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信仰是自己通过独立思考得来的

谢谢老师。刚才我也看了，微博上很多同学提问，现场不仅仅有提问，你可以说一些你在现场听了这次演讲的观后感，或是现场有意思的照片都可以分享到微博墙上，最后也会以专题呈现这期的活动，我们可能会收录同学们微博上的信息，希望同学们可以踊跃一点。活动最后我们将会抽出幸运观众获得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和《给理想一点时间》。“一念山水间”在座位吗？您问章老师，独立思考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又怎么看待信仰缺失的问题。

章立凡：这个问题很重大，你一说信仰我倒退三步。现在说实在的，我们真是个没信仰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已经存在很多年，可能是以往的过度信仰（其实过度信仰就是迷信）造成的一种恶果，就是最后变成大家什么都不信，谁心里也没有权威了。

我我个人觉得，你认准一个东西相信它，某种主义也好，某种宗教也好，最好不是因为大家都信了你也去信，而是你通过自己的思考认为它是对的，你沿着它这套思维框架去继续深入，如果你把它称为信仰也行。我认为起码是自己脑袋重新走过一遍，通过独立思考认同了以后，才能谈得上信仰，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你是不是满意。

知识分子要学会自我放逐才能保持独立性

还有一位同学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到独立思考，不得不联想到公共知识分子，您怎么看待二者的关系，方韩之战，使得公知变成讨论的热点话题。

章立凡： 我很不幸，被评为公知好多回。韩寒说过公知是和公共厕所同义的。这事我一想起来就很气愤。原来我就有这观点，而且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是谈学术到底是公器还是公厕的问题，我说的时候没人理，为什么韩寒一说你们就都来关心了呢？其实就是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嫉妒心，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看不得别人比自己有影响。

前一段有一个讨论，也是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批评界都不认同王小波，虽然有那么多的读者都认同他，但是从主流来讲，就没有人对王小波表示过什么，大家对王小波这个人都沉默了。我自己的回答，是有文人相轻的成分。

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公知，现在好像发动了一场对公知的围剿，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也同时认为，公知做得也不怎么样。我们平常所说的公知，他们的作为还不到位，所以才有对他们很多的批评。但是这个批评后面是有怎么样的手在推动，这个我只能猜想，没有证据，所以没法说。

至于说公知和独立思考之间有没有关系，我想肯定是有关系的。季羡林先生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聊天，曾经说过什么叫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好像“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还没有人用，季先生就跟我说，“我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是站着思考的人”，他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我想，“站着思考”还是指独立思考这一点，他说的知识分子没有专指公共知识分子。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是在专业领域已经没有能力发展的人，会转向公共领域，用一些公共话题来扩大他们的影响。这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种批评或是攻击的言论，我认为也有说到痛处的地方。公共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不是够水准的问题，如果是因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不够水准，而向公共领域去发展，我认为也是可以的，同时也是很不够的。

我个人特别欣赏赛义德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流亡感”，知识分子要有一种自我放逐的心态，一种自我疏离于主流的心态，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都像一场死缓刑

学生：刚才你提到过一个命题，文化是体制的基因，体制是文化的环境。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现行的体制，现在这个环境是不是能滋生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土壤？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我们所面临的基础教育可以说是一种机器，我们制造出来的是统一思想，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独立思考的一群人。那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已经逐渐跟不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是碎片化时代，碎片化时代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我们面对的是海量信息，基础教育是不是在这样的时代下应该做出调整呢？是逐渐改良还是一蹴而就能发生革命是火山爆发式的改变？

章立凡：我个人特希望火山爆发，但是我认为是做不到的。我一向说坚持改良立场，保留革命权利。

学生：我们保留革命权利，我们坚持改良，但是我们改良的步伐迟迟停滞不前，我们在等待，不停在观望，这个时代是快速向前发展，我们站在原地不断的观望的话，我们的教育部门、我们又迟迟拿不出合理有效的方案，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做些什么？

