定，有些规定则由于现有政策本身的矛盾，导致企业难以很好地落实；另一方面也源于目前中国现实。面对为数众多的企业，执法部门的监管“法不责众”，加上地方政府引资发展的旺盛需求，执法力度有限。
　　正是针对上述问题，国务院法制办和有关部门会同起草《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细则。不过，面对现有的大量争议，该草案能否更加现实和理性地弥合劳资双方的矛盾，推动今后《劳动合同法》的顺利实施，仍是一个未知数。■

《劳动合同法》法条摘要
　　第十四条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十九条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第二十条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十一条　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七条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云雾之下，云南丽江机场依稀可见。
　　风向风速显示器上，正侧风13米、14米，顺风3米、4米，数据正在降落标准的极限值附近波动。
　　降落还是复飞备降？以往普通的抉择，此刻对于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班机的机长显得格外艰难。尽管他已有20年驾龄，在昆明－丽江航线上也已飞了近十年。
　　气流颠簸，云层弥漫，有乘客开始呕吐。数秒之后，波音737在丽江机场上空稍作盘旋，驶入返航航线。
　　这一幕，发生在2008年3月31日。当天，昆明至迪庆、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文山、思茅、芒市等地共18个航班先后返航。返航班机均属东航云南分公司。次日，东航昆明至丽江、大理三个航班再次返航。
　　大规模的航班集体返航，令昆明机场进出受阻，上千旅客滞留。被激怒的旅客一度与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
　　事发当天即有消息传出，集体返航系由东航劳资纠纷引发。东航云南分公司则两度以“天气原因”回应公众质疑。
　　4月5日，国家民航局观察员抵达昆明，介入调查。7日，东航首次公开承认，返航存在人为因素。当晚，民航局亦初步认定了这一结论。
　　这是中国民航史上罕见的集体返航事件。东航及其飞行员团队顿成众矢之的。而自2005年以来不断涌现的飞行员辞职风波，与此番以最恶性姿态爆发的集体返航事件，已令事态超出各航空公司内部治理的范畴，上升为全国性的行业信任危机。
　　因行业特性及历史成因，业已全面迈向市场化运营的中国民航业，恰恰在内部劳资关系上仍带有浓厚的计划体制色彩。这致使雇员缺乏针对雇主的议价能力，行业人力资本与市场化定价体系长期脱节，人员流转亦缺乏制度规范与保障。
　　身处这场愈演愈烈的行业性危机的核心，身为雇主的航空公司与身为雇员的飞行员团队，其常年矛盾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头。非此，在这个当今最尖端最至关重大的运输服务领域，民航业整体不足以真正完成市场化改革，不足以承载无价的生命和数以亿计的财产安全。

“边缘飞行”
　　84％的山地，10％的高原和丘陵，特殊地理环境导致了云南独特的气候条件。云南航线的飞行员喜欢用“风云突变”来形容当地高原多山的立体气候。
　　“风云突变”的气候条件，构成了此次返航事件的复杂背景。
　　上述执驾波音737的东航机长告诉《财经》记者，3月31日的丽江机场上空，气流颠簸给驾驶带来了很大麻烦。按照机组运行手册，降落时正侧风不可大于15米/秒，而在云南三四月的大风天，极限情况非常普遍，他们多数时候都是在正侧风13至14米的状况下降落。
　　“我们一直都是在边缘飞行。”另一位东航机长说。
　　在全国18个特殊机场中，东航云南公司的飞行员要飞15个机场，其中12个在省内，3个在省外。
　　所谓特殊机场的标准共11条，包括机场位于山谷、山腰或山顶，周围地形复杂；当地气象条件异常；机场标高在1500米以上；等等。与平原机场相比，特殊机场“安全裕度”很小，因天气多变，常有阵风、雷雨、冰雹甚至风切变出现。很多情况下，前面飞机落地了，半小时甚至几分钟后天气就会变化。
　　从控制安全裕度出发，民航局对执飞云南的航空公司有较多限制，目前仅允许少数公司执飞。据称，执飞云南航线的飞行员均需经过特定培训及监管部门专项考核，方能组成机组起降特殊机场。
　　此外，特殊机场多数海拔高、跑道短，限制了飞机的着陆重量。通常情况下，执飞云南支线机场的航班，载油量都较少。在云南航线的机长们看来，油量少，加之复杂多变的天气条件，飞行中若不能迅速决断，很可能会出现剩余油量不足以备降的情况，对飞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我们没必要总在标准边缘冒险。”东航波音737机长说。

“信心不足”
　　根据规定，面对标准边缘，飞行员可以“因信心不足”而返航。