章立凡：我有一个观察，任何改革多少都是被迫的，能够维持现有的利益机制，维持既得利益和原有体制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愿意改革。所以任何改革，一个是由于它无法再持续下去，一个就是有太多的外部压力来迫使它改变。

我个人愿意做这种外部的一分子，我觉得更需要的是，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就是“非改不可”。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讲，现在到了一个历史的节点，一个是所谓的底层也好、群众也好，已经认为现行的体制不可能再被长期接受了；另；一个就是上层也意识到，这种方式的统治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所以我想，未来的五到十年间，不仅是教育，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改变是会出现的。但这种改变是一种和平的、渐变的方式，还是火山爆发的方式，取决于双方对这件事的态度。

学生：这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章立凡：对，我想是这样。如果说是双赢的话，当然改良应该是双赢。

学生：我双赢的两个主体是什么？

章立凡：以往的改良往往是这样的，我们拿君主立宪为例，君主立宪是最大限度保持统治者原有的利益，同时也放弃了相当一部分既得权益，他放弃眼前利益谋求长远利益，和更多的人分享原来专属于他的利益，共和基础就是妥协，如果是革命就是推翻重来。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好像每次革命都是变成一种死循环，我本人不太看好。但是也出现过比较好的例子，革命也是可以以温和的形式进行，比如说光荣革命，比如说天鹅绒革命等等。我们回过头看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流血比较少，基本上是和平的权力交接，这主要是看：统治者有没有这样的见识，民间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它做出这样的改变。

遮蔽文革历史反而让文革更容易再现

深圳大学老师：章老师我也想请教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文革十年的历史是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我想请问您怎样看待这样设立的禁区，这个禁区在最近什么时间或是几年之内有没有打破的希望？谢谢。

章立凡：我在若干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写过“宜粗不宜细”的问题。有相当一段时间，那些主管部门强调：小平同志讲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把它变成一根棍子，凡是你要讨论历史问题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说法。但是经过我的考证，小平同志讲“宜粗不宜细”，是专门针对当时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件事，当时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需要尽快地否定“文化大革命”，需要尽快地推动改革开放，要把历史问题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作一个结论，在这个前提下，邓小平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但是他也谈到了，将来对这些问题，适当的时候还是需要认真地总结。

所以我认为，宜粗不宜细只是政治上的一种策略，而不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没有一种科学可以是宜粗不宜细的，如果你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那肯定不是宜粗不宜细。遮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有某种政治上的需要，但是这种遮蔽对于这个体制是没有好处的。为什么呢？你认为遮蔽了历史的耻部你就很体面了吗？其实不是，你遮上了这一块以后，大家不知道这一块了，并不等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隔多少年之后还会出来。

十多年来，特别是90年代末开始，文革的书，文革的话题是出不来了。80年代是出了一大批反思文革的书和文章，9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基本上成为禁区。这种情况导致对于文革的反省和文革的记忆逐渐地淡化。这种淡化就给了某些野心家以机会，他们可以利用对于现实、对于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不满，重新提出搞“二次文革”。

实际上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线性思维，我们叫“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是《红楼梦》里的话。利益集团“身后有余忘缩手”，为所欲为；被侵害这部分老百姓，由于遮蔽了文革的历史，觉得“眼前无路想回头”，既然后毛时代不好，是不是毛时代就一定好？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在座各位凭自己的理性来判断，毫无法制保障的、以暴力手段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方式，是不是一种好的方式，我想你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你们都是文明人。但是文革确实是让我们回到了蒙昧时代，回到了野蛮时代，文革本身是一个反文明的东西。由于遮蔽了这段历史，这种东西沉渣泛起，最后不是也形成了对现有体制的重大威胁吗？这就说明遮蔽历史的办法最终会是自己害自己的，当然也会害大家，把我们再重新拖入一场血海，重新拖入一场浩劫，我觉得这是不能承受的。

如何看待网上咄咄逼人的人却在现实中唯唯诺诺的现象？

学生：中国的网络即使开放了、自由了，那些独立思考也不过是一些网络屁民们发泄自己的不满、抱怨等等一系列的，还有一些获取和发布自己信息的宣泄口，可是并不能做些什么。比如参与网络大讨论，西南副手那个事件。那天晚上我也和大家一起讨论，感觉很兴奋，觉得第二天会发生点什么，结果网上是刀光剑影，各个凶神恶煞。第二天还是什么也没发生，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了。我就觉得其实网上再怎么着，你在网下的时候很多在网上发出咄咄逼人的语言，可能网下都唯唯诺诺，追求无为而治的人，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我觉得比较迷惑。 大家就说说，发泄发泄就没事了。

章立凡：我确实承认你说的这种现象存在，我一直对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些批评，现在很多基础教育教给大家的东西和现实是脱节的，甚至在学校、学生时代所被灌输的这些东西，一旦进入社会马上就崩溃了，马上就被现实给否定掉了。甚至用不着等到你进入社会，你回家以后，可能家里人，你父母，他们的价值观，就把你在学校所教育的价值观给否定掉了。

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浪费了大家大好的青春时光不说，还造成了人格的分裂，我说这个话，不知道是不是对大家有点不敬，你在老师、领导面前说一套话，在自己人面前说一套话，或是在网络上有豪言壮语，但是在行动中其实你什么也做不了。

人的角色变换和人格的分裂在我们中间都是存在的，有一句话说“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想起这句话很悲哀，我和你一样悲哀。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为什么我有信心呢？即使你在说假话的时候，你连你说的假话都不信，包括很多领导在说瞎话的时候，他也不信他的瞎话。他把他的儿子送到英国受教育，送到美国受教育，他把他的老婆、孩子和财产都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他对他说的那套东西，他自己也不信。既然是大家都不信的东西，我认为它是不大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它没有可持续性。

学生：章老师您好，我觉得像现在很多所谓领导像您这些经历过文革的，这些人可能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受到负面的迫害，当年他们走上仕途应该很少人发誓我一定要当一个贪官，但是当他们到了权力的位置上，他们就这样，而且不是个体，导致整个中国又有第二次文化革命，压迫我们这代年轻人。我们在场坐的这些，现在听了这些讲座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话，您觉得有独立思考这个方向是在哪里？现在坐的这些人，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又是站在中国的权利位置上面，他们会不会又陷入这个循环，又使得这个社会变成这样，这个根源在哪里？

章立凡：我刚才讲到一点，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一个资讯匮乏的年代，我的同龄人，也就是你说的现在在台上的这部分人（当然我没在台上，我只是在这个讲台上），他们实际上也是从资讯匮乏的时代走过来的。我感觉这中间有很多人，他们管理的思想还是那个时代的管理思想，就是我讲的，在一个立体传播的时代，用一种平面媒体的管理方式来管理意识形态。我觉得这是他们知识结构欠缺和他们经历欠缺所造成的。

像毛泽东没有留过洋，你说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物也行，但是毛泽东的教育结构是有欠缺的。他对于他曾经经历过的教育制度，有深切的仇恨。因为他曾经被那些学者、教授们蔑视过，他觉得很受侮辱。所以他获得权力的时候，就要报复一下。我这样揣度好像有点小人之心了，但是我总是禁不住要这么想。

至 于你说你们这些人，未来变成社会主流以后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我经常想，我可能跟别人想问题不太一样，我喜欢从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以后的角度来想现在。我经常在想将来的人们会怎么样评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盛世还是停滞的时代？是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还是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