　　在国家民航局与东航的最终调查报道公布前，外界无法确知，在3月31日－4月1日那两天返航的21个航班，其机组的抉择，在边缘性天气和“信心”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微妙的摇摆？到底是何种情绪或心理的力量，最终拉动整整21架身形庞大的客机，在空中断然画出令人遗憾的返航曲线？
　　无论如何，时至今日，已无人否认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的积怨。这些飞行员普遍认为，他们非但没有获得“边缘飞行”的风险溢价，相反，其利益诉求长期无人理睬。目前已知，“补税事件”是导火索之一。
　　飞行员收入由底薪加补贴构成，补贴的大头是飞行小时费。一般而言，一名月入3万元的飞行员，其飞行小时费可达到2万元左右。在2006年前，东航云南分公司空勤人员的飞行小时费按8%计税。2006年起，云南地税部门要求飞行小时费必须与飞行员工资合并纳税，累进税率最高将达30％。
　　根据相关整改通知，东航云南分公司456名空勤人员被要求在2008年4月7日前补缴2007年的相关税款，总额高达1224万元。此后，飞行员每年将多缴个税1万－7万元不等。
　　补税事件令云南分公司飞行员顿生不平，因为他们知道在上海东航总部，空勤人员飞行小时费计征个税的比例要低得多。
这种不平早非一日之寒。东航云南分公司长期执飞支线特殊机场，非但未获特殊补贴，其飞行补贴反而低于其他干线飞行的补贴。与同行比，东航飞行员待遇要低30％以上。
　　据海南航空一位飞行员介绍，东航在云南航空市场占据最大份额。因先天的旅游资源，云南省内航班票价基本是全价，客座率常在100％。
　　“东航在云南赚了最多的钱，却舍不得对飞行员支付一点特殊机场的补贴。”这位海航飞行员说。
　　多位接受《财经》采访的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均表示，他们的最大失望在于，东航的人文关怀不够，员工在公司无法获得自尊，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缺乏畅通的表达渠道。飞行员们曾通过集体请假等种种方式，反映公司存在的问题，却均未得到重视。
　　飞行条件恶劣、常年超时飞行、待遇低、正当利益诉求遭忽视，种种因素的累积，令飞行员们对公司失去了信心。集体返航事件发生的前两天，一封“致东航云南公司全体飞行员”的公开信开始广为流传。信中列举待遇、自尊等诸多理由，末尾提到“本着有益于自己身心健康，有益于飞行安全，有益于公司健康和谐发展的原则，望大家畅所欲言，同心协力”。
　　这封公开信被视为返航事件的前奏。“东航不遵从游戏规则，我们只能以反常规则对待。”一位机长称。

从辞职到罢飞
　　飞行员付出与收益失衡，劳资冲突不断，远非东航一家之难题。
　　曾为空军飞行员的郭岳炳于2002年加入海航集团下属的新华航空，争取离职多年而不成。他表示，离职理由在于公司强迫超时飞行、克扣假期和工资、拒绝承认军龄为工龄，以及违反民航总局关于飞行员疗养的有关规定等。
　　国航一位飞行员向《财经》记者表示，根据规定，飞行员每月飞行时间不能超过100小时，三个月不能超过270小时，一年不能超过1000小时。“国外飞行员一般每年飞五六百小时，但我们基本上每年飞900小时，非常疲劳。规定连续工作七天，必须有两日连休，但直到去年都没有执行过。最近民航局查得较严，所以公司才执行。”
　　疲惫飞行成为众多飞行员的辞职理由。《财经》记者获悉，由于业内飞行员短缺，目前各航空公司基本按飞行上限制定工作量，令飞行员不堪其重。
　　2008年以来，过去数年以个案为主的飞行员辞职事件，逐渐演变为集体性大规模抗议行动。
　　1月初，六名南航飞行员连续数日在广州总部大楼前静坐，要求公司批准其辞职请求。
　　3月14日，上航737机队的40多名机长同时集体请病假。他们提出“小时费”透明化、提高待遇等要求，要求上航董事长周赤在三个月内解决。
　　3月28日，民营东星航空11名机长集体请假，措手不及的公司不得不面对大面积航班延误的窘境。准“罢工”的飞行员原为东航武汉分公司员工，他们在“跳槽”东星航空后，发现公司此前承诺不能兑现，遂有此举动。
　　基地位于上海的民营航空公司春秋航空，日前也传出数名飞行员与公司解约的消息。
　　蓝鹏律师事务所张起淮律师向《财经》记者表示，海南航空目前已有24名飞行员提出离职，但至今无一人得以离开，且多数人因辞职而失去了经济来源。
　　另一方面，各航空公司对飞行员离职提出的赔偿要求则不断加码。
　　2007年5月，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郑志宏辞职时，东航向其索赔1257万元。此案一审判决中，东航仅获赔137万元，旋即上诉。据闻此案二审即将开庭。
　　2008年4月，上海静安区法院受理上海航空诉九名飞行员劳动合同纠纷案，索赔金额涉逾3500万元。上航另有十名飞行员已提出辞职，目前仍在仲裁阶段。
　　以上种种显示，民航业劳资矛盾已趋恶性。作为雇员的飞行员，惟一能与雇主抗衡的手段——辞职，却又因现有民航管理体制而重重受阻。
　　
南辕北辙
　　中国现有的商业航空公司，系从早年军管制航空体制脱胎而来。在民航业走向市场化后，以南航、东航、国航为首的三大国有航空公司，一度占据了国内民航市场几乎全部的份额。
　　此种背景下，商业飞行员长期被视为各航空公司的“国有资产”。飞行员与雇主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其人力资本价格长期未获市场化估值。
　　时至2003年，当时的中国民航总局在全球航空业“天空开放”的趋势之下，认为竞争已是行业不能回避的未来，遂开始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期望 “鲶鱼效应”促进国有航空公司提高效率。当年，鹰联航空、春秋航空、奥凯航空三家民营航空公司获准筹办。
　　飞行员是航空公司的核心生产力，而业已落伍的国内飞行员培训机制长期供给不足。根据国家民航局“十一五”计划，全行业将净增725架飞机，五年间需要补充9100名飞行员。为此，民航局要求国内在此期间每年至少培养2000名飞行员。但业内普遍认为，以中国现有的飞行员培训能力，缺口将达3000名以上。
　　新生的民营航空公司面临巨大的飞行员缺口，遂开始从国有航空公司“挖角”，尤其是成熟的机长。作为市场化的需方，民营航空公司往往能给飞行员开出远高于其国有雇主给与的待遇。由此，常年“屈身”于国有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也第一次面临市场化流动的机遇。
　　正是在民营航空公司纷纷成立并运营的2005年，飞行员辞职事件开始凸显。一些航空公司为维护队伍稳定，开始想方设法限制人员流动。
　　与此同时，民航局在制定飞行员流动政策时，选择了与航空业开放趋势相反的方向。
　　2005年，民航总局、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等五部委联合颁发《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开始对飞行员流动做出约束性规定。
　　据此文件，航空公司与飞行员之间的劳资纠纷案件，即使经过了劳动仲裁与法院判决两个阶段，若未获得原航空公司同意，飞行员仍无法转入新公司。
　　“目前的规则都是由三大国有航空公司主导下的民航总局制定的，多是保护航空公司利益，而飞行员的利益被忽视。”一位飞行员对《财经》记者说。
　　2008年4月8日，东航返航事件发生后仅一周后，管辖东航的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实施地方性新规，对飞行员流动提出了更严格的限制，包括：飞行人员每年流出的比例需控制在本单位飞行人员总数的1%以内；未获准流动的飞行人员将飞行执照、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和空勤登记证交现用人单位，再交华东局飞行标准处暂存保管等。
　　日益趋紧的行业性规定加剧了飞行员群体的不满，而工会等协调机制在此类劳资分歧中未能发挥有效作用。在互联网的民航论坛上，众多从业人员强调，限制人员自由流动权，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激化。
　　数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飞行员呼吁，应尽快制定有利于保护飞行员自身利益的规则，改变行业市场化开放与劳动力市场封闭之南辕北辙的现状。
　　
调查待定
　　2008年4月7日，东航首度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承认，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及当事人调查谈话，初步显示3月31日－4月1日的21个返航航班中，有部分航班并非因“天气原因”返航，存在明显的人为因素。东航并已对当事人实施暂时停飞、接受调查的处理。
　　当晚的公告还显示，东航云南分公司总经理杨旭、党委书记李明道已被停职。东航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养民代理云南分公司总经理。
　　此前数日，东航始终对外宣称返航事件是由 “天气原因”所致。直至7日的表态，东航方始承认此事反映出其管理上的薄弱环节，为此向公众致歉。东航还表示，除对部分旅客当场予以补偿，还将对受航班返航影响的其他旅客给予补偿。
　　此后传出的初步消息称，东航补偿金额约为每位旅客400元－500元。而中国消费者协会则认为，因东航的“欺诈”行为，旅客应当获得票价双倍的赔偿。
　　国家民航局一位官员4月8日向《财经》记者表示，东航“返航事件”目前已有初步调查结果，民航局将责成东航处理。然而，“民航局只是行业监管部门，具体如何处理，是否要求相关飞行员停飞，由企业决定”。据介绍，事件调查组由两组人员组成。民航西南管理局和东航各派了一个调查组，实行背对背调查。民航局还派了两名观察员进入东航调查组。调查过程中，两个组也会进行讨论。
　　民航局内部人士称，民航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该不该返航，以及什么原因造成返航，调查依据包括空管、气象、译码器资料等。目前，调查组已初步认定“返航事件”有人为因素，但具体是什么原因，要由东航自查，例如是否由劳资纠纷造成，或是有飞行员串通。最终调查结果，也将由东航公布。
　　4月8日，东航上海总部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员工职业操守誓师大会。东航总经理曹建雄在此大会上表示，目前东航声誉与员工职业操守正受到严重质疑。他带领所有员工宣誓称，将坚决维护旅客利益，全面履行社会责任，忠于职守，竭力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东航内部的一份《告全体员工书》则明确表示：“决不允许东航员工拿着旅客的利益作为筹码。”