你你们这代人，现在的发展机遇对你们来讲不是很有利。恕我直言，现在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政府、企业的重要位置，都在60后、70后的手里，他们还不会很快的退出历史舞台。你们进入社会的时候，获得升迁和发展的机会不会特别多，因为好的位置不会有很多空出来，除非有更多的创业机会，有更多社会发展的空间，你们才有自己的天地，否则你们只能向体制内去谋求仕途、找出路，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我爸是李刚”之类的。如果不幸你没有好爹好妈的话，现有的体制对你们来讲，可能没有太多的空间。

其次就是企业，如果你自己没有资金，或是你爸爸不是富爸爸，是穷爸爸，这个社会的空间也不大。所以我有时候想，可能中国“愤怒的一代”就在你们或者比你们更晚些的代际出现。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找不到自己的空间，找不到发展的机遇。用现在的话就是变成“蚁族”了，想结婚没房，想工作没好工作等等一系列的困扰，用当前的一句话，你们可能变成“维稳的对象”。当然，这里说的是个人未来发展的问题。

当你们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会怎么样？在座大部分应该是独生子女吧？估计不是独生子女的人也会有。现在大家都在批评独生子女的政策，有了这个政策以后，就没有亲戚了，大家没有堂、表兄弟了，就没有横向的亲戚了，只有姻亲、直系血亲。这种情况下缺点当然是存在的，每个人都比较自我。我有时候也想，中国人本来就是太缺乏个性了，所以有可能那些很有个性的人出现在你们大家中间，而且不乏一些人成为人物，我想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更有可能造成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官方是这么看的话。我认为有可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希望，是在你们这些人中间，哪一位我不敢说，但是是这群人。

知识分子被体制挤压失去生存空间后该怎么办？

学生：刚才说到知识分子应该保持一种人格独立。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这个社会人们在走向体制还是体制在收编人们的问题，好比知识分子要做调查，你的来源在哪里，你的教授一个月只能证2000块钱，政府说给你3000块钱你搞这个调查，你的生活就有了保证。如果知识分子丧失了平台，体制在不停的收编人们，你不接受收编将失去你的生存空间。在中国也涌现出了这样一批人，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时候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您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接受这样体制的审问？

章立凡：这个问题提得特别有意思，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毛泽东给驯服了。当然大家会说各种政治运动，反右、文革、知识分子受打压，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方面，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单位制度。一个是户籍，一个是单位，户籍决定你的口粮，单位决定你的工资，这两样被控制，基本上知识分子就被控制了。毛时代之所以能建立那么强的思想控制，就是因为他手里有这么两张王牌。

在文革中，我去看一位学长，我那个时候是初中生，他是高中生，这位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文物鉴定师，当时我们俩也不知怎么说起我父亲的情况，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忆犹新——就范就有饭，整到你服了你才能有饭吃。我想这个道理是对的，你不就范你就可能没法活，那个时候为什么有很多人被整到最后自杀了，他不光是思想上的痛，他确实生计断了，他没法活了，这种情况导致要么就就范，要么就死掉。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还是有变化，现在活路比较多了，我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一个是生计手段比较多，这个地方不行那个地方还能活。所有的单位都不要我了，我卖文还可以卖出稿费来。你刚才说那几位的活法，他们基本上就是这种活法，他还能把他的文字变成他的生计，这是一种。

多元化首先是经济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有了，思想的多元化才有可能存在。我可以坦白的讲，现在在中国这种非常低稿费、纳税还非常高的情况下，如果单靠写文章来为生，过得是很紧巴的，不会有什么太富裕的日子过。除非你是一个畅销书作者，但是不等于不能活。

你你说平台的问题，我也遭遇过这种情况，某几个平台在某一天同时没有了，同时不能发声了，我本来也没有指望这些平台，我没有靠它吃饭，这是第一。二是平台太多了，这儿的平台没有了，我翻墙以后还有平台。网络媒体的平台暂时没有了，我还有其他媒体的平台，这就是多元化的好处。在一个信息时代要想彻底封杀某种声音或是某个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但是总体上来讲，很不容易做到。

主持人：谢谢章老师。