　　截至本刊发稿时，接近调查组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东航返航事件的调查预计将于4月11日结束，13日有望公布结果。初步调查显示，返航情况存在三种可能原因：第一，确为天气原因所致；第二，当天飞机起飞密度较大，前面班机出现返航势头，后面班机只能跟随返航；第三，少数航班有故意返航因素。
　　参与返航事件的一位东航飞行员向《财经》记者表示，期望此次调查不是停留在表面上，对于事件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和原因，相关各方应拿出诚意，本着“以人为本”、对社会公众及飞行员负责的态度，进行客观公正的处理。
　　多位航空业专家则呼吁，不能再以计划经济的思路、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经济下产生的劳资问题，正当的沟通机制亟待建立。东航返航事件，显示中国民航业相关体制已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头。■

社会固然不能没有法律，但仅有法律的社会却是完全不可能的；法律的冰冷和尖锐无法替代人性的柔软与温润，惩戒也不可能取代感化

　　冉阿让盗窃卞福汝主教的银器，被警察抓获。当警察将冉阿让带到主教面前取证时，主教却问冉阿让，那两个银烛台也是送给他的，为什么不拿走？等到警察走后，主教对冉阿让说：“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冉阿让回忆不起他曾允诺过什么话，他呆着不能开口。主教说，那些话是一字一字叮嘱的。他又郑重地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这是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一个情节。在后来漫长的一生中，冉阿让在万般艰难中依然坚持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充满慈悲心的人，从最初的囚犯成为一个最终的伟人，这一过程都可以从上述情节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冉阿让终其一生始终记得卞福汝主教的留别赠言。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仅仅是小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实际上，在现实中如此以德报怨之事绝非虚幻。且不说《悲惨世界》中的这位卞福汝主教确有其人，就是我们周围，也存在这样的人。
　　近来被广为传播的李建华勇斗歹徒并救助歹徒事件，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李建华的事迹也并非孤案。去年，济南市出租车司机刘彦友在制服劫车歹徒后，主动替歹徒缴纳住院押金，也曾引起巨大反响。
　　与卞福汝主教一样，李建华、刘彦友救助的不仅仅是罪犯们的身体，还拯救他们的灵魂。
　　为社会带来秩序的，一般而言，是法律和道德。法律对人们的约束，主要集中在明显、严重损害个人权利、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行为；而道德对人们的规范，主要集中在一般性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在私德领域，它主要是用来自律的；只有在涉及公德时，道德对人的普遍约束力才会发生作用。
　　法律与道德有许多交叉的内容，尤其涉及公德方面的行为，常常是与法律相关的。一个法律应当制止的行为，一般而言，也是公德所谴责的行为；但一个公德所谴责的行为，未必是需要动用法律的。
　　一个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法律制度就会启动，对这个罪犯惩以刑罚，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校正性正义。这种依靠刑法和刑罚所调整的秩序，这种所谓的校正性正义，在其本质上，不是对当事损害的挽救，而是对当事损害的终止，对施害者的惩戒，对受害者的安抚，以及对其他未来可能损害的震慑。
　　施害者在强力之下被迫接受惩罚，因此，所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法律既不需要罪犯的忏悔，也无力逼迫其忏悔，它难以直指人心，触及施害者的灵魂，令其幡然醒悟。至于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罪犯在接受法律惩戒时，常有悔悟表现，这往往是综合原因的结果，例如父母之爱、爱人之爱以及社会关怀、社会谴责等等。仅仅是刑罚很难达到令罪犯悔悟的觉醒。
　　在此事件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细节：李建华平息了心中的恐惧，对歹徒说：“你跟我儿子年纪差不多，父母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你干吗要干这种事？现在你走吧，我不报警，要么咱们去医院。”受到触动的丁某喊了声“妈”。
　　李建华女士的这一行动超越了法律的尖锐与冰冷，动之以人性中最柔软、也是最人性的力量——母爱的力量，她感动了抢劫者丁某，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母爱需求——他毕竟只是一个19岁的孩子，虽然已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我们无从探究这位入室抢劫者丁某的家庭背景，也不知道他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了什么，更无从了解他十几年来都与哪些外界的朋友交往，但从这一声发自肺腑的“妈”中，我们听到了他对爱的呼唤，听到了他内心中隐含着的酸楚。
　　当一个罪犯被投入监狱，他首先失去了自由；其次，他将混迹于更多的罪犯之中，与更多的罪犯们共度几年、几十年的时光。当他出狱的时候，他的心中会填满什么？仇恨、绝望、卑鄙还是爱、希望、高尚？确实，人和人不同，我们无法具体判断每个服刑者会是怎样的状态，但在通常情况下，恐怕是前者的概率更高一些，尤其是狱政管理方面如果严重非人性的话。
　　罪犯出狱后如果没有继续犯罪，一般是因为尝试了铁窗之苦，不敢再犯罪——确实犯罪的成本太高；而那些继续犯罪的出狱者，往往是因为在监狱的环境中，接受吸收了更多的恶，受恶人恶行耳濡目染，以至于在接下来的犯罪中，往往手段更加恶劣，心肠更加歹毒。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转型时代，伦理道德也处于急剧的变迁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与家庭内部常常产生恶性互动。旧的道德伦理体系受到极大冲击的同时，新的伦理体系尚未确立，即使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本该永葆青春的道德标准——例如善良、正直、诚实、勇敢、宽容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此，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确立的过程中，首先是要稳固和促进那些千古不变的道德力量。李建华事件中出现的某些负面评价，正是这些固有道德涣散的明证。
　　我们固然不必要求所有遭到罪犯伤害的人都去以德报怨，如孔子所言，以直报怨可也。但这仅仅是对人的底线要求而已。但人并不都是在底线道德状态下生活的，现实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人按照较高的道德标准生活，或者按照较低道德标准生活。如果没有损害他人，没有损及公德，社会一方面应当允许人拥有“堕落”的自由，这是基本的宽容；另一方面，社会也要鼓励人们按照较高的道德水准生活，这是正常的期待。李建华女士以德报怨，在受到赞扬的同时，却也遭到一些非议，这是典型的是非扭曲。一个健康的社会固然不该以过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但是当一个高尚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却当报以掌声、资以鼓励，而不是喝倒彩、说风凉话。
　　任何社会都一样，法律有它鞭长莫及之处。社会固然不能没有法律，但仅有法律的社会却是完全不可能的。法律的冰冷和尖锐无法替代人性的柔软与温润，惩戒也不可能取代感化。一个健康而美好的社会，正是靠着千千万万人，以种种高于法律、超越正义的爱的姿态和行动，去面对纷纭世事，去抚慰人生旅途上失足者的心灵。这样的社会，法律的根基才会是稳固的，法律也才会达到其本来的目的。■

作者为本刊首席法律顾问

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作者: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 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 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 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 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 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 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 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 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 